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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德 口述 杨效民 整理
家庭概况
我的祖籍是山西省五台县北高洪口村。村里的杨姓人家全部是北宋爱国名将杨业的后裔。从世传的家谱上看，到我父亲杨炳昌这一代，已是第40世。
耀远是我的祖父，共生4子。我的父亲是四子。生有姐姐桂芳，哥哥尊德，我和弟弟恒德。
我的家庭最初是一个贫寒而又封建的家庭，前辈小有功名，素以勤俭耕读为治家之训。父亲炳昌(字炽菴)，小时读了几年私塾，即被祖父送到本村的一座商店学徒。当时家境极为贫穷。父亲因不堪人们的歧视、商店的压迫与封建家庭的约束，私奔太原学徒，以后学会了织布，便跑到河北省平山县城西街的“意盛店”里当小伙计。这是一家布店，雇用的人不少。由于父亲小有文化、勤快吃苦和办事干练，得到掌柜的赏识，逐渐升为掌柜之一，家境开始好转。慢慢地家里有了耕地8亩和五六间房子，在本村的杂货商店也入了股。1921年12月26日，我在这个家庭出生。
当我八九岁的时候，父亲积累了点钱，又和朋友们借了不少钱，到太原和友人合办起“龙飞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同蒲铁路尚未修成，父亲买了5辆旧卡车，在车厢上架设了帆布棚，经营南到临汾、北到大同的客运业务，生意不错。不料，司机驾车不慎发生车祸，赔损巨大，加上晋钞跌落，客运业务即行倒闭，负债累累。为了生计，父亲又回到河北省平山县重操旧业，在平山县城的北街办起“增盛昌”布店，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在经营客运业务期间，哥哥尊德到太原第一中学读书。在这里，他接触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开始投入革命洪流，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并逐渐引导父亲走上革命的道路。
母亲刘金镯大父亲5岁，来自本村赤贫的家庭，为人宽厚，很善于勤俭治家。父母之间相敬如宾，父亲不在家的日子里，豆腐渣和糠菜终年不断，是主要的饭食之一。
姐姐桂芳大我8岁，是母亲日常生活的重要帮手，长大成人之后，由父亲做主嫁给了本县陈家庄一个殷实大户的儿子。姐夫李建章，从小读书，成人后在太原晋裕银号供职，七七事变后，他随银号撤往兰州8年，姐姐桂芳带着外甥阜山一直和母亲共同生活，帮助母亲度过了父亲和哥哥同时牺牲后的艰难岁月，直到全国解放。我一直敬如长辈。
泰来全商铺和家庭礼教
“泰来全”商铺是我祖父杨耀远在本村创立的家族性质的杂货铺，主要经营农村生活和生产劳动的各种日用杂货及农具，衬里的邮政业务开始之后，泰来全商铺一直代理村民们的信件邮寄，不收取分文报酬。每年春天的祈雨活动和正月十五“闹社火”等所用经费，全部由“泰来全”支出。
“泰来全”内部非常团结，无论哪一家有了事情和困难，遇婚丧大事，都必请各位家长来铺子里磋商，指派专人负责办理。谁家的生活遇到困难，或无米下锅，也由这里酌情给予救济。但是，严禁“抽大烟”和赌博，一经发现，就会施以家法严厉惩处，绝不轻饶。金朋是我的同龄族侄，一天在学校读书，课间活动时参加赌博游戏被发现，给叫到铺子里，水沾麻绳猛抽屁股，很多天疼痛难忍，只能爬着睡觉。
我的同辈族兄生德大哥那年已经五十多岁，由于生德大嫂平时对长辈不够尊敬，一天偶然顶了公公几句嘴，便代妻受过，被叫到铺子里跪下挨训，准备接受“杖手”的处罚。在他背后，顺序跪下十几个人陪伴听训。我恰巧进去看报纸，见此情形大惊，小声问一个同龄叔侄杨永是怎么回事，杨永惊恐地直摆手，说：“赶快跪下，不要说话”。
眼看生德大哥年逾五十就要被打，家族里几个上年纪的长辈一起出面说情，才免除了一场皮肉之苦。按照家规，女人不肖，男人受罚，男人回家再教训女人。
女孩子一到十二三岁年龄，就不许单独上街和参加村里的户外活动，即使是到了一年一度最热闹的正月十五元宵节，衬里闹“社火”和唱戏，也必须由长辈领着才能观看。各家的女孩子，只能在本村读初级小学，初通文化，不供到外村读高级小学。这也是我哥哥尊德和封建习俗斗争的结果，在此之前，女孩子一律不供上学，每到“大年”初三，铺子里吃饺子和农历八月十六早上吃“中秋”月饼，家庭里的女人，无论辈分和年龄大小，均不能去。而男孩子只要能抱着走的，就可以参加团聚。这是很明显的男女不平等。
从我记事起，每到“大年”初一的早上，杨氏宗族的老幼男人，按照辈分大小，年龄长幼，一批一批到同龄族叔杨世哲家的院里，写在白布上的家谱前，进行列队祭奠和跪拜，叫做“拜茔”。
再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二、清明、农历七月十五和十月初一，是上坟祭奠祖宗的日子，以“大年”初二这一次最为隆重。从杨氏第37世润汉起，家族墓地改迁至距北高洪口10里地的瑶芝村了，墓地在瑶芝村西侧、清水河南畔的半山腰上，紧靠坟墓有100多棵笔直钻天的松树掩映。
逢到上坟这一天要起早。早饭后，年迈的长辈骑骡马，青壮年的子弟或给长辈牵牲口，或拿供品纸扎顺序步行在后，一般都在50人左右。
祭奠的礼仪繁琐周到，非常隆重。长辈在前，后辈在后顺序列队，在“土神”前祭拜之后，再到祖宗墓前列队，燃香、摆供品、诵读祭文、烧纸，最后祭文和纸一起在跪拜中烧掉。祭文按照严格规定的格式以非常工整的毛笔字楷书写成，除写明生辰、忌日、年龄外，还要写上逝去长辈的生平功德。
村子北头，有座“五道庙”，是村里孩子们经常游戏玩耍的地方，有时也玩一点近似赌博的活动，比如拍洋片、弹玻璃球，谁输了就给一个玻璃球或洋片(画着古代人物的硬纸片)。我们兄弟是绝对被禁止去的，每天一放学，就必须到“泰来全”铺子里温习功课。父亲要求甚严，只要在家就要亲自检查。我由于字迹公正，经常得到父亲几块水果糖的奖励，这是十分开心的事情。
10岁以上的孩子，白天要帮助家里烧火、拉灶火风箱或扫院子，晚上学习记帐、打算盘。“腊月”时节放学回家的孩子，均到铺子里用毛笔字书写对联和祭文。对联内容，是我育昌伯父针对各家的情况早已拟定好的。比如哪一家如有生活铺张浪费现象，就要写上“勤俭持家好门风”的内容。
这种严格的家教，从小就给我留下深刻的烙印，以至在我参加革命的几十年中，从未有违犯纪律的现象发生。我的叔伯大哥盛德比我大二十多岁(杨永的父亲)，以后成为泰来全的常务掌柜。1938年秋，他和我父兄一起在反“扫荡”战斗中被俘，日军在他的胸前后背连砍数刀遇救未死。1938年盛德和其子杨永先后参加革命。全国解放后盛德曾在河北省商业系统长期担任领导职务；杨永解放后在山西省粮食厅担任处长，1967年初在“文革”初期不幸含冤去逝，1977年山西省委予以平反。北高洪口村杨家宗亲在战争年代，先后有十几人参加革命，没有一个犯有贪污腐化的错误行为，这和家庭从小的严格教育不无关系。
最令人头痛的是家长包办婚姻的习俗，丝毫不征求本人的意见，据我知道，整个家族里从来没有 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先例。
我父亲比母亲小5岁，结婚那年父亲才13岁(虚岁)，还是个孩子，拜完天地入“洞房”时，突然不见了。乡亲们四处寻找，终于半夜时分在牲口棚的草堆里找到熟睡的父亲，他是怕羞躲进了牲口棚。当母亲看见父亲被长辈抱进“洞房”的时候，不禁为自己一生的寄托而耽忧落泪。
哥哥尊德极力反对“包办”婚姻，但他年龄尚小，无力回天，只好屈就了有点罗圈腿、肤色有点黑的嫂子。嫂子叫改全，是陈家庄一个大户的女儿，上过六年小学，算是乡间罕见的有文化的姑娘。哥哥找育昌大伯据理抗婚，遭到严厉训斥，差点挨了打。尊德牺牲那年才20岁，没有生育后代，为了他这一支不断“香火”，后来由母亲和家族长辈做主，把弟弟恒德的大儿子忠民“过继”给了尊德。我当时只有一个女儿小云，弟弟恒德已有两儿一女。
在我十多岁的时候，父亲也曾给我选定了一门亲事，对方是河北村小财主张环的女儿，我们从未见过面。以后，抗日战争爆发，我15岁就离家参加了八路军，便没有成婚。1938年秋，父亲和哥哥一起在反“扫荡”战斗中被俘牺牲，我回家乡办理完丧事准备返回部队时，张环来到家里，要求教和他的女儿成婚，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贝到“老丈人”。当时母亲有意让我结婚，以育昌伯父为首的长辈极力赞同，理由是给母亲增加个帮手；而张环是怕战乱，女儿大了留在家里出意外。我一开始以双方还小，互不了解为理由推辞，遭到育昌伯父的斥责，便以父兄刚刚牺牲，尸骨未寒，热气未断，尚在哀期，大仇未报，不宜婚娶，迎合了旧礼教，才婉言拒绝。
母亲
1976年秋，母亲在家乡病故时，我不在她身边。当时正值唐山大地震后不久，我经常要去唐山完成救灾任务，同时由于毛泽东主席病逝，北京部队进入高度战备状态，加上粉碎“四人帮”集团，我不能回去为母亲奔丧，仅是发了一封唁电回五台老家。母亲的一切后事，均由弟媳和姐姐安排料理。之后第三年春天，我到山西检查工作时，才顺便回五台扫墓。当我站在父母亲和哥哥坟墓前那一刻，无数往事和他们的音容笑貌掠过眼前，心里极其难过，我把警卫员打发下山后，按照家庭的礼节规矩，给父母和哥哥跪下磕了头。突然之间，我非常理解了母亲终身不倦和虔诚地奠供父兄的一贯做法——每到饭食改善、来了客人要招待吃饭及各种节日，或有了稀罕好吃的东西，母亲必定要先拨出一点来，供奉到父亲、哥哥和弟弟牌位前，告诉他们今天是什么节日，或来了什么客人。
母亲宠辱不惊，极具大家风范，待人接物礼貌周到，是整个家庭的重要精神支柱。1937年10月，我投考了晋察冀抗日军政学校，母亲顾及我只有15岁，不让我走，但父亲同意后，她不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给我准备行装。夫唱妇随，是家里不成文的规矩。母亲怕我睡觉时蹬被子受凉，特地把被子做成了口袋状。出发时，她从梳妆盒里取出了三块大洋给我。当时，一块大洋要买一大口袋白面。这几块钱，一直到1940年夏天才用完。
1938年秋天，父兄牺牲，家中房子被烧，有十几位叔伯兄嫂被日军杀害，家中只剩母亲、嫂子、姐姐和年幼的弟弟，悲惨之情难以言喻。但母亲没有倒下，她想要我回家乡工作，但当我坚决要返回部队时，她不再反对。母亲、姐姐、嫂子和年幼的弟弟身披重孝，冒着凛冽寒风在村口送我返回部队，我泪流满面，我给母亲跪下磕头后，牵过战马，不敢再回头看她们一眼，任凭眼泪流着，翻身上马，毅然离开了村子。直到1950年4月，我在从陕西三原六十三军一八七师调往华北军区司令部的中途，才借机回到故乡五台县北高洪口，见到了已经年迈的母亲。
弟弟恒德是母亲最疼爱的小儿子，抗美援朝牺牲后，本来是瞒着母亲的，一年之后，母亲知道了噩耗，变得精神恍惚，经常一个人站在村口遥望远方，几至黄昏。村里人怕天黑后村边有狼出没，急给太原写信。最后，是姐姐托人把她接到太原，又到北京，数年之后，精神渐好。
由此，母亲非常疼爱弟媳云香，母亲生前在家乡的最后日子里曾喂养了几只母鸡，有了鸡蛋，都要放到罐子里等云香回去，任何人不许吃。
1955年，改为薪金制后，母亲知道我抚养照顾子侄的经济负担较重，从来没有张口向我提出过任何要求，我每月15元生活费按时寄给她。1971年底，我从陕西。阳二机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带领子侄回家乡看望母亲时，发现每月15元根本不够母亲日常生活开支，才增加到每月20元。1960年，我由北京高等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分配到初创不久的国防科委担任第一局局长。正值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人吃不饱，粮食副食按人定量供应。一天早上，母亲打扫客厅卫生时，在沙发后面发现了一瓶汽车机油，在阳光照射下透亮清净，以为是一瓶炒菜的胡麻油，便悄悄藏起来。到了“冬至”那天中午，母亲用这油包了饺子，不让孩子们吃，说要等挣钱的人回来先吃。中午时分，我和英敏回家吃饭，吃到半饱，就觉得味道不对。母亲不高兴了，说“我做了一辈子的饭，还不如你，不想吃就算了，娃娃们还等着吃呢。”下午一上班，我和英敏分别在单位上吐下泻：医生怀疑是食物中毒。国防科委保卫部门到家里调查，粮食、蔬菜、调料、炊具和水，都没有问题，最后母亲拿出油时，我的司机说，那是他放在沙发后面的一瓶汽车发动机润滑油，这才真相大白。但是母亲和孩子们吃了这顿饺子，却平安无事。这件事，给了母亲很大的教训，说“不念书，就是不行”。
上世纪50年代，母亲已近70岁，按家乡的习俗，她为自己准备了棺木。一次母亲来北京小住，晚饭后和我叙起家常时，说到了人百年之后的安葬。我告诉母亲，党中央要求城市里的人如果死了，一定要火葬。母亲问道：“我要死了，也要火葬?”我点点头。不料母亲火了，说：“春和子(我的小名)，我把你拉扯大了，我以后死了，你就把妈烧了呀?”几天后，母亲坚持回老家，怎么挽留都不行。这是母亲和我唯一的一次生气，她决心百年之后和父亲土葬在一起，我能理解。令人想不到的是，母亲也能理解我，事后多年，姐姐和我说起此事，她告诉我，母亲曾说：“春和子是公家的人，他得听公家的话。”
1975年春，我借检查工作之机回去看望母亲。分别时，年逾九十的母亲手里拿着一包东西急赶过来，我怕她摔倒，赶快上前扶住，母亲很利索地把东西装入我的口袋，掏出来看时，竟是装满一信封炒熟了的南瓜籽，连我的警卫员都笑了。在母亲眼里，我仍是孩子。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
父兄的影响和教育
父亲走南闯北，家里有8亩地雇人耕种，收成四六开，雇工得四成，家里得六成，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父亲经商的收入。父亲为人豪爽，待人热情，喜欢结交朋友，是一位知名的小绅士，他说：“买房置地会使子弟依赖产业，不劳而食，反而毒害了子弟。”即使到了家境富裕的时期，父亲也没有再 买房置地。据最高检察院的赵鹏飞同志回忆，父亲参加革命前，曾入过国民党，后来在尊德的引导下参加了共产党和八路军。
父亲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比较开明和民主。哥哥放假在家里和我们聊天时，讲到苏联的集体农庄，苏联红军及小说《铁流》、《毁灭》，父亲在一旁抽烟默听，从不插话。甚至有时哥哥对姐姐说：“将来的社会男女平等，女孩子也要上大学，也要分家产”时，父亲也不反对训斥。
父亲为人正直，爱打抱不平，不畏权势。河北省平山县豪绅张梦九，利用担任“平山救济院长”一职，贪污巨款，群众敢怒不敢言。父亲联合平山各界人士控告张梦九。因张梦九家资雄厚，向国民党法院行贿，反将我父亲等多人，以诬告名义逮捕入狱数月。后经平山各界保释。父亲不服，又层层上诉。1947年土改时，张梦九终于被政府镇压处决。
父亲看我成绩不错，在我高小毕业后，要我到平山跟他学习经商。我当时年少，一向轻视商人，认为工农商学兵中，唯有商人是惟利是图的，完全是为了自己赚钱，对国家贡献不大，对父亲经商很不满意，但是不敢违命，只得跟父亲到平山去。
在平山县城的“增盛昌”布店里，我的任务是伺候住在布店里的客商，打扫屋子、铡草、担水、端饭、铺床叠被、倒尿壶等零杂差事。我很不愿意在平山长此下去，就常找些书看和阅读一些文章，瞅准机会就和父亲提出继续读书升学的要求。父亲见我一心学，只好让我回家上学。我曾到太原投考过中学，“山汉进城”，记错了考期，我找到在“晋裕”银号的姐夫李建章，由他资助我返回五台。我又回到耿镇第二高级小学，一面补学，一面帮助校方工作，学习了一些中学科目和古文。这段时期，我得到尊德很大的帮助。哥哥尊德很早就富有革命思想，在家庭里坚决反对根深蒂固的封建习俗，经常和几位伯父发生辩论和争吵。我的读书生活将近十年，他给我看过很多杂志和小说，常讲述一些苏联的革命故事。他的毛笔字很好，练柳体，很得育昌伯父称赞。我也练柳体，哥哥从字的间架结构讲起，手把手地帮助我。
在我快上中学时，第一次从哥哥嘴里听到中国王农红军及其从南方到陕西北部的转移，知道了毛泽东、朱德、刘志丹的名字。他给我讲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和窥视华北的野心，详细告诉我西安事变中，为什么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捉到蒋介石又放走的原因，使我倍加惊奇。我不知道他早已是一名共产党员。
1938年哥哥牺牲后，赵冠英同志给我看中共晋察冀二地委党刊《前线》和晋察冀边区政府《建国日报》的悼念文章时，才知道哥哥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他把父亲也逐步引向革命道路。这两份报纸可惜在“文革”时期“造反派”抄家时失落了。
在哥哥的影响下，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参加革命，直至1941年，由于战争环境的紧张才停止。
我是6岁那年春天入本村初级小学，12岁毕业后考入耿镇第二高小。
耿镇第二高小，是一所治学严谨的高级小学，师资力量深厚。校长刘国治毕业于山西大学，是兼语文和历史课的老师。他对学生要求很严，一些学习不太用功的同学常受到他严厉训斥和体罚。他还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他上历史课时，常给同学们穿插一些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大家现在努力学习，将来报效国家。
我们兄弟三人都是他的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治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战区的部队，担任过少将秘书长，后来，在1949年，解放太原的战役中被我军俘虏。全国解放以后，我还去战犯管理所看望过刘国治老师，这是后话了。
当时学校的生活非常艰苦，条件很差，教学设备简陋，图书馆小的可怜，基本上没有可以参考的辅助书籍。学生的伙食主要是学生从家里交来的玉米面、高梁面、小米等杂粮，蔬菜就是土豆和萝卜，很难看见一点油花。
我的学习成绩不错，写的毛笔字也常在学校里展览，有几篇作文还被送到太原国民师范主办的刊物“教育改进”上发表，经常得到校方表扬。我在学生会担任文艺宣传委员，学校里搞一些墙报，我是主要的编辑之一。
以后不久，我投考了五台县河边村阎锡山办的“川至中学”，在500多名考生中，取得了第7名的成绩。
河边村是阎锡山的老家，他一手办起“川至中学”，学校当局宣布纪律：“苦学救国、不问政治”，尽管如此，在高年级的学生之中，仍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秘密活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开始，日军飞机轰炸了河边村和川至中学，学校停课，我失学回家。此时，父亲和哥哥早已在家乡分别参加抗日的军政工作。
村里成立了儿童团，杨世哲任团长(以后参加了革命，担任过五台县抗日政权的教育科长)，我任副团长，我很不满足这个工作，决心走父兄的路，投笔从戎，到前线去，不料遭到母亲坚决反对，说我年龄还小，打日本上前线是大人们的事情。
于是，我瞒着母亲，在父亲和哥哥的支持下，到五台县第二区抗日动员委员会写了介绍信，和本村的一位表哥刘仁章跑到离村60多里的门限石村，报名参加晋察冀边区抗日军政学校的考试。
校址设在门限石村杨爱源的住宅。杨爱源曾是阎锡山部第三十四军军长，后为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学校校长是晋察冀边区政府主席宋邵文(全国解放后，曾任国家计委主任)。这所学校在1937年11月间开办，是为边区政府培养地方武装、地方政府机关和各级抗日组织军政干部的学校。
报名时，我多报了两岁，因为不到18岁不录取。
首先进行口试，我早有准备，对答如流。在问过家庭情况，对抗日斗争的认识，以及投考学校的目的后，考官嫌我个头小，怀疑年龄不足18岁，要我先回去，等个头长高一些再来。我据理力争，坚决不走。这时过来一位年纪较大的考官，他们商量一下，又问我：“你为什么要参加抗日?”我有点生气，理直气壮地回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家都抗日，我为什么不能?”所有在场的考官都笑了，很满意我的回答。
经过文化考试之后，我和表哥刘仁章被当场确定正式录取。刘仁章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曾任我第六十四军机要科长，以后在总参军交部和天津解放军交通运输大学担任过领导职务。
晋察冀边区政府抗日军政学校开学20余天，由于缺少师资，并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抗日军政千部学校第一期，编为第四大队的第一、第二两个区队。校长孙毅，河北大城县人，是参加过“宁都兵暴”的老红军干部，曾任中国王农红军第一军团参谋长，有着非常丰富的斗争经验。
大队长魏文建，安徽六安人，是一位年轻精干的红军干部。我所在的第二区队，队长罗日保，江西人，也是红军干部。我的班长周兴武，是日军进攻太原时，在傅作义三十五军撤离中跑出来参加八路军的。全班共12个人。
我很幸运，能和父兄一样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在晋察冀军区抗日军政学校同期的几位同学，感慨尊德和父亲一起投入革命洪流，曾赋诗给父亲，以毛笔楷书在一张麻纸上：
赠耿镇军用代办所杨所长：
父藏经纶劳国事，
子怀民族早鹏飞。
古训有子必有父，
荣范全民肇磐基。
八路军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张鑫、李俊根、杜坚同赠1983年。
我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受军委聂荣臻副主席委托，奉命担任了北京军区战史组长一职。
在编写修改和出版《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及《华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过程中，闲暇之余我常思考，精神财富和好的传统，应该让子孙后代传承下去。作为战争幸存者，我有责任把父兄这一辈人流血牺牲的经历告诉后人，不要忘记了过去。
责编 卢成
家庭概况
我的祖籍是山西省五台县北高洪口村。村里的杨姓人家全部是北宋爱国名将杨业的后裔。从世传的家谱上看，到我父亲杨炳昌这一代，已是第40世。
耀远是我的祖父，共生4子。我的父亲是四子。生有姐姐桂芳，哥哥尊德，我和弟弟恒德。
我的家庭最初是一个贫寒而又封建的家庭，前辈小有功名，素以勤俭耕读为治家之训。父亲炳昌(字炽菴)，小时读了几年私塾，即被祖父送到本村的一座商店学徒。当时家境极为贫穷。父亲因不堪人们的歧视、商店的压迫与封建家庭的约束，私奔太原学徒，以后学会了织布，便跑到河北省平山县城西街的“意盛店”里当小伙计。这是一家布店，雇用的人不少。由于父亲小有文化、勤快吃苦和办事干练，得到掌柜的赏识，逐渐升为掌柜之一，家境开始好转。慢慢地家里有了耕地8亩和五六间房子，在本村的杂货商店也入了股。1921年12月26日，我在这个家庭出生。
当我八九岁的时候，父亲积累了点钱，又和朋友们借了不少钱，到太原和友人合办起“龙飞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同蒲铁路尚未修成，父亲买了5辆旧卡车，在车厢上架设了帆布棚，经营南到临汾、北到大同的客运业务，生意不错。不料，司机驾车不慎发生车祸，赔损巨大，加上晋钞跌落，客运业务即行倒闭，负债累累。为了生计，父亲又回到河北省平山县重操旧业，在平山县城的北街办起“增盛昌”布店，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在经营客运业务期间，哥哥尊德到太原第一中学读书。在这里，他接触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开始投入革命洪流，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并逐渐引导父亲走上革命的道路。
母亲刘金镯大父亲5岁，来自本村赤贫的家庭，为人宽厚，很善于勤俭治家。父母之间相敬如宾，父亲不在家的日子里，豆腐渣和糠菜终年不断，是主要的饭食之一。
姐姐桂芳大我8岁，是母亲日常生活的重要帮手，长大成人之后，由父亲做主嫁给了本县陈家庄一个殷实大户的儿子。姐夫李建章，从小读书，成人后在太原晋裕银号供职，七七事变后，他随银号撤往兰州8年，姐姐桂芳带着外甥阜山一直和母亲共同生活，帮助母亲度过了父亲和哥哥同时牺牲后的艰难岁月，直到全国解放。我一直敬如长辈。
泰来全商铺和家庭礼教
“泰来全”商铺是我祖父杨耀远在本村创立的家族性质的杂货铺，主要经营农村生活和生产劳动的各种日用杂货及农具，衬里的邮政业务开始之后，泰来全商铺一直代理村民们的信件邮寄，不收取分文报酬。每年春天的祈雨活动和正月十五“闹社火”等所用经费，全部由“泰来全”支出。
“泰来全”内部非常团结，无论哪一家有了事情和困难，遇婚丧大事，都必请各位家长来铺子里磋商，指派专人负责办理。谁家的生活遇到困难，或无米下锅，也由这里酌情给予救济。但是，严禁“抽大烟”和赌博，一经发现，就会施以家法严厉惩处，绝不轻饶。金朋是我的同龄族侄，一天在学校读书，课间活动时参加赌博游戏被发现，给叫到铺子里，水沾麻绳猛抽屁股，很多天疼痛难忍，只能爬着睡觉。
我的同辈族兄生德大哥那年已经五十多岁，由于生德大嫂平时对长辈不够尊敬，一天偶然顶了公公几句嘴，便代妻受过，被叫到铺子里跪下挨训，准备接受“杖手”的处罚。在他背后，顺序跪下十几个人陪伴听训。我恰巧进去看报纸，见此情形大惊，小声问一个同龄叔侄杨永是怎么回事，杨永惊恐地直摆手，说：“赶快跪下，不要说话”。
眼看生德大哥年逾五十就要被打，家族里几个上年纪的长辈一起出面说情，才免除了一场皮肉之苦。按照家规，女人不肖，男人受罚，男人回家再教训女人。
女孩子一到十二三岁年龄，就不许单独上街和参加村里的户外活动，即使是到了一年一度最热闹的正月十五元宵节，衬里闹“社火”和唱戏，也必须由长辈领着才能观看。各家的女孩子，只能在本村读初级小学，初通文化，不供到外村读高级小学。这也是我哥哥尊德和封建习俗斗争的结果，在此之前，女孩子一律不供上学，每到“大年”初三，铺子里吃饺子和农历八月十六早上吃“中秋”月饼，家庭里的女人，无论辈分和年龄大小，均不能去。而男孩子只要能抱着走的，就可以参加团聚。这是很明显的男女不平等。
从我记事起，每到“大年”初一的早上，杨氏宗族的老幼男人，按照辈分大小，年龄长幼，一批一批到同龄族叔杨世哲家的院里，写在白布上的家谱前，进行列队祭奠和跪拜，叫做“拜茔”。
再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二、清明、农历七月十五和十月初一，是上坟祭奠祖宗的日子，以“大年”初二这一次最为隆重。从杨氏第37世润汉起，家族墓地改迁至距北高洪口10里地的瑶芝村了，墓地在瑶芝村西侧、清水河南畔的半山腰上，紧靠坟墓有100多棵笔直钻天的松树掩映。
逢到上坟这一天要起早。早饭后，年迈的长辈骑骡马，青壮年的子弟或给长辈牵牲口，或拿供品纸扎顺序步行在后，一般都在50人左右。
祭奠的礼仪繁琐周到，非常隆重。长辈在前，后辈在后顺序列队，在“土神”前祭拜之后，再到祖宗墓前列队，燃香、摆供品、诵读祭文、烧纸，最后祭文和纸一起在跪拜中烧掉。祭文按照严格规定的格式以非常工整的毛笔字楷书写成，除写明生辰、忌日、年龄外，还要写上逝去长辈的生平功德。
村子北头，有座“五道庙”，是村里孩子们经常游戏玩耍的地方，有时也玩一点近似赌博的活动，比如拍洋片、弹玻璃球，谁输了就给一个玻璃球或洋片(画着古代人物的硬纸片)。我们兄弟是绝对被禁止去的，每天一放学，就必须到“泰来全”铺子里温习功课。父亲要求甚严，只要在家就要亲自检查。我由于字迹公正，经常得到父亲几块水果糖的奖励，这是十分开心的事情。
10岁以上的孩子，白天要帮助家里烧火、拉灶火风箱或扫院子，晚上学习记帐、打算盘。“腊月”时节放学回家的孩子，均到铺子里用毛笔字书写对联和祭文。对联内容，是我育昌伯父针对各家的情况早已拟定好的。比如哪一家如有生活铺张浪费现象，就要写上“勤俭持家好门风”的内容。
这种严格的家教，从小就给我留下深刻的烙印，以至在我参加革命的几十年中，从未有违犯纪律的现象发生。我的叔伯大哥盛德比我大二十多岁(杨永的父亲)，以后成为泰来全的常务掌柜。1938年秋，他和我父兄一起在反“扫荡”战斗中被俘，日军在他的胸前后背连砍数刀遇救未死。1938年盛德和其子杨永先后参加革命。全国解放后盛德曾在河北省商业系统长期担任领导职务；杨永解放后在山西省粮食厅担任处长，1967年初在“文革”初期不幸含冤去逝，1977年山西省委予以平反。北高洪口村杨家宗亲在战争年代，先后有十几人参加革命，没有一个犯有贪污腐化的错误行为，这和家庭从小的严格教育不无关系。
最令人头痛的是家长包办婚姻的习俗，丝毫不征求本人的意见，据我知道，整个家族里从来没有 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先例。
我父亲比母亲小5岁，结婚那年父亲才13岁(虚岁)，还是个孩子，拜完天地入“洞房”时，突然不见了。乡亲们四处寻找，终于半夜时分在牲口棚的草堆里找到熟睡的父亲，他是怕羞躲进了牲口棚。当母亲看见父亲被长辈抱进“洞房”的时候，不禁为自己一生的寄托而耽忧落泪。
哥哥尊德极力反对“包办”婚姻，但他年龄尚小，无力回天，只好屈就了有点罗圈腿、肤色有点黑的嫂子。嫂子叫改全，是陈家庄一个大户的女儿，上过六年小学，算是乡间罕见的有文化的姑娘。哥哥找育昌大伯据理抗婚，遭到严厉训斥，差点挨了打。尊德牺牲那年才20岁，没有生育后代，为了他这一支不断“香火”，后来由母亲和家族长辈做主，把弟弟恒德的大儿子忠民“过继”给了尊德。我当时只有一个女儿小云，弟弟恒德已有两儿一女。
在我十多岁的时候，父亲也曾给我选定了一门亲事，对方是河北村小财主张环的女儿，我们从未见过面。以后，抗日战争爆发，我15岁就离家参加了八路军，便没有成婚。1938年秋，父亲和哥哥一起在反“扫荡”战斗中被俘牺牲，我回家乡办理完丧事准备返回部队时，张环来到家里，要求教和他的女儿成婚，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贝到“老丈人”。当时母亲有意让我结婚，以育昌伯父为首的长辈极力赞同，理由是给母亲增加个帮手；而张环是怕战乱，女儿大了留在家里出意外。我一开始以双方还小，互不了解为理由推辞，遭到育昌伯父的斥责，便以父兄刚刚牺牲，尸骨未寒，热气未断，尚在哀期，大仇未报，不宜婚娶，迎合了旧礼教，才婉言拒绝。
母亲
1976年秋，母亲在家乡病故时，我不在她身边。当时正值唐山大地震后不久，我经常要去唐山完成救灾任务，同时由于毛泽东主席病逝，北京部队进入高度战备状态，加上粉碎“四人帮”集团，我不能回去为母亲奔丧，仅是发了一封唁电回五台老家。母亲的一切后事，均由弟媳和姐姐安排料理。之后第三年春天，我到山西检查工作时，才顺便回五台扫墓。当我站在父母亲和哥哥坟墓前那一刻，无数往事和他们的音容笑貌掠过眼前，心里极其难过，我把警卫员打发下山后，按照家庭的礼节规矩，给父母和哥哥跪下磕了头。突然之间，我非常理解了母亲终身不倦和虔诚地奠供父兄的一贯做法——每到饭食改善、来了客人要招待吃饭及各种节日，或有了稀罕好吃的东西，母亲必定要先拨出一点来，供奉到父亲、哥哥和弟弟牌位前，告诉他们今天是什么节日，或来了什么客人。
母亲宠辱不惊，极具大家风范，待人接物礼貌周到，是整个家庭的重要精神支柱。1937年10月，我投考了晋察冀抗日军政学校，母亲顾及我只有15岁，不让我走，但父亲同意后，她不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给我准备行装。夫唱妇随，是家里不成文的规矩。母亲怕我睡觉时蹬被子受凉，特地把被子做成了口袋状。出发时，她从梳妆盒里取出了三块大洋给我。当时，一块大洋要买一大口袋白面。这几块钱，一直到1940年夏天才用完。
1938年秋天，父兄牺牲，家中房子被烧，有十几位叔伯兄嫂被日军杀害，家中只剩母亲、嫂子、姐姐和年幼的弟弟，悲惨之情难以言喻。但母亲没有倒下，她想要我回家乡工作，但当我坚决要返回部队时，她不再反对。母亲、姐姐、嫂子和年幼的弟弟身披重孝，冒着凛冽寒风在村口送我返回部队，我泪流满面，我给母亲跪下磕头后，牵过战马，不敢再回头看她们一眼，任凭眼泪流着，翻身上马，毅然离开了村子。直到1950年4月，我在从陕西三原六十三军一八七师调往华北军区司令部的中途，才借机回到故乡五台县北高洪口，见到了已经年迈的母亲。
弟弟恒德是母亲最疼爱的小儿子，抗美援朝牺牲后，本来是瞒着母亲的，一年之后，母亲知道了噩耗，变得精神恍惚，经常一个人站在村口遥望远方，几至黄昏。村里人怕天黑后村边有狼出没，急给太原写信。最后，是姐姐托人把她接到太原，又到北京，数年之后，精神渐好。
由此，母亲非常疼爱弟媳云香，母亲生前在家乡的最后日子里曾喂养了几只母鸡，有了鸡蛋，都要放到罐子里等云香回去，任何人不许吃。
1955年，改为薪金制后，母亲知道我抚养照顾子侄的经济负担较重，从来没有张口向我提出过任何要求，我每月15元生活费按时寄给她。1971年底，我从陕西。阳二机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带领子侄回家乡看望母亲时，发现每月15元根本不够母亲日常生活开支，才增加到每月20元。1960年，我由北京高等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分配到初创不久的国防科委担任第一局局长。正值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人吃不饱，粮食副食按人定量供应。一天早上，母亲打扫客厅卫生时，在沙发后面发现了一瓶汽车机油，在阳光照射下透亮清净，以为是一瓶炒菜的胡麻油，便悄悄藏起来。到了“冬至”那天中午，母亲用这油包了饺子，不让孩子们吃，说要等挣钱的人回来先吃。中午时分，我和英敏回家吃饭，吃到半饱，就觉得味道不对。母亲不高兴了，说“我做了一辈子的饭，还不如你，不想吃就算了，娃娃们还等着吃呢。”下午一上班，我和英敏分别在单位上吐下泻：医生怀疑是食物中毒。国防科委保卫部门到家里调查，粮食、蔬菜、调料、炊具和水，都没有问题，最后母亲拿出油时，我的司机说，那是他放在沙发后面的一瓶汽车发动机润滑油，这才真相大白。但是母亲和孩子们吃了这顿饺子，却平安无事。这件事，给了母亲很大的教训，说“不念书，就是不行”。
上世纪50年代，母亲已近70岁，按家乡的习俗，她为自己准备了棺木。一次母亲来北京小住，晚饭后和我叙起家常时，说到了人百年之后的安葬。我告诉母亲，党中央要求城市里的人如果死了，一定要火葬。母亲问道：“我要死了，也要火葬?”我点点头。不料母亲火了，说：“春和子(我的小名)，我把你拉扯大了，我以后死了，你就把妈烧了呀?”几天后，母亲坚持回老家，怎么挽留都不行。这是母亲和我唯一的一次生气，她决心百年之后和父亲土葬在一起，我能理解。令人想不到的是，母亲也能理解我，事后多年，姐姐和我说起此事，她告诉我，母亲曾说：“春和子是公家的人，他得听公家的话。”
1975年春，我借检查工作之机回去看望母亲。分别时，年逾九十的母亲手里拿着一包东西急赶过来，我怕她摔倒，赶快上前扶住，母亲很利索地把东西装入我的口袋，掏出来看时，竟是装满一信封炒熟了的南瓜籽，连我的警卫员都笑了。在母亲眼里，我仍是孩子。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
父兄的影响和教育
父亲走南闯北，家里有8亩地雇人耕种，收成四六开，雇工得四成，家里得六成，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父亲经商的收入。父亲为人豪爽，待人热情，喜欢结交朋友，是一位知名的小绅士，他说：“买房置地会使子弟依赖产业，不劳而食，反而毒害了子弟。”即使到了家境富裕的时期，父亲也没有再 买房置地。据最高检察院的赵鹏飞同志回忆，父亲参加革命前，曾入过国民党，后来在尊德的引导下参加了共产党和八路军。
父亲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比较开明和民主。哥哥放假在家里和我们聊天时，讲到苏联的集体农庄，苏联红军及小说《铁流》、《毁灭》，父亲在一旁抽烟默听，从不插话。甚至有时哥哥对姐姐说：“将来的社会男女平等，女孩子也要上大学，也要分家产”时，父亲也不反对训斥。
父亲为人正直，爱打抱不平，不畏权势。河北省平山县豪绅张梦九，利用担任“平山救济院长”一职，贪污巨款，群众敢怒不敢言。父亲联合平山各界人士控告张梦九。因张梦九家资雄厚，向国民党法院行贿，反将我父亲等多人，以诬告名义逮捕入狱数月。后经平山各界保释。父亲不服，又层层上诉。1947年土改时，张梦九终于被政府镇压处决。
父亲看我成绩不错，在我高小毕业后，要我到平山跟他学习经商。我当时年少，一向轻视商人，认为工农商学兵中，唯有商人是惟利是图的，完全是为了自己赚钱，对国家贡献不大，对父亲经商很不满意，但是不敢违命，只得跟父亲到平山去。
在平山县城的“增盛昌”布店里，我的任务是伺候住在布店里的客商，打扫屋子、铡草、担水、端饭、铺床叠被、倒尿壶等零杂差事。我很不愿意在平山长此下去，就常找些书看和阅读一些文章，瞅准机会就和父亲提出继续读书升学的要求。父亲见我一心学，只好让我回家上学。我曾到太原投考过中学，“山汉进城”，记错了考期，我找到在“晋裕”银号的姐夫李建章，由他资助我返回五台。我又回到耿镇第二高级小学，一面补学，一面帮助校方工作，学习了一些中学科目和古文。这段时期，我得到尊德很大的帮助。哥哥尊德很早就富有革命思想，在家庭里坚决反对根深蒂固的封建习俗，经常和几位伯父发生辩论和争吵。我的读书生活将近十年，他给我看过很多杂志和小说，常讲述一些苏联的革命故事。他的毛笔字很好，练柳体，很得育昌伯父称赞。我也练柳体，哥哥从字的间架结构讲起，手把手地帮助我。
在我快上中学时，第一次从哥哥嘴里听到中国王农红军及其从南方到陕西北部的转移，知道了毛泽东、朱德、刘志丹的名字。他给我讲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和窥视华北的野心，详细告诉我西安事变中，为什么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捉到蒋介石又放走的原因，使我倍加惊奇。我不知道他早已是一名共产党员。
1938年哥哥牺牲后，赵冠英同志给我看中共晋察冀二地委党刊《前线》和晋察冀边区政府《建国日报》的悼念文章时，才知道哥哥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他把父亲也逐步引向革命道路。这两份报纸可惜在“文革”时期“造反派”抄家时失落了。
在哥哥的影响下，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参加革命，直至1941年，由于战争环境的紧张才停止。
我是6岁那年春天入本村初级小学，12岁毕业后考入耿镇第二高小。
耿镇第二高小，是一所治学严谨的高级小学，师资力量深厚。校长刘国治毕业于山西大学，是兼语文和历史课的老师。他对学生要求很严，一些学习不太用功的同学常受到他严厉训斥和体罚。他还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他上历史课时，常给同学们穿插一些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大家现在努力学习，将来报效国家。
我们兄弟三人都是他的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治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战区的部队，担任过少将秘书长，后来，在1949年，解放太原的战役中被我军俘虏。全国解放以后，我还去战犯管理所看望过刘国治老师，这是后话了。
当时学校的生活非常艰苦，条件很差，教学设备简陋，图书馆小的可怜，基本上没有可以参考的辅助书籍。学生的伙食主要是学生从家里交来的玉米面、高梁面、小米等杂粮，蔬菜就是土豆和萝卜，很难看见一点油花。
我的学习成绩不错，写的毛笔字也常在学校里展览，有几篇作文还被送到太原国民师范主办的刊物“教育改进”上发表，经常得到校方表扬。我在学生会担任文艺宣传委员，学校里搞一些墙报，我是主要的编辑之一。
以后不久，我投考了五台县河边村阎锡山办的“川至中学”，在500多名考生中，取得了第7名的成绩。
河边村是阎锡山的老家，他一手办起“川至中学”，学校当局宣布纪律：“苦学救国、不问政治”，尽管如此，在高年级的学生之中，仍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秘密活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开始，日军飞机轰炸了河边村和川至中学，学校停课，我失学回家。此时，父亲和哥哥早已在家乡分别参加抗日的军政工作。
村里成立了儿童团，杨世哲任团长(以后参加了革命，担任过五台县抗日政权的教育科长)，我任副团长，我很不满足这个工作，决心走父兄的路，投笔从戎，到前线去，不料遭到母亲坚决反对，说我年龄还小，打日本上前线是大人们的事情。
于是，我瞒着母亲，在父亲和哥哥的支持下，到五台县第二区抗日动员委员会写了介绍信，和本村的一位表哥刘仁章跑到离村60多里的门限石村，报名参加晋察冀边区抗日军政学校的考试。
校址设在门限石村杨爱源的住宅。杨爱源曾是阎锡山部第三十四军军长，后为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学校校长是晋察冀边区政府主席宋邵文(全国解放后，曾任国家计委主任)。这所学校在1937年11月间开办，是为边区政府培养地方武装、地方政府机关和各级抗日组织军政干部的学校。
报名时，我多报了两岁，因为不到18岁不录取。
首先进行口试，我早有准备，对答如流。在问过家庭情况，对抗日斗争的认识，以及投考学校的目的后，考官嫌我个头小，怀疑年龄不足18岁，要我先回去，等个头长高一些再来。我据理力争，坚决不走。这时过来一位年纪较大的考官，他们商量一下，又问我：“你为什么要参加抗日?”我有点生气，理直气壮地回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家都抗日，我为什么不能?”所有在场的考官都笑了，很满意我的回答。
经过文化考试之后，我和表哥刘仁章被当场确定正式录取。刘仁章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曾任我第六十四军机要科长，以后在总参军交部和天津解放军交通运输大学担任过领导职务。
晋察冀边区政府抗日军政学校开学20余天，由于缺少师资，并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抗日军政千部学校第一期，编为第四大队的第一、第二两个区队。校长孙毅，河北大城县人，是参加过“宁都兵暴”的老红军干部，曾任中国王农红军第一军团参谋长，有着非常丰富的斗争经验。
大队长魏文建，安徽六安人，是一位年轻精干的红军干部。我所在的第二区队，队长罗日保，江西人，也是红军干部。我的班长周兴武，是日军进攻太原时，在傅作义三十五军撤离中跑出来参加八路军的。全班共12个人。
我很幸运，能和父兄一样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在晋察冀军区抗日军政学校同期的几位同学，感慨尊德和父亲一起投入革命洪流，曾赋诗给父亲，以毛笔楷书在一张麻纸上：
赠耿镇军用代办所杨所长：
父藏经纶劳国事，
子怀民族早鹏飞。
古训有子必有父，
荣范全民肇磐基。
八路军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张鑫、李俊根、杜坚同赠1983年。
我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受军委聂荣臻副主席委托，奉命担任了北京军区战史组长一职。
在编写修改和出版《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及《华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过程中，闲暇之余我常思考，精神财富和好的传统，应该让子孙后代传承下去。作为战争幸存者，我有责任把父兄这一辈人流血牺牲的经历告诉后人，不要忘记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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