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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可以说是现代人心头的一等大事，特别是房价不断上涨的形势，令这个话题久盛不衰。面对房地产市场里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我们不禁要问，是否只有现代人才会面对如此紧张的房产问题？如果生活在古代，我们还需要为住房发愁吗？
土地交易与房地产开发商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房地产交易也就是最近二十几年的事情，而售楼部、开发商、分期付款、按揭、开盘、过户，这些热门词汇出现的时间还更晚。其实，事情并非如此。根据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证明，中国在西周时就出现了土地交易，在战国时就有了房屋买卖。
在一个名字叫“盉”的西周青铜器上，就刻有一段关于地产交易的铭文。其意思大致是：公元前919年农历三月，一个叫矩伯的人分两次把1300亩土地抵押给一个叫裘卫的人，换来了价值100串贝壳的几件奢侈品，包括两块玉，一件鹿皮披肩和一条带花的围裙。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宗不动产交易。
有人买地，有人卖地，说明当时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有了雏形。
在隋唐时，有人专门开发商铺，在盖好之后将其租出去或卖出去。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可算是开发商。
有个叫窦乂的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窦乂出生在陕西，小时候父母双亡，无依无靠，跟着舅舅一块儿生活。他舅舅是个公务员，住在长安城。窦乂先通过卖鞋、卖树等生意赚了一些钱，后来有了80万钱的身家，于是开始向房地产行业进军。当时长安西市有一个废弃的化粪池，面积不小，有十几亩，闲置了七八年一直没人买。窦乂把它买了下来，雇人填平，在上面盖了20间店铺，租给波斯胡人做生意，平均每天可收上几千钱的房租。再后来，窦乂听说当朝太尉李晟喜欢打马球，于是斥资百万买下一块地建成马球场，送给了李晟。李晟很高兴，从此跟窦乂结成死党，有求必应。有了靠山保驾护航，窦乂发得更快了，不到40岁就成了长安首富，人称“窦半城”。
除了个人，古代的官府自己也当开发商。比如在北宋，中央政府下面就有个专门搞开发的机构，叫做“修完京城所”。这个机构本来只能是修筑城墙和宫殿，后来城墙修得差不多了，宫殿也盖得够豪华了，就开始转型给中央财政搞创收。怎么搞创收呢？修完京城所向朝廷请示，划拨给他们大片地皮，他们在上面盖住宅盖店铺，盖好了，有的卖给老百姓，有的租赁给老百姓，给国库做了很大贡献。
但是，在古代做房产开发商却是很受鄙视的。原因是，从汉朝开始，传统中国一贯重农抑商，单靠造房子赚钱，会被大众瞧不起。北宋初年大学士陶毂曾描述，当时只要有人盖房子往外出租，大伙就说这人是市井小人，挣来的钱就叫“痴钱”，就是呆傻的意思。可见在那时候，连做房东都受歧视，更别说做开发商了。
唐宋的租房一族
古代有土地买卖，也有房地产商开发，已经足以让你感到惊讶了吧？可是，古代人住房紧张，要通过租房子的方式过日子，是否会让你觉得他们也很赶“潮流”呢？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租房最盛行的时期，经济的发展导致人口流动加快。盛时的唐代长安城，常住人口175万多，若加计流动人口，至少180余万。宋代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大量外来人口在大城市聚集，租房消费应运而生。即使京城的房屋鳞次栉比，但仍满足不了众多人口的住房需求。
流动人口主要由外来客商、应试文人、小手工业者等人群组成，他们也是租房大军的主要部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组成与今天稍有不同——盛世的官员们。面对人口密集和迁移频繁的现实，古今以来无房人最好的选择都是一样的——租！
国家现今建设公租房、廉租房，古代官员们租用的首选也是官房。北宋“国家房管局”的名字叫做“店宅务”。那时很多在京官员没有私第，便去店宅务那里租房住。店宅务手握大权，管理也相当严格。与此同时，政府对于公租房有许多贴心的举措，交租时间的宽限、房租的减免再平常不过。若是遇上天灾人祸、疾病瘟疫，则减免更甚。
“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白居易在《卜居》中抒发了自己对住房的无奈之叹，想必一定有租金的原因。白居易二十九岁考中进士，三十二岁参加工作，干的是“校书郎”，就是在中央办公厅负责校对文件的工作人员。级别是正九品，相当于一个小县的县长，不过工资却不低，每月一万六千钱。白居易在长安东郊常乐里租了四间茅屋，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远，又养了一匹马代步，此外还雇了两个保姆，这样每月的开销是七千五百钱，剩下八千五百钱存起来。但是存了十年，他也没能在长安买下一套房子。后来白居易觉得这样长期租房不是办法，就跑到陕西渭南县，也就是长安城的卫星城，买下一处宅子，平时住在单位，逢假期和休息日就回渭南的家。有点和现在的大都市白领差不多，在郊区买房住，而在城里租房上班。
大文学家欧阳修也是租房一族中的一员。欧阳修考中进士，进中央工作了很多年，始终没买上房子。他给朋友写信说：“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意思是在京城工作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混上自己的窝，只能在小胡同里租房住，很惨。
房东与房奴
租客限制诸多，房东亦然，比如宋真宗规定，出租人不得擅自“夺赁”或增加租金；不得借翻修增修房屋为名，随意添加房钱等。
唐宋时期大城市人烟浩瀚，人多地少，巨大的租房需求，制造出一个十分活跃的房屋租赁市场，在大城市有套房子出赁的人，基本上就衣食无忧了。宋代租赁房屋的获益巨大，北宋“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宰相晏殊，为官期间在开封城的蔡河岸上圈占官地，只为盖房租赁，牟取暴利，可称得上国级“房叔”。租房获利如此之肥，以致宋仁宗时，入内都知张永和建议宋朝政府将租房的费用分出三分之一作为军费……这房租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由此可见一斑。原来，无论何时，租房都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因为房价和租金都很高，有人就想出了一些奇招来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北宋大学士陶毂就亲眼见过老百姓的住房是多么紧张：“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笼，分寝儿女。”住房使用面积不够，就自己动手改造，在房子天花板和地板的中间加一层，隔成小复式。卧室太小，放不下床，就把箱子柜子什么的拼起来，让孩子们睡。这种一家三代挤一个小房子的方式，真是名副其实的“蜗居”啊！
名人苏辙一家从蜗居到房奴的租房买房经历，最能反映当时人们住房的窘状。苏辙在眉山老家旧宅里住了18年，嘉祐元年进京。等到他和苏轼考中进士，爸爸苏洵也做了十来年的官，在京城却没能置上房子，任由兄弟俩借住公署。后来苏辙、苏轼的妻子和孩子也来到京城，加上丫环保姆，一家老小几十口，公署里住不下，苏洵才去租了一处宅院。嘉祐五年，苏洵带苏辙移居河南杞县，也是租的房子；嘉祐六年，苏洵带苏辙回京闲居，还是租的房子；直到苏洵病故，除了眉山老宅，没有给儿孙留下一处房产、一块土地。
后来，元符三年，苏辙回河南许昌定居后，狠狠心拿出攒了大半生的工资，卖掉一批藏书，花了几年时间，陆续买下“卞氏宅”、“东邻园”、“南园竹”，又改建、扩建，置了一处大院落，安顿下全家老小。不过心愿满足了，他一生的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要来做房奴，唉。
土地交易与房地产开发商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房地产交易也就是最近二十几年的事情，而售楼部、开发商、分期付款、按揭、开盘、过户，这些热门词汇出现的时间还更晚。其实，事情并非如此。根据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证明，中国在西周时就出现了土地交易，在战国时就有了房屋买卖。
在一个名字叫“盉”的西周青铜器上，就刻有一段关于地产交易的铭文。其意思大致是：公元前919年农历三月，一个叫矩伯的人分两次把1300亩土地抵押给一个叫裘卫的人，换来了价值100串贝壳的几件奢侈品，包括两块玉，一件鹿皮披肩和一条带花的围裙。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宗不动产交易。
有人买地，有人卖地，说明当时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有了雏形。
在隋唐时，有人专门开发商铺，在盖好之后将其租出去或卖出去。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可算是开发商。
有个叫窦乂的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窦乂出生在陕西，小时候父母双亡，无依无靠，跟着舅舅一块儿生活。他舅舅是个公务员，住在长安城。窦乂先通过卖鞋、卖树等生意赚了一些钱，后来有了80万钱的身家，于是开始向房地产行业进军。当时长安西市有一个废弃的化粪池，面积不小，有十几亩，闲置了七八年一直没人买。窦乂把它买了下来，雇人填平，在上面盖了20间店铺，租给波斯胡人做生意，平均每天可收上几千钱的房租。再后来，窦乂听说当朝太尉李晟喜欢打马球，于是斥资百万买下一块地建成马球场，送给了李晟。李晟很高兴，从此跟窦乂结成死党，有求必应。有了靠山保驾护航，窦乂发得更快了，不到40岁就成了长安首富，人称“窦半城”。
除了个人，古代的官府自己也当开发商。比如在北宋，中央政府下面就有个专门搞开发的机构，叫做“修完京城所”。这个机构本来只能是修筑城墙和宫殿，后来城墙修得差不多了，宫殿也盖得够豪华了，就开始转型给中央财政搞创收。怎么搞创收呢？修完京城所向朝廷请示，划拨给他们大片地皮，他们在上面盖住宅盖店铺，盖好了，有的卖给老百姓，有的租赁给老百姓，给国库做了很大贡献。
但是，在古代做房产开发商却是很受鄙视的。原因是，从汉朝开始，传统中国一贯重农抑商，单靠造房子赚钱，会被大众瞧不起。北宋初年大学士陶毂曾描述，当时只要有人盖房子往外出租，大伙就说这人是市井小人，挣来的钱就叫“痴钱”，就是呆傻的意思。可见在那时候，连做房东都受歧视，更别说做开发商了。
唐宋的租房一族
古代有土地买卖，也有房地产商开发，已经足以让你感到惊讶了吧？可是，古代人住房紧张，要通过租房子的方式过日子，是否会让你觉得他们也很赶“潮流”呢？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租房最盛行的时期，经济的发展导致人口流动加快。盛时的唐代长安城，常住人口175万多，若加计流动人口，至少180余万。宋代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大量外来人口在大城市聚集，租房消费应运而生。即使京城的房屋鳞次栉比，但仍满足不了众多人口的住房需求。
流动人口主要由外来客商、应试文人、小手工业者等人群组成，他们也是租房大军的主要部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组成与今天稍有不同——盛世的官员们。面对人口密集和迁移频繁的现实，古今以来无房人最好的选择都是一样的——租！
国家现今建设公租房、廉租房，古代官员们租用的首选也是官房。北宋“国家房管局”的名字叫做“店宅务”。那时很多在京官员没有私第，便去店宅务那里租房住。店宅务手握大权，管理也相当严格。与此同时，政府对于公租房有许多贴心的举措，交租时间的宽限、房租的减免再平常不过。若是遇上天灾人祸、疾病瘟疫，则减免更甚。
“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白居易在《卜居》中抒发了自己对住房的无奈之叹，想必一定有租金的原因。白居易二十九岁考中进士，三十二岁参加工作，干的是“校书郎”，就是在中央办公厅负责校对文件的工作人员。级别是正九品，相当于一个小县的县长，不过工资却不低，每月一万六千钱。白居易在长安东郊常乐里租了四间茅屋，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远，又养了一匹马代步，此外还雇了两个保姆，这样每月的开销是七千五百钱，剩下八千五百钱存起来。但是存了十年，他也没能在长安买下一套房子。后来白居易觉得这样长期租房不是办法，就跑到陕西渭南县，也就是长安城的卫星城，买下一处宅子，平时住在单位，逢假期和休息日就回渭南的家。有点和现在的大都市白领差不多，在郊区买房住，而在城里租房上班。
大文学家欧阳修也是租房一族中的一员。欧阳修考中进士，进中央工作了很多年，始终没买上房子。他给朋友写信说：“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意思是在京城工作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混上自己的窝，只能在小胡同里租房住，很惨。
房东与房奴
租客限制诸多，房东亦然，比如宋真宗规定，出租人不得擅自“夺赁”或增加租金；不得借翻修增修房屋为名，随意添加房钱等。
唐宋时期大城市人烟浩瀚，人多地少，巨大的租房需求，制造出一个十分活跃的房屋租赁市场，在大城市有套房子出赁的人，基本上就衣食无忧了。宋代租赁房屋的获益巨大，北宋“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宰相晏殊，为官期间在开封城的蔡河岸上圈占官地，只为盖房租赁，牟取暴利，可称得上国级“房叔”。租房获利如此之肥，以致宋仁宗时，入内都知张永和建议宋朝政府将租房的费用分出三分之一作为军费……这房租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由此可见一斑。原来，无论何时，租房都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因为房价和租金都很高，有人就想出了一些奇招来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北宋大学士陶毂就亲眼见过老百姓的住房是多么紧张：“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笼，分寝儿女。”住房使用面积不够，就自己动手改造，在房子天花板和地板的中间加一层，隔成小复式。卧室太小，放不下床，就把箱子柜子什么的拼起来，让孩子们睡。这种一家三代挤一个小房子的方式，真是名副其实的“蜗居”啊！
名人苏辙一家从蜗居到房奴的租房买房经历，最能反映当时人们住房的窘状。苏辙在眉山老家旧宅里住了18年，嘉祐元年进京。等到他和苏轼考中进士，爸爸苏洵也做了十来年的官，在京城却没能置上房子，任由兄弟俩借住公署。后来苏辙、苏轼的妻子和孩子也来到京城，加上丫环保姆，一家老小几十口，公署里住不下，苏洵才去租了一处宅院。嘉祐五年，苏洵带苏辙移居河南杞县，也是租的房子；嘉祐六年，苏洵带苏辙回京闲居，还是租的房子；直到苏洵病故，除了眉山老宅，没有给儿孙留下一处房产、一块土地。
后来，元符三年，苏辙回河南许昌定居后，狠狠心拿出攒了大半生的工资，卖掉一批藏书，花了几年时间，陆续买下“卞氏宅”、“东邻园”、“南园竹”，又改建、扩建，置了一处大院落，安顿下全家老小。不过心愿满足了，他一生的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要来做房奴，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