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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北京，首都博物馆开席中华文物盛筵
从兵马俑、金缕玉衣到五大名窑瓷器，从京味文化到长江文明，从神秘的中国皇宫到遥远的古希腊竞技场……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经过两年精心筹备的文化盛宴在首都博物馆盛大“开席”。来自全国27个省市70多家博物馆倾力打造的《北京文物精品展》、《长江文明展》、《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紫禁城内外的竞技游戏展》四个中国展和来自奥林匹克发源地希腊的《公平的竞争——古希腊竞技精神展》，从今年7月23日起在首都博物馆陆续开展，近千件精品文物为中国以及世界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觉与心灵震撼。
此次系列展览的最大亮点是国宝荟萃，尤其是《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可谓中国展览史上的一次空前力作。它汇聚了全国26个省市、55家博物馆所献出的169件“镇馆之宝”，其中的大部分展品为一级品以上的国宝级文物，还有很多是首次赴京亮相。
“在一个博物馆内同时看到这么多国宝，这样的机会可能一生只有一次。”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先生如此评价。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奥运会开幕的一个星期内，展馆接待观众已经超过145万人次，包括来自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游客10万人次。许多游客都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领略中国文化的神采风韵，并深深地被中国文化所折服、吸引。
“再也没有谁能有如此大的本事，把这么多中华文明的珍宝聚集一堂，除了奥运会。”一位中国参观者看完展览后兴奋地说。
8月22日，一位外国游客参观了《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后，在首都博物馆的留言簿上写下了三句话：“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中国文化展览!中国古代文化让我感动!感叹中国文化的历史悠久，韵味深远!”
英国游客兰帕德则表示，以前中国对他来说就像一个梦幻世界，古老而神秘，而当慢慢接近它、了解它的时候，很快被这个国家强烈的现代气息所吸引。
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以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文演出展示了中华5000年文明；而《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则是一次中华文物的“盛筵”，它是中国文博史上第一次用“物”的方式来展现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我们每个炎黄子孙为之骄傲，因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断裂过的古老文明，也只有她能够用实物来呈现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文明历程。
2008年，中国文化在奥林匹克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北京奥运会这次盛会，又为古老的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迈向世界的步伐。
5000年的文化瑰宝展现5000年壮丽文明
“这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东方文明，无论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多次南下，还是西方列强的闯入，都未曾中断文明的传承与进程，卓尔不群、独立远东。
这是一个神奇瑰丽的东方文明，在西方人眼中，既有‘丝国’到‘瓷国’的嬗变，也有‘汉人’到‘唐人’的演绎，在马可·波罗等冒险旅游家颇具传奇的游记中，是令人向往的神奇世界。
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以华夏文明为主体，吸纳、融合各区域文明汇聚而成。宛如海纳百川，奔流不息。
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东方文明，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碰撞中，以无与伦比的包容和再生力，实现自身的创新和发展，并推动着世界文明整体的进程。
这就是中华文明，蕴含着‘和’的文明。以礼明序，以乐和群，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以期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古老的中华文明，从遥远的时空中走来，如今在这里向您展示中华文明昨夜灿烂星辰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也是最能唤醒那尘封已久的美好记忆的文物瑰宝。”
以上这段文字诗意地表达了“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的思想主题。文以载道，物以载文；睹物思人，物人合一。文物，即以物体的形式展示先人“活”的思想与感情。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从未间断，这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荣耀。然而，如何使浩瀚的中华文明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集中阐释给来自五大洲的宾客，《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以下简称“中国记忆”)以创新的方式实现了这一目标。
“中国记忆”以169组件文物，有序地排列在一条长200米的通道两侧，生动地勾勒出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轮廓，它给观众一个中华文明从古至今源远流长的整体概念。
展览按照中华文明发展的时间顺序分为“曙光初照”、“礼乐安邦”、“盛世华章”、“古典终结”四大部分。
首先展示的，是新石器时代的珍贵文物，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纹石刻是其中的代表之作。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太阳神”石雕像。石像中的“太阳神”身躯修长、两手下垂、双足分立，头顶刻着23条光芒的太阳。这块石刻，是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地区人们对太阳崇拜的产物。
展览的第二部分，为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3世纪末的文物，该时期是中华文明第一个繁荣期。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饰，是其中的亮点，作品同样是古人崇拜太阳的物证，同时也说明古人已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其形成的原因。
第三部分展出的是中华文明高峰期的作品。最具特色的是出土40年，首次离开湖南的马王堆T形帛画。它是国内已知画面最大、保存最完整、艺术性最强的汉代彩绘帛画，一直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画面内容分为天上、人间、地下三部分，完整体现出汉初人们对宇宙图景的想象。
展览的第四部分，为宋代到明清时代的文物。一副宋摹本《洛神赋图》是其中最大的亮点。这幅摹本用生动的形象，完整地表现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洛神赋》的内容。图中所采用的绘画技巧，后人称为“高古游丝描”，为人物画技法十八描之一，对之后的中国画线条艺术产生了极大影响。
以上四大主题展览中，几乎涵盖了我国每个朝代的“标志性文物”，如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仰韶文化的蛋壳黑陶高柄杯、夏商周的青铜器、商后期的太阳神鸟金饰、秦代的兵马俑和九九乘法表木犊、汉代的金缕玉衣和T形帛画、唐代的王羲之《兰亭序》摹本和邢窑白瓷、宋代的绢本设色《洛神赋图》、元代的“张成造”剔犀漆盒、明代的何朝宗德化窑观音像、清代的乾隆内廷珐琅彩……。这其中尽是中国古代大家的传世之宝，如王羲之的行书，张旭的狂草，顾恺之的人物画，元代张成的漆器，明代何朝宗的瓷器，无一不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永恒的文化、永恒的精品、永恒的记忆
“中国记忆”，汇聚了中华5000年最精彩的记忆。据悉，本次展会所调集的展品具有两大核心取向：一是在课本中出现，大家耳熟能详的文物；二是新出 的还没有展出过的文物。
“秦兵马俑、金缕玉衣、马王堆汉墓帛画，这些平时只有在历史书上才能见到的旷世珍品能够汇聚在一个展厅，在中国文博历史上从未有过。”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刘超英如此评价。
此外，根据粗略估计，参展文物中至少有10％从未走出过其入藏博物馆公开展览，如马王堆汉墓帛画、兰亭序。还有些文物出土后就从未展出过，像江西靖安李家坳去年出土的圆形金箔，它是国内发现的春秋时期体量最大的金箔饰品。
按照以往展览的惯例，国家一级文物不能超过展品总数的20％。而本次“中国记忆”，大部分展品都是一级品以上的珍稀国宝。观众能如此集中地欣赏，一生或许只有一次机会。
为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本刊记者特意利用“十一”假期，亲赴北京首都博物馆，将这一绚烂时刻以照片的形式留作永恒记忆，并辅助相关文字说明，为读者奉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精品之作。
1．中国最早的“太阳神”——太阳神纹石刻
新石器时代·城背溪文化(约公元前5800～前4700年)
尺寸：高105厘米、宽20厘米、厚12厘米
1998年秭归东门头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太阳神”石雕像。先人用写意的手法雕刻出一位身躯修长、两手下垂、双足分立的人，头顶上刻着有23条光芒的太阳，腰部两侧的圆点似行星在宇宙中运行。此人代表着中国主管太阳的神。万物生长依赖太阳，太阳崇拜在世界各地各民族都有其信仰形式。此石雕像就是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地区的人们对太阳崇拜的产物。
2．笛子的鼻祖——贾湖骨笛
新时器时代 裴李岗文化(约公元前6000年)
尺寸：长22.7厘米
1987年河南省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所藏
贾湖骨笛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乐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
该骨笛是用鹤类长肢骨管制成。磨制精细，7孔。在第六孔与第七孔之间有一小孔，经测音可以发两变音，应为调整第七孔发音而钻的调音孔。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出土有两件形制相似的骨笛。据测音研究，它们是一雌一雄，印证了中国自古雌雄笛的传统。
此笛经试奏，证明是一种竖吹骨笛，也是后世竖笛或洞箫类乐器的祖型。当时的人们利用此笛吹奏出有节奏的音符，以此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和对神灵的尊敬；现代音乐家们使用此笛仍能吹奏五声阶的曲子《小白菜》。
3．丰殖符号——人面鱼纹彩陶盆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
尺寸：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
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半坡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葬具，为儿童瓮棺的棺盖。盆内壁用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概括成圆形，额上涂成黑色，可能是当时的文面习俗。嘴旁、耳旁各有相对的两条鱼，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头顶的尖状角形物可能是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而人面鱼纹则可能是代表人格化的独立神灵——鱼神，鱼是丰产的象征，表达了原始居民祈求丰产、种族繁衍的愿望。有的学者根据《山海经》中巫师珥两蛇的记载，认为人面鱼纹表现的是巫师珥两鱼。寓意为巫师请鱼附体，进入冥界为夭折的儿童招魂。
4．陶器上的人类童年画——彩绘鹳鱼石斧纹陶缸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
尺寸：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
1978年河南省临汝县阎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陶缸可能是某个部落酋长的瓮棺。其上绘鹳鸟衔鱼、旁边竖立一柄石斧的画面：石斧和鱼，用黑色线条勾勒轮廓；鹳则直接用色彩涂染形体，并以浓重的黑线勾勒眼睛以突出神采。这种绘画技法类似后世的勾勒和没骨。关于画面要表现的主题，有学者认为鹳和鱼分别是两个氏族的图腾，而石斧是身份和权威的象征，鹳啄鱼表现了两个氏族之间的故事，也有学者认为“鹳鸟衔鱼”形象为古史传说中的“鹳兜”(颛顼的后裔)。
5．神秘的符号——八角星纹彩陶豆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400～前4100年)
尺寸：口径26厘米，足径14.5厘米，通高28.4厘米
1978年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豆为盛食器，也是祭祀用的礼器。此豆口沿上用褐、红彩绘对顶三角形与若干线条相间组成的图案，腹部用白彩在深红色陶衣上绘有5个方形八角星状纹饰，纹饰构图对称，色彩对比强烈，堪称我国彩陶艺术珍品。关于彩绘八角星纹，在安乡汤家岗出土白陶盘和凌家滩文化中的玉鹰上也刻有类似的纹饰。有学者认为这类纹饰有表现光芒四射的太阳，四射的八角也寓意着无际的天空，中间的方形象征着大地，取天圆地方之意，表现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天地自然的敬仰。
6．原始集体舞——舞蹈纹彩陶盆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050年)
尺寸：高12.5厘米、口径23.8厘米
1975年在青海省同德县巴沟乡出土，青海省博物馆藏
此盆为细泥，以黑彩在内壁绘两组舞蹈人像，分别为11人和13人，头饰较宽大，下着裙装，手拉手，再现出约5000年前舞蹈艺术的直观形象，这也是迄今出土舞蹈人物最多的一件彩陶盆。舞者都着统一的服饰，以统一的动作手舞之，足蹈之，连头上的辫子以及尾饰甩的方向都一致。这说明跳舞的人，他们的动作、节奏、韵律都是统一的。这种牵手踏舞的形式，可能就是后世盛行、并一直流传到今天的歌舞形式“踏歌”的滥觞。这是对文献所载原始舞“令凤鸟天翟舞之”，“以致舞百兽”等资料的形象说明。值得赞叹的是，陶盆还利用水的折光作用使跳舞的人像倒映在水中，造成一种动态的视觉美感，令人拍案叫绝。
7．原始仿生壶——红陶兽形壶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400～前4100年)
尺寸：高21.6厘米
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山东省博物馆藏
盛器。壶体为似猪似狗的兽形，兽作挺颈昂首，以张圆的口部作壶嘴，四肢为器足，短尾上翘，尾根部一筒形口，由此注入水或美酒。此壶造型匠心独具，整体布局恰当合理，兽的形象生动有趣，好像正在张着嘴巴向它的主人乞讨食物。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掌握了动物各部位的比例结构，能够突破写实而进行艺术再创造，也凸现了饲养业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8．氏族的守护神——陶鹰尊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约公元前4300～前3600年)
尺寸：高35.8厘米
1985年陕西省华县太平庄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尊为盛酒器。器物造型与鹰的形状浑然一体，如一只蓄势待发的鹰。鹰的两腿空心，尾巴下垂落地，自然地形成“三足鼎立”，既加大了容量，又使其具有稳定性。新石器时代以鸟类造型的陶器目前仅见此一件，是原始制陶工艺的杰作。用鹰作器型可能与人们对鹰的崇拜有关，这种动物矫健、凶猛，使当时的人们对其产生敬畏、崇拜。
1993年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时，萨马兰奇主席亲自挑选七件能代表中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物，送往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展示，陶鹰尊便是7位“使者”之一。
9．龙的祖型——玉猪龙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公元前4000～前3000年)
尺寸：长16.8厘米、宽11.5厘米、厚2.8厘米
1974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羊场乡额尔根勿苏村征集，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墨绿色玉琢磨而成。猪首双耳竖起，两眼相对圆睁，吻前伸，口微张，鼻间有阴刻皱纹。龙体蜷曲无足，像蛇身，首尾相接处缺而不断，背部对穿一个供系挂的小孔。此物一般用作祈求吉祥和护身符悬挂在胸前，反映了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平安的企盼；也是代表某种等级和权力的祭祀礼器。
在远古观念中，猪为“水兽”，是祈天、求雨等祭祀活动中的常客。古谚又有“猪乃龙象”的说法，认为中华民族图腾“龙”起源于猪，由猪向龙的演变过程。在原始人想像中，至高无上的龙也能够像猪那样给他们带来财富和兴旺，把龙头描绘成猪头，象征了农业丰收，风调雨顺，财富增多和氏族的兴旺。
10．大地为宗——玉琮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250年)
尺寸：高8.8厘米、直径17.1～17.6厘米，重6.5千克
1986年浙江省余杭县反山12号墓出土，浙江省博物馆藏
这是迄今出土体积最大、纹饰最繁缛的一件玉琮，被誉为琮王。器形呈扁矮的方柱体，中有对钻圆孔，内圆外方，俯视两端如玉璧形。转角布列简化神徽纹，四个柱面上下各有一神徽纹。古代“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琮是一种祭祀地神的礼器。按天圆地方之说，玉琮内圆外方，分别象征天、地，寓意天地贯穿，可能是巫师沟通天地的法器。
11．中国上古陶器的巅峰之作——蛋壳黑陶高柄杯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
尺寸：高22.6厘米、口径9厘米
1975年山东日照东海峪龙山文化遗址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蛋壳陶是龙山文化时期制陶手工业高度发达的产物。因其陶胎薄如蛋壳而得名。展览选择的这件“蛋壳黑陶高柄杯”是其中的巅峰之作。此杯上部为宽口沿的杯身；中部为柄，柄两端细，中间圆鼓中空，有透雕，好像一个含苞待放的花蕾，其内放置一粒陶丸，将杯子拿在手中晃动时，陶丸碰撞笼壁会发出轻脆的响声，杯子站立时，陶丸落定能够起到稳定重心的作用，设计十分巧妙；下部是覆盆状底座。杯和柄分别轮制后粘接而成。整体形态纤巧细致，雅致高贵，器身光洁细密，光泽如镜，非常规整，是当时最高级的一种饮酒器。这种陶器对于制作和烧制的技术要求非常高，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新石器时代，其烧制技术仍然是一个谜团。
因胎壁薄如卵衣，故名“蛋壳陶”。它以其高超的制作工艺和优美的造型，被誉为“中国古代陶器的巅峰之作”。
12．最早的青铜酒杯——铜爵
夏(约公元前2070～前1600年)
尺寸：带流长14.5厘米、高13.5厘米
1984年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铜爵为酒器，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青铜容器。该器采用复合范铸造而成。形体轻薄，长流尖尾，三足高尖且外侈。长流和尾的造型，加强了重心，使之平衡，且又对称美观。整体造型纤秀简洁，舒展空灵，如同凌空飞翔的鸟，体现了古代匠师的聪明巧思。此爵以其棱角分明的长流、束腰修长的身姿呈现出金属器所特有的神态，成为时代最早、器形最美的青铜器典型代表。
13．礼神酒器——铜猪尊
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
尺寸：长72厘米、通高40厘米，重19.75千克
1981年湖南湘潭县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尊为酒器。此尊以猪的形象为整体造型。猪背上开椭圆形口，设盖，为酒的出入口。盖上铸小鸟增加情趣，疏密相间的纹饰更显高贵，可见当时设计者的观察写实能力和制作者技艺的精湛；前后肘部有横穿的圆孔管，从实用的角度考虑，此器盛满酒之后，一个人难以搬运，有此管孔，可以穿系绳索，供人抬举。尊盛酒后，难以倒出，应配备有取酒的勺；口两侧有獠牙，从动物进化的角度看，不属于家养，而是一只孔武有力的野公猪。以野猪作为铜尊形制，在现有的商代青铜器中仅此一例。商周时期的象生动物具有表意的功能及象征的意味，艺术地表现了人们的原始宗教观念。
14．犀角形酒器——龙纹铜兕觥
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
尺寸：通高19厘米、长43厘米、宽13.4厘米
1959年山西省石楼桃花庄出土，山西博物院藏
兕觥为盛酒器。《诗经》屡见其名，如《卷耳》：“我姑酌彼兕觥。”初多以犀角制作，此器是作为礼器而以铜仿犀角之形。此件兕觥前端龙首，盖面饰有逶迤的龙体，与前端的龙头相衔接，浑然一体。口部两排锯齿形牙的间隙可注酒。器物的功用与龙嘴巧妙结合起来，构思新颖。器身两侧饰夔(kui)龙纹和鼍(tu6)纹，头部均向后方，与盖上的龙形方向相反，交错变化，使纹饰更加生动。口沿两侧的贯耳可系绳悬挂。如此造型的酒器迄今仅此一例。鼍也称扬子鳄，青铜器上较为少见，或许山西在商代也是扬子鳄生长的地区。
15．狞厉之美——龙虎纹铜尊
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
尺寸：器高50.5厘米，口径44.9厘米，重约20千克
1957年安徽阜南县阜南月儿河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尊为盛酒器。龙虎纹铜尊以圆雕、浮雕与线刻相结合的装饰方式，组合成严整的画面。肩部有3条蜿蜒的游龙，龙首突出于器身之外。腹部为一首双身的虎，口衔一文身、屈四肢的裸体人形，虎首突起成圆雕。器表纹饰凸起，器内跟着凹进，这种铸造工艺在长江中游地区较为多见。相同的虎噬人形象见于殷墟妇好墓所出的妇好铜钺和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1号祭祀坑所出的龙虎纹铜尊。其含意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是饕餮食人的形象，或认为虎非食人而是护人。龙虎尊铸造精良，造型完美，是商代青铜艺术的杰作。
16．千年奇“脸”——人面纹铜方鼎 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
尺寸：通高38.5厘米、口长29.8厘米、宽23.7厘米
1959年湖南宁乡黄材寨子山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鼎为饪食器，也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该器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以人面作为主体装饰的方鼎。器腹四面各高浮雕人面，虽大小不一，但五官部位、脸部表情如出一范，可见铸造者拥有十分高明的技巧，也许当时已经掌握了放大缩小的技术。人面写实逼真，表情肃穆，给人以庄严神秘的感觉，这可能是中国南方3000多年前商代人的面貌写真，而其耳上有云勾角状物，下有手爪形饰，又有人认为这是古代文献中的“饕餮”形象。鼎腹内壁铸有“大禾”二字铭文，“禾”字如谷子抽穗时的植株形象，结合器壁的人面形象，有认为是对祭祀、祈祷谷物丰收的一种纪念。
17．太阳神鸟金饰——中华文化遗产的标志
商后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
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四川省成都博物院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太阳神鸟”金饰，即“四鸟绕日金饰”，2001年2月25日出土于金沙遗址。整器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周围等距分布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由四只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四只鸟首足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
有学者认为该器再现了《山海经》中有“金鸟负日”的神话传说，这与同属于古蜀文明的“三星堆文化”的出土文物相互印证了其一脉相承的“崇鸟崇日”的习俗。此外，还有研究认为其外层4鸟除了代表4鸟负日之外，还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内层12道芒纹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这是古代蜀人崇拜太阳的物证，也许当时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原因。
太阳神鸟图案表达着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而且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是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从全国一千多件候选标志中脱颖而出，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18．蜀国的始祖神——纵目铜人面
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
尺寸：高85.4厘米、宽78厘米
1986年四川广汉市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人面中空，大嘴微张，两只耳朵好像鸟翅膀一样向外伸展着。额头上有一个奇特的装饰，是用补铸法安装上去的夔(kui)龙。整个面具表情威严肃穆，表现手法夸张，将人兽自然有机的融合一体，创造出具有通天法力的神灵形像。据史籍记载，先秦时期第一代蜀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一股认为它是蜀国始祖蚕丛的形象。而其两颊上下各有一长方形穿孔，推测此像可能是蜀民嵌干宗庙内木柱之上供奉。
19．“亚酉鬼”国的见证物——人面铜钺
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
尺寸：通长32.7厘米、宽34.5厘米，重4.6千克
1965年山东青州苏埠屯1号墓出土，山东省博物馆藏
钺是古代的兵器，也用作刑具或仪仗用具。这件钺厚重精美，钺面透雕出张口怒目的人面形图案，显得狰拧威严，令人生畏。在人面两侧，各有铭文二字。有研究认为其为“亚酉鬼”两字，并推测这里可能是“亚酉鬼”的家族墓地，“亚酉鬼”是今青州市境内商代最为强大的方国，是商的重要同盟者。此钺主人有可能是仅次于方伯之类的人物。
20．商代最大的青铜乐器——象纹铜铙
商后期(约公元前1 300～前1046年)
尺寸：通高103.5厘米、重221.5千克
1983年湖南省宁乡黄材镇月山乡转耳仑出土，湖南省长沙市博物馆藏
铙是打击乐器，主要用于军旅和祭祀活动。这件象纹大铙重达221.5千克，是商代最大的青铜乐器，被誉为商代青铜乐器之王。主体合瓦形，下附圆筒形甬，旋上饰卷尾的双身龙纹，正鼓部饰侧面立象一对，两两相对，好似在交流嬉戏，惟妙惟肖。使用时口朝天，柄置于座上，敲击铙之鼓部，声音雄浑空阔，悠扬久远。商代人重视对祖先和自然神的崇拜，祭祀时要用牺牲和礼器。人们追求礼器的高大和精致，更能表达对神灵的虔诚敬意。
21．磬中之王——虎纹石磬
商后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
尺寸：长84厘米、宽42厘米
1950年河南安阳殷墟武官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磬为打击乐器。这是迄今发现形体最大、艺术精美的商磬。磬分为特磬和编磬两种：单个为特磬，编磬由若干个磬组成。这枚虎纹石磬是单件，即特磬。用青灰色石料制成，一面以细双线刻一伏虎图案，瞪目张牙的虎形与器形浑然融为一体。据测定，此磬有5个间阶，可演奏不同乐曲。发音浑厚洪亮，音色近似青铜，并有较长的延续音。
古代磬多用于祭祀。《尚书·益稷篇》载：“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表现了先民敲击石磬。举行大型祭祀舞蹈的场景。
22．铜偶方彝
商代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250～前1192年)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彝为容酒器，因形似两件方彝联成一体，故称偶方彝。通体以云雷纹衬地，以浮雕技法表现了饕餮、鸱鸮、夔龙、大象等动物形象。在器体的长侧边缘口沿，各有七个缺口，缺口是专为放置酒斗而设计的。四面斜坡状器盖，斜脊线及坡面中线上均铸出扉棱，盖脊有二钮，便于启合彝盖。器底铭“妇好”二字。整个器型的构造颇像中国古代建筑中斗拱的雏形，因此被誉为商代建筑宫殿的缩影。目前所见商代方彝中仅此一件偶方彝。
殷墟青铜礼器的大量出现，证明中国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其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层层叠叠的线条把动物形象加以抽象变化，采用极精细的几何纹和深浅凸凹的浮雕，构成形形色色的图案，布局严谨，庄严凝重。其夸张而神秘的风格，蕴含着深厚粗犷的原始张力和艺术的魅力，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
整器看上去极似商代宫殿的“四阿”式屋顶，是商代宫殿建筑的缩影。
23．周武王伐商的见证物——利簋(gui)
西周武王时期(公元前1046～前1043年)
尺寸：高32厘米
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簋，主要用于放置煮熟的饭食，多用作礼器。这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也是西周初年金文中叙述武王伐商的唯一珍贵史料。腹内底部铸铭文4行32字，大意为：武王伐商，甲子日凌晨岁星正当其位，宜于征伐；战胜 商朝八天后的辛末日，武王在军队驻地赏赐贵重金属铜给有功之臣——利，利就用铜来铸造宝器以作纪念。铭文载武王伐商的时间是甲子日；再有是从开战后的第八天，就对有关人员进行奖励，说明战争持续的时间不长。这些与文献《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所载相吻合，都载周武王在甲子日征伐商王。
24．蜀国君王的酒器——兽面象首铜罍(lei)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尺寸：通高69.4厘米、口径21.8厘米
1980年四川省彭县竹瓦街窖藏出土
四川省博物馆藏
罍是盛酒器，《诗·周南·卷耳》记载：“我姑酌彼金”。金荆旨的就是就是铜。彭县窖藏罍往往成对，大小、形制、纹饰大体相似，可视为列罍。列罍应与中原地区的列鼎制度相同，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能够拥有高规格列罍的人，应是蜀国的君王，据研究当是杜宇氏蜀王。窖藏的原因当因杜宇氏蜀王被开明氏蜀王取代。罍的双耳为立雕象首，扉棱四出，华丽优美。
25．以人扛着的调酒器——鸟盖人足铜盉(he)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尺寸：高34.6厘米、身径20.6～21.8厘米
晋侯墓地31号墓出土，山西博物院藏
盉是调酒器，也是温酒器。西周时期《季良父》的“盉”字像手持麦秆以吸酒。王国维《说》：“盉乃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此岙乃扁椭圆体曲流形，盖为圆雕的振翅鸟形，以熊形链与器相连。器足塑造得形象生动，两个裸体的半蹲人形，身前倾，两人负重时的神态表现得惟妙惟肖。晋侯墓地31号墓与晋献侯稣墓(8号墓)属夫妻合葬，为晋献侯稣夫人的墓。对墓主人人骨进行测年分析，认定其时代为公元前814年至前797年。此盍造型别致，构思奇特，体现出晋国精湛的青铜工艺水平。
26．依律刑罚的物证——刖(yue)人守门铜车形器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尺寸：通高9.1厘米、长13.7厘米、宽11.3厘米
1989年山西省闻喜县出土，山西博物院藏
厢式六轮车形，内可置梳妆用品。两档有门，门旁各立一个受刖刑的裸人，一档为断左足者拄杖扶门拴。盖钮、四角有猴、虎、熊、鸟等，姿态各异，这应是“域养禽兽”的苑囿之景。苑囿是以园林为主的离宫，内养禽兽，供帝王游憩、骑射等活动。全器可转动的部位共十五处，构思奇特，制作精巧，迄今仅见一件。自西周始，中国已有较完备的犯罪处罚制，铜车形器是刑史上一件重要的物证。刖刑，即断足。
27．虢(guo)季子白盘
西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前782年)
传陕西宝鸡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虢季子白盘是周宣王时期的青铜重器。盘是盥洗器。内底有铭文111字，记载虢季子白征伐北方民族的一次战争，杀死五百名敌人，活捉五十名俘虏，周王为其设宴庆功，虢季子白作盘以为纪念。西周初年分封诸侯，文王之弟虢叔始封宝鸡，后东迁三门峡地域，虢季子白就是虢氏家族成员。宝鸡市东南是丰镐的西大门，三门峡境内有交通要塞函谷关和必经要津“茅津渡”，对于周王室安全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从虢季子白的军功和虢氏家族所居之地看，西周初年的分封制，确实起到了“以藩屏周”的重要作用。
28．佩玉之礼——玉组佩
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
尺寸：通长2米(共204件)，最大璜长15.8厘米
1993年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山西博物院藏
大型组玉佩为西周首创，是由多件玉器串连组成悬于身上的佩饰玉。其主体多以璜、牌形饰、管、珠等串连而成。据研究，大型组玉佩的使用范围有可能仅限于公、侯等诸侯国国君及其夫人或有相应封号的贵族。此玉组佩由204件各色玉饰组成，长达2米多，可以从头部一直覆盖到脚部，是整个墓地最大的玉礼器组合。组佩中璜的数量竟达45件，将多璜组玉佩的形制推向了中国历史的极致。整组玉佩结构之复杂、组合之规整、饰纹之精湛，使人不难想像主人生前佩戴时的雍容华贵。这件国宝的拥有者为距今2000多年前的晋穆侯的次夫人杨姑。
29．史墙铜盘——铜史书
西周恭王时期(公元前922～前900年)
1967年于陕西扶风庄白村出土，陕西省周原博物馆藏
西周恭王时史官墙所作的礼器。盘，盥洗器，与配合使用。内底铸铭文18行284字，使用四言句式，与《诗经》句式相似。铭文前半部分颂扬西周文王至穆王的重要政绩，后半部分记述墙所属的微氏家族的家史。微氏家族的祖先是商代之遗民，武王灭商后降周，后世代为史官，成为周王腹心之臣。周王朝对商遗民的怀柔政策，成为周王朝安定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30．蔡侯铜方壶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安徽省博物馆藏
壶为酒器，也可作水器。盖饰镂空八瓣莲花形，颈部两面有兽耳衔环，底有四兽承托，相互应合，造成壶身轻盈、移动的感觉。兽的形像(象)生动，底部四兽作昂首吐舌，似乎难以承受压在身上的重量。有铭文6字，记载为蔡侯之器。此壶形体高大，装饰华丽，为春秋青铜艺术珍品。出土此器的墓为蔡昭侯墓，也叫蔡侯申，是蔡国第20个国君。蔡国是武王灭商后，封叔度于蔡(今河南上蔡县)而立。到蔡昭侯时为躲避楚的攻击，于公元前493年迁都州来(今安徽省寿县，时称下蔡)，后为楚所灭。
31．龙凤形玉佩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1977年安徽省长丰县杨公乡墓葬出土，安徽省考古研究所藏
此龙凤形玉佩共有两件，出土时分别置于人体盆骨的左右，显然是主人佩戴的成组玉佩中的一件。《礼记玉藻》记载：“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受礼教的渗透，导致佩玉风行，玉也成为了身份和地位的标志。此玉龙注重造型的变化和神态的表现，使弯曲盘绕的身躯充满活泼的气息和强烈的动感。龙凤组合浑然一体，体现了制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也表达了人们期望龙凤呈祥的美好愿望。琢制工艺显得挥洒自如，得心应手。精湛的琢玉技术和昂扬的艺术风格，充分显示了战国时代那种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
32．高级铠甲将军陶俑
秦(公元前221～前206年)
1977年陕西西安临潼区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出土，陕西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藏
泥质灰陶。秦代将军头戴鹃冠，鹃为一种雉鸟，性好斗，至死不却，将军戴此冠，以示英勇。身穿鱼鳞盔甲，胸前、背后、双肩皆有花结，显示了等级的尊贵；面容严肃，气质威武，神态镇定自若，俨然一位久经沙场的大将。《管子· 论将》要求将军要“总文武者”，“兼刚柔者”。此俑的神态与气质已经具备了有文有武的素质、刚柔兼备的性格。一号坑出土5000余件兵马俑，秦代雕塑艺术家塑造了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官兵形象，而气度非凡的高级铠甲将军陶俑仅发现7个，使我们仿佛看到了在秦统一六国过程中，将军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壮观场面。
33．T形帛画——通往天国之路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此为葬仪中用以表示招魂、导引后随葬的旌幡。是国内已知画面最大、保存最完整、艺术性最强的汉代彩绘帛画，现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是此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画面所描绘的内容自上而下可分为天上、人间、地下三部分。天上部分绘有人首蛇身的蛟龙、金乌、蟾蜍和玉兔、奔月的嫦娥等天国的神话传说。金乌指代太阳，所谓“金乌海底初飞来，朱辉散射青霞开”即指此；人间部分绘有墓主人辛追在3个侍女的陪同下，正在飞升天国的路上，以及家人在祈求死者灵魂升天的祭祀场面；地下部分画着神话中的鳌鱼和异兽守卫死者的灵魂。帛画以有序的层次展示了汉初人们观念中的宇宙图景，其主题思想，一般认为是“引魂升天”，但也有人认为是“招魂以复魄”，使死者安土。
帛画的保存难度很大，为了防止文物的自然损坏，采取消毒去污、防虫防霉和加固保护等现代科学和传统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来加以保护，展出过程中尽量创造一个“恒温、恒湿、相对无菌”环境，为了保护这件国宝级文物，不仅设计了特制的展柜，还将展柜内充满了氮气，对灯光、温湿度也作了严格的设置。
34．金缕玉衣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94～1995年江苏省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江苏省徐州市博物馆藏
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工艺最精的玉衣。全部用新疆和阗白玉、青玉组成，包括头罩、前胸、后背、左右袖筒、左右裤管、左右手罩、左右脚罩等十余部件，共使用玉片4248片，金缕1576克。需10万人工才能完成。按照汉代的丧葬制度，玉衣是必需的丧葬品，因为汉人相信金玉可以保持尸体不朽。但只有帝王才能使用金缕玉衣，而此件玉衣的主人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即汉高祖刘邦的弟弟刘交之子。刘交深受刘邦之子、汉文帝刘恒宠信，致使其几个儿子贵比皇子，故刘郢客死时能穿金缕玉衣。同时也说明西汉时期象征地位和等级的玉衣缕质的使用并未形成严格的制度。
35．错金银牛形铜灯
东汉(25～220年)
1980年江苏扬州邗江县甘泉2号墓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这是一件精美的牛形铜灯，与早期铜灯相比，设计更为合理，制作更为精美。除具有一般铜灯的烟尘导管装置外，圆形灯盘上可推移开合的灯罩已由原来的封闭型变成镂孔透光型，能更好地起到散热、挡风和调光的作用。通体遍饰精细的龙、凤、虎、鹿以及各种神禽异兽等错金银图案，线条流畅飘逸，工艺相当精湛，是汉代众多青铜灯具中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上乘之作。这类象生形灯具在汉代十分流行，巧妙利用形体本身的有机部分作为导烟管，如人的手臂，牛的双角，凤、雁的颈等，反映出汉代人为防止燃油灯对室内造成污染的环保意识。
36．击鼓说唱陶俑
东汉(25～220年)
1957年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俑在汉代雕塑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车马出行到侍卫家奴，从庖厨宴饮到歌舞百戏，几乎无所不包，反映了汉代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说唱”作为中国曲艺的重要表现形式，源于何时并无确切史料可引，但从这件“说唱击鼓俑”上可以寻到一丝线索。
汉代民间极为盛行说唱表演。这件陶俑袒胸露腹，着裤赤足，右腿扬起，左臂下挟有一圆形扁鼓，右手执鼓槌作敲击状。俑人嘴部张开，开怀大笑，仿佛正进行到说唱表演中的精彩之处。人物面部的幽默表情被刻画得极为生动传神，使观者产生极大的共鸣。汉代这种说唱艺术称为“俳(音排)优”，史书记载：“击鼓歌唱，作俳优”。《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俳优侏儒，倡乐可狎(xia)玩者也。”在汉代，往往以身材矮胖、相貌滑稽的侏儒充任表演者。陶俑虽为手工捏塑而成，但其神态生动、鲜活逼真，雕塑家对于生活细节的捕捉非常到位，并借用夸张的手法使这种戏剧化的场面更加具有感染力，它仿佛从二千年前的历史尘埃中走来，带给我们汉代社会的音容笑貌，让人忍俊不禁，过目难忘。
37．铜摇钱树
东汉(25～220年)
1990年四川省绵阳市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四川省绵阳博物馆藏
整体由基座、树干、树冠等共29个部件衔接扣挂而成。以铜管作树干，插在浮雕天绿、辟邪纹的陶座上，五组枝叶分插在树干套管上，树顶一人正将玉兔捣成的不死“神丸”置于雀嘴，树枝上满布铜钱，树叶上还饰有西王母长生不老神仙故事及乐舞杂技者形象。树叶婆娑，满布铜钱，似乎只要摇动树干，铜钱就会哗哗坠落，故名为“摇钱树”。摇钱树在东汉的墓葬中常有出土，人们在树上挂满铜钱，塑造神仙故事，祈盼它能像果实那样可以不断地“开花结果”，希望能像神仙一般长生不死。“大地有泉皆化酒，长林无树不摇钱”，墓中随葬摇钱树，表达了汉人渴求财富的愿望。
38．三彩双龙耳瓶
唐(618～907年)
故宫博物院藏
以两个对称的双龙衔住瓶口为柄，造型优美高雅，制作相当精致。这种器型是在晋朝鸡头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吸收了西域胡瓶的特点，始见于北朝，盛行于隋、唐，当时自铭“传瓶”，有白瓷、青瓷、三彩等品种，唐代主要流行于东都洛阳一带，巩县窑烧制双螭瓶的重要产地之一。陶瓷器上的龙多为雕塑龙，而龙的地位因象征皇帝而日益尊贵，当时宫廷有严格规定，除皇帝以外任何人不准用龙纹作装饰。这件三彩双龙耳瓶器型端正，保存完好，属唐代三彩瓷器的精美之作。
唐三彩多见于陪葬明器，极少有使用品。由于它是一种低温釉陶器，经过约800摄氏度的温度烧制，属于低温烧制，其成本和烧造难度远远低于瓷器。另一方面唐代盛行厚葬。因此三彩陶器也是适应这种厚葬风气而兴起的。唐朝作为一个开放度极高的帝国，其物品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唐三彩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品，成为唐朝重要对外输出品。
39．慈善之美——贴金彩绘菩萨立像
北齐(550～577年)
尺寸：通高60厘米
1996年山东省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出土，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藏
菩萨头戴花冠，慈眉善目，表情庄重，脑后有圆形头光。内着金边僧祗支 (一种长方形衣片，意思为覆膊衣或掩腋衣)，下着红色长裙，长长的帔帛下垂而飘逸，跣足立于莲台之上。菩萨衣纹雕刻简洁，没有花冠、顶圈、璎珞、手镯之类的细致装饰，但依然显出其丰满俊秀、雍容典雅的气质；面部流露出隐约愉悦的微笑，充满了慈善之美。菩萨身材单薄、肩部低垂，是典型的中国汉人的体态，所穿金边“僧支”，又源自于热带、亚热带人的贴身便衣。这种造像既带有印度笈多佛教的风格特征，又有明显的中国化痕迹。
40．大金国皇室马车装饰物——铜坐龙
金(1115～1234年)
1965年黑龙江阿城出土，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铜坐龙是金代早中期皇室的御用器物。据《金史·舆服志》载，金世宗完颜雍在大定六年(1166年)重新审定皇帝所乘坐的车，规定将本朝以前所用之金铬(皇帝乘坐的大型豪华车辆)轼上坐龙改为凤，表明铜坐龙实物曾用于皇室御用专车座前扶手的横市上。又据记载，大辇顶轮上有银莲花、坐龙。可见，此类铜坐龙还曾被用在马车的顶轮上。可以认定，铜坐龙应该为金代皇室御用马车上的装饰物。它集龙、麒麟、狮、犬形象和特点于一身，设计构想及雕塑水平高超。现在，其出土之地黑龙江阿城市以之作为城市市标。
41．官窑贯耳青瓷瓶
南宋(1127～1279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宋室南渡临安(今杭州)后，先后在修内司和郊坛下设官窑，以供朝廷所需，分别称为修内司官窑、郊坛官窑。两个窑址分别在今杭州市凤凰山下的老虎洞和乌龟山找到。器型多仿商周青铜器的尊、鼎、炉、觚等陈设瓷和祭祀用礼器。修内司官窑是宋高宗南渡后在杭州另立的新窑，是汴京官窑的继续，因称南宋官窑。其官窑的特点是胎细釉润、色青带粉红、釉有深浅之分，有蟹爪纹开片和紫口铁足特征。
这件南宋官窑贯耳瓶即仿古代青铜器造型。端庄典雅，胎薄体轻，釉质肥厚光润如玉，开片如“蟹爪纹”。口沿及棱角处因釉较薄而露出胎色。南宋官窑代表当时青瓷的最高水平。
42．宋·绢本设色《洛神赋卷》
宋(960～1279年)
传世品辽宁省博物馆藏
绢本设色，《洛神赋图》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的绘画名作(该图为宋摹本)，是以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曹植的名篇《洛神赋》为题材，描述曹植渡洛水时与洛水神女相遇而恋爱，终因人神路隔而无奈分离的动人故事。《洛神赋》原名《感鄄赋》，一般认为是因曹植被封甄城所作；亦作《感甄赋》，甄通鄄，但也有人认为其写作牵涉到曹植与魏文帝曹丕之妃甄氏之间的一段错综复杂的感情。
该图用具体生动的形象，完整地表现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洛神赋》的内容，对人物心理刻画的成功及善于表达情感内容的精深造诣，反映了东晋中国绘画的新发展。图中人物画的线描如“春蚕吐丝”，后人称这种技法为“高古游丝描”，为人物画技法十八描之一，对后世的中国画线条艺术产生很大影响。
目前已知的有两幅宋朝人临摹的《洛神赋》。其中一幅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幅被末代皇帝溥仪卷逃到东北，日本投降后散落民间，后被辽宁博物馆收藏。
在本次展览的众多展品中，我们还总结了观众与读者不能错过的“国宝之最”，它们包括：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收藏的贾湖骨笛，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老”的乐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骨笛用鸟的腿骨做成，出土时有外型相似的两件。据考证，它们是一雌一雄，印证了中国自古雌雄笛的传统。此笛是后世竖笛及洞箫类乐器的鼻祖。当时的人们利用它吹奏出有节奏的音符，以此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和对神灵的尊敬。即使到了今天，这支骨笛仍能吹奏出五声阶的曲子。
东汉陶楼，是展览中最“大”的文物。高2.2米，仿照中国式碉堡而建，是东汉地主豪强的墓葬。工作人员把它安放在展厅，整整用了六个小时。
东晋时期的金羊，则是展出的最“小”文物。在晋代以后，装饰图案大都以植物为主，这只小金羊应是动物装饰时代末期的作品。它外型十分小巧，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
摹本《兰亭集序》，是这次最“轻”的展品。《兰亭序》是书法家王羲之的得意之作。后人评价：“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为“行书第一”。只可惜，真品被唐太宗作为殉葬品，永远地埋于昭陵。现流传于世的《兰亭序》为唐人摹本。其所用的是绢本，非常轻巧。绢色虽陈旧泛褐，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丝毫不逊真迹。
此外，诞生于周恭王时期的史墙铜盘，堪称最“重”的史书。司马迁作《史记》为后人传诵，但公元前9世纪的这部铜史书同样不可小视。1967年出土干陕西的史墙铜盘，上铸18行284字铭文，生动阐述了西周文王至穆王的重要政绩及徽氏家族的历史。
来自徐州博物馆的金缕玉衣，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汉代规格最“高”的葬服。也是目前国内出土的金缕玉衣中玉质最好、玉片数量最多、工艺最精的一件。整个展品共使用玉片4248片，金缕1576克，需10万人工才能完成。
错金银牛形铜灯，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它被命名为展览中最“环保”的灯具。这件产自汉代的珍品，底座为牛的形象，牛的身体为储水容器，灯点燃时所产生的油烟经过灯罩收集，由弯管将烟尘导入水中吸收，避免室内空气的污染，这一设计折射出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在欧洲，直至15世纪，类似的除烟设计才在达·芬奇的手稿中出现。而汉代，这种灯具在我国已普遍使用。
“三年磨一展”，背后的故事也精彩
据北京市文物局有关负责人介绍，7年前北京申奥成功，尽管新首博还在基建中，但当时北京文博界已经开始思考如何为奥运增光添彩。两年前，北京市文物局开始了对奥运期间展览活动的策划。一年前，首都博物馆开始构筑展览框架。进入2008年，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55家博物馆向北京伸出了援助之手，几乎都献出了自己的镇馆之宝；最不易的是展览进入实操阶段，运输、点交、布展，每个环节都凝聚着许多幕后工作者的心血，由于中华文明的传承相当一部分是以木材、丝绸和纸为载体，极易受到破损，为保护好这些文物，展会的背后发生了有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聚宝摇铁树的故事出有因
四川省绵阳市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的东汉时期铜摇钱树，做工精美，树叶婆娑，但是由于树体移动困难，树枝极其脆弱易断，绵阳博物馆特意派专人护送前来布展。
这架高198厘米的摇钱树整体由基座、树干、树冠等29个部件衔接扣挂而成。据保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它看上去外形很完整，实际上经过一千多年，铜也变得很脆弱，而且一片片叶子都特别薄，“每片叶子伸出来这么长，都是一 个一个插上去的，接口的地方就火柴棍那么细，它要是晃起来就会觉得挺恐怖的。”可是如果加上很多支撑，就不好看了，“既要安全又要展示效果”是布展的原则。这花费了工作人员不少的心力。
最为感人的是，四川绵阳博物馆在四川大地震余震未了之时，依旧组织人员将这件珍贵文物送往首博。据了解，在策展期间，谈过借展意向，还没有详谈细节，绵阳就成了地震的重灾区。6月份，绵阳博物馆所有文物要转运到三星堆博物馆临时保管，只有一件文物送到北京来，就是这棵摇钱树。
“地震之后联系，他们什么都没说，就说按照你们要求的时间，我们一定送过去。特别的支持!”首博业务研究部的张杰说，当时是绵阳市文物局局长和绵阳博物馆的同行一起送来，押运员每个人家里都有亲人或朋友遇难，“我们都不敢跟他们谈地震这事，一说就受不了。他们说，全国人民这么支持我们，我们一定要送来。”保管部的王显国说：“送展的四个人，来了几天都没换衣服，一直穿的都是救灾的衣服，我们后来才明白是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
■运输兵马俑的故事
文物运输这个环节曾经让人特别担心的是兵马俑，它是泥质灰陶材质，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加上需要长途的汽车货运，很容易损坏，而且与别的文物落地北京再进行点交不同，这一件要求在当地点交，再运回来。所以要小心加小心，仔细又仔细。
因为兵马俑经常出国展览，陕西兵马俑博物馆有一支特别专业的包装运输队伍，每件都有定制尺寸的包装，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富有经验。比如为了减震，其中的人俑，还要按后背的曲线加海绵，就像给它做一个床垫。运输的时候马腿是不能接触运输箱地板的，有一个装置托着马肚子悬空在箱中。但是马腿很长，有振动的话，陶也有开裂的危险，这一次首博方面的技术人员为了更安全起见，提出给马腿加固的建议：用脱酸的纸把马腿包起来，然后像给人治疗骨折打夹板一样，拿木条固定住，打绷带，保证在震动时不会出现问题。
文物运输车由特警武装押运自不必说，专业的文物运输车本身有减震气垫，内部集装箱里有控温设备，而且好的文物运输箱，其包装材料和密封程度还可以保证脱离温湿度的保护，24小时之内不会发生内部环境改变。
对承担运输的专业珍品运输公司也有要求，文物箱在车中的放置有一系列讲究：箱子下垫上PE板减震，箱与箱之间也垫上PE板，再把箱子跟车体固定住，这样，任何的动都是车整体在动，不允许箱与箱、箱与车有相对的动。根据路况的不同，时速限制在三四十公里，急刹车更是绝对禁止的动作。车从陕西开到北京用了两天，平常车速，从石家庄到北京一般跑3小时就到了，而这辆车，是从早上开到晚上九点才到北京。
■点交金缕玉衣的故事
文物交接时一个重要的环节是要进行点交。点交时，某一花纹，有没有残缺，锈迹在什么位置等等，每一个地方都要数到。点交报告上双方都要签字认可，证明交给博物馆的时候是什么状况，撤展还回去的时候，还要对着这个报告重新再点一遍。点交后，一切责任都相应转移了。
据介绍，这次展览，点交工程最浩大最复杂的，是金缕玉衣。“四千多片玉，每片玉都要数有没有划痕、裂伤，还要看每个金线打结的位置，数了很长时间。”
为做好点交工作，保管部制定了严格的规定，交接单有统一的标准，写明名称、年代、尺寸、重量、大小。更重要的是现场看，哪一点磕过，哪一点有划伤，——记录。最重要的就是照片了，发现小伤的话，只要能拍的角度都拍，还要有特写。有时一件文物就拍了几十张上百张照片。
■展示马王堆帛画的故事
在展厅里，马王堆出土的T形帛画所在的区域，光线明显暗于周围，让观者只能伏下身去凑近观看，它们华美而又吹弹即破，令人大气也不敢出，虽然隔着厚厚的玻璃展柜。
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光线暗是因为灯头前面加滤片，过滤了红外线和紫外线，保护丝织品和书画等纸制品文物要求每小时光的照度不能超过50Lux，如果温度或光照过高会引起表面硬化和褪色，展厅里不能用闪光灯拍照也是这个原因。同理，国家对于这类文物的累积年曝光量也有限制，所以往往不能常年展示。而湿度也有要求，过低会脆裂，过高则会霉变。
正是因为娇贵异常，T形帛画出土至今已近40年，从未离开过它的家乡。它一直藏在湖南博物馆，从来没拿出来展览过，展厅里通常展示的是一幅线描图和一件复制品。保管部的王显国介绍说，所以这件文物这次也得到特殊待遇：直到运至展厅、装上玻璃以后，才进行的点交。“当时借的时候，他们也很为难，这件文物太珍贵了，所以提出了很多技术要求，湿度要严格控制在55％到60％之间，温度是21℃左右。我们专门做了一个恒温恒湿的箱子，而且运到库房就没打开过这个箱子。直到布展那天，专门请了湖南博物馆一个研究员过来，按照他的要求，小心翼翼地运到展厅。他有专门来动它的特殊工具，亲手把它放好。这个太重要了，我们是不敢动的。”
娇贵的展品享用的展柜也是特制的。展柜使用防爆玻璃，即便发生意外被击碎，内部的胶膜能使玻璃裂而不碎，碎片仍然连在一起，不会伤及内部。灯是光导纤维的，光在展柜里面，灯源却在柜子顶上，这样保证展柜空间里是没有热源的；若仔细看，能看到里面有一个探头，那就是加湿器，能自行调节湿度。
而在展览期间，除了技术部、特勤保卫部门每天的例行巡查，首博保管部的保管员们也每天两次在展厅查看，随时观察展品的情况，确保万无一失。
从以上这些小故事中，我们不仅为工作人员的精神、精心、精致而专业的工作作风所深深感动，而且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当代展览人的智慧、团结合力、民族精神之传承与创新，尤其是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让古老文物焕发新的光彩。
本次的“中国记忆展”，既展示了中华文明5000年的坚实印记，也展示了新时期、新中国开放、创新、包容、团结的清鲜气象。
从兵马俑、金缕玉衣到五大名窑瓷器，从京味文化到长江文明，从神秘的中国皇宫到遥远的古希腊竞技场……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经过两年精心筹备的文化盛宴在首都博物馆盛大“开席”。来自全国27个省市70多家博物馆倾力打造的《北京文物精品展》、《长江文明展》、《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紫禁城内外的竞技游戏展》四个中国展和来自奥林匹克发源地希腊的《公平的竞争——古希腊竞技精神展》，从今年7月23日起在首都博物馆陆续开展，近千件精品文物为中国以及世界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觉与心灵震撼。
此次系列展览的最大亮点是国宝荟萃，尤其是《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可谓中国展览史上的一次空前力作。它汇聚了全国26个省市、55家博物馆所献出的169件“镇馆之宝”，其中的大部分展品为一级品以上的国宝级文物，还有很多是首次赴京亮相。
“在一个博物馆内同时看到这么多国宝，这样的机会可能一生只有一次。”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先生如此评价。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奥运会开幕的一个星期内，展馆接待观众已经超过145万人次，包括来自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游客10万人次。许多游客都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领略中国文化的神采风韵，并深深地被中国文化所折服、吸引。
“再也没有谁能有如此大的本事，把这么多中华文明的珍宝聚集一堂，除了奥运会。”一位中国参观者看完展览后兴奋地说。
8月22日，一位外国游客参观了《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后，在首都博物馆的留言簿上写下了三句话：“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中国文化展览!中国古代文化让我感动!感叹中国文化的历史悠久，韵味深远!”
英国游客兰帕德则表示，以前中国对他来说就像一个梦幻世界，古老而神秘，而当慢慢接近它、了解它的时候，很快被这个国家强烈的现代气息所吸引。
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以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文演出展示了中华5000年文明；而《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则是一次中华文物的“盛筵”，它是中国文博史上第一次用“物”的方式来展现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我们每个炎黄子孙为之骄傲，因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断裂过的古老文明，也只有她能够用实物来呈现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文明历程。
2008年，中国文化在奥林匹克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北京奥运会这次盛会，又为古老的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迈向世界的步伐。
5000年的文化瑰宝展现5000年壮丽文明
“这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东方文明，无论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多次南下，还是西方列强的闯入，都未曾中断文明的传承与进程，卓尔不群、独立远东。
这是一个神奇瑰丽的东方文明，在西方人眼中，既有‘丝国’到‘瓷国’的嬗变，也有‘汉人’到‘唐人’的演绎，在马可·波罗等冒险旅游家颇具传奇的游记中，是令人向往的神奇世界。
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以华夏文明为主体，吸纳、融合各区域文明汇聚而成。宛如海纳百川，奔流不息。
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东方文明，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碰撞中，以无与伦比的包容和再生力，实现自身的创新和发展，并推动着世界文明整体的进程。
这就是中华文明，蕴含着‘和’的文明。以礼明序，以乐和群，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以期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古老的中华文明，从遥远的时空中走来，如今在这里向您展示中华文明昨夜灿烂星辰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也是最能唤醒那尘封已久的美好记忆的文物瑰宝。”
以上这段文字诗意地表达了“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的思想主题。文以载道，物以载文；睹物思人，物人合一。文物，即以物体的形式展示先人“活”的思想与感情。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从未间断，这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荣耀。然而，如何使浩瀚的中华文明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集中阐释给来自五大洲的宾客，《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以下简称“中国记忆”)以创新的方式实现了这一目标。
“中国记忆”以169组件文物，有序地排列在一条长200米的通道两侧，生动地勾勒出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轮廓，它给观众一个中华文明从古至今源远流长的整体概念。
展览按照中华文明发展的时间顺序分为“曙光初照”、“礼乐安邦”、“盛世华章”、“古典终结”四大部分。
首先展示的，是新石器时代的珍贵文物，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纹石刻是其中的代表之作。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太阳神”石雕像。石像中的“太阳神”身躯修长、两手下垂、双足分立，头顶刻着23条光芒的太阳。这块石刻，是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地区人们对太阳崇拜的产物。
展览的第二部分，为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3世纪末的文物，该时期是中华文明第一个繁荣期。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饰，是其中的亮点，作品同样是古人崇拜太阳的物证，同时也说明古人已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其形成的原因。
第三部分展出的是中华文明高峰期的作品。最具特色的是出土40年，首次离开湖南的马王堆T形帛画。它是国内已知画面最大、保存最完整、艺术性最强的汉代彩绘帛画，一直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画面内容分为天上、人间、地下三部分，完整体现出汉初人们对宇宙图景的想象。
展览的第四部分，为宋代到明清时代的文物。一副宋摹本《洛神赋图》是其中最大的亮点。这幅摹本用生动的形象，完整地表现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洛神赋》的内容。图中所采用的绘画技巧，后人称为“高古游丝描”，为人物画技法十八描之一，对之后的中国画线条艺术产生了极大影响。
以上四大主题展览中，几乎涵盖了我国每个朝代的“标志性文物”，如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仰韶文化的蛋壳黑陶高柄杯、夏商周的青铜器、商后期的太阳神鸟金饰、秦代的兵马俑和九九乘法表木犊、汉代的金缕玉衣和T形帛画、唐代的王羲之《兰亭序》摹本和邢窑白瓷、宋代的绢本设色《洛神赋图》、元代的“张成造”剔犀漆盒、明代的何朝宗德化窑观音像、清代的乾隆内廷珐琅彩……。这其中尽是中国古代大家的传世之宝，如王羲之的行书，张旭的狂草，顾恺之的人物画，元代张成的漆器，明代何朝宗的瓷器，无一不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永恒的文化、永恒的精品、永恒的记忆
“中国记忆”，汇聚了中华5000年最精彩的记忆。据悉，本次展会所调集的展品具有两大核心取向：一是在课本中出现，大家耳熟能详的文物；二是新出 的还没有展出过的文物。
“秦兵马俑、金缕玉衣、马王堆汉墓帛画，这些平时只有在历史书上才能见到的旷世珍品能够汇聚在一个展厅，在中国文博历史上从未有过。”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刘超英如此评价。
此外，根据粗略估计，参展文物中至少有10％从未走出过其入藏博物馆公开展览，如马王堆汉墓帛画、兰亭序。还有些文物出土后就从未展出过，像江西靖安李家坳去年出土的圆形金箔，它是国内发现的春秋时期体量最大的金箔饰品。
按照以往展览的惯例，国家一级文物不能超过展品总数的20％。而本次“中国记忆”，大部分展品都是一级品以上的珍稀国宝。观众能如此集中地欣赏，一生或许只有一次机会。
为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本刊记者特意利用“十一”假期，亲赴北京首都博物馆，将这一绚烂时刻以照片的形式留作永恒记忆，并辅助相关文字说明，为读者奉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精品之作。
1．中国最早的“太阳神”——太阳神纹石刻
新石器时代·城背溪文化(约公元前5800～前4700年)
尺寸：高105厘米、宽20厘米、厚12厘米
1998年秭归东门头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太阳神”石雕像。先人用写意的手法雕刻出一位身躯修长、两手下垂、双足分立的人，头顶上刻着有23条光芒的太阳，腰部两侧的圆点似行星在宇宙中运行。此人代表着中国主管太阳的神。万物生长依赖太阳，太阳崇拜在世界各地各民族都有其信仰形式。此石雕像就是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地区的人们对太阳崇拜的产物。
2．笛子的鼻祖——贾湖骨笛
新时器时代 裴李岗文化(约公元前6000年)
尺寸：长22.7厘米
1987年河南省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所藏
贾湖骨笛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乐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
该骨笛是用鹤类长肢骨管制成。磨制精细，7孔。在第六孔与第七孔之间有一小孔，经测音可以发两变音，应为调整第七孔发音而钻的调音孔。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出土有两件形制相似的骨笛。据测音研究，它们是一雌一雄，印证了中国自古雌雄笛的传统。
此笛经试奏，证明是一种竖吹骨笛，也是后世竖笛或洞箫类乐器的祖型。当时的人们利用此笛吹奏出有节奏的音符，以此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和对神灵的尊敬；现代音乐家们使用此笛仍能吹奏五声阶的曲子《小白菜》。
3．丰殖符号——人面鱼纹彩陶盆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
尺寸：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
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半坡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葬具，为儿童瓮棺的棺盖。盆内壁用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概括成圆形，额上涂成黑色，可能是当时的文面习俗。嘴旁、耳旁各有相对的两条鱼，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头顶的尖状角形物可能是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而人面鱼纹则可能是代表人格化的独立神灵——鱼神，鱼是丰产的象征，表达了原始居民祈求丰产、种族繁衍的愿望。有的学者根据《山海经》中巫师珥两蛇的记载，认为人面鱼纹表现的是巫师珥两鱼。寓意为巫师请鱼附体，进入冥界为夭折的儿童招魂。
4．陶器上的人类童年画——彩绘鹳鱼石斧纹陶缸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
尺寸：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
1978年河南省临汝县阎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陶缸可能是某个部落酋长的瓮棺。其上绘鹳鸟衔鱼、旁边竖立一柄石斧的画面：石斧和鱼，用黑色线条勾勒轮廓；鹳则直接用色彩涂染形体，并以浓重的黑线勾勒眼睛以突出神采。这种绘画技法类似后世的勾勒和没骨。关于画面要表现的主题，有学者认为鹳和鱼分别是两个氏族的图腾，而石斧是身份和权威的象征，鹳啄鱼表现了两个氏族之间的故事，也有学者认为“鹳鸟衔鱼”形象为古史传说中的“鹳兜”(颛顼的后裔)。
5．神秘的符号——八角星纹彩陶豆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400～前4100年)
尺寸：口径26厘米，足径14.5厘米，通高28.4厘米
1978年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豆为盛食器，也是祭祀用的礼器。此豆口沿上用褐、红彩绘对顶三角形与若干线条相间组成的图案，腹部用白彩在深红色陶衣上绘有5个方形八角星状纹饰，纹饰构图对称，色彩对比强烈，堪称我国彩陶艺术珍品。关于彩绘八角星纹，在安乡汤家岗出土白陶盘和凌家滩文化中的玉鹰上也刻有类似的纹饰。有学者认为这类纹饰有表现光芒四射的太阳，四射的八角也寓意着无际的天空，中间的方形象征着大地，取天圆地方之意，表现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天地自然的敬仰。
6．原始集体舞——舞蹈纹彩陶盆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050年)
尺寸：高12.5厘米、口径23.8厘米
1975年在青海省同德县巴沟乡出土，青海省博物馆藏
此盆为细泥，以黑彩在内壁绘两组舞蹈人像，分别为11人和13人，头饰较宽大，下着裙装，手拉手，再现出约5000年前舞蹈艺术的直观形象，这也是迄今出土舞蹈人物最多的一件彩陶盆。舞者都着统一的服饰，以统一的动作手舞之，足蹈之，连头上的辫子以及尾饰甩的方向都一致。这说明跳舞的人，他们的动作、节奏、韵律都是统一的。这种牵手踏舞的形式，可能就是后世盛行、并一直流传到今天的歌舞形式“踏歌”的滥觞。这是对文献所载原始舞“令凤鸟天翟舞之”，“以致舞百兽”等资料的形象说明。值得赞叹的是，陶盆还利用水的折光作用使跳舞的人像倒映在水中，造成一种动态的视觉美感，令人拍案叫绝。
7．原始仿生壶——红陶兽形壶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400～前4100年)
尺寸：高21.6厘米
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山东省博物馆藏
盛器。壶体为似猪似狗的兽形，兽作挺颈昂首，以张圆的口部作壶嘴，四肢为器足，短尾上翘，尾根部一筒形口，由此注入水或美酒。此壶造型匠心独具，整体布局恰当合理，兽的形象生动有趣，好像正在张着嘴巴向它的主人乞讨食物。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掌握了动物各部位的比例结构，能够突破写实而进行艺术再创造，也凸现了饲养业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8．氏族的守护神——陶鹰尊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约公元前4300～前3600年)
尺寸：高35.8厘米
1985年陕西省华县太平庄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尊为盛酒器。器物造型与鹰的形状浑然一体，如一只蓄势待发的鹰。鹰的两腿空心，尾巴下垂落地，自然地形成“三足鼎立”，既加大了容量，又使其具有稳定性。新石器时代以鸟类造型的陶器目前仅见此一件，是原始制陶工艺的杰作。用鹰作器型可能与人们对鹰的崇拜有关，这种动物矫健、凶猛，使当时的人们对其产生敬畏、崇拜。
1993年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时，萨马兰奇主席亲自挑选七件能代表中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物，送往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展示，陶鹰尊便是7位“使者”之一。
9．龙的祖型——玉猪龙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公元前4000～前3000年)
尺寸：长16.8厘米、宽11.5厘米、厚2.8厘米
1974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羊场乡额尔根勿苏村征集，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墨绿色玉琢磨而成。猪首双耳竖起，两眼相对圆睁，吻前伸，口微张，鼻间有阴刻皱纹。龙体蜷曲无足，像蛇身，首尾相接处缺而不断，背部对穿一个供系挂的小孔。此物一般用作祈求吉祥和护身符悬挂在胸前，反映了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平安的企盼；也是代表某种等级和权力的祭祀礼器。
在远古观念中，猪为“水兽”，是祈天、求雨等祭祀活动中的常客。古谚又有“猪乃龙象”的说法，认为中华民族图腾“龙”起源于猪，由猪向龙的演变过程。在原始人想像中，至高无上的龙也能够像猪那样给他们带来财富和兴旺，把龙头描绘成猪头，象征了农业丰收，风调雨顺，财富增多和氏族的兴旺。
10．大地为宗——玉琮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250年)
尺寸：高8.8厘米、直径17.1～17.6厘米，重6.5千克
1986年浙江省余杭县反山12号墓出土，浙江省博物馆藏
这是迄今出土体积最大、纹饰最繁缛的一件玉琮，被誉为琮王。器形呈扁矮的方柱体，中有对钻圆孔，内圆外方，俯视两端如玉璧形。转角布列简化神徽纹，四个柱面上下各有一神徽纹。古代“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琮是一种祭祀地神的礼器。按天圆地方之说，玉琮内圆外方，分别象征天、地，寓意天地贯穿，可能是巫师沟通天地的法器。
11．中国上古陶器的巅峰之作——蛋壳黑陶高柄杯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
尺寸：高22.6厘米、口径9厘米
1975年山东日照东海峪龙山文化遗址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蛋壳陶是龙山文化时期制陶手工业高度发达的产物。因其陶胎薄如蛋壳而得名。展览选择的这件“蛋壳黑陶高柄杯”是其中的巅峰之作。此杯上部为宽口沿的杯身；中部为柄，柄两端细，中间圆鼓中空，有透雕，好像一个含苞待放的花蕾，其内放置一粒陶丸，将杯子拿在手中晃动时，陶丸碰撞笼壁会发出轻脆的响声，杯子站立时，陶丸落定能够起到稳定重心的作用，设计十分巧妙；下部是覆盆状底座。杯和柄分别轮制后粘接而成。整体形态纤巧细致，雅致高贵，器身光洁细密，光泽如镜，非常规整，是当时最高级的一种饮酒器。这种陶器对于制作和烧制的技术要求非常高，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新石器时代，其烧制技术仍然是一个谜团。
因胎壁薄如卵衣，故名“蛋壳陶”。它以其高超的制作工艺和优美的造型，被誉为“中国古代陶器的巅峰之作”。
12．最早的青铜酒杯——铜爵
夏(约公元前2070～前1600年)
尺寸：带流长14.5厘米、高13.5厘米
1984年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铜爵为酒器，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青铜容器。该器采用复合范铸造而成。形体轻薄，长流尖尾，三足高尖且外侈。长流和尾的造型，加强了重心，使之平衡，且又对称美观。整体造型纤秀简洁，舒展空灵，如同凌空飞翔的鸟，体现了古代匠师的聪明巧思。此爵以其棱角分明的长流、束腰修长的身姿呈现出金属器所特有的神态，成为时代最早、器形最美的青铜器典型代表。
13．礼神酒器——铜猪尊
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
尺寸：长72厘米、通高40厘米，重19.75千克
1981年湖南湘潭县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尊为酒器。此尊以猪的形象为整体造型。猪背上开椭圆形口，设盖，为酒的出入口。盖上铸小鸟增加情趣，疏密相间的纹饰更显高贵，可见当时设计者的观察写实能力和制作者技艺的精湛；前后肘部有横穿的圆孔管，从实用的角度考虑，此器盛满酒之后，一个人难以搬运，有此管孔，可以穿系绳索，供人抬举。尊盛酒后，难以倒出，应配备有取酒的勺；口两侧有獠牙，从动物进化的角度看，不属于家养，而是一只孔武有力的野公猪。以野猪作为铜尊形制，在现有的商代青铜器中仅此一例。商周时期的象生动物具有表意的功能及象征的意味，艺术地表现了人们的原始宗教观念。
14．犀角形酒器——龙纹铜兕觥
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
尺寸：通高19厘米、长43厘米、宽13.4厘米
1959年山西省石楼桃花庄出土，山西博物院藏
兕觥为盛酒器。《诗经》屡见其名，如《卷耳》：“我姑酌彼兕觥。”初多以犀角制作，此器是作为礼器而以铜仿犀角之形。此件兕觥前端龙首，盖面饰有逶迤的龙体，与前端的龙头相衔接，浑然一体。口部两排锯齿形牙的间隙可注酒。器物的功用与龙嘴巧妙结合起来，构思新颖。器身两侧饰夔(kui)龙纹和鼍(tu6)纹，头部均向后方，与盖上的龙形方向相反，交错变化，使纹饰更加生动。口沿两侧的贯耳可系绳悬挂。如此造型的酒器迄今仅此一例。鼍也称扬子鳄，青铜器上较为少见，或许山西在商代也是扬子鳄生长的地区。
15．狞厉之美——龙虎纹铜尊
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
尺寸：器高50.5厘米，口径44.9厘米，重约20千克
1957年安徽阜南县阜南月儿河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尊为盛酒器。龙虎纹铜尊以圆雕、浮雕与线刻相结合的装饰方式，组合成严整的画面。肩部有3条蜿蜒的游龙，龙首突出于器身之外。腹部为一首双身的虎，口衔一文身、屈四肢的裸体人形，虎首突起成圆雕。器表纹饰凸起，器内跟着凹进，这种铸造工艺在长江中游地区较为多见。相同的虎噬人形象见于殷墟妇好墓所出的妇好铜钺和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1号祭祀坑所出的龙虎纹铜尊。其含意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是饕餮食人的形象，或认为虎非食人而是护人。龙虎尊铸造精良，造型完美，是商代青铜艺术的杰作。
16．千年奇“脸”——人面纹铜方鼎 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
尺寸：通高38.5厘米、口长29.8厘米、宽23.7厘米
1959年湖南宁乡黄材寨子山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鼎为饪食器，也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该器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以人面作为主体装饰的方鼎。器腹四面各高浮雕人面，虽大小不一，但五官部位、脸部表情如出一范，可见铸造者拥有十分高明的技巧，也许当时已经掌握了放大缩小的技术。人面写实逼真，表情肃穆，给人以庄严神秘的感觉，这可能是中国南方3000多年前商代人的面貌写真，而其耳上有云勾角状物，下有手爪形饰，又有人认为这是古代文献中的“饕餮”形象。鼎腹内壁铸有“大禾”二字铭文，“禾”字如谷子抽穗时的植株形象，结合器壁的人面形象，有认为是对祭祀、祈祷谷物丰收的一种纪念。
17．太阳神鸟金饰——中华文化遗产的标志
商后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
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四川省成都博物院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太阳神鸟”金饰，即“四鸟绕日金饰”，2001年2月25日出土于金沙遗址。整器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周围等距分布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由四只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四只鸟首足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
有学者认为该器再现了《山海经》中有“金鸟负日”的神话传说，这与同属于古蜀文明的“三星堆文化”的出土文物相互印证了其一脉相承的“崇鸟崇日”的习俗。此外，还有研究认为其外层4鸟除了代表4鸟负日之外，还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内层12道芒纹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这是古代蜀人崇拜太阳的物证，也许当时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原因。
太阳神鸟图案表达着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而且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是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从全国一千多件候选标志中脱颖而出，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18．蜀国的始祖神——纵目铜人面
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
尺寸：高85.4厘米、宽78厘米
1986年四川广汉市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人面中空，大嘴微张，两只耳朵好像鸟翅膀一样向外伸展着。额头上有一个奇特的装饰，是用补铸法安装上去的夔(kui)龙。整个面具表情威严肃穆，表现手法夸张，将人兽自然有机的融合一体，创造出具有通天法力的神灵形像。据史籍记载，先秦时期第一代蜀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一股认为它是蜀国始祖蚕丛的形象。而其两颊上下各有一长方形穿孔，推测此像可能是蜀民嵌干宗庙内木柱之上供奉。
19．“亚酉鬼”国的见证物——人面铜钺
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
尺寸：通长32.7厘米、宽34.5厘米，重4.6千克
1965年山东青州苏埠屯1号墓出土，山东省博物馆藏
钺是古代的兵器，也用作刑具或仪仗用具。这件钺厚重精美，钺面透雕出张口怒目的人面形图案，显得狰拧威严，令人生畏。在人面两侧，各有铭文二字。有研究认为其为“亚酉鬼”两字，并推测这里可能是“亚酉鬼”的家族墓地，“亚酉鬼”是今青州市境内商代最为强大的方国，是商的重要同盟者。此钺主人有可能是仅次于方伯之类的人物。
20．商代最大的青铜乐器——象纹铜铙
商后期(约公元前1 300～前1046年)
尺寸：通高103.5厘米、重221.5千克
1983年湖南省宁乡黄材镇月山乡转耳仑出土，湖南省长沙市博物馆藏
铙是打击乐器，主要用于军旅和祭祀活动。这件象纹大铙重达221.5千克，是商代最大的青铜乐器，被誉为商代青铜乐器之王。主体合瓦形，下附圆筒形甬，旋上饰卷尾的双身龙纹，正鼓部饰侧面立象一对，两两相对，好似在交流嬉戏，惟妙惟肖。使用时口朝天，柄置于座上，敲击铙之鼓部，声音雄浑空阔，悠扬久远。商代人重视对祖先和自然神的崇拜，祭祀时要用牺牲和礼器。人们追求礼器的高大和精致，更能表达对神灵的虔诚敬意。
21．磬中之王——虎纹石磬
商后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
尺寸：长84厘米、宽42厘米
1950年河南安阳殷墟武官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磬为打击乐器。这是迄今发现形体最大、艺术精美的商磬。磬分为特磬和编磬两种：单个为特磬，编磬由若干个磬组成。这枚虎纹石磬是单件，即特磬。用青灰色石料制成，一面以细双线刻一伏虎图案，瞪目张牙的虎形与器形浑然融为一体。据测定，此磬有5个间阶，可演奏不同乐曲。发音浑厚洪亮，音色近似青铜，并有较长的延续音。
古代磬多用于祭祀。《尚书·益稷篇》载：“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表现了先民敲击石磬。举行大型祭祀舞蹈的场景。
22．铜偶方彝
商代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250～前1192年)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彝为容酒器，因形似两件方彝联成一体，故称偶方彝。通体以云雷纹衬地，以浮雕技法表现了饕餮、鸱鸮、夔龙、大象等动物形象。在器体的长侧边缘口沿，各有七个缺口，缺口是专为放置酒斗而设计的。四面斜坡状器盖，斜脊线及坡面中线上均铸出扉棱，盖脊有二钮，便于启合彝盖。器底铭“妇好”二字。整个器型的构造颇像中国古代建筑中斗拱的雏形，因此被誉为商代建筑宫殿的缩影。目前所见商代方彝中仅此一件偶方彝。
殷墟青铜礼器的大量出现，证明中国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其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层层叠叠的线条把动物形象加以抽象变化，采用极精细的几何纹和深浅凸凹的浮雕，构成形形色色的图案，布局严谨，庄严凝重。其夸张而神秘的风格，蕴含着深厚粗犷的原始张力和艺术的魅力，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
整器看上去极似商代宫殿的“四阿”式屋顶，是商代宫殿建筑的缩影。
23．周武王伐商的见证物——利簋(gui)
西周武王时期(公元前1046～前1043年)
尺寸：高32厘米
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簋，主要用于放置煮熟的饭食，多用作礼器。这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也是西周初年金文中叙述武王伐商的唯一珍贵史料。腹内底部铸铭文4行32字，大意为：武王伐商，甲子日凌晨岁星正当其位，宜于征伐；战胜 商朝八天后的辛末日，武王在军队驻地赏赐贵重金属铜给有功之臣——利，利就用铜来铸造宝器以作纪念。铭文载武王伐商的时间是甲子日；再有是从开战后的第八天，就对有关人员进行奖励，说明战争持续的时间不长。这些与文献《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所载相吻合，都载周武王在甲子日征伐商王。
24．蜀国君王的酒器——兽面象首铜罍(lei)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尺寸：通高69.4厘米、口径21.8厘米
1980年四川省彭县竹瓦街窖藏出土
四川省博物馆藏
罍是盛酒器，《诗·周南·卷耳》记载：“我姑酌彼金”。金荆旨的就是就是铜。彭县窖藏罍往往成对，大小、形制、纹饰大体相似，可视为列罍。列罍应与中原地区的列鼎制度相同，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能够拥有高规格列罍的人，应是蜀国的君王，据研究当是杜宇氏蜀王。窖藏的原因当因杜宇氏蜀王被开明氏蜀王取代。罍的双耳为立雕象首，扉棱四出，华丽优美。
25．以人扛着的调酒器——鸟盖人足铜盉(he)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尺寸：高34.6厘米、身径20.6～21.8厘米
晋侯墓地31号墓出土，山西博物院藏
盉是调酒器，也是温酒器。西周时期《季良父》的“盉”字像手持麦秆以吸酒。王国维《说》：“盉乃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此岙乃扁椭圆体曲流形，盖为圆雕的振翅鸟形，以熊形链与器相连。器足塑造得形象生动，两个裸体的半蹲人形，身前倾，两人负重时的神态表现得惟妙惟肖。晋侯墓地31号墓与晋献侯稣墓(8号墓)属夫妻合葬，为晋献侯稣夫人的墓。对墓主人人骨进行测年分析，认定其时代为公元前814年至前797年。此盍造型别致，构思奇特，体现出晋国精湛的青铜工艺水平。
26．依律刑罚的物证——刖(yue)人守门铜车形器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尺寸：通高9.1厘米、长13.7厘米、宽11.3厘米
1989年山西省闻喜县出土，山西博物院藏
厢式六轮车形，内可置梳妆用品。两档有门，门旁各立一个受刖刑的裸人，一档为断左足者拄杖扶门拴。盖钮、四角有猴、虎、熊、鸟等，姿态各异，这应是“域养禽兽”的苑囿之景。苑囿是以园林为主的离宫，内养禽兽，供帝王游憩、骑射等活动。全器可转动的部位共十五处，构思奇特，制作精巧，迄今仅见一件。自西周始，中国已有较完备的犯罪处罚制，铜车形器是刑史上一件重要的物证。刖刑，即断足。
27．虢(guo)季子白盘
西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前782年)
传陕西宝鸡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虢季子白盘是周宣王时期的青铜重器。盘是盥洗器。内底有铭文111字，记载虢季子白征伐北方民族的一次战争，杀死五百名敌人，活捉五十名俘虏，周王为其设宴庆功，虢季子白作盘以为纪念。西周初年分封诸侯，文王之弟虢叔始封宝鸡，后东迁三门峡地域，虢季子白就是虢氏家族成员。宝鸡市东南是丰镐的西大门，三门峡境内有交通要塞函谷关和必经要津“茅津渡”，对于周王室安全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从虢季子白的军功和虢氏家族所居之地看，西周初年的分封制，确实起到了“以藩屏周”的重要作用。
28．佩玉之礼——玉组佩
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
尺寸：通长2米(共204件)，最大璜长15.8厘米
1993年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山西博物院藏
大型组玉佩为西周首创，是由多件玉器串连组成悬于身上的佩饰玉。其主体多以璜、牌形饰、管、珠等串连而成。据研究，大型组玉佩的使用范围有可能仅限于公、侯等诸侯国国君及其夫人或有相应封号的贵族。此玉组佩由204件各色玉饰组成，长达2米多，可以从头部一直覆盖到脚部，是整个墓地最大的玉礼器组合。组佩中璜的数量竟达45件，将多璜组玉佩的形制推向了中国历史的极致。整组玉佩结构之复杂、组合之规整、饰纹之精湛，使人不难想像主人生前佩戴时的雍容华贵。这件国宝的拥有者为距今2000多年前的晋穆侯的次夫人杨姑。
29．史墙铜盘——铜史书
西周恭王时期(公元前922～前900年)
1967年于陕西扶风庄白村出土，陕西省周原博物馆藏
西周恭王时史官墙所作的礼器。盘，盥洗器，与配合使用。内底铸铭文18行284字，使用四言句式，与《诗经》句式相似。铭文前半部分颂扬西周文王至穆王的重要政绩，后半部分记述墙所属的微氏家族的家史。微氏家族的祖先是商代之遗民，武王灭商后降周，后世代为史官，成为周王腹心之臣。周王朝对商遗民的怀柔政策，成为周王朝安定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30．蔡侯铜方壶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安徽省博物馆藏
壶为酒器，也可作水器。盖饰镂空八瓣莲花形，颈部两面有兽耳衔环，底有四兽承托，相互应合，造成壶身轻盈、移动的感觉。兽的形像(象)生动，底部四兽作昂首吐舌，似乎难以承受压在身上的重量。有铭文6字，记载为蔡侯之器。此壶形体高大，装饰华丽，为春秋青铜艺术珍品。出土此器的墓为蔡昭侯墓，也叫蔡侯申，是蔡国第20个国君。蔡国是武王灭商后，封叔度于蔡(今河南上蔡县)而立。到蔡昭侯时为躲避楚的攻击，于公元前493年迁都州来(今安徽省寿县，时称下蔡)，后为楚所灭。
31．龙凤形玉佩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1977年安徽省长丰县杨公乡墓葬出土，安徽省考古研究所藏
此龙凤形玉佩共有两件，出土时分别置于人体盆骨的左右，显然是主人佩戴的成组玉佩中的一件。《礼记玉藻》记载：“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受礼教的渗透，导致佩玉风行，玉也成为了身份和地位的标志。此玉龙注重造型的变化和神态的表现，使弯曲盘绕的身躯充满活泼的气息和强烈的动感。龙凤组合浑然一体，体现了制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也表达了人们期望龙凤呈祥的美好愿望。琢制工艺显得挥洒自如，得心应手。精湛的琢玉技术和昂扬的艺术风格，充分显示了战国时代那种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
32．高级铠甲将军陶俑
秦(公元前221～前206年)
1977年陕西西安临潼区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出土，陕西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藏
泥质灰陶。秦代将军头戴鹃冠，鹃为一种雉鸟，性好斗，至死不却，将军戴此冠，以示英勇。身穿鱼鳞盔甲，胸前、背后、双肩皆有花结，显示了等级的尊贵；面容严肃，气质威武，神态镇定自若，俨然一位久经沙场的大将。《管子· 论将》要求将军要“总文武者”，“兼刚柔者”。此俑的神态与气质已经具备了有文有武的素质、刚柔兼备的性格。一号坑出土5000余件兵马俑，秦代雕塑艺术家塑造了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官兵形象，而气度非凡的高级铠甲将军陶俑仅发现7个，使我们仿佛看到了在秦统一六国过程中，将军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壮观场面。
33．T形帛画——通往天国之路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此为葬仪中用以表示招魂、导引后随葬的旌幡。是国内已知画面最大、保存最完整、艺术性最强的汉代彩绘帛画，现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是此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画面所描绘的内容自上而下可分为天上、人间、地下三部分。天上部分绘有人首蛇身的蛟龙、金乌、蟾蜍和玉兔、奔月的嫦娥等天国的神话传说。金乌指代太阳，所谓“金乌海底初飞来，朱辉散射青霞开”即指此；人间部分绘有墓主人辛追在3个侍女的陪同下，正在飞升天国的路上，以及家人在祈求死者灵魂升天的祭祀场面；地下部分画着神话中的鳌鱼和异兽守卫死者的灵魂。帛画以有序的层次展示了汉初人们观念中的宇宙图景，其主题思想，一般认为是“引魂升天”，但也有人认为是“招魂以复魄”，使死者安土。
帛画的保存难度很大，为了防止文物的自然损坏，采取消毒去污、防虫防霉和加固保护等现代科学和传统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来加以保护，展出过程中尽量创造一个“恒温、恒湿、相对无菌”环境，为了保护这件国宝级文物，不仅设计了特制的展柜，还将展柜内充满了氮气，对灯光、温湿度也作了严格的设置。
34．金缕玉衣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94～1995年江苏省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江苏省徐州市博物馆藏
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工艺最精的玉衣。全部用新疆和阗白玉、青玉组成，包括头罩、前胸、后背、左右袖筒、左右裤管、左右手罩、左右脚罩等十余部件，共使用玉片4248片，金缕1576克。需10万人工才能完成。按照汉代的丧葬制度，玉衣是必需的丧葬品，因为汉人相信金玉可以保持尸体不朽。但只有帝王才能使用金缕玉衣，而此件玉衣的主人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即汉高祖刘邦的弟弟刘交之子。刘交深受刘邦之子、汉文帝刘恒宠信，致使其几个儿子贵比皇子，故刘郢客死时能穿金缕玉衣。同时也说明西汉时期象征地位和等级的玉衣缕质的使用并未形成严格的制度。
35．错金银牛形铜灯
东汉(25～220年)
1980年江苏扬州邗江县甘泉2号墓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这是一件精美的牛形铜灯，与早期铜灯相比，设计更为合理，制作更为精美。除具有一般铜灯的烟尘导管装置外，圆形灯盘上可推移开合的灯罩已由原来的封闭型变成镂孔透光型，能更好地起到散热、挡风和调光的作用。通体遍饰精细的龙、凤、虎、鹿以及各种神禽异兽等错金银图案，线条流畅飘逸，工艺相当精湛，是汉代众多青铜灯具中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上乘之作。这类象生形灯具在汉代十分流行，巧妙利用形体本身的有机部分作为导烟管，如人的手臂，牛的双角，凤、雁的颈等，反映出汉代人为防止燃油灯对室内造成污染的环保意识。
36．击鼓说唱陶俑
东汉(25～220年)
1957年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俑在汉代雕塑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车马出行到侍卫家奴，从庖厨宴饮到歌舞百戏，几乎无所不包，反映了汉代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说唱”作为中国曲艺的重要表现形式，源于何时并无确切史料可引，但从这件“说唱击鼓俑”上可以寻到一丝线索。
汉代民间极为盛行说唱表演。这件陶俑袒胸露腹，着裤赤足，右腿扬起，左臂下挟有一圆形扁鼓，右手执鼓槌作敲击状。俑人嘴部张开，开怀大笑，仿佛正进行到说唱表演中的精彩之处。人物面部的幽默表情被刻画得极为生动传神，使观者产生极大的共鸣。汉代这种说唱艺术称为“俳(音排)优”，史书记载：“击鼓歌唱，作俳优”。《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俳优侏儒，倡乐可狎(xia)玩者也。”在汉代，往往以身材矮胖、相貌滑稽的侏儒充任表演者。陶俑虽为手工捏塑而成，但其神态生动、鲜活逼真，雕塑家对于生活细节的捕捉非常到位，并借用夸张的手法使这种戏剧化的场面更加具有感染力，它仿佛从二千年前的历史尘埃中走来，带给我们汉代社会的音容笑貌，让人忍俊不禁，过目难忘。
37．铜摇钱树
东汉(25～220年)
1990年四川省绵阳市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四川省绵阳博物馆藏
整体由基座、树干、树冠等共29个部件衔接扣挂而成。以铜管作树干，插在浮雕天绿、辟邪纹的陶座上，五组枝叶分插在树干套管上，树顶一人正将玉兔捣成的不死“神丸”置于雀嘴，树枝上满布铜钱，树叶上还饰有西王母长生不老神仙故事及乐舞杂技者形象。树叶婆娑，满布铜钱，似乎只要摇动树干，铜钱就会哗哗坠落，故名为“摇钱树”。摇钱树在东汉的墓葬中常有出土，人们在树上挂满铜钱，塑造神仙故事，祈盼它能像果实那样可以不断地“开花结果”，希望能像神仙一般长生不死。“大地有泉皆化酒，长林无树不摇钱”，墓中随葬摇钱树，表达了汉人渴求财富的愿望。
38．三彩双龙耳瓶
唐(618～907年)
故宫博物院藏
以两个对称的双龙衔住瓶口为柄，造型优美高雅，制作相当精致。这种器型是在晋朝鸡头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吸收了西域胡瓶的特点，始见于北朝，盛行于隋、唐，当时自铭“传瓶”，有白瓷、青瓷、三彩等品种，唐代主要流行于东都洛阳一带，巩县窑烧制双螭瓶的重要产地之一。陶瓷器上的龙多为雕塑龙，而龙的地位因象征皇帝而日益尊贵，当时宫廷有严格规定，除皇帝以外任何人不准用龙纹作装饰。这件三彩双龙耳瓶器型端正，保存完好，属唐代三彩瓷器的精美之作。
唐三彩多见于陪葬明器，极少有使用品。由于它是一种低温釉陶器，经过约800摄氏度的温度烧制，属于低温烧制，其成本和烧造难度远远低于瓷器。另一方面唐代盛行厚葬。因此三彩陶器也是适应这种厚葬风气而兴起的。唐朝作为一个开放度极高的帝国，其物品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唐三彩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品，成为唐朝重要对外输出品。
39．慈善之美——贴金彩绘菩萨立像
北齐(550～577年)
尺寸：通高60厘米
1996年山东省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出土，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藏
菩萨头戴花冠，慈眉善目，表情庄重，脑后有圆形头光。内着金边僧祗支 (一种长方形衣片，意思为覆膊衣或掩腋衣)，下着红色长裙，长长的帔帛下垂而飘逸，跣足立于莲台之上。菩萨衣纹雕刻简洁，没有花冠、顶圈、璎珞、手镯之类的细致装饰，但依然显出其丰满俊秀、雍容典雅的气质；面部流露出隐约愉悦的微笑，充满了慈善之美。菩萨身材单薄、肩部低垂，是典型的中国汉人的体态，所穿金边“僧支”，又源自于热带、亚热带人的贴身便衣。这种造像既带有印度笈多佛教的风格特征，又有明显的中国化痕迹。
40．大金国皇室马车装饰物——铜坐龙
金(1115～1234年)
1965年黑龙江阿城出土，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铜坐龙是金代早中期皇室的御用器物。据《金史·舆服志》载，金世宗完颜雍在大定六年(1166年)重新审定皇帝所乘坐的车，规定将本朝以前所用之金铬(皇帝乘坐的大型豪华车辆)轼上坐龙改为凤，表明铜坐龙实物曾用于皇室御用专车座前扶手的横市上。又据记载，大辇顶轮上有银莲花、坐龙。可见，此类铜坐龙还曾被用在马车的顶轮上。可以认定，铜坐龙应该为金代皇室御用马车上的装饰物。它集龙、麒麟、狮、犬形象和特点于一身，设计构想及雕塑水平高超。现在，其出土之地黑龙江阿城市以之作为城市市标。
41．官窑贯耳青瓷瓶
南宋(1127～1279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宋室南渡临安(今杭州)后，先后在修内司和郊坛下设官窑，以供朝廷所需，分别称为修内司官窑、郊坛官窑。两个窑址分别在今杭州市凤凰山下的老虎洞和乌龟山找到。器型多仿商周青铜器的尊、鼎、炉、觚等陈设瓷和祭祀用礼器。修内司官窑是宋高宗南渡后在杭州另立的新窑，是汴京官窑的继续，因称南宋官窑。其官窑的特点是胎细釉润、色青带粉红、釉有深浅之分，有蟹爪纹开片和紫口铁足特征。
这件南宋官窑贯耳瓶即仿古代青铜器造型。端庄典雅，胎薄体轻，釉质肥厚光润如玉，开片如“蟹爪纹”。口沿及棱角处因釉较薄而露出胎色。南宋官窑代表当时青瓷的最高水平。
42．宋·绢本设色《洛神赋卷》
宋(960～1279年)
传世品辽宁省博物馆藏
绢本设色，《洛神赋图》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的绘画名作(该图为宋摹本)，是以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曹植的名篇《洛神赋》为题材，描述曹植渡洛水时与洛水神女相遇而恋爱，终因人神路隔而无奈分离的动人故事。《洛神赋》原名《感鄄赋》，一般认为是因曹植被封甄城所作；亦作《感甄赋》，甄通鄄，但也有人认为其写作牵涉到曹植与魏文帝曹丕之妃甄氏之间的一段错综复杂的感情。
该图用具体生动的形象，完整地表现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洛神赋》的内容，对人物心理刻画的成功及善于表达情感内容的精深造诣，反映了东晋中国绘画的新发展。图中人物画的线描如“春蚕吐丝”，后人称这种技法为“高古游丝描”，为人物画技法十八描之一，对后世的中国画线条艺术产生很大影响。
目前已知的有两幅宋朝人临摹的《洛神赋》。其中一幅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幅被末代皇帝溥仪卷逃到东北，日本投降后散落民间，后被辽宁博物馆收藏。
在本次展览的众多展品中，我们还总结了观众与读者不能错过的“国宝之最”，它们包括：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收藏的贾湖骨笛，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老”的乐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骨笛用鸟的腿骨做成，出土时有外型相似的两件。据考证，它们是一雌一雄，印证了中国自古雌雄笛的传统。此笛是后世竖笛及洞箫类乐器的鼻祖。当时的人们利用它吹奏出有节奏的音符，以此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和对神灵的尊敬。即使到了今天，这支骨笛仍能吹奏出五声阶的曲子。
东汉陶楼，是展览中最“大”的文物。高2.2米，仿照中国式碉堡而建，是东汉地主豪强的墓葬。工作人员把它安放在展厅，整整用了六个小时。
东晋时期的金羊，则是展出的最“小”文物。在晋代以后，装饰图案大都以植物为主，这只小金羊应是动物装饰时代末期的作品。它外型十分小巧，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
摹本《兰亭集序》，是这次最“轻”的展品。《兰亭序》是书法家王羲之的得意之作。后人评价：“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为“行书第一”。只可惜，真品被唐太宗作为殉葬品，永远地埋于昭陵。现流传于世的《兰亭序》为唐人摹本。其所用的是绢本，非常轻巧。绢色虽陈旧泛褐，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丝毫不逊真迹。
此外，诞生于周恭王时期的史墙铜盘，堪称最“重”的史书。司马迁作《史记》为后人传诵，但公元前9世纪的这部铜史书同样不可小视。1967年出土干陕西的史墙铜盘，上铸18行284字铭文，生动阐述了西周文王至穆王的重要政绩及徽氏家族的历史。
来自徐州博物馆的金缕玉衣，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汉代规格最“高”的葬服。也是目前国内出土的金缕玉衣中玉质最好、玉片数量最多、工艺最精的一件。整个展品共使用玉片4248片，金缕1576克，需10万人工才能完成。
错金银牛形铜灯，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它被命名为展览中最“环保”的灯具。这件产自汉代的珍品，底座为牛的形象，牛的身体为储水容器，灯点燃时所产生的油烟经过灯罩收集，由弯管将烟尘导入水中吸收，避免室内空气的污染，这一设计折射出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在欧洲，直至15世纪，类似的除烟设计才在达·芬奇的手稿中出现。而汉代，这种灯具在我国已普遍使用。
“三年磨一展”，背后的故事也精彩
据北京市文物局有关负责人介绍，7年前北京申奥成功，尽管新首博还在基建中，但当时北京文博界已经开始思考如何为奥运增光添彩。两年前，北京市文物局开始了对奥运期间展览活动的策划。一年前，首都博物馆开始构筑展览框架。进入2008年，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55家博物馆向北京伸出了援助之手，几乎都献出了自己的镇馆之宝；最不易的是展览进入实操阶段，运输、点交、布展，每个环节都凝聚着许多幕后工作者的心血，由于中华文明的传承相当一部分是以木材、丝绸和纸为载体，极易受到破损，为保护好这些文物，展会的背后发生了有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聚宝摇铁树的故事出有因
四川省绵阳市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的东汉时期铜摇钱树，做工精美，树叶婆娑，但是由于树体移动困难，树枝极其脆弱易断，绵阳博物馆特意派专人护送前来布展。
这架高198厘米的摇钱树整体由基座、树干、树冠等29个部件衔接扣挂而成。据保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它看上去外形很完整，实际上经过一千多年，铜也变得很脆弱，而且一片片叶子都特别薄，“每片叶子伸出来这么长，都是一 个一个插上去的，接口的地方就火柴棍那么细，它要是晃起来就会觉得挺恐怖的。”可是如果加上很多支撑，就不好看了，“既要安全又要展示效果”是布展的原则。这花费了工作人员不少的心力。
最为感人的是，四川绵阳博物馆在四川大地震余震未了之时，依旧组织人员将这件珍贵文物送往首博。据了解，在策展期间，谈过借展意向，还没有详谈细节，绵阳就成了地震的重灾区。6月份，绵阳博物馆所有文物要转运到三星堆博物馆临时保管，只有一件文物送到北京来，就是这棵摇钱树。
“地震之后联系，他们什么都没说，就说按照你们要求的时间，我们一定送过去。特别的支持!”首博业务研究部的张杰说，当时是绵阳市文物局局长和绵阳博物馆的同行一起送来，押运员每个人家里都有亲人或朋友遇难，“我们都不敢跟他们谈地震这事，一说就受不了。他们说，全国人民这么支持我们，我们一定要送来。”保管部的王显国说：“送展的四个人，来了几天都没换衣服，一直穿的都是救灾的衣服，我们后来才明白是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
■运输兵马俑的故事
文物运输这个环节曾经让人特别担心的是兵马俑，它是泥质灰陶材质，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加上需要长途的汽车货运，很容易损坏，而且与别的文物落地北京再进行点交不同，这一件要求在当地点交，再运回来。所以要小心加小心，仔细又仔细。
因为兵马俑经常出国展览，陕西兵马俑博物馆有一支特别专业的包装运输队伍，每件都有定制尺寸的包装，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富有经验。比如为了减震，其中的人俑，还要按后背的曲线加海绵，就像给它做一个床垫。运输的时候马腿是不能接触运输箱地板的，有一个装置托着马肚子悬空在箱中。但是马腿很长，有振动的话，陶也有开裂的危险，这一次首博方面的技术人员为了更安全起见，提出给马腿加固的建议：用脱酸的纸把马腿包起来，然后像给人治疗骨折打夹板一样，拿木条固定住，打绷带，保证在震动时不会出现问题。
文物运输车由特警武装押运自不必说，专业的文物运输车本身有减震气垫，内部集装箱里有控温设备，而且好的文物运输箱，其包装材料和密封程度还可以保证脱离温湿度的保护，24小时之内不会发生内部环境改变。
对承担运输的专业珍品运输公司也有要求，文物箱在车中的放置有一系列讲究：箱子下垫上PE板减震，箱与箱之间也垫上PE板，再把箱子跟车体固定住，这样，任何的动都是车整体在动，不允许箱与箱、箱与车有相对的动。根据路况的不同，时速限制在三四十公里，急刹车更是绝对禁止的动作。车从陕西开到北京用了两天，平常车速，从石家庄到北京一般跑3小时就到了，而这辆车，是从早上开到晚上九点才到北京。
■点交金缕玉衣的故事
文物交接时一个重要的环节是要进行点交。点交时，某一花纹，有没有残缺，锈迹在什么位置等等，每一个地方都要数到。点交报告上双方都要签字认可，证明交给博物馆的时候是什么状况，撤展还回去的时候，还要对着这个报告重新再点一遍。点交后，一切责任都相应转移了。
据介绍，这次展览，点交工程最浩大最复杂的，是金缕玉衣。“四千多片玉，每片玉都要数有没有划痕、裂伤，还要看每个金线打结的位置，数了很长时间。”
为做好点交工作，保管部制定了严格的规定，交接单有统一的标准，写明名称、年代、尺寸、重量、大小。更重要的是现场看，哪一点磕过，哪一点有划伤，——记录。最重要的就是照片了，发现小伤的话，只要能拍的角度都拍，还要有特写。有时一件文物就拍了几十张上百张照片。
■展示马王堆帛画的故事
在展厅里，马王堆出土的T形帛画所在的区域，光线明显暗于周围，让观者只能伏下身去凑近观看，它们华美而又吹弹即破，令人大气也不敢出，虽然隔着厚厚的玻璃展柜。
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光线暗是因为灯头前面加滤片，过滤了红外线和紫外线，保护丝织品和书画等纸制品文物要求每小时光的照度不能超过50Lux，如果温度或光照过高会引起表面硬化和褪色，展厅里不能用闪光灯拍照也是这个原因。同理，国家对于这类文物的累积年曝光量也有限制，所以往往不能常年展示。而湿度也有要求，过低会脆裂，过高则会霉变。
正是因为娇贵异常，T形帛画出土至今已近40年，从未离开过它的家乡。它一直藏在湖南博物馆，从来没拿出来展览过，展厅里通常展示的是一幅线描图和一件复制品。保管部的王显国介绍说，所以这件文物这次也得到特殊待遇：直到运至展厅、装上玻璃以后，才进行的点交。“当时借的时候，他们也很为难，这件文物太珍贵了，所以提出了很多技术要求，湿度要严格控制在55％到60％之间，温度是21℃左右。我们专门做了一个恒温恒湿的箱子，而且运到库房就没打开过这个箱子。直到布展那天，专门请了湖南博物馆一个研究员过来，按照他的要求，小心翼翼地运到展厅。他有专门来动它的特殊工具，亲手把它放好。这个太重要了，我们是不敢动的。”
娇贵的展品享用的展柜也是特制的。展柜使用防爆玻璃，即便发生意外被击碎，内部的胶膜能使玻璃裂而不碎，碎片仍然连在一起，不会伤及内部。灯是光导纤维的，光在展柜里面，灯源却在柜子顶上，这样保证展柜空间里是没有热源的；若仔细看，能看到里面有一个探头，那就是加湿器，能自行调节湿度。
而在展览期间，除了技术部、特勤保卫部门每天的例行巡查，首博保管部的保管员们也每天两次在展厅查看，随时观察展品的情况，确保万无一失。
从以上这些小故事中，我们不仅为工作人员的精神、精心、精致而专业的工作作风所深深感动，而且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当代展览人的智慧、团结合力、民族精神之传承与创新，尤其是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让古老文物焕发新的光彩。
本次的“中国记忆展”，既展示了中华文明5000年的坚实印记，也展示了新时期、新中国开放、创新、包容、团结的清鲜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