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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出版界，从某种程度上看，民国史写作已渐趋热潮，各类论著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章太炎的“疯”、刘文典的“狂”、辜鸿铭的“怪”、傅斯年的“猛”、蒋廷黻的“犟”、陈布雷的“悲”、胡适的“雅”……其人其事被后世拿来把玩议论，自然证明民国这一代知识人有其特立独行、异于别代之处。不过，换个角度，此种“民国热”恰又反映出当下社会缺乏的正是这一口底气。寻思起来，不免让人心生今不如昔之感慨。
那所谓的“民国底气”究竟是一种什么气？依笔者拙见，这首先是一种气度。民国之世，政治上变动不居，思想上极为活跃，一批内心自信、风流萧散、简约云澹、不滞于物的名士应运而生，这与阮籍、嵇康等人的“魏晋风度”何其相似。章太炎、黄侃、刘文典，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傲骨绝尘，惹来后世的景仰与追捧。虽在清末被好友出卖，险遭黑手，章太炎依旧视刘师培为“天下第一读书种子”，撰文呼吁“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固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谁之责耶？”其度量之大世人罕匹。黄侃亦有乃师之风，不顾尘俗偏见，不避自损之嫌，于民初毅然登门拜刘申叔为师，“《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其胆识绝非常人可比。
诚如王船山所言：“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章、黄之后，此种名士风范、卓绝气度便风流云散，一去不回。学界少了份清气，多了点铜臭；文坛没有了傲骨，滋生出媚颜；世间找不到名流，满街是“大师”。缘何至此，值得思量！
其次是一种气势。晚清湖湘名臣左宗棠于困顿不堪、尚未显达时，曾撰有一联，曰：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虽无权位，但一心忧国忧民，书生言政；学富五车，方可以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此不啻是对民国知识人最为贴切之精神摹写。清末危局，读书人抛开青灯黄卷，投身变革大潮，章太炎、刘师培倡言革命，世称“枚、申二叔”；民国动荡，教授们告别三尺讲坛，参与政务运作，傅斯年、蒋廷黻披肝沥胆，人送“大炮”、“猛牛”。正因为身具真学问，胸存大抱负，心底有苍生，眼中无权贵，知识人的所言所行才气势磅礴，元气淋漓。看不惯袁世凯倒行逆施，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受不了蒋介石的军阀做派，刘文典坦言“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二位是何等之气魄！不满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贪污腐化，傅斯年大呼“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痛心国民政府颟顸无能、人浮于事，蒋廷黻决心改革，虽屡屡受挫，依然坚信“我唯一要出卖的是我的智慧和努力工作的愿望。根据这种意念，我认为循一般方法处理事务会令我一无所成。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虽然也可能失败，但是将来不会使我感到遗憾”。两人又是怎样的架势！
悖逆亦堪称民国士林中的一道别样风景。“五四”前后，风云激荡，新旧杂陈，总有几位宿儒“逆流而动”，发出不谐之音，引来世人关注。就文、白问题，林纾孤身一人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诸辈轮番过招，舍得一身剐，终被新青年们拉下马。虽惨淡收场，林老夫子却依旧自认“老来卖画长安市，笑骂由他我自聋”。黄侃看不惯胡适、陈独秀等人之新文学主张，于是明里暗里冷嘲热讽。陈独秀倡言“毁孔子庙罢其祀”，黄氏便和一句“八部书外皆狗屁”，然村夫骂座的路数难敌新文化人之围攻，最终落得个负气南下。尚有“辫子教授”辜鸿铭，此君藉苏东坡“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诗自况，与北大诸位年轻人上演了无数部嬉笑怒骂之活剧。其实平情论之，身逢中西文化交汇之世，作为传统文化的虔诚笃信者，林、黄、辜诸位有心卫道，却无力回天，只好固执地与整个潮流唱反调，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宿命。若能以“同情之理解”态度体味其内心世界，其间可爱之处便喷薄而出，殊堪寻味。
潮有进便有退，势有起便有落，此为常态，本不必辩。只是民国知识人这股气势落得过于迅即，晚近这数十年，似总在谷底徘徊。
再次，既然气度不凡，气势磅礴，民国知识人势必个性张扬，气象万千。说到气象，不禁联想到一个词：“范儿”。陈丹青在2010年接受《新周刊》专访时曾把“民国范儿”描述成“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笔者深以为然，双手赞同。在民国时代，知识人往往是趣味的开拓人，风尚的引领者，美学的践行家。文学大家梁实秋终生倾情于美食，虽几经颠沛流离、辗转各地，却对“吃”情有独钟，有钱时随心所欲，挥金如土，玩命地“作”，穷困时也从不亏待自己的一张嘴，独辟蹊径，别出心裁，花小钱照样能让盘中之物活色生香。总之，梁这一辈子，除了其令人仰视的文学成就之外，其对饮食之道的造诣也罕有人能与之匹敌。别看一日三餐，人家吃出了味道，吃出了学问，吃出了境界，吃出了真谛。
京城大玩家王世襄亦然。王以做菜为人生一大乐事。据说有时朋友请他上家里做几个菜，主料、配料、酱油、黄酒……都是自己带去。有一次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大家个个都摩拳擦掌，不惜花费血本买来各种珍奇美味作为原料，以期烹出一道惊艳佳肴来长长自己气势，灭灭世襄威风。一会儿王世襄来了，大家一瞅，又惊又乐：原来他手里仅提了一捆葱。只见他不紧不慢地掌勺倒油，做了一个菜——闷葱。结果其色其香其味其形俱佳，叫人口舌生津，馋虫蠕动。大家个个啧啧称奇，甘拜下风。
做得一手好菜也并非饕餮之最高境界，真正的“食神”能参透饮食之玄机，悟出人生之真谛。这不，钱钟书就从其中发现了“吃的哲学”：
吃饭有时候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拐了弯的、不甚素朴的人生观。辨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样来敷衍民众，把自己的野心装点成民众的意志和福利；请客上馆子去吃菜，还顶着吃饭的名义，这正是舌头对肚子的借口，仿佛说：“你别抱怨，这有你的份！你享着名，我替你出力去干，还亏了你什么！”其实呢，天知道——更有饿瘪的肚子知道——若专为充肠填腹起见，树皮草根跟鸡鸭鱼肉差不了多少！真想不到，在区区消化排泄的生理过程里还需要那么多的政治作用。 酒菜本不可分，好菜一桌，又岂能无佳酿一壶？民国名士中好饮者枚不胜举。“疯子教授”黄侃对于杯中之物的贪嗜，绝非一般人所能想像也。黄侃每餐都要豪饮，至少入肚半斤。且黄对酒从不挑剔，汾酒、茅台、五粮液、杏花村，他来者不拒；糟醴、生啤、白兰地、伏尔加，他也一一笑纳。喝到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吐出胆汁、枕眠路边，实在是稀松平常之事。而这位“酒缸”黄侃居然还劝别人喝酒要节制。据其日记载，有一次林公铎“自温州至，下火车时以过醉坠于地，伤胸，状至狼跋”，黄认为“似此纵酒，宜讽谏者也”。酒鬼劝醉鬼，莫贪两三杯，读至此处，笔者险些因其晕倒，真乃怪事哉！
《菜根谭》中曾有一句劝酒词，曰：“花看半开，酒饮微醺”，意即饮酒要喝到刚刚好，切勿贪杯。想必饱读诗书的民国知识人肯定读过此句，也深知此句之真意，只是每每人坐酒桌前，鼻闻佳酿香，什么失态、伤肝之类的顾忌，早已被抛至九霄之云外了。所以，那些男人们醒酒后对女人们所发表的“戒酒宣言”，大可不必当真，多是摆摆架子、说说而已。毕竟酒这玩意儿，诱惑实在太大，一旦沾上它，又能有几人安然脱身呢？
此外，民国知识人，有的喜好收藏，有的喜好旅游，有的喜好文墨，有的喜好戏剧，气象博大，实不能逐一道尽。颇令人惋惜的是，“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继之而起的气象又该如何形容概括？至少在我心中，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命题。
当然，民国并非盛世，弊窦丛生，知识人的底气难免有不足之时，拙作就此问题也多有交代。
俱往矣，然风流人物，未必在今朝。那等气度，那般气势，那种气象，我们当代读书人到底有没有？阎真在《沧浪之水》中曾如此刻画主人公池大为的内心纠结：
在世纪末的人生之旅中，我们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样的境地，这简直就是历史的安排，而个人不过是被生存的本能推着走罢了。这是宿命，宿命，无需讨论，无可选择，也无法改变。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了精神的根基，成为了悬浮一族。我们在随波逐流之中变成了新型的知识分子，没有“三不朽”的使命意识，没有天下千秋的承担情怀，没有流芳千古的虚妄幻想。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我们因而也不再向自己虚构神圣预设终极，不再去追求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我们是胜利的失败者，又是失败的胜利者，是儒雅的俗人，又是庸俗的雅人。我们以前辈的方式说话，但本质上却没有力量超出生存者的境界。对世界我们什么都不是，对自己就是一切，我们被这种残酷的真实击败了，从内部被击败了。我们没有力量面对那些严峻的话题，关于身份，关于灵魂，于是怯懦而虚伪地设想那些问题并不存在，生存才是唯一的真实。我们曾经拥有终极，而终级在今天已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之源突然中断，梦想成为梦想，我们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了永远的精神流浪者。天下千秋已经邈远，自己这一辈子却如此真实。当一己之瞬间成为天下之永恒，我们就与乐观主义作了最后的诀别，毕竟，人只能在自身之外而不可能以自己为目标建构崇高，建构形而上的意义世界。悲剧在时间的巨掌中已经注定，我们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进入了铺就的轨道。对我们而言，这个事实只能接受，而无须讨论也无法抗拒。
“虚而不谦、清而不高”，恐怕才是这一代的本色吧？
没有底气，何谈治学；没有底气，怎言社稷？读书人，挺起胸，站出来，给力点，别咽下这口气！
（王学斌：《民国底气：腹有诗书气自华》，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
那所谓的“民国底气”究竟是一种什么气？依笔者拙见，这首先是一种气度。民国之世，政治上变动不居，思想上极为活跃，一批内心自信、风流萧散、简约云澹、不滞于物的名士应运而生，这与阮籍、嵇康等人的“魏晋风度”何其相似。章太炎、黄侃、刘文典，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傲骨绝尘，惹来后世的景仰与追捧。虽在清末被好友出卖，险遭黑手，章太炎依旧视刘师培为“天下第一读书种子”，撰文呼吁“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固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谁之责耶？”其度量之大世人罕匹。黄侃亦有乃师之风，不顾尘俗偏见，不避自损之嫌，于民初毅然登门拜刘申叔为师，“《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其胆识绝非常人可比。
诚如王船山所言：“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章、黄之后，此种名士风范、卓绝气度便风流云散，一去不回。学界少了份清气，多了点铜臭；文坛没有了傲骨，滋生出媚颜；世间找不到名流，满街是“大师”。缘何至此，值得思量！
其次是一种气势。晚清湖湘名臣左宗棠于困顿不堪、尚未显达时，曾撰有一联，曰：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虽无权位，但一心忧国忧民，书生言政；学富五车，方可以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此不啻是对民国知识人最为贴切之精神摹写。清末危局，读书人抛开青灯黄卷，投身变革大潮，章太炎、刘师培倡言革命，世称“枚、申二叔”；民国动荡，教授们告别三尺讲坛，参与政务运作，傅斯年、蒋廷黻披肝沥胆，人送“大炮”、“猛牛”。正因为身具真学问，胸存大抱负，心底有苍生，眼中无权贵，知识人的所言所行才气势磅礴，元气淋漓。看不惯袁世凯倒行逆施，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受不了蒋介石的军阀做派，刘文典坦言“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二位是何等之气魄！不满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贪污腐化，傅斯年大呼“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痛心国民政府颟顸无能、人浮于事，蒋廷黻决心改革，虽屡屡受挫，依然坚信“我唯一要出卖的是我的智慧和努力工作的愿望。根据这种意念，我认为循一般方法处理事务会令我一无所成。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虽然也可能失败，但是将来不会使我感到遗憾”。两人又是怎样的架势！
悖逆亦堪称民国士林中的一道别样风景。“五四”前后，风云激荡，新旧杂陈，总有几位宿儒“逆流而动”，发出不谐之音，引来世人关注。就文、白问题，林纾孤身一人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诸辈轮番过招，舍得一身剐，终被新青年们拉下马。虽惨淡收场，林老夫子却依旧自认“老来卖画长安市，笑骂由他我自聋”。黄侃看不惯胡适、陈独秀等人之新文学主张，于是明里暗里冷嘲热讽。陈独秀倡言“毁孔子庙罢其祀”，黄氏便和一句“八部书外皆狗屁”，然村夫骂座的路数难敌新文化人之围攻，最终落得个负气南下。尚有“辫子教授”辜鸿铭，此君藉苏东坡“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诗自况，与北大诸位年轻人上演了无数部嬉笑怒骂之活剧。其实平情论之，身逢中西文化交汇之世，作为传统文化的虔诚笃信者，林、黄、辜诸位有心卫道，却无力回天，只好固执地与整个潮流唱反调，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宿命。若能以“同情之理解”态度体味其内心世界，其间可爱之处便喷薄而出，殊堪寻味。
潮有进便有退，势有起便有落，此为常态，本不必辩。只是民国知识人这股气势落得过于迅即，晚近这数十年，似总在谷底徘徊。
再次，既然气度不凡，气势磅礴，民国知识人势必个性张扬，气象万千。说到气象，不禁联想到一个词：“范儿”。陈丹青在2010年接受《新周刊》专访时曾把“民国范儿”描述成“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笔者深以为然，双手赞同。在民国时代，知识人往往是趣味的开拓人，风尚的引领者，美学的践行家。文学大家梁实秋终生倾情于美食，虽几经颠沛流离、辗转各地，却对“吃”情有独钟，有钱时随心所欲，挥金如土，玩命地“作”，穷困时也从不亏待自己的一张嘴，独辟蹊径，别出心裁，花小钱照样能让盘中之物活色生香。总之，梁这一辈子，除了其令人仰视的文学成就之外，其对饮食之道的造诣也罕有人能与之匹敌。别看一日三餐，人家吃出了味道，吃出了学问，吃出了境界，吃出了真谛。
京城大玩家王世襄亦然。王以做菜为人生一大乐事。据说有时朋友请他上家里做几个菜，主料、配料、酱油、黄酒……都是自己带去。有一次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大家个个都摩拳擦掌，不惜花费血本买来各种珍奇美味作为原料，以期烹出一道惊艳佳肴来长长自己气势，灭灭世襄威风。一会儿王世襄来了，大家一瞅，又惊又乐：原来他手里仅提了一捆葱。只见他不紧不慢地掌勺倒油，做了一个菜——闷葱。结果其色其香其味其形俱佳，叫人口舌生津，馋虫蠕动。大家个个啧啧称奇，甘拜下风。
做得一手好菜也并非饕餮之最高境界，真正的“食神”能参透饮食之玄机，悟出人生之真谛。这不，钱钟书就从其中发现了“吃的哲学”：
吃饭有时候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拐了弯的、不甚素朴的人生观。辨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样来敷衍民众，把自己的野心装点成民众的意志和福利；请客上馆子去吃菜，还顶着吃饭的名义，这正是舌头对肚子的借口，仿佛说：“你别抱怨，这有你的份！你享着名，我替你出力去干，还亏了你什么！”其实呢，天知道——更有饿瘪的肚子知道——若专为充肠填腹起见，树皮草根跟鸡鸭鱼肉差不了多少！真想不到，在区区消化排泄的生理过程里还需要那么多的政治作用。 酒菜本不可分，好菜一桌，又岂能无佳酿一壶？民国名士中好饮者枚不胜举。“疯子教授”黄侃对于杯中之物的贪嗜，绝非一般人所能想像也。黄侃每餐都要豪饮，至少入肚半斤。且黄对酒从不挑剔，汾酒、茅台、五粮液、杏花村，他来者不拒；糟醴、生啤、白兰地、伏尔加，他也一一笑纳。喝到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吐出胆汁、枕眠路边，实在是稀松平常之事。而这位“酒缸”黄侃居然还劝别人喝酒要节制。据其日记载，有一次林公铎“自温州至，下火车时以过醉坠于地，伤胸，状至狼跋”，黄认为“似此纵酒，宜讽谏者也”。酒鬼劝醉鬼，莫贪两三杯，读至此处，笔者险些因其晕倒，真乃怪事哉！
《菜根谭》中曾有一句劝酒词，曰：“花看半开，酒饮微醺”，意即饮酒要喝到刚刚好，切勿贪杯。想必饱读诗书的民国知识人肯定读过此句，也深知此句之真意，只是每每人坐酒桌前，鼻闻佳酿香，什么失态、伤肝之类的顾忌，早已被抛至九霄之云外了。所以，那些男人们醒酒后对女人们所发表的“戒酒宣言”，大可不必当真，多是摆摆架子、说说而已。毕竟酒这玩意儿，诱惑实在太大，一旦沾上它，又能有几人安然脱身呢？
此外，民国知识人，有的喜好收藏，有的喜好旅游，有的喜好文墨，有的喜好戏剧，气象博大，实不能逐一道尽。颇令人惋惜的是，“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继之而起的气象又该如何形容概括？至少在我心中，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命题。
当然，民国并非盛世，弊窦丛生，知识人的底气难免有不足之时，拙作就此问题也多有交代。
俱往矣，然风流人物，未必在今朝。那等气度，那般气势，那种气象，我们当代读书人到底有没有？阎真在《沧浪之水》中曾如此刻画主人公池大为的内心纠结：
在世纪末的人生之旅中，我们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样的境地，这简直就是历史的安排，而个人不过是被生存的本能推着走罢了。这是宿命，宿命，无需讨论，无可选择，也无法改变。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了精神的根基，成为了悬浮一族。我们在随波逐流之中变成了新型的知识分子，没有“三不朽”的使命意识，没有天下千秋的承担情怀，没有流芳千古的虚妄幻想。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我们因而也不再向自己虚构神圣预设终极，不再去追求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我们是胜利的失败者，又是失败的胜利者，是儒雅的俗人，又是庸俗的雅人。我们以前辈的方式说话，但本质上却没有力量超出生存者的境界。对世界我们什么都不是，对自己就是一切，我们被这种残酷的真实击败了，从内部被击败了。我们没有力量面对那些严峻的话题，关于身份，关于灵魂，于是怯懦而虚伪地设想那些问题并不存在，生存才是唯一的真实。我们曾经拥有终极，而终级在今天已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之源突然中断，梦想成为梦想，我们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了永远的精神流浪者。天下千秋已经邈远，自己这一辈子却如此真实。当一己之瞬间成为天下之永恒，我们就与乐观主义作了最后的诀别，毕竟，人只能在自身之外而不可能以自己为目标建构崇高，建构形而上的意义世界。悲剧在时间的巨掌中已经注定，我们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进入了铺就的轨道。对我们而言，这个事实只能接受，而无须讨论也无法抗拒。
“虚而不谦、清而不高”，恐怕才是这一代的本色吧？
没有底气，何谈治学；没有底气，怎言社稷？读书人，挺起胸，站出来，给力点，别咽下这口气！
（王学斌：《民国底气：腹有诗书气自华》，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