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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由政府领导的一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既然是“文化遗产”，无论其概念定义、重要性、迫切性，还是行政命令、操作措施都富含独特的科学学术品质。温家宝总理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民族智慧的结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有物质性的。物质就是文象，非物质性就是文脉。人之文明，无文象不生，无文脉不传。无文象无体，无文脉无魂。”我们从政府发布的一系列文件和官员们编写的书籍、报告中亦看到其中所贯穿的学术精神与学术内涵。
音乐文化遗产，是这场运动的重要对象之一。单就这场运动的初步成果，如国家、省、市、县政府分批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所确定的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等等，就有大量关乎民族音乐遗产的“保护”项目。我国民族音乐学界以极大的热情介入到这场运动中，如：田青出任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且能在全国“非遗”问题上不时发布掷地有声的学界话语；各学术单位分头领衔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如《民间音乐现状调查>的子课题，其中山西大学音乐学院以周密的规划部署和研究生团队推出《山西省民间音乐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专著及相关成果；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在全国率先招收非物质音乐遗产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还有许多尚未见张扬的院校学术单位埋头苦干，如江西师大音乐学院结合教学排演了大型现代版赣剧《牡丹亭》，并在院内开辟“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廊，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与福建省艺术研究院联手“集成后”福建音乐的再度编撰工作……从2003年由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启动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至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同年12月又颁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的短短几年时间里，“非遗”工作取得了如此巨大成绩很让我们心生鼓舞，但也应该看到，这场行将继续向纵深拓进的与吾辈学术密切相关的大规模运动，某些方面尚且存在二者不尽密切配合甚至脱钩的现象而亟需两相呼唤的问题。
一、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运动呼唤民族音乐学术研究
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决定了这场非物质文化逮产运动必须要有学术的深入研究和介入。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2007年9月19日于黄山召开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上就提出“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稳步推进，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从总体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工作任务还很艰巨，工作中仍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认识有待提高；保护工作机制尚不健全：队伍建设亟待加强等。特别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少，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入研究，保护工作难以做到科学化、规范化。”
我们姑且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内容来看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与民族音乐学术研究的密切关系。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指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主要有四项。
(一)组织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普查
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首先要弄清楚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非物质文化遗产。就音乐遗产而言，今天位居“非遗”管理部门的责任人，大多为没有经历过“集成”阶段的非专业人士或其他非民族音乐专业的年轻人。要再度进行全面性的音乐遗产普查并无所遗漏，不仅需要全面查阅当地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成果，最好还应寻求民族音乐专家的指导和帮助，并通过艰苦细致的调查，才能获得高质量的普查结果。上个世纪50年代早已开始的民间音乐普查，至少曾有2至3代学者赤诚投入其中。今天，这些学者除了不堪年轮的更替学术的厮磨虽然身心交瘁却仍心存不甘驾鹤离去，也还有一大批虽未到耄耋年龄却急须退休，故“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和虽然落寞却仍“壮怀激烈”的末代民族音乐集成编撰的亲历者。过去他们曾为我国音乐宝库积累了大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资料，今天他们堪称是非物质音乐遗产的“活字典”。比如民间乐种在地图上的每一个详细分布、乐种与乐种之间的关联、区分，乐种的流变情况、各乐种老艺人的生存线索等许多活生生的记忆，可以为今天的再度普查提供学术咨询。而近30年来大批的中、青年民族音乐学者则更多地从文化脉络来体认民族音乐，他们有大量新的调查和研究成果可以作为普查的重要参考。比如：关于一个民族或族群的音乐在跨地区的不同空间分布状况及其不同的价值认定、不同民族的相同乐种的典型性评判等等。可以说，找到了“业有专攻”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音乐研究专家及其相关资料，就奠定了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全面普查的基础，也就找到了开启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项目普查的钥匙，使得“非遗”的领导工作高屋建瓴，稳操胜券。
(二)科学认定文化遗产名录
为了做到有效“保护”，“非遗”管理部门迫切需要认定文化遗产名录。名录包括项目及其传承人。由于其中关乎地方和个人的名、利问题，“非遗”管理部门在组织申报和审批工作中除了要恪守职业道德，还特别需要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以使公布的项目和传承人具备权威性，从而推动“非遗”运动的良性发展。比如音乐项目名称问题，因为没有学术介入，就会出现将其原生性的不同称谓和其中一种表演形式并列指代的错误；在音乐项目发生地点的认定问题上，一个歌种可能流布于多个地区，可并非原发地带或不具典型性的某一基层单位在宣传上能“做大做强”，在申报时又“一马当先”于是早早被“认定”，而其它虽具有深沉的原发性且在艺术上、文化上更具价值者则因当地“非遗”管理部门没有学术认知、宣传组织工作不到位没有申报；这就需要上一级“非遗”管理部门对辖区所有“非遗”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并对“非遗”的申报、“保护”工作有轻重缓急的全盘性部署，才能避免出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审批”结果。又比如，有些虽然具备“传承人”的一定条件但并不属于杰出的或亟需的“抢救”者，为了获取“传承人”桂冠，可以用重金买盖公章，可以四处奔走胁迫专家当面签字，而真正亟待“保护”的熊猫一样的珍稀传人蜗居深山、呕心沥血，真正困难地在“传承”却由于无人问津、信息闭锁而与非物质音乐遗产一起默默老去。而事实上，音乐遗产项目的重要性等级、代表性地点及其真正的传承人选尽在经历过“集成”时代的民族音乐研究者心中。即使有的乐种的真正传承人一时还提不出名单，老一辈学者也可以知道应当到哪一个区域范围的哪些村庄哪条街道去寻找线索。甚至，老艺人都不在人世了，其精华也往往会传承在老一辈研究者身上，有些学者实际上也成了“老艺人”，有的还真够得上“传承人”的资格……但这些“隐情”是坐在办公室的官员们所不一定知道的。于是，审批时即使请来了专家，审批程序有时也只能按部就班，有申报就打钩，没申报就怪其为何不报了或以后再说!何况有时请来的还难得有真正的这一领域的 “专家”。
如果在遗产名录、传承人的申报和认定工作上能事先咨询或倾听专家全盘性的意见，深入基层做好广泛切实的调查，甚至能把申报表格送到交通不便的真正的传承人手上，审批时能出于公心真正地尊重学术，那么以政府名义公布的审批结果就会相对公正，“非遗”的权威性也因为能获得民众的普遍拥戴而达到很好的宣传和实施效果。
(三)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
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既需要利用固有的传统音乐研究成果，也需要针对今天“非遗”的遗存及变迁状况采取多种研究方法，研究过去未曾涉及的、今天迫在眉睫的各种新、老问题。比如，“非遗”项目审批之后是把各地应审要求交来的碟片、文本仅仅作为审批的证据加以“备案”束之高阁，不了了之，还是真把这些资料当成宝贝，立档造册专人保管，并根据这些资料提供的线索，联合各有关学术单位对其展开多学科综合研究，以此拓展其它音乐遗产挖掘的广度和深度，并及时将有关当地非物质音乐遗产的研究成果挂到网上实行资源共享?在非物质音乐遗产的传播问题上如何进一步拓展“非遗”传播的渠道，以更大限度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比如建立网上“非遗”影像博物馆，联合当地媒体设立报刊专栏、电视专题，聘请学者登场作深入浅出的非遗“科普”，使之成为人人必须尽知的家乡文化。有些工作学术含量很强，需要规范的操作，于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包括媒体虽然为其之责却并非一定为其所必长，但在高校，则相对聚集了主要的学术力量。“非遗”管理部门及其下属的研究院、所等单位若能与音乐院校联姻，充分利用高校学术研究优势和民族音乐研究专业每年对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资源联手展开研究，并能联合教育部门充分利用中、小学包括高校音乐教育课堂来实施普及战略；媒体宣传若能克服某些自以为是而加强学术品质含量，无疑将大大推进“非遗”的深度挖掘、研究、保存和传播。
(四)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在动态整体保护中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焕发新机
传承机制的运转需要行政部门来领导、协调，但传承机制的建立则需要专家的学术参与。比如：如何对已确认的音乐遗产项目及其传承人加以扶持?是在某一行政需要的时候把他们拉来演一场标榜门面，主持者给观审人员发发红包请吃大餐然后再见，演出项目及其传承者仅仅从中获得一丁点车马费或犒赏，回去后照样自生自灭?还是建立一整套扶持计划，使这些乐种能够有专人抓、有经费落到实处、有地方活动、有人教有人学，有展示平台，能够纳入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总体规划从而体现政府支持的实质性结果。
至于“动态保护”、“焕发新机”的问题虽然需要行政部署、编创人员运筹帷幄，却也亟需资深研究人员的学术参与，以避免学理矛盾及离谱之出新。比如“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立问题，某种文化乃其时彼地伊人的“生态”使然，今天现代文明已无孔不入地进行了全方位辐射，有些地方的原“生态”已不复存在甚或荡然无存，能够靠“保护”再让时间、历史的车轮回转吗?倘若与时俱进，那么这一已经发生并且日新月异地在继续发生空间转换的“文化生态”要怎样“保护”?其“动态保护”的“动态”速率和”焕发新机”的“新机”比率尺度应当如何正确把握?故今天音乐遗产的传承机制和在动态整体保护中使其焕发新机等问题的解决仍然需要呼唤学术!
二、民族音乐学术研究呼唤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运动
1949年以后，大陆的民族音乐研究工作在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足以彪炳史册的成绩。1980年由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经与传统的“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相互交接，民族音乐研究事业更加蓬勃发展。今天，当历史的车轮驶进21世纪，中国的民族音乐研究如何以其坚实的基础，崭新的视角，全方位的目光积极切入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运动，是一个亟需提出并加以正视的问题。
(一)研究目标
众所周知“民族音乐学”出自“比较音乐学”。虽然它在研究目标上已将”比较音乐学”时代的“非欧”音乐加以修正、扩展至包括欧洲在内的一切音乐，但自从它栖身中国，其研究目标也绝非不是约定俗成地以非主流的民族传统音乐尤其是各民族各地方区域的民间音乐为主。所以，无论是传统的“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还是更具学院派风骨的中西结合的“民族音乐学”，其主要的研究目标都与当今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相吻合。高校的民族音乐教学和研究如果能审时度势及时抓住“非遗”运动契机，把投注在课堂上、书本上的专一目光转而交互移动于校外的非物质音乐遗产实践，主动去了解各级政府各个阶段性的“非遗”工作计划，努力与各级“非遗”行政部门建立课题研究的“供”“需”平台，高校的学术研究就能避免无的放矢、无病呻吟、各自为政的现象而达到学以致用，其民族音乐教学也会因为有源头之活水而生机盎然、气象万千。
(二)研究内容
随着“民族音乐学”对于人类学及其它社会学科的紧密借鉴，当今中国学界颇为流行“民族音乐志”的做法，而这正是国家、省、地各级政府进行“非遗”普查、认定所必须的学术化内容操作。政府公布或未公布的“非遗”项目和传承人，不仅可以引入高校作为教学中最重要、最生动的内容，并且可以作为民族音乐专业研究生深入调查、跟踪、实践的作业甚至学位论题。高校的民族音乐专业研究生教学若能紧密配合“非遗”运作，将为迫在眉睫的地方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的立档以及为填补《中国民间音乐集成》资料之不足发挥一份扎扎实实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民族音乐新问题，也就是文化生态空间发生巨大转换后出现的诸多非物质音乐遗产问题，是民族音乐学术视野中的重要问题。比如：民间音乐传承新现象——城市里的少数民族或汉族农民工由于心灵归宿的需要而出现民歌自发热唱的问题；城乡庙会神诞由于宗族信仰力量的持续尤其政府允许而出现的超乎政府发动的空前规模问题；还有旅游音乐的发展、城市音乐的走向、传统音乐文化的全民性教育等等问题。有些问题显然不在按部就班的“非遗”运作范畴，但学者如果能够迈出书斋，走向田野，贴近社会，关注当下，就能将其对传统的生命力的热切体悟转化为深沉的学术思考，为“非遗”运动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如通过有效渠道，引发“非遗”管理部门对某些不”保”自存的“动态化”“非遗”用心加以关注和扶持等。
(三)研究途径
民族音乐的研究基础在田野，高校青年学子不仅需要吃苦耐劳的勇气、现代化录音录像设备的配置，还需要有社会上良师益友的帮助才能在“田野”中真正学到东西。当今攻读民族音乐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者绝大多数为城市独生女孩，做田野常苦于人脉不通、安全条件不具备。所以，如果研究生的田野实践能与当地“非遗”管理部门取得联系，那么，将会得到许多行政资源的提供和支持，比如：帮你找到与你的课题研究内容密切相关的资深文化人、知情人、联络人，帮你电话联系吃、住相关事宜，甚至专车将你接送到交通不便的调查地点等等。研究生研究资料局限，也可以通过当地行政管理部门和事业单位的帮助，获得在院校图书馆查询不到的珍贵资料。学术研究的方便之门打开之后，你就能畅快地徜徉于其中，智慧与灵感就会时时进发。当你与文化部门、民族事务部门的“非遗”同仁一起工作之时，你也会从中学到许多书斋中学不到的宝贵的社会工作经验。你会把政府部门的有力支持转化为更努力、更扎实的工作动力。
(四)研究人才培养
随着民族音乐学科的迅猛发展，民族音乐专业的研究生数量激增，所幸现在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已经由研究型向应用型转变的趋势，应该说高校培养的民族音乐专业研究生颇为适合从事非物质音乐遗产工作。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一概难以找到对口的工作，不对口的工作就更难找了。而另一方面“非遗”管理部门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普遍缺乏，正如周和平副部长所说的“特别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少”，“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其行政编制不是被固有的非专业人员占满，就是由于其它原因进来专业不对口的毕业生!所以，高校民族音乐研究生培养必须以其良好的品质大声呼吁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部门把眼光投向专业人才，以有效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进程。
三、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运动与民族音乐学术研究的互唤
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运动与民族音乐学术研究其实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内容、途径和人才标准。双方若能通过互相呼唤将立足点转移到对视的角度，就会发现“非遗”运动依托学术研究成果可以如虎添翼，学术研究借助“非遗”运动的大好契机也可以更上一层楼。
音乐文化遗产，是这场运动的重要对象之一。单就这场运动的初步成果，如国家、省、市、县政府分批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所确定的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等等，就有大量关乎民族音乐遗产的“保护”项目。我国民族音乐学界以极大的热情介入到这场运动中，如：田青出任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且能在全国“非遗”问题上不时发布掷地有声的学界话语；各学术单位分头领衔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如《民间音乐现状调查>的子课题，其中山西大学音乐学院以周密的规划部署和研究生团队推出《山西省民间音乐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专著及相关成果；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在全国率先招收非物质音乐遗产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还有许多尚未见张扬的院校学术单位埋头苦干，如江西师大音乐学院结合教学排演了大型现代版赣剧《牡丹亭》，并在院内开辟“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廊，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与福建省艺术研究院联手“集成后”福建音乐的再度编撰工作……从2003年由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启动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至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同年12月又颁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的短短几年时间里，“非遗”工作取得了如此巨大成绩很让我们心生鼓舞，但也应该看到，这场行将继续向纵深拓进的与吾辈学术密切相关的大规模运动，某些方面尚且存在二者不尽密切配合甚至脱钩的现象而亟需两相呼唤的问题。
一、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运动呼唤民族音乐学术研究
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决定了这场非物质文化逮产运动必须要有学术的深入研究和介入。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2007年9月19日于黄山召开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上就提出“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稳步推进，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从总体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工作任务还很艰巨，工作中仍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认识有待提高；保护工作机制尚不健全：队伍建设亟待加强等。特别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少，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入研究，保护工作难以做到科学化、规范化。”
我们姑且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内容来看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与民族音乐学术研究的密切关系。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指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主要有四项。
(一)组织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普查
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首先要弄清楚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非物质文化遗产。就音乐遗产而言，今天位居“非遗”管理部门的责任人，大多为没有经历过“集成”阶段的非专业人士或其他非民族音乐专业的年轻人。要再度进行全面性的音乐遗产普查并无所遗漏，不仅需要全面查阅当地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成果，最好还应寻求民族音乐专家的指导和帮助，并通过艰苦细致的调查，才能获得高质量的普查结果。上个世纪50年代早已开始的民间音乐普查，至少曾有2至3代学者赤诚投入其中。今天，这些学者除了不堪年轮的更替学术的厮磨虽然身心交瘁却仍心存不甘驾鹤离去，也还有一大批虽未到耄耋年龄却急须退休，故“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和虽然落寞却仍“壮怀激烈”的末代民族音乐集成编撰的亲历者。过去他们曾为我国音乐宝库积累了大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资料，今天他们堪称是非物质音乐遗产的“活字典”。比如民间乐种在地图上的每一个详细分布、乐种与乐种之间的关联、区分，乐种的流变情况、各乐种老艺人的生存线索等许多活生生的记忆，可以为今天的再度普查提供学术咨询。而近30年来大批的中、青年民族音乐学者则更多地从文化脉络来体认民族音乐，他们有大量新的调查和研究成果可以作为普查的重要参考。比如：关于一个民族或族群的音乐在跨地区的不同空间分布状况及其不同的价值认定、不同民族的相同乐种的典型性评判等等。可以说，找到了“业有专攻”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音乐研究专家及其相关资料，就奠定了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全面普查的基础，也就找到了开启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项目普查的钥匙，使得“非遗”的领导工作高屋建瓴，稳操胜券。
(二)科学认定文化遗产名录
为了做到有效“保护”，“非遗”管理部门迫切需要认定文化遗产名录。名录包括项目及其传承人。由于其中关乎地方和个人的名、利问题，“非遗”管理部门在组织申报和审批工作中除了要恪守职业道德，还特别需要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以使公布的项目和传承人具备权威性，从而推动“非遗”运动的良性发展。比如音乐项目名称问题，因为没有学术介入，就会出现将其原生性的不同称谓和其中一种表演形式并列指代的错误；在音乐项目发生地点的认定问题上，一个歌种可能流布于多个地区，可并非原发地带或不具典型性的某一基层单位在宣传上能“做大做强”，在申报时又“一马当先”于是早早被“认定”，而其它虽具有深沉的原发性且在艺术上、文化上更具价值者则因当地“非遗”管理部门没有学术认知、宣传组织工作不到位没有申报；这就需要上一级“非遗”管理部门对辖区所有“非遗”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并对“非遗”的申报、“保护”工作有轻重缓急的全盘性部署，才能避免出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审批”结果。又比如，有些虽然具备“传承人”的一定条件但并不属于杰出的或亟需的“抢救”者，为了获取“传承人”桂冠，可以用重金买盖公章，可以四处奔走胁迫专家当面签字，而真正亟待“保护”的熊猫一样的珍稀传人蜗居深山、呕心沥血，真正困难地在“传承”却由于无人问津、信息闭锁而与非物质音乐遗产一起默默老去。而事实上，音乐遗产项目的重要性等级、代表性地点及其真正的传承人选尽在经历过“集成”时代的民族音乐研究者心中。即使有的乐种的真正传承人一时还提不出名单，老一辈学者也可以知道应当到哪一个区域范围的哪些村庄哪条街道去寻找线索。甚至，老艺人都不在人世了，其精华也往往会传承在老一辈研究者身上，有些学者实际上也成了“老艺人”，有的还真够得上“传承人”的资格……但这些“隐情”是坐在办公室的官员们所不一定知道的。于是，审批时即使请来了专家，审批程序有时也只能按部就班，有申报就打钩，没申报就怪其为何不报了或以后再说!何况有时请来的还难得有真正的这一领域的 “专家”。
如果在遗产名录、传承人的申报和认定工作上能事先咨询或倾听专家全盘性的意见，深入基层做好广泛切实的调查，甚至能把申报表格送到交通不便的真正的传承人手上，审批时能出于公心真正地尊重学术，那么以政府名义公布的审批结果就会相对公正，“非遗”的权威性也因为能获得民众的普遍拥戴而达到很好的宣传和实施效果。
(三)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
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既需要利用固有的传统音乐研究成果，也需要针对今天“非遗”的遗存及变迁状况采取多种研究方法，研究过去未曾涉及的、今天迫在眉睫的各种新、老问题。比如，“非遗”项目审批之后是把各地应审要求交来的碟片、文本仅仅作为审批的证据加以“备案”束之高阁，不了了之，还是真把这些资料当成宝贝，立档造册专人保管，并根据这些资料提供的线索，联合各有关学术单位对其展开多学科综合研究，以此拓展其它音乐遗产挖掘的广度和深度，并及时将有关当地非物质音乐遗产的研究成果挂到网上实行资源共享?在非物质音乐遗产的传播问题上如何进一步拓展“非遗”传播的渠道，以更大限度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比如建立网上“非遗”影像博物馆，联合当地媒体设立报刊专栏、电视专题，聘请学者登场作深入浅出的非遗“科普”，使之成为人人必须尽知的家乡文化。有些工作学术含量很强，需要规范的操作，于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包括媒体虽然为其之责却并非一定为其所必长，但在高校，则相对聚集了主要的学术力量。“非遗”管理部门及其下属的研究院、所等单位若能与音乐院校联姻，充分利用高校学术研究优势和民族音乐研究专业每年对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资源联手展开研究，并能联合教育部门充分利用中、小学包括高校音乐教育课堂来实施普及战略；媒体宣传若能克服某些自以为是而加强学术品质含量，无疑将大大推进“非遗”的深度挖掘、研究、保存和传播。
(四)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在动态整体保护中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焕发新机
传承机制的运转需要行政部门来领导、协调，但传承机制的建立则需要专家的学术参与。比如：如何对已确认的音乐遗产项目及其传承人加以扶持?是在某一行政需要的时候把他们拉来演一场标榜门面，主持者给观审人员发发红包请吃大餐然后再见，演出项目及其传承者仅仅从中获得一丁点车马费或犒赏，回去后照样自生自灭?还是建立一整套扶持计划，使这些乐种能够有专人抓、有经费落到实处、有地方活动、有人教有人学，有展示平台，能够纳入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总体规划从而体现政府支持的实质性结果。
至于“动态保护”、“焕发新机”的问题虽然需要行政部署、编创人员运筹帷幄，却也亟需资深研究人员的学术参与，以避免学理矛盾及离谱之出新。比如“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立问题，某种文化乃其时彼地伊人的“生态”使然，今天现代文明已无孔不入地进行了全方位辐射，有些地方的原“生态”已不复存在甚或荡然无存，能够靠“保护”再让时间、历史的车轮回转吗?倘若与时俱进，那么这一已经发生并且日新月异地在继续发生空间转换的“文化生态”要怎样“保护”?其“动态保护”的“动态”速率和”焕发新机”的“新机”比率尺度应当如何正确把握?故今天音乐遗产的传承机制和在动态整体保护中使其焕发新机等问题的解决仍然需要呼唤学术!
二、民族音乐学术研究呼唤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运动
1949年以后，大陆的民族音乐研究工作在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足以彪炳史册的成绩。1980年由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经与传统的“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相互交接，民族音乐研究事业更加蓬勃发展。今天，当历史的车轮驶进21世纪，中国的民族音乐研究如何以其坚实的基础，崭新的视角，全方位的目光积极切入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运动，是一个亟需提出并加以正视的问题。
(一)研究目标
众所周知“民族音乐学”出自“比较音乐学”。虽然它在研究目标上已将”比较音乐学”时代的“非欧”音乐加以修正、扩展至包括欧洲在内的一切音乐，但自从它栖身中国，其研究目标也绝非不是约定俗成地以非主流的民族传统音乐尤其是各民族各地方区域的民间音乐为主。所以，无论是传统的“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还是更具学院派风骨的中西结合的“民族音乐学”，其主要的研究目标都与当今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相吻合。高校的民族音乐教学和研究如果能审时度势及时抓住“非遗”运动契机，把投注在课堂上、书本上的专一目光转而交互移动于校外的非物质音乐遗产实践，主动去了解各级政府各个阶段性的“非遗”工作计划，努力与各级“非遗”行政部门建立课题研究的“供”“需”平台，高校的学术研究就能避免无的放矢、无病呻吟、各自为政的现象而达到学以致用，其民族音乐教学也会因为有源头之活水而生机盎然、气象万千。
(二)研究内容
随着“民族音乐学”对于人类学及其它社会学科的紧密借鉴，当今中国学界颇为流行“民族音乐志”的做法，而这正是国家、省、地各级政府进行“非遗”普查、认定所必须的学术化内容操作。政府公布或未公布的“非遗”项目和传承人，不仅可以引入高校作为教学中最重要、最生动的内容，并且可以作为民族音乐专业研究生深入调查、跟踪、实践的作业甚至学位论题。高校的民族音乐专业研究生教学若能紧密配合“非遗”运作，将为迫在眉睫的地方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的立档以及为填补《中国民间音乐集成》资料之不足发挥一份扎扎实实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民族音乐新问题，也就是文化生态空间发生巨大转换后出现的诸多非物质音乐遗产问题，是民族音乐学术视野中的重要问题。比如：民间音乐传承新现象——城市里的少数民族或汉族农民工由于心灵归宿的需要而出现民歌自发热唱的问题；城乡庙会神诞由于宗族信仰力量的持续尤其政府允许而出现的超乎政府发动的空前规模问题；还有旅游音乐的发展、城市音乐的走向、传统音乐文化的全民性教育等等问题。有些问题显然不在按部就班的“非遗”运作范畴，但学者如果能够迈出书斋，走向田野，贴近社会，关注当下，就能将其对传统的生命力的热切体悟转化为深沉的学术思考，为“非遗”运动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如通过有效渠道，引发“非遗”管理部门对某些不”保”自存的“动态化”“非遗”用心加以关注和扶持等。
(三)研究途径
民族音乐的研究基础在田野，高校青年学子不仅需要吃苦耐劳的勇气、现代化录音录像设备的配置，还需要有社会上良师益友的帮助才能在“田野”中真正学到东西。当今攻读民族音乐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者绝大多数为城市独生女孩，做田野常苦于人脉不通、安全条件不具备。所以，如果研究生的田野实践能与当地“非遗”管理部门取得联系，那么，将会得到许多行政资源的提供和支持，比如：帮你找到与你的课题研究内容密切相关的资深文化人、知情人、联络人，帮你电话联系吃、住相关事宜，甚至专车将你接送到交通不便的调查地点等等。研究生研究资料局限，也可以通过当地行政管理部门和事业单位的帮助，获得在院校图书馆查询不到的珍贵资料。学术研究的方便之门打开之后，你就能畅快地徜徉于其中，智慧与灵感就会时时进发。当你与文化部门、民族事务部门的“非遗”同仁一起工作之时，你也会从中学到许多书斋中学不到的宝贵的社会工作经验。你会把政府部门的有力支持转化为更努力、更扎实的工作动力。
(四)研究人才培养
随着民族音乐学科的迅猛发展，民族音乐专业的研究生数量激增，所幸现在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已经由研究型向应用型转变的趋势，应该说高校培养的民族音乐专业研究生颇为适合从事非物质音乐遗产工作。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一概难以找到对口的工作，不对口的工作就更难找了。而另一方面“非遗”管理部门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普遍缺乏，正如周和平副部长所说的“特别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少”，“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其行政编制不是被固有的非专业人员占满，就是由于其它原因进来专业不对口的毕业生!所以，高校民族音乐研究生培养必须以其良好的品质大声呼吁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部门把眼光投向专业人才，以有效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进程。
三、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运动与民族音乐学术研究的互唤
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运动与民族音乐学术研究其实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内容、途径和人才标准。双方若能通过互相呼唤将立足点转移到对视的角度，就会发现“非遗”运动依托学术研究成果可以如虎添翼，学术研究借助“非遗”运动的大好契机也可以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