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动摇他内心最后防线的，是基层法官这份工作让他缺乏职业荣誉感。
　　作为北京远郊区县法院的一名法官，2013年8月，崔俊杰离开了岗位，到中国政法大学就读博士。在同事看来，这种还没有找到新工作就離职脱产读博的做法有些过激。而且崔俊杰在法院工作3年，未满5年服务期，按规定只能“被辞退”。
　　2014年北京两会上的信息说，从2008年至2012年，北京市法院招录2053人、流失348人。流失法官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法官辞职人数在默默上涨。他们大部分处于28至35岁之间，多为高学历、骨干法官。
　　“风光省亲”
　　崔俊杰的同学、女法官冯迎去了企业。2012年，她离开了工作3年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到金融街某大型国企担任法务，收入比以前增加了2～3倍，对于冯迎来说，跳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收入。这位北大毕业的黑龙江姑娘在西城区法院转正后的收入是每月4000元，交完房租所剩无几。一般法官的月收入到手四五千元，不同级别的法官津贴只相差几十元。
　　在工作两年时，冯迎就曾有过离职的想法，但因为未到5年服务期，她如果想离开，就只能“被辞退”，因此临阵退缩。
　　法官的辞退与辞职不同。前者是单位行为，而法官申请辞职则完全是个人的自愿行为，是法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后的决定。如果被辞退，5年内不允许再考公务员。
　　冯迎又坚持了一年，直到2012年10月，还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离开了法院”。与她相比，北京市某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曹北两年前离职跳槽去律所的举动，在别人眼里多少有些突兀。毕竟，曹北是该中院结案量最好的几名法官之一。
　　《法官法》规定，法官自人民法院离任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曹北只能暂时做一些幕后工作，而即使薪水因此缩减，律师事务所依然给他开出了40万元的年薪。
　　曹北来自河北农村，父母辛辛苦苦才供出一个博士生。他的想法是，如果继续呆在法院，月收入只有5000元左右，很难在北京买房。2013年，他的儿子刚出生。“养家糊口是很现实的问题，也许你觉得当法官很有尊严，但是没钱，一切尊严都无从谈起。”曹北说。曹北所在的中院，离职者大多是男性，因为“女性养家的压力不大”，女法官也有逐年增多的趋势。
　　曹北的同事，现在仍然在任的法官李初则表示：“去年曹北回来过一次，车也换了，开着一辆宝马，请所有同事吃了一顿两三千元的饭，眼都不眨，我敢说，我们系统的同事80%都曾经有过离职的想法，只不过有些人行动了、成功了。”
　　法官的荣誉
　　对于崔俊杰来说，当法官能够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他此前从未想过自己会作出离职的决定。3年来，他一直埋头苦干，而媒体也对这个愿意到京郊法庭吃苦的80后格外关注，2011年《法制日报》就曾对他进行过大篇幅报道。
　　崔俊杰所在的派出法庭位于北京北部燕山山脉深处，距离市区120余公里，辖区管辖面积1251平方公里、400多个自然村、5万多人口。崔俊杰在这里担任法官时，只能每周回城里一次。
　　在派出法庭工作的法官们经常要进行巡回审判。大多数法官需要深入农村等偏远地区，就地立案、当庭结案。刚来不久，崔俊杰就被派到道德坑村办案。“山里可真冷，冻得我脑袋都想藏进大衣里。”
　　崔俊杰说：“我们法庭的法官每年有200件左右的案子需要审理，像朝阳区法院等城区法院的好多法官，一年审理500～800件案子，但他们不需要像我们这样走这么远的路，所以总体来看，我们的工作压力和他们也差不多。”
　　工作压力并不是崔俊杰离职的主要原因，实际上，他相当热爱这份工作，真正动摇他内心最后防线的，是基层法官这份工作让他缺乏职业荣誉感。
　　“农村的老百姓大多非常淳朴，但法律意识觉醒得不太理性，有时，他们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而不惜制造假案，如果你作出了对他们不利的判决，他们甚至会陷害你，如果他觉得判决不公，还会捏造事实上访。”崔俊杰说，“高院要求对案件递进式化解，案子在上访后倒回基层法院，即使化解不了也要反复处理，加上大量的行政性事务等，自己被弄得疲惫不堪。”
　　李初说，人民群众信访不信法，法官每天除了办案，还有来自各方的监督干预。“即使一个案件完结，如果有上访，上级还会要求你对此案作出说明，对于不服的民众，还要反复接待安抚，一些案件，已经不能单纯依据事实来作出审理了，在这样的状态中，法官难以发挥专长，更难以实现人生价值。”他总结说。
　　有时候，法官还会受到严重的人身伤害。崔俊杰所在法院另一派出法庭的法官，在审理一起赡养纠纷时，被当事人殴打。崔俊杰所在的法庭，也曾因为有夫妻对离婚案件判决不服，在法庭门口撒纸钱宣泄。
　　前勤与后勤
　　李初家境殷实，所以收入并不是他两年前盘算离开的主要原因。李初2001年从南方一所知名法学院本科毕业，又拿到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文凭，再通过更为惨烈的司法考试，才得以进入司法系统。
　　但工作三四年后，他发现自己遇到了玻璃天花板。李初说，在一般的公务员系统中，一个处长下面可能只有四五个人。而他所在的中级人民法院是局级单位，相当于处级的法庭下面就有二三十个水平差不多的研究生，庭长、副庭长只有各一个，同事之间竞争特别激烈。
　　冯迎也认为，自己之前所在的基层法院“几乎看不到任何晋升的希望”。一般新毕业硕士研究生被招录到法院之后，先要做一两年书记员，提拔成助理审判员后才可以办案。其后，再经过两三年的助审经历，才能提拔为审判员。至此开始，就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审案，极少数人有成为副庭长、庭长的机会。
　　进入法院工作的人一般都有法官职称，但他们会被分配为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工作：前勤和后勤。换句话说，“法院里的法官人数”与“法院里实际办案的法官人数”差额很大。 　　前勤，也就是一线，被分到这里的法官在各个法庭办案，辛苦不言而喻。“有时候做梦都在审案。”李初说。 “除了办案，法官还要被牵扯进大量与审判关系不大的事情，包括考核指标任务、案例分析、信访说明等。” 崔俊杰说。监察、政工等后勤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法官，他们不审案，却要管理一线人员。两类人的工资相差无几。“不干活的指挥干活的，这自然让我心理不平衡。”李初说。
　　在一线，每个法官分到的案子不尽相同。有些人专门处理一些知识产权之类“高大上”的案件，有些法官却只能处理一些“吵呀闹呀”的案件，这也是法院内部不平衡的因素之一。
　　“現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渠道较单一，老百姓几乎所有纠纷都需要法院来处理，对法院的指责越来越多，需要大家抱团取暖，可后勤法官都不愿意到一线工作早已是个公开的秘密，一线法官拼尽全力往后勤部门挤，两边的人还互相指责，最后导致一些人要么离开法院，要么想尽办法到后勤。”上述离职法官说。
　　未来会怎样
　　冬季过后，崔俊杰已经适应了学生生活。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做一名优秀的老师。”
　　在进入法院工作之前，李初也有多种选择，比如在一家全国闻名、薪水诱人的央企做法务。他曾反复揣摩过，最后还是觉得“即使在外面一年挣40万，也不如当法官一年只挣几万”。可这几年，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他的心理落差还是越来越大，“很多同学都开着豪车，在所有人中，自己的收入几乎是最低的。”
　　当然，“法官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他承认法官头上是有光环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法官和律师，就像甲方和乙方。”所以他觉得，虽然曹北变得阔气很多，但当他跟大家说怀念以前当法官的日子时，“应该有一点真心。”李初说。而且，曹北还让妻子复习，准备继续考北京某法院。
　　李初仍然在是否离开的问题上纠结。不过，对未来他并没有太多担心，毕竟像他这样有经验的骨干法官，一直被很多律师事务所和企业“盯着”，“出去一年四五十万甚至上百万都不是问题。”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文，令李初印象深刻。“要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突出法官、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健全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法官、检察官专业职务序列。要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理顺司法权与司法行政事务权、司法权与监督权的关系，健全权责统一、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如果真的有所改善，我还是愿意继续留下来。”李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