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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商人组织的历史使命，离不开如何重塑商业的安全边界、如何界定商人乃至商业组织在社会发展进展中所应发挥的作用等命题。
中国的政商关系正在步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商人的财富、地位及商会所潜在具有的话语权，正在让更多公众对商人推动社会变革抱以期待。这种情绪从2012年10月《财经》杂志刊发的对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的专访中，可见一斑，但柳在这篇专访中指出，在社会变革中，不要对企业家抱有多大的希望。我软弱但不摇摆；我希望改革，但反对暴力革命。
柳传志的这番观点可以用于商人及其组织对自我角色的界定。从历史上来看，柳的这种态度，具有典型的中国式商人的特点，卑微而不失硬朗，公允中又夹杂着某种不愿妥协的立场。
硬朗是和平条件下的一种立场表达，在生命都有危险之虞时，或枪杆子的威慑之下，任何商人或商业组织的硬朗，都只能得逞一时。从形象上来说，中国商人在历史上的角色总是被描述成软弱的代表，具有保护自我财产的天性，注定比其他阶层更倾向于反对暴力革命。除非形势较为明朗，他们的态度更具暧昧和摇摆性。
重温明清中国商业组织的发展历史及轨迹，对于它们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我们才有更为清晰的眉目。显然，商业组织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但任何夸大其所可能发挥作用的说辞，任何赋予商会不同凡响的社会角色和责任的观点，都有必要镜鉴于沧海桑田的冷峻历史。
会馆：商人力量的滋长
行会的名称最初见于记载为隋代。会所是行会办公的地方，也是同业者共同祭祀本行祖师之所在，后也称公所或会馆。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是为会馆。其宗旨或功能，“不仅叙同乡之谊，联同业之情，恤嫠赡老济贫，还作为同业集会议事场所，研讨商情，联络商务，团结同乡，维护共同利益”，以求“有利则均沾，有害则共御”。
会馆的名称最初见于明代。最早的会馆是接待科举试子的“试馆”，为招待同乡应试举子和来京官员、士绅所设置。在明代之前，中国商人的活动大多单个分散，没有出现具有较为固定联系的商人群体，即有“商”而无“帮”。商帮在明朝的形成，本身是商人力量滋长的体现，会馆则是这一滋长的附属产物。
《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的作者李华曾对明朝时期全国各地在北京所建的会馆进行过统计，有资可查的会馆共有41所。其中，山西会馆5所，占总数的12%强，它们建于万历（1572-1620年）以后，分别是山西铜、铁、锡、炭诸商创建的潞安会馆，山西颜料、桐油商人创建的平遥会馆，临汾众商创建的临汾东馆，仕商共建的临汾西馆，临、襄二邑汾河以东南人创建的山右会馆。
每个商帮都有其供奉的福祉。如江西人崇拜许真人，山西人信奉关帝，福建人礼祀妈祖等。现在遗留下来的很多山陕会馆，都同时充当了一座关帝庙。商人在用一种为社会所接受和敬重的方式，使自己获得一种来自神化形象的神性保佑，这是商人寻求自我安全的一种心理投射。
著有《中国行会制度史》的历史学家全汉升发现，会馆的事业与中古的行会有着显著的不同：后者对于本行工商业的统制只是消极的，行会的规条上几全都有“不准”、“不得”等字。在他看来，大约中古的行会目的只在免除本行会员相互间的自由竞争，故有种种严厉的禁止，而会馆目的则较扩大，尽量保护会员利益，并在乎团结同乡的工商业者成为一个坚固的壁垒，以与外抗来保护本团体的利益。
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县城周围“店铺多得惊人，各处商业繁盛，一进黄浦江就看到江上帆樯如林，表现出上海在商业上的重要性”。商业的发展使上海聚集了来自福建、广东、江浙、徽州等全国各地以商人为主的外来人口。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以同乡商人为主体的会馆组织也相继建立。泉漳会馆是福建船商早在1759年所建的一个会馆，这是福建人在上海影响力的体现。在18世纪中期，比泉漳会馆更早的会馆无非是湖州会馆，由绍兴钱、豆、炭商修建的浙绍公所，1754年由徽州、宁国人在上海建立的徽宁会馆和1757年由船商修建的潮州会馆。到开埠前夕的1842年，上海县城内外由外省籍商人创设的会馆、公所至少已经达到27所。
同乡会馆是由官方批准建立的民间组织，1806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铁保规定：“上海一地，凡客省商船进出口，皆需本省会馆出具保结。”这是政府对会馆权力的让渡。正如劳伦斯·克里斯曼所指出的那样，在前近代时期的中国城市，外来经商者乃是“在不设引人注意的管理机构的情况下来管理自己”。
1851年，英国人为建造跑马厅，强占了泉漳会馆的公墓，成为小刀会起义的诱因。泉漳会馆建在上海小东门旁边的咸瓜街上，小东门是闽商聚集比较多的地方。那里临近黄浦江，曾经沙船林立。小刀会起义后，福建帮受到清洗。邱国盛在《从国家让渡到民间介入—同乡组织与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中推测说：“虽然并无明显的史料证据，但极有可能是经过小刀会起义之后，来自官府的不信任使会馆的发展遭遇到一定的阻力。”
他认为，会馆在自身的功能调适方面似乎也彻底放弃了对城市政府行政管理的介入，而依旧延续着传统的轨迹朝向调解同乡商业纠纷、实施商业自我管理和同乡救济等方面发展。因此，同乡会馆的发展又回到了与这一时期上海城市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并不协调的老路上。
商会：朝廷推动的组织建设
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商会的是企业界和思想界的人物。譬如，洋务运动的骨干，兼具上述两栖人物特征的郑观应就认为，商会是连结官商的一种好办法，而建立商会应该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
1896年，张謇也提出设立商会之说，并表示要由各省督抚予以保护。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也以使“上下通气，通同商办，庶几振兴”为要，向光绪帝奏请创设商会。
在中国商会成立之初，不少人认为商会是调和政商关系的一剂良药，不遗余力加以推动。中国的官督商办体制，并没有伴随轮船招商局、上海织布局等洋务事业的推进而收获如期的效果。从早期的洋务运动参与者唐廷枢、徐润等黯然被扫地出门或旁落一边时，商人们其实已不再对官督商办企业抱有幻想。 作为李鸿章的拥护者，盛宣怀主张成立商会，要“广商学以植其材，联商会以通其气，定专律以维商事，兴农工以浚商源，效法西欧，振起商战”，其中“尤以创设商会为入手要端”。在天津举办新学和新兵颇受关注的督抚大吏袁世凯，也向清廷条陈变法见解，强调应“使官商一体，情意相通”。在梁启超看来，商会能成为自治的学校，而另一位社会批评家欧榘甲则强调其作为改造商人阶级的一种组织的作用。
1903年，清廷成立商部，作为统辖全国工商实业的最高机构。商部在当时的中央机构中居外务部之后，位列第二，并水到渠成地于同年奏请建立全国性的商会网络。奏折对比了中国与西方及日本的差距，称，“商会者，所以同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各国之能孜孜讲求者，其商务之兴如操左券”，“今日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
陈锦江在《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提到，1903年，当广州商人争论是否需要一个商会时，商人要求政府答应不干涉商会的事务。如果要商定一个官员在任何场合的监督，那么他的作用和权力限定必须被明确地规定在商会章程中。某报一篇社论以悲观的态度预判了政府的目的：中国商人对集体努力毫无所知，个别商人领袖很容易被操纵，以致商会只会帮助政府筹集更多金钱，并迫使商人更大地依赖于官方的指挥。甚至还有人评论：除非政府利用商会来表达官方意见，否则商会的意见很难被理睬。
1904年，清廷颁布了《禀定商会简明章程》和《商会章程附则六条》，这两项规章是中国早期商会成立的法律依据。在中国，除1900年成立的香港中华总商会外，成立于1902年的中国商业会议公所素有中国“第一商会”之称，清廷批准在各地成立商会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被第一时间改为上海商务总会。
根据现实需要，中国历史上的政府常有向商人让渡权利的一面，那就是在财政窘迫之时。政权更迭或战争后，尤其如此。财政千疮百孔，政府往往会出台一些面向包括商人在内的示好政策。1904年的变革传达出两点信息：国家希望打破原来中央与地方权力两张皮的现状：一是将山西票号等纳入到国家的监管范围之内；一是牵头建立跨地域的商会网络，其被授予直接上诉商部的权力。陈锦江对此的理解是：中国的商会不仅是在官方授意下组成的，而且它被视为受商部控制和指导的一种半官方机构。
但随后商人们顺水推舟，试图将商会的作用扭转到表达自己声音和意念的方向上来。历史学家邱国盛的观点是：如果说通过会馆、公所这类社会中间组织的自我约束来实现对工商业有效管理的权力让渡，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官府故意安排的话，那么后来的形势发展却超过了官方的最初考量。
商会成立后的自行其是和独立，也让政府措手不及。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就是这种局面的典型反映，其源于美国政府迫害华人和强迫清政府续订苛约。上海商务总会率先发难，得到上海70多个行业资本家的签字赞同，各地商会也群起响应。对此，清廷以“有碍邦交”，命各级地方官“从严查究，以弭隐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禁止天津商会出面组织抵制美货运动，不准登载拒约消息的《大公报》发行。
这次运动突破了清政府禁令，持续半年之久，展示了本土商人的集体力量和社会使命感，这是近代商人首次以一个阶层的方式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性事件。同年，上海成立了中国商人所组织的第一个体操协会，之后其被改组为具有半军事化特征的“商团”，成为其他许多通商口岸，包括广州、汕头、天津、汉口和松江商团的典范。1906年，朱葆三、虞恰卿、傅筱庵等人发起成立的华商体操会也是一个武装团体，有枪支弹药，以求自卫，主要成员是商人。到民国元年，上海各业和商团共有20个，人数约有2500人。辛亥革命爆发时，大部分地区政权转移几乎兵不血刃，这种商人组织的组织功不可没。
此时，商会对社会改革和推进所发挥的责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商务活动，他们的活动范围从安装路灯、倡导锻炼体魄的体育运动到组织商团。1905年10月成立的以上海商务总会为依托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承办了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这是上海试行地方自治之始。其由上海道袁树勋照会郭怀珠、李厚祐、叶佳棠、姚文楠、莫锡纶等绅商集议筹办。城市行政权力的某种空白状态，使社团来承担城市的各类公共职能，成为水到渠成。
作为对地方和地区权威的支持形式，商会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以至于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其促使中国中央政府倒台的作用，远较众多商会领袖公开给予辛亥革命的全部短期支持大得多。
上海总商会：从改革热忱到墨守成规？
从某种程度上说，辛亥革命的成功，也是很多商人暗中支持的结果，但当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成果后，上海总商会很快见机站在了袁世凯一面。
辛亥革命后，因商务总会领袖系由清廷委任，新政府决定解散商务总会，将其改组为1912年6月11日的上海总商会。上台后的袁世凯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取消厘金，减低出口税，统一币制以及发展实业—这些取悦于商人的措施，加之各地督军大多自立为王不向中央纳税，使得政府的财政状况更为捉襟见肘，加剧了日后社会的骚动情绪。
当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公开反对袁世凯时，上海商人们做出了机会主义的选择—总商会拒不赞成独立宣言，他们对革命抱着隐藏的敌意。在几个月的混乱之后，上海商界急于恢复稳定与安全。他们在稍微迟疑之后就拥护了袁世凯，这标志着商界政治转向的开始。《北华捷报》刊文说，鉴于上海是商埠而非战场，任何一方挑起战端均将被视为人民之公敌。这是各国公使及商界普遍的看法，像当时的上海总商会总理周晋镳就因此反对讨伐袁世凯。各地商会固然不曾表示公开反对，但也拒不给予财政上的合作。
冯筱才在他的《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法学理论》研究中得出的最后结论是：民初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有关产权与秩序的问题，他们对政治并无多少兴趣，他们对政治的关心建立在产权是否受到波动的基础上。商人为了挽救秩序，保卫财产的自救举动不能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参与。 袁世凯和商会的蜜月并未延续多久。1914年，全国各地建立的商会、总商会达到1099个。这年9月，袁世凯政府试图通过新颁布的《商会法》加强对商会的管理。新《商会法》规定，每县只准设一个商会，商会对同级以上官府行文一律用“禀”，官府对商会行文用“饬”；各商会限半年内依新颁商会法进行改组，凡不合新法及逾限不改组者一律取消；取消全国商会联合会；商会举定会长、会董及设立商品陈列所、工商学校和其他工商事业均须禀报地方长官详咨办理。
新法一经公布就遭到商会团体强烈反对，各商会或直接致电中央政府表示不能接受，提出修改意见，或转请全国商联会向中央政府反映意见和要求。全国商联会也于1915年3月25日召开全国商会代表大会，21个省区的商会均派代表参加，一致表示绝不允许“使全国商会联合会消灭于无形”。商人们最后迫使袁世凯政府重新修订颁布《商会法》和施行细则，收回了强化管理的尝试，并承认现实，允许商会组织全国商会联合会。
尽管商会力争权益，但如果不是袁世凯要恢复帝制，商会与北洋政府的分歧不可能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在商会看来是“众叛亲离之袁氏，覆亡在即”，并普遍认为“欲维持地方治安，非急谋独立不可”，“欲和议成功，非袁世凯退位不可”。于是，有些商会相继策动各省独立，逼迫袁世凯退位。
这个时期，在传统商人之外，本土金融家的势力开始崛起。袁世凯后的北洋政府，各地督军各自为战，财政困难，受1920年新银行团协议的限制，又不能向外国贷款，中国的银行家们暂时变得格外强势。北京银行家协会体现了当地金融界的团结和力量，在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中的影响可以和上海旗鼓相当。1920年12月6日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它警告政府，如果想得到资金，就必须缩减军费开支，调整内债，改革币制。用张公权的话来说，银行家们的不妥协态度只不过是“他们爱国心的表现”，“他们准备为任何有助于国家的公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这些新式银行家与之后的历届政府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既不愿与历届政府走得太近，又不愿弃业做官。他们广泛结交，注重扩展社会联系网络包括结交达官显贵，着眼点不在做官当政客，而是为发展金融业、经营银行业务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
商人一直是有其两面性的：既得的商人利益集团，不愿意向与其利益相左的方向推进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官商勾结所形成的新的权贵阶层也会成为面向更广大老百姓的社会改革的阻碍者。从历史上看，商人成为阻碍者，往往是因为与政府关系过于亲密，他们因为利益而结为同盟，进而固化了应有的社会进步。1912年，中国商会所体现出的创造力和改革热情，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退化成为墨守成规和呆板，商会内部也随之分裂。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作为一战战败国，德国在青岛的特权被转给日本。随即五四运动爆发，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在有商会表示支持这一行为的同时，上海总商会发电支持段祺瑞政府，反对上海“三罢”，受到舆论谴责，会长朱葆三被迫辞职。
上海总商会宣布反对罢市，但是商人们没有服从这个决定。据称，在1919年6月初上海7天的罢市中，商界损失高达2000万银元。6月12日清晨，虞洽卿、傅筱庵等陪同地方官员上街劝告开业，应者寥寥。在民意与官方的意识相左之时，商会未能站在民众一边，事后被认为是得不偿失的不智之举—因为开市和罢市问题，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内部也发生了公开的分裂。
商会与协会：“不革命”与“革命”的党争
袁世凯时代，政府希望商人回到传统中去，而孙中山则希望改变商人以前“在商言商”的心理，动员商民参加政治与国民革命，形成革命化的商民。因此，1923年共产国际指示国共合作时，广东革命政府格外重视商会及同业公会的动员能力。
但孙中山对于和商团密切合作的期盼很快就化为云烟。因催饷甚急，孙在无计可施之际，以命令的方式让广州善堂商人做担保，发行50万元“军用手票”，但遭到回绝。政府增收杂税，引发鱼贩、黄包车夫、戏院、酒店、饭馆等的连锁反应，甚至罢市。
虽然孙中山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共产制度绝不适合中国，但商团对身边忽然来了那么多俄国人感到忧心忡忡。1924年5月，广东商团设立全省联防总机关。当商团预定的军火被孙中山下令海关截留给黄埔军校时，双方的冲突在广州民众国庆游行中引爆。孙中山宣布商团叛乱，双方为推翻清朝统治形成的短暂蜜月期宣告结束。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都坚决支持镇压的情况下，商团叛乱被镇压。
为了和不甚听话的旧商人博弈，1924年11月，国民党党员在一批中小商人的支持下成立商民部，指导商民运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表示“本党决然毅然号召全国商民，打倒一切旧商会，引导全国商民为有组织的平民的团结，重新组织可以代表大多数商民利益之商民协会”，并决议在全国各地各业，建立由县到省到全国的系统。
1927年11月17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转发国民党中央商民部通告，宣称“旧有商会组织不良，失却领导商人之地位，本部拟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提出议案，请求撤销全国旧商会，以商民协会为领导之机关”，商人也因此被分成“革命”与“不革命”两类。
为整垮原本的上海总商会，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利用其“御用组织”商民协会和救国会在1929年召开的国民党三大上提案，要求解散商会，统一商民组织：“商会过去之历史，全由商棍操纵把持，运用其地位，以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冀危害党国”，以压制潜在的商业团体与国民党在政治上争权的较量。
作为反击，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华商纱厂联合会等在上海总商会召集下，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上海代表向国民党三大提出的统一商民组织方案。虞洽卿在会上发言说“商人现处于危难地位，应有互相协助之决心”，并推选五人到南京请愿，并发表《全国商界请愿书》，指出商会为“实际革命之团体”，并再次指出“若谓取消商会纳入商民协会，则不但革命功绩、革命能力，商民协会万万不能与商会比，妄言废弃归并，必致动摇全国内外人心”。 这段历史为后人更多地带来了对商人责任的思考：一味强调在走向国富民强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进而将政府倒逼进不义、不作为的胡同，这种愈发明显的民间话语系统或倾向，也很难说是健康的。一个没有商人顾全大局，兼具社会责任和公民气度做支撑的社会，一样是没有秩序感的，一样让人后怕。
两会相争最终以取消商民协会告终：政府成立了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登记和调查了全市存在的261个商人团体，在法律上重新肯定了上海总商会的地位。但国民政府并未放弃对商人团体重新进行政治建构的意图，商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大不如前。
1934年6月，荣氏家族旗下的申新纱厂累计负债6375.9万元，而申新的全部资产才6898.6万元，申新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申新系统下辖九家工厂，工人四五万人。荣宗敬向国民党政府实业部、财政部、棉业统制委员会呼呼，要求救济。实业部长陈公博派员对此进行了调查，得出结论：申新资不抵债、组织不良、经营混乱、无预算决算，提出要由政府提供300万元为营运资本，意将申新收归国有。
对此，荣宗敬予以了坚决的抵制。商界对于荣家的遭遇都有兔死狐悲之感，当时无锡纺织厂联合会就致函上海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各地纺织业同业公会实业团体、上海市商会、各地商会及报馆，申援荣家。荣家也动用关系予以疏通，最终避免倾覆的危险。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共有望实现和谈。上海市200余工商团体举行时局座谈会，绸缎业、米业、制药厂业、苏浙皖棉纺织业、呢绒业、新药业、纸业、橡胶厂业等同业公会代表100余人与会。决议在由200余同业公会盖章后，通电期望政治协商会议“结束纷争不安之局面，奠定和平建国的方案”。
但魏文享在《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1927-1947）》对这一局面发表评论：国民政府在南京重开国民大会，实际上为国民党一手包办。不仅商会、同业公会代表，除国民党外的其他政党也难有真正的发言权。国民政府按照训政原则对同业公会及整个民众团体体系进行重构和改组，复以改组后的民众团体作为民意代表来宣示训政的合法性，其循环自证的政治设计相当完美，商人团体和其他职业团体也可能由此获得一条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途径，只不过国民会议及国民大会本身并非真正的民意表达机构，其内在的政治空间也就很有限了。
中国的政商关系正在步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商人的财富、地位及商会所潜在具有的话语权，正在让更多公众对商人推动社会变革抱以期待。这种情绪从2012年10月《财经》杂志刊发的对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的专访中，可见一斑，但柳在这篇专访中指出，在社会变革中，不要对企业家抱有多大的希望。我软弱但不摇摆；我希望改革，但反对暴力革命。
柳传志的这番观点可以用于商人及其组织对自我角色的界定。从历史上来看，柳的这种态度，具有典型的中国式商人的特点，卑微而不失硬朗，公允中又夹杂着某种不愿妥协的立场。
硬朗是和平条件下的一种立场表达，在生命都有危险之虞时，或枪杆子的威慑之下，任何商人或商业组织的硬朗，都只能得逞一时。从形象上来说，中国商人在历史上的角色总是被描述成软弱的代表，具有保护自我财产的天性，注定比其他阶层更倾向于反对暴力革命。除非形势较为明朗，他们的态度更具暧昧和摇摆性。
重温明清中国商业组织的发展历史及轨迹，对于它们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我们才有更为清晰的眉目。显然，商业组织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但任何夸大其所可能发挥作用的说辞，任何赋予商会不同凡响的社会角色和责任的观点，都有必要镜鉴于沧海桑田的冷峻历史。
会馆：商人力量的滋长
行会的名称最初见于记载为隋代。会所是行会办公的地方，也是同业者共同祭祀本行祖师之所在，后也称公所或会馆。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是为会馆。其宗旨或功能，“不仅叙同乡之谊，联同业之情，恤嫠赡老济贫，还作为同业集会议事场所，研讨商情，联络商务，团结同乡，维护共同利益”，以求“有利则均沾，有害则共御”。
会馆的名称最初见于明代。最早的会馆是接待科举试子的“试馆”，为招待同乡应试举子和来京官员、士绅所设置。在明代之前，中国商人的活动大多单个分散，没有出现具有较为固定联系的商人群体，即有“商”而无“帮”。商帮在明朝的形成，本身是商人力量滋长的体现，会馆则是这一滋长的附属产物。
《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的作者李华曾对明朝时期全国各地在北京所建的会馆进行过统计，有资可查的会馆共有41所。其中，山西会馆5所，占总数的12%强，它们建于万历（1572-1620年）以后，分别是山西铜、铁、锡、炭诸商创建的潞安会馆，山西颜料、桐油商人创建的平遥会馆，临汾众商创建的临汾东馆，仕商共建的临汾西馆，临、襄二邑汾河以东南人创建的山右会馆。
每个商帮都有其供奉的福祉。如江西人崇拜许真人，山西人信奉关帝，福建人礼祀妈祖等。现在遗留下来的很多山陕会馆，都同时充当了一座关帝庙。商人在用一种为社会所接受和敬重的方式，使自己获得一种来自神化形象的神性保佑，这是商人寻求自我安全的一种心理投射。
著有《中国行会制度史》的历史学家全汉升发现，会馆的事业与中古的行会有着显著的不同：后者对于本行工商业的统制只是消极的，行会的规条上几全都有“不准”、“不得”等字。在他看来，大约中古的行会目的只在免除本行会员相互间的自由竞争，故有种种严厉的禁止，而会馆目的则较扩大，尽量保护会员利益，并在乎团结同乡的工商业者成为一个坚固的壁垒，以与外抗来保护本团体的利益。
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县城周围“店铺多得惊人，各处商业繁盛，一进黄浦江就看到江上帆樯如林，表现出上海在商业上的重要性”。商业的发展使上海聚集了来自福建、广东、江浙、徽州等全国各地以商人为主的外来人口。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以同乡商人为主体的会馆组织也相继建立。泉漳会馆是福建船商早在1759年所建的一个会馆，这是福建人在上海影响力的体现。在18世纪中期，比泉漳会馆更早的会馆无非是湖州会馆，由绍兴钱、豆、炭商修建的浙绍公所，1754年由徽州、宁国人在上海建立的徽宁会馆和1757年由船商修建的潮州会馆。到开埠前夕的1842年，上海县城内外由外省籍商人创设的会馆、公所至少已经达到27所。
同乡会馆是由官方批准建立的民间组织，1806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铁保规定：“上海一地，凡客省商船进出口，皆需本省会馆出具保结。”这是政府对会馆权力的让渡。正如劳伦斯·克里斯曼所指出的那样，在前近代时期的中国城市，外来经商者乃是“在不设引人注意的管理机构的情况下来管理自己”。
1851年，英国人为建造跑马厅，强占了泉漳会馆的公墓，成为小刀会起义的诱因。泉漳会馆建在上海小东门旁边的咸瓜街上，小东门是闽商聚集比较多的地方。那里临近黄浦江，曾经沙船林立。小刀会起义后，福建帮受到清洗。邱国盛在《从国家让渡到民间介入—同乡组织与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中推测说：“虽然并无明显的史料证据，但极有可能是经过小刀会起义之后，来自官府的不信任使会馆的发展遭遇到一定的阻力。”
他认为，会馆在自身的功能调适方面似乎也彻底放弃了对城市政府行政管理的介入，而依旧延续着传统的轨迹朝向调解同乡商业纠纷、实施商业自我管理和同乡救济等方面发展。因此，同乡会馆的发展又回到了与这一时期上海城市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并不协调的老路上。
商会：朝廷推动的组织建设
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商会的是企业界和思想界的人物。譬如，洋务运动的骨干，兼具上述两栖人物特征的郑观应就认为，商会是连结官商的一种好办法，而建立商会应该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
1896年，张謇也提出设立商会之说，并表示要由各省督抚予以保护。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也以使“上下通气，通同商办，庶几振兴”为要，向光绪帝奏请创设商会。
在中国商会成立之初，不少人认为商会是调和政商关系的一剂良药，不遗余力加以推动。中国的官督商办体制，并没有伴随轮船招商局、上海织布局等洋务事业的推进而收获如期的效果。从早期的洋务运动参与者唐廷枢、徐润等黯然被扫地出门或旁落一边时，商人们其实已不再对官督商办企业抱有幻想。 作为李鸿章的拥护者，盛宣怀主张成立商会，要“广商学以植其材，联商会以通其气，定专律以维商事，兴农工以浚商源，效法西欧，振起商战”，其中“尤以创设商会为入手要端”。在天津举办新学和新兵颇受关注的督抚大吏袁世凯，也向清廷条陈变法见解，强调应“使官商一体，情意相通”。在梁启超看来，商会能成为自治的学校，而另一位社会批评家欧榘甲则强调其作为改造商人阶级的一种组织的作用。
1903年，清廷成立商部，作为统辖全国工商实业的最高机构。商部在当时的中央机构中居外务部之后，位列第二，并水到渠成地于同年奏请建立全国性的商会网络。奏折对比了中国与西方及日本的差距，称，“商会者，所以同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各国之能孜孜讲求者，其商务之兴如操左券”，“今日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
陈锦江在《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提到，1903年，当广州商人争论是否需要一个商会时，商人要求政府答应不干涉商会的事务。如果要商定一个官员在任何场合的监督，那么他的作用和权力限定必须被明确地规定在商会章程中。某报一篇社论以悲观的态度预判了政府的目的：中国商人对集体努力毫无所知，个别商人领袖很容易被操纵，以致商会只会帮助政府筹集更多金钱，并迫使商人更大地依赖于官方的指挥。甚至还有人评论：除非政府利用商会来表达官方意见，否则商会的意见很难被理睬。
1904年，清廷颁布了《禀定商会简明章程》和《商会章程附则六条》，这两项规章是中国早期商会成立的法律依据。在中国，除1900年成立的香港中华总商会外，成立于1902年的中国商业会议公所素有中国“第一商会”之称，清廷批准在各地成立商会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被第一时间改为上海商务总会。
根据现实需要，中国历史上的政府常有向商人让渡权利的一面，那就是在财政窘迫之时。政权更迭或战争后，尤其如此。财政千疮百孔，政府往往会出台一些面向包括商人在内的示好政策。1904年的变革传达出两点信息：国家希望打破原来中央与地方权力两张皮的现状：一是将山西票号等纳入到国家的监管范围之内；一是牵头建立跨地域的商会网络，其被授予直接上诉商部的权力。陈锦江对此的理解是：中国的商会不仅是在官方授意下组成的，而且它被视为受商部控制和指导的一种半官方机构。
但随后商人们顺水推舟，试图将商会的作用扭转到表达自己声音和意念的方向上来。历史学家邱国盛的观点是：如果说通过会馆、公所这类社会中间组织的自我约束来实现对工商业有效管理的权力让渡，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官府故意安排的话，那么后来的形势发展却超过了官方的最初考量。
商会成立后的自行其是和独立，也让政府措手不及。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就是这种局面的典型反映，其源于美国政府迫害华人和强迫清政府续订苛约。上海商务总会率先发难，得到上海70多个行业资本家的签字赞同，各地商会也群起响应。对此，清廷以“有碍邦交”，命各级地方官“从严查究，以弭隐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禁止天津商会出面组织抵制美货运动，不准登载拒约消息的《大公报》发行。
这次运动突破了清政府禁令，持续半年之久，展示了本土商人的集体力量和社会使命感，这是近代商人首次以一个阶层的方式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性事件。同年，上海成立了中国商人所组织的第一个体操协会，之后其被改组为具有半军事化特征的“商团”，成为其他许多通商口岸，包括广州、汕头、天津、汉口和松江商团的典范。1906年，朱葆三、虞恰卿、傅筱庵等人发起成立的华商体操会也是一个武装团体，有枪支弹药，以求自卫，主要成员是商人。到民国元年，上海各业和商团共有20个，人数约有2500人。辛亥革命爆发时，大部分地区政权转移几乎兵不血刃，这种商人组织的组织功不可没。
此时，商会对社会改革和推进所发挥的责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商务活动，他们的活动范围从安装路灯、倡导锻炼体魄的体育运动到组织商团。1905年10月成立的以上海商务总会为依托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承办了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这是上海试行地方自治之始。其由上海道袁树勋照会郭怀珠、李厚祐、叶佳棠、姚文楠、莫锡纶等绅商集议筹办。城市行政权力的某种空白状态，使社团来承担城市的各类公共职能，成为水到渠成。
作为对地方和地区权威的支持形式，商会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以至于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其促使中国中央政府倒台的作用，远较众多商会领袖公开给予辛亥革命的全部短期支持大得多。
上海总商会：从改革热忱到墨守成规？
从某种程度上说，辛亥革命的成功，也是很多商人暗中支持的结果，但当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成果后，上海总商会很快见机站在了袁世凯一面。
辛亥革命后，因商务总会领袖系由清廷委任，新政府决定解散商务总会，将其改组为1912年6月11日的上海总商会。上台后的袁世凯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取消厘金，减低出口税，统一币制以及发展实业—这些取悦于商人的措施，加之各地督军大多自立为王不向中央纳税，使得政府的财政状况更为捉襟见肘，加剧了日后社会的骚动情绪。
当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公开反对袁世凯时，上海商人们做出了机会主义的选择—总商会拒不赞成独立宣言，他们对革命抱着隐藏的敌意。在几个月的混乱之后，上海商界急于恢复稳定与安全。他们在稍微迟疑之后就拥护了袁世凯，这标志着商界政治转向的开始。《北华捷报》刊文说，鉴于上海是商埠而非战场，任何一方挑起战端均将被视为人民之公敌。这是各国公使及商界普遍的看法，像当时的上海总商会总理周晋镳就因此反对讨伐袁世凯。各地商会固然不曾表示公开反对，但也拒不给予财政上的合作。
冯筱才在他的《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法学理论》研究中得出的最后结论是：民初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有关产权与秩序的问题，他们对政治并无多少兴趣，他们对政治的关心建立在产权是否受到波动的基础上。商人为了挽救秩序，保卫财产的自救举动不能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参与。 袁世凯和商会的蜜月并未延续多久。1914年，全国各地建立的商会、总商会达到1099个。这年9月，袁世凯政府试图通过新颁布的《商会法》加强对商会的管理。新《商会法》规定，每县只准设一个商会，商会对同级以上官府行文一律用“禀”，官府对商会行文用“饬”；各商会限半年内依新颁商会法进行改组，凡不合新法及逾限不改组者一律取消；取消全国商会联合会；商会举定会长、会董及设立商品陈列所、工商学校和其他工商事业均须禀报地方长官详咨办理。
新法一经公布就遭到商会团体强烈反对，各商会或直接致电中央政府表示不能接受，提出修改意见，或转请全国商联会向中央政府反映意见和要求。全国商联会也于1915年3月25日召开全国商会代表大会，21个省区的商会均派代表参加，一致表示绝不允许“使全国商会联合会消灭于无形”。商人们最后迫使袁世凯政府重新修订颁布《商会法》和施行细则，收回了强化管理的尝试，并承认现实，允许商会组织全国商会联合会。
尽管商会力争权益，但如果不是袁世凯要恢复帝制，商会与北洋政府的分歧不可能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在商会看来是“众叛亲离之袁氏，覆亡在即”，并普遍认为“欲维持地方治安，非急谋独立不可”，“欲和议成功，非袁世凯退位不可”。于是，有些商会相继策动各省独立，逼迫袁世凯退位。
这个时期，在传统商人之外，本土金融家的势力开始崛起。袁世凯后的北洋政府，各地督军各自为战，财政困难，受1920年新银行团协议的限制，又不能向外国贷款，中国的银行家们暂时变得格外强势。北京银行家协会体现了当地金融界的团结和力量，在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中的影响可以和上海旗鼓相当。1920年12月6日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它警告政府，如果想得到资金，就必须缩减军费开支，调整内债，改革币制。用张公权的话来说，银行家们的不妥协态度只不过是“他们爱国心的表现”，“他们准备为任何有助于国家的公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这些新式银行家与之后的历届政府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既不愿与历届政府走得太近，又不愿弃业做官。他们广泛结交，注重扩展社会联系网络包括结交达官显贵，着眼点不在做官当政客，而是为发展金融业、经营银行业务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
商人一直是有其两面性的：既得的商人利益集团，不愿意向与其利益相左的方向推进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官商勾结所形成的新的权贵阶层也会成为面向更广大老百姓的社会改革的阻碍者。从历史上看，商人成为阻碍者，往往是因为与政府关系过于亲密，他们因为利益而结为同盟，进而固化了应有的社会进步。1912年，中国商会所体现出的创造力和改革热情，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退化成为墨守成规和呆板，商会内部也随之分裂。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作为一战战败国，德国在青岛的特权被转给日本。随即五四运动爆发，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在有商会表示支持这一行为的同时，上海总商会发电支持段祺瑞政府，反对上海“三罢”，受到舆论谴责，会长朱葆三被迫辞职。
上海总商会宣布反对罢市，但是商人们没有服从这个决定。据称，在1919年6月初上海7天的罢市中，商界损失高达2000万银元。6月12日清晨，虞洽卿、傅筱庵等陪同地方官员上街劝告开业，应者寥寥。在民意与官方的意识相左之时，商会未能站在民众一边，事后被认为是得不偿失的不智之举—因为开市和罢市问题，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内部也发生了公开的分裂。
商会与协会：“不革命”与“革命”的党争
袁世凯时代，政府希望商人回到传统中去，而孙中山则希望改变商人以前“在商言商”的心理，动员商民参加政治与国民革命，形成革命化的商民。因此，1923年共产国际指示国共合作时，广东革命政府格外重视商会及同业公会的动员能力。
但孙中山对于和商团密切合作的期盼很快就化为云烟。因催饷甚急，孙在无计可施之际，以命令的方式让广州善堂商人做担保，发行50万元“军用手票”，但遭到回绝。政府增收杂税，引发鱼贩、黄包车夫、戏院、酒店、饭馆等的连锁反应，甚至罢市。
虽然孙中山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共产制度绝不适合中国，但商团对身边忽然来了那么多俄国人感到忧心忡忡。1924年5月，广东商团设立全省联防总机关。当商团预定的军火被孙中山下令海关截留给黄埔军校时，双方的冲突在广州民众国庆游行中引爆。孙中山宣布商团叛乱，双方为推翻清朝统治形成的短暂蜜月期宣告结束。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都坚决支持镇压的情况下，商团叛乱被镇压。
为了和不甚听话的旧商人博弈，1924年11月，国民党党员在一批中小商人的支持下成立商民部，指导商民运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表示“本党决然毅然号召全国商民，打倒一切旧商会，引导全国商民为有组织的平民的团结，重新组织可以代表大多数商民利益之商民协会”，并决议在全国各地各业，建立由县到省到全国的系统。
1927年11月17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转发国民党中央商民部通告，宣称“旧有商会组织不良，失却领导商人之地位，本部拟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提出议案，请求撤销全国旧商会，以商民协会为领导之机关”，商人也因此被分成“革命”与“不革命”两类。
为整垮原本的上海总商会，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利用其“御用组织”商民协会和救国会在1929年召开的国民党三大上提案，要求解散商会，统一商民组织：“商会过去之历史，全由商棍操纵把持，运用其地位，以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冀危害党国”，以压制潜在的商业团体与国民党在政治上争权的较量。
作为反击，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华商纱厂联合会等在上海总商会召集下，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上海代表向国民党三大提出的统一商民组织方案。虞洽卿在会上发言说“商人现处于危难地位，应有互相协助之决心”，并推选五人到南京请愿，并发表《全国商界请愿书》，指出商会为“实际革命之团体”，并再次指出“若谓取消商会纳入商民协会，则不但革命功绩、革命能力，商民协会万万不能与商会比，妄言废弃归并，必致动摇全国内外人心”。 这段历史为后人更多地带来了对商人责任的思考：一味强调在走向国富民强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进而将政府倒逼进不义、不作为的胡同，这种愈发明显的民间话语系统或倾向，也很难说是健康的。一个没有商人顾全大局，兼具社会责任和公民气度做支撑的社会，一样是没有秩序感的，一样让人后怕。
两会相争最终以取消商民协会告终：政府成立了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登记和调查了全市存在的261个商人团体，在法律上重新肯定了上海总商会的地位。但国民政府并未放弃对商人团体重新进行政治建构的意图，商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大不如前。
1934年6月，荣氏家族旗下的申新纱厂累计负债6375.9万元，而申新的全部资产才6898.6万元，申新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申新系统下辖九家工厂，工人四五万人。荣宗敬向国民党政府实业部、财政部、棉业统制委员会呼呼，要求救济。实业部长陈公博派员对此进行了调查，得出结论：申新资不抵债、组织不良、经营混乱、无预算决算，提出要由政府提供300万元为营运资本，意将申新收归国有。
对此，荣宗敬予以了坚决的抵制。商界对于荣家的遭遇都有兔死狐悲之感，当时无锡纺织厂联合会就致函上海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各地纺织业同业公会实业团体、上海市商会、各地商会及报馆，申援荣家。荣家也动用关系予以疏通，最终避免倾覆的危险。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共有望实现和谈。上海市200余工商团体举行时局座谈会，绸缎业、米业、制药厂业、苏浙皖棉纺织业、呢绒业、新药业、纸业、橡胶厂业等同业公会代表100余人与会。决议在由200余同业公会盖章后，通电期望政治协商会议“结束纷争不安之局面，奠定和平建国的方案”。
但魏文享在《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1927-1947）》对这一局面发表评论：国民政府在南京重开国民大会，实际上为国民党一手包办。不仅商会、同业公会代表，除国民党外的其他政党也难有真正的发言权。国民政府按照训政原则对同业公会及整个民众团体体系进行重构和改组，复以改组后的民众团体作为民意代表来宣示训政的合法性，其循环自证的政治设计相当完美，商人团体和其他职业团体也可能由此获得一条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途径，只不过国民会议及国民大会本身并非真正的民意表达机构，其内在的政治空间也就很有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