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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见刊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结束其对欧洲三国意大利、摩纳哥和法国的国事访问。这是进入2019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的首次出访。
3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尼斯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习近平夫人彭丽媛、马克龙夫人布丽吉特参加。
其含义耐人寻味：一方面，目前由极右翼执政的意大利和法国正在发生西方内部盟国之间最大的外交分歧，法国甚至一度召回了自己的大使;双方正处于二战以来关系最紧张的局面;中国国家元首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敏感的时期同时访问两国，难免令人产生一些联想……
另一方面，意法两国在对中国外交策略方面也呈现了相当大的不同：意大利已经明确加入“一带一路”计划，双方签署了相关合作备忘录。此举政治含义显然远远超过经济含义。用德国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的研究员Lucrezia Poggetti的话来说，意大利的加入给予“一带一路”计划以“巨大的合法性”“具有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
而法国则明显持一定的保留态度，尽管马克龙一再表示“关注和重视”一带一路，但却始终没有迈出具体的一步。但法国已经准备好与中国在气候问题、维护多边主义等方面加强合作。马克龙总统也在接待中国来宾的礼仪上做出了一些超常的安排，以强调中法之间相对其他欧洲国家更为“特殊”的关系。显然，中法之间的接近有一位“局外人”始终存在着：退出气候峰会并推行单边主义“美国优先”的白宫主人特朗普……
更重要的是，欧洲目前正在重新定位对中国的全盘战略，试图在其内部统一认识，即中国到底是一个“战略对手”还是“合作伙伴”。从欧盟委员会最近刚刚发布的《欧盟—中国：策略性展望》（EU-China—A Strategic Outlook）文件来看，似乎将中国视为某种“战略性对手”（strategic rival）的倾向已经相当明确。对此，中国似乎已经向欧盟提出质疑。
正是为了回答中国的质疑，法国总统马克龙决定邀请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专程到巴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会晤。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外交举措。在一个双边峰会边缘组成一次多边峰会，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外交创举。但更多的专家们认为，欧盟到目前为止并未在中美两国之间“选边站”，欧洲内部对中国的认知也远未达成一致。
与欧盟的犹豫不同，中国也在2018年年底发表了对欧洲关系文件，将中欧关系定位于“没有根本战略冲突，共同点远大于分歧”。显然，对于中国而言，争取欧洲、获取法国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是一步战略要棋，是对一意孤行的特朗普的一种防范性措施。将在4月9日举行的中欧峰会将会进一步将这一战略意图表达得更为清晰。显然，中国外交已经越来越走向全方位，也越来越成熟、自信。
如果说，习近平主席此次出访的小背景是中欧关系在变化中寻求突破的话，大背景则无疑是在中美贸易战谈判的激烈交锋中探寻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对策。
3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罗马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一道会见出席中意企业家委员会、中意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中意文化合作机制会议双方代表。
人类历史往往是在重复中循环上升，在一定的重复的基础上，走向新的平衡。今天我们都已经确认，人类社会正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已经成为我们走向明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从目前来看，对这个整体大变局的研究在西方尚未真正展开。至少我们今天还没有发现类似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等指出一个新时代特征的理论出现。我们习惯于追踪西方理论的国内学术界也就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阶段。
从近年国际上发生的三件大事上，我们即可一窺中国目前对新时代的特征尚无深入研究、更遑论定论。一是英国脱欧，据透露我国的所有研究机构都未能预测到这一重大的历史变故;二是特朗普当选，这也是完全出乎中国学界“美国问题专家”们的理解范畴，坊间甚至传说有研究美国的“大佬”称“要是特朗普当选我就把脑袋砍下来”（当然，更多的人稍理性一点，说“特朗普要能当选我就不研究美国了”……）;三是特朗普在“成功”访华之后回国不久即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对华贸易战！这也是出乎很多专家的意料的;部分激进的舆论认为中美即将进入一场新的冷战;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特朗普在发动对华贸易战之际，并没有平息、甚至没有暂时平息对其邻国、对欧洲盟国、对日本等其他国家的贸易压力，给人一种“特朗普正在向全世界发动一场捍卫美国利益的全面贸易战”的印象。也就是说，美国已经、或至少“正在”改变其二战以来的对外战略……
这恰恰证明，当今世界确实正在发生着一场大变局。
3月23日，意大利文化遗产和活动部部长阿尔贝托·博尼索利在罗马签约现场检查返还中国的部分文物。
当我们遍览西方理论著作时，我们可以发现，在科技、军事、金融、文化、宗教等多个领域，西方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话题上基本上闭口不谈;只在科技领域做出了一些预测，其核心在于5G通信和人工智能等方面。问题就由此出现了，既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西方并没有认为世界正在出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变局和突破，但为什么西方——包括美国和欧洲——在近期内却出现了相当大的一些政策上的调整和修订呢？尤其是对华政策的调整和修订？ 这是因为西方在主导世界五百年后，首次感受到了一种对其优势地位的严峻挑战;而且这一挑战是来得如此咄咄逼人、真切无疑：那就是中国的崛起。对此感受最深、最切的，当然就是世界今天的霸主美国！美国感受到了压力，是因为美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一个庞然大物已经站到了它的身后，而且体量与它已经差距不大——或者说，差距虽然依然很大（这完全看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观察问题），但却已经能够威胁到美国的霸主地位。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对于美国来说，就是当今世界切切实实出现了一个对手。
这个对手其实是在十多年前出现的。只是美国的选举体制导致其未能及时对这一事实做出相应的反应，结果一直等到今天的特朗普冲到了对抗这个对手的第一线时，“大变局”已经迫在眉睫。十年前的一个统计数字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
根据美国研究机构HIS测算，2010年世界制造业产出为10万亿美元。中国以占世界制造业产出19.8%的比例，略高于美国的19.4%，从而成为制造业世界第一的国家。制造业世界第一的宝座，美国从1895年坐上以后，一直坐到了2009—2010年。美国丢失世界制造业首席位置，是美国称霸全球以来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一个惊人事实。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美国一向利用种种手段，来全力压制在制造业领域逼近美国的任何国家，包括其盟国，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美国在制造业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那么，是什么原因使美国竟忽略了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对它的超越呢？
我相信，是因为美国和西方内部均出现了两股相对立的力量，且彼此敌视、彼此仇恨、彼此厮杀……这两股力量绝非传统的“左右翼之争”，虽然其表现形式在美国依然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但其实质却是围绕着全球化、围绕着移民政策、围绕着对外贸易战略、围绕着制造业战略等一系列南辕北辙、针锋相对的执政方略而展开的争斗。正是这场围绕着反对全球化的传统产业资本与支持全球化的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激烈角力，导致其无暇顾及中国的迅猛发展。而等到他们之间斗出了一个特朗普，双方都暂时喘上一口气时，这才重新凸显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差距正在急剧缩小之中这一事实，其标志就是美国失去了世界第一产业大国的位置。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才瞠目结舌地看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甚至已经缩小到美国无法接受的程度。
应该承认的是，制造业产值超越美国，只是表明中国在大约十年前悄悄然地走到了超级大国美国的身后。中美两国关系当时显然还是一个超级大国与“多强”中的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被吹上天的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在当时几乎无人知晓。只是在此之后发生的事就比较令人吃惊了：从2010年迄今短短的不到十年内，中国工业制造业产值已经从超越美国走向相等于美、日、德三国的总和。中国在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在2014年首次超越美国名列世界第一。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首任院长、国际问题专家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那么这是否就说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首先就意味着过去人们所说的“一超多强”正在朝着“两超多强”的格局在演变？是否意味着东方在经历了五百多年的挫折之后，终于可以与西方平等对视了？东西方力量对比正在从强弱悬殊走向了大致平衡了？
2019年3月23日，数以百万计的英国人如潮水般涌向伦敦市中心抗议英国“脱欧”，要求政府就英国是否应该离开欧盟举行第二次公投。
对！也不对！
说对，是因为这确实是一个事实，数字统计摆在那里！如果将中国的工业产值与另外一个大国俄罗斯相比的话，中国超出了13倍。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但说不对，则是因为在中国崛起的背后，是西方自身的分裂，是西方自身的分裂带来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相对衰退。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在军事、科技、金融还是在文化领域，美国迄今为止都依然是一个真正的世界霸主; 崛起中的中國与之相比，还有着相当大的弱势。这一点，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我们对自身实力的反思和自省，已经使国人有了非常清晰的认知。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几十年里迅速超越美国、并在总体实力上迅速逼近美国，与美国内部两大力量板块对中国的看法和对策有着密切的关联。当然这并不是否定中国自身的巨大努力。中国华为和5G技术的突破和领先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人自身的成功，勿需赘言。
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期间，西方和美国一直将其视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个可以产生巨大利润的机遇。在这一阶段，美国和西方的两大力量板块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对中国的认识是一致的。这就是中国获得西方大量投资和企业转移的根本原因。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产品在哪里生产不重要，重要的是金融资本能够投资生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类投资利润空间是非常大的，而且不仅仅是对跨国金融资本而言，实际上当时对西方产业资本而言同样是利润大到无法抵御。
十几年前我曾在江南的一座小城里看到中国的一家服装大企业在生产加工美国的一条名牌裤子。令我奇怪的是，裤子上挂着两个价签：一个是256美元;另一个是“大减价：99美元”。我不懂，就问。据厂商告诉我：这是来自美国的一个定单。裤子的式样是美国设计的，中国厂商用10美元的成本制成裤子，销往美国;而美国订这批裤子是为了在大减价期间抛售准备的，所以准备了两个价签。实际销售价格就是99美元。除去运费等其他费用，美国商人可以赚大约50至70美元;而中国厂商赚……1美元，其他9美元是成本。我深感不公，问中国厂商为什么接受这样不公的条件。这位后来非常著名的中国厂商回答说：我现在不在乎利润，我在乎的是保持住这批工人，保持住我的生产能力。所以，只要不亏，我就做。我相信将来我会制造出自己的品牌的…… 事实上，今天这是一家中国的名牌服装企业。当时的美国企业对能够将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大幅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大幅削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来获得的利益是非常之大的。从两个价签都要中国企业一并挂上这个细节可以看出，美方的利润可以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因此，当时美国企业向外转移、特别是向中国转移是大规模的、成批量的、难以抑制的。但长此以往的结果，就是美国的生产能力就这样一点点地消失了。
但在当时，美国还控制着“设计”环节，所以就控制着利润来源的大头。因而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对于美国的产业资本而言，只要能控制“设计”，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同样是有巨额利润可图的——他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自身产业升级的速度竟会那么快——上述中国服装品牌今天已经大规模“入侵”过去由美欧品牌几乎独霸天下的高档服装领域……
在其他技术领域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当中国也能“设计”的时候，对于产业资本而言，不仅巨额利润迅速下降，而且由于企业转移到中国而导致的美国产业空心化、制造业能力急剧下降，并造成美国本土就业严重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迅速形成美国的一个弱点。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苹果手机，美国《制造和科技业新闻》发行人理查德·麦克考夫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苹果在美国本土雇佣了 2.6 万名员工从事设计和开发新产品，可是却透过富士康等下游厂商在中国大陆雇佣超过 70 万名制造业员工。这些企业把总部设在美国，在别的地方创造工作机会，美国人也需要这些工作，但每一个制造业的工作都在中国大陆。”
而当中国自己也生产出足以与美国苹果手机竞争的华为、小米等手机时，苹果手机的优势便几乎消失殆尽。这时，虽然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服装和苹果手机在哪个国家生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它来进行投资。但对于产业资本来说，“世界工厂”中国的生产能力达到一定程度后，设计能力也必然会提升。那时美国企业的生存空间就将被挤压殆尽。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当美国产业资本外移后、或因为无法与外来廉价商品竞爭而倒闭时，整个产业链上的就业就都将消失，其结果就是造成发达国家的失业率直线上升。这正是在整个西方发生的事。
开始时西方认为这是因为“世界工厂”中国的竞争力太强造成的，因此一致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提升劳动力成本（借口当然是“人权”……）。但问题是，中国在通过了《劳动法》之后，竞争力虽有所下降，但却远未使西方竞争力复苏，这才最终导致西方的中下阶层开始在自己内部寻求答案，这就是西方极右翼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
当然，美国认定中国产业升级的成功是因为“偷窃了美国的知识产权”、是中国实行“市场换技术”的不公平竞争等等，所以特朗普的美国才会在与中国进行的贸易战中，将“知识产权”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美国产业资本对中国的态度开始发生180度的转弯，这就是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的根本原因。
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对中国对策的迟疑、犹豫，就表现在特朗普与希拉里之争上。这一迟疑、犹豫的结果，就是中国迅速趁机掩身美国的身后……
对于美国—西方是否存在着两大不同的资本：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两者的利益是如何从一致走向分野的、进而使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我们的学术界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共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真正认识这一点，我们似乎还有研究视角上的空白点。
我们对中国本身的认识是非常充分、完整无缺、客观公正的;无论是长处还是短处，我们对自己的国家都一清二楚。这是我们“知己”的优势。但是，在“知彼”、在对西方内部究竟在发生着什么样的惊天动地的“核裂变”，我们却研究不透、甚至处于半懵懂状态。我们因此而对美国和西方内部究竟是否存在着不同的两大力量板块一直存在着争议。
其实表现这两大力量板块的存在和利益分野的现象早已层出不穷。美国之所以会在前几年爆发令人惊骇的“华尔街运动”，爆发“99%劳动者反对1%金融资本家”，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利益的分野。产业资本的衰弱，导致的是一大批美国中产阶级和下层以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工人阶级失去他们的就业机会。在这个时候，产业资本与其雇佣的劳动阶层（即其“剥削对象”）的利益是一致的。于是便在西方内部形成了以产业资本加上为他们工作的中下层劳动阶层，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两大力量板块。这并不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产业资本与为之雇佣的大部分中产阶级和下层劳动阶级确实存在着利益共同点，尤其是在经济活动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
如果说，在全球化初期这两大力量板块的利益还基本上是一致的话，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我们已经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观察到这两大力量板块的主要矛盾：
一是金融资本需要企业外移以降低生产成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而产业资本则需要企业回归本国以增加本国中下层劳动阶级的就业。企业回归，这正是特朗普所做的。
二是金融资本需要移民涌入、甚至不惜引入非法移民，以降低本国生产成本（非法移民成本更低），谋求最大利润;而产业资本则要堵住外来移民，将工作机会保留给本国中下层劳动阶层。封堵移民，这正是特朗普所做的。
2019年2月16日，巴黎迎来了2018年11月以来的第14轮“黄马甲”示威，这也同时标志着这场示威活动已经在过去三个月中的每个周六一直延续。
三是金融资本需要全球商品的完全自由流通，只有在商品完全自由流通的前提下，跨国金融资本的投资才有意义;而产业资本则需要大幅提高对外来商品征收的关税，以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正是特朗普所做的。 四是金融资本需要各类跨国协议来强化其在各国的法律保障;特朗普的频频“退群”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产业资本要尽可能减少国际规则对其的约束力，以强化其产品输往各国的方便。而且特朗普领导的美国还需要利用美国的国内法来约束外国竞争对手。华为和孟晚舟事件说明特朗普就是这样做的。
五是跨国金融资本需要全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都逐渐演变成为“选举民主加自由经济”的统治模式;因为只有这样，跨国金融资本才能通过对金融和货币的直接控制，来影响和主导世界各国政权的选举产生，使之被纳入跨国金融资本能够控制的范畴。而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产业资本则没有这个需求，所以特朗普上台之后便削弱这方面的开支。
我在多篇文章中都已经详细介绍过，在西方选举民主国家，资本是如何通过一手控制政客、政党，一手控制媒体，来主导民主国家的选举结果的。我在西方工作的二十多年，目睹一人一票的选举是如何被一步一步通过政党、党内预选、媒体和广告的影响、控制和最终被主导的。这是西式民主的历史性衰退过程……
钱和媒体，是资本控制选举的秘方。而特朗普恰恰是通过自己手中的钱（作为大富翁，特朗普自己有钱可以支撑自己的竞选，而不像其他政客那样离不开资本）和推特（据报道，特朗普在推特等社交网络上有数以千万计的粉丝，因此特朗普对他们的影响力远超美国媒体）、再加上美国选举体制中的“赢者通吃”的制度规定，背依产业资本和与产业资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在全球化进程中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中产阶级和底层劳动阶级，一举突破资本对选举的主导和控制，当选美国总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朗普的获胜不是共和党的胜利，而是美国民粹主义革命的胜利。
而在美国所发生的这一切，在欧洲也都在孕育之中。
因此，今天的西方和美国实际上已经分裂成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跨国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两大力量板块。认清这一点，对于我们与美国和西方的下一步打交道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然，这两大力量板块在对付中国的问题上正在取得共识，即必须遏制中国的崛起。这主要是因为跨国金融资本本来以为可以通过对中国的投资促使中国在开放的进程中逐步走向选举民主体制。但却落空了。因此，跨国金融资本迅速地通过其豢养的所谓“战略家”“中国问题专家”们改变腔调，唱衰中国……对于特朗普所代表的产业资本则对中国的体制本身并不感兴趣，他们关注的是在科技、军事、金融和文化领域全面压制中国。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一反其他美国总统的习惯用语，可以称中国领导人为“我的朋友”，可以坦然宣称“喜欢”朝鲜领导人……
因此，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对中国的策略是不同的。前者寻求的是永远领先于中国，而后者则谋求有朝一日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我们由此观察到，特朗普与美国金融资本在几乎所有其他领域都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唯有对华战略（发动一场贸易战）得到了美国政界、资本和媒体（以及相当部分美国民众）的鼓掌！
我们已经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正是緣于西方内部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利益的分野，今天在国际关系领域，各国关系、力量对比、矛盾焦点、合纵连横……都在变化之中;有的还非常剧烈。如前文所提及，意大利和法国作为同一个思想意识形态阵营里的盟国，竟出现意大利政治家跑到法国支持一心要推翻马克龙政府的“黄马甲运动”那里去，公开表示支持这场运动这样匪夷所思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法国目前是跨国金融资本的大本营，而意大利则已经完全倒向本国产业资本，成为一个极右翼民粹主义政权……
与此同时，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的争斗，也使西方民主体制本身爆出了二战结束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内部危机。法国“黄马甲运动”在这一点上是非常说明问题的。正是由于法国政坛先后选择了右翼总统萨科齐、左翼总统奥朗德、不左不右总统马克龙上台执政，但都没有解决法国在“光荣三十年”结束后经济衰退的总体趋势，导致大多数法国民众的生活水准近年来持续下降，法国“黄马甲运动”开始将目标直接指向统治西方的真正的三大权力核心：资本、政权和媒体。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马甲运动”是一场极右翼革命。其本质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一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被严厉镇压下去，“黄马甲运动”似亦难逃这一命运。“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实际上转向了特朗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朗普当选标志着“占领华尔街”运动改头换面地又回来了;“黄马甲运动”亦同样。
3月23日，在法国出动军队的情况下，“黄马甲运动”开始沉寂下来，但它一定会卷土重来。因为“黄马甲运动”恰好证明法国现行政治体制和政党已经无法解决法国经济持续衰退的进程，证明西方民主国家体制上存在着明显缺陷，似乎正在逼着西方民主国家对其政治体制也进行必要的改革。而马克龙总统之所以会提出全民大辩论，是因为他也看到了这一点。但马克龙是不可能提出任何真正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的。这就使人不得不问，法国乃至西方自身的政治体制也是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事实上，法国理论界已经有人就“黄马甲运动”提出，法国应该在政治体制领域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使“民主能够继续”。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政治学教授多米尼克·卢梭就在法国左翼《解放报》论坛上发表文章，主张法国接受“黄马甲运动”提出的一些政治主张，建立“公民倡导的全民公决”机制、接受或至少部分接受“抽签民主”、选出一个新的“专门由公民直接监督行政当局和国民议会的第三议会”……
这说明，西方内部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的矛盾已经开始反映到政治制度层面，已经引起有关理论人员的密切关注：西方民主体制同样也已经面临“不改革将没有出路”的境地……正因为此，今天西方理论界不再讳言：中国在治理模式领域已经成为西方的“全面对手”。
如果将英国脱欧、美国选出特朗普和中美爆发贸易大战视为新时代的三件我们未曾预测到的大事件，再加上震惊世界的“新西兰枪击案”，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今天世界三大特点： 一是世界正在形成西方产业资本、跨国金融资本、伊斯兰世界和崛起中的中国四大力量板块;这四大力量板块纵横博弈，将决定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从目前来看，西方产业资本力量板块的代表是美国的特朗普;而跨国金融资本则历来隐身幕后，我们今天只能大致看到，目前欧盟正在代表着这股无形但却又无处不在的隐形力量。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預测美欧之间在未来几年将会产生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的摩擦和冲突;当然，除非特朗普竞选连任失败……那将意味着产业资本的溃败。如果出现这一幕的话，西方整体上的衰弱将迅速成为历史现实。
二是中国内部和西方内部都面临着对自身体制的调节、改善、梳理，谁能率先走出自身改革的困境，排除政治危机，消除社会危机，找到新的经济发展动力，谁便将会在未来的国际全方位竞争中取得先机。西方需要重思民主的实质内涵，而中国则可能需要进一步改善民主的形式本身……从这个角度看，持续改革开放已长达四十年的中国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三是三大冲突将主导未来五至十年的国际格局：西方内部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之间、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之间、以及中国与西方之间;其中到底哪项冲突将会占据主导地位，是对未来局势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判断。
从目前局势来看，似乎中国与西方之间、特别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从更长远的目光来看，西方内部的两大力量板块之间的冲突，将必然地会成为明天世界最主要的矛盾。因为两者已经无法共生共存……
至于中美较量，早在去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前，我就在《新民周刊》上撰文指出，中美之间五至十年内将会陷于激烈的冲突之中，只是这种冲突我们不知道是以“中国模式”发生，还是以“美国模式”发生。所谓“美国模式”就是战争。只是，当世界进入了核时代，美国其实从来没有对任何其他大国、特别是有可能在军事上对美国进行反抗的核国家发动过战争。美国一向只对小国动手：朝鲜、越南、伊拉克……
而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一场长期的、除了战争手段以外的全方位的较量，无声的、但同样是激烈的较量。从贸易到地缘政治、从文化到软实力冲突……所谓全方位就是没有空白点的较量。要知道，美国虽然从来没有发动过对苏联的战争，但却成功地从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瓦解了这个超级大国。
今天，美国实际上也正在发动一场对中国的精神殖民、一场无形的思想战争！在这场看不见的战争中，我们似乎正处于守势……君不见，今天媚美、崇美、恐美之风始终在神州大地徘徊。问题在于，这场隐形冲突之结果将会是“中兴”模式还是“华为”模式，将决定中美两国未来的关系实质;也将决定中国在未来世界的位置……
其含义耐人寻味：一方面，目前由极右翼执政的意大利和法国正在发生西方内部盟国之间最大的外交分歧，法国甚至一度召回了自己的大使;双方正处于二战以来关系最紧张的局面;中国国家元首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敏感的时期同时访问两国，难免令人产生一些联想……
另一方面，意法两国在对中国外交策略方面也呈现了相当大的不同：意大利已经明确加入“一带一路”计划，双方签署了相关合作备忘录。此举政治含义显然远远超过经济含义。用德国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的研究员Lucrezia Poggetti的话来说，意大利的加入给予“一带一路”计划以“巨大的合法性”“具有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
而法国则明显持一定的保留态度，尽管马克龙一再表示“关注和重视”一带一路，但却始终没有迈出具体的一步。但法国已经准备好与中国在气候问题、维护多边主义等方面加强合作。马克龙总统也在接待中国来宾的礼仪上做出了一些超常的安排，以强调中法之间相对其他欧洲国家更为“特殊”的关系。显然，中法之间的接近有一位“局外人”始终存在着：退出气候峰会并推行单边主义“美国优先”的白宫主人特朗普……
更重要的是，欧洲目前正在重新定位对中国的全盘战略，试图在其内部统一认识，即中国到底是一个“战略对手”还是“合作伙伴”。从欧盟委员会最近刚刚发布的《欧盟—中国：策略性展望》（EU-China—A Strategic Outlook）文件来看，似乎将中国视为某种“战略性对手”（strategic rival）的倾向已经相当明确。对此，中国似乎已经向欧盟提出质疑。
正是为了回答中国的质疑，法国总统马克龙决定邀请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专程到巴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会晤。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外交举措。在一个双边峰会边缘组成一次多边峰会，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外交创举。但更多的专家们认为，欧盟到目前为止并未在中美两国之间“选边站”，欧洲内部对中国的认知也远未达成一致。
与欧盟的犹豫不同，中国也在2018年年底发表了对欧洲关系文件，将中欧关系定位于“没有根本战略冲突，共同点远大于分歧”。显然，对于中国而言，争取欧洲、获取法国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是一步战略要棋，是对一意孤行的特朗普的一种防范性措施。将在4月9日举行的中欧峰会将会进一步将这一战略意图表达得更为清晰。显然，中国外交已经越来越走向全方位，也越来越成熟、自信。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如果说，习近平主席此次出访的小背景是中欧关系在变化中寻求突破的话，大背景则无疑是在中美贸易战谈判的激烈交锋中探寻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对策。
人类历史往往是在重复中循环上升，在一定的重复的基础上，走向新的平衡。今天我们都已经确认，人类社会正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已经成为我们走向明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从目前来看，对这个整体大变局的研究在西方尚未真正展开。至少我们今天还没有发现类似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等指出一个新时代特征的理论出现。我们习惯于追踪西方理论的国内学术界也就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阶段。
从近年国际上发生的三件大事上，我们即可一窺中国目前对新时代的特征尚无深入研究、更遑论定论。一是英国脱欧，据透露我国的所有研究机构都未能预测到这一重大的历史变故;二是特朗普当选，这也是完全出乎中国学界“美国问题专家”们的理解范畴，坊间甚至传说有研究美国的“大佬”称“要是特朗普当选我就把脑袋砍下来”（当然，更多的人稍理性一点，说“特朗普要能当选我就不研究美国了”……）;三是特朗普在“成功”访华之后回国不久即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对华贸易战！这也是出乎很多专家的意料的;部分激进的舆论认为中美即将进入一场新的冷战;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特朗普在发动对华贸易战之际，并没有平息、甚至没有暂时平息对其邻国、对欧洲盟国、对日本等其他国家的贸易压力，给人一种“特朗普正在向全世界发动一场捍卫美国利益的全面贸易战”的印象。也就是说，美国已经、或至少“正在”改变其二战以来的对外战略……
这恰恰证明，当今世界确实正在发生着一场大变局。
当我们遍览西方理论著作时，我们可以发现，在科技、军事、金融、文化、宗教等多个领域，西方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话题上基本上闭口不谈;只在科技领域做出了一些预测，其核心在于5G通信和人工智能等方面。问题就由此出现了，既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西方并没有认为世界正在出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变局和突破，但为什么西方——包括美国和欧洲——在近期内却出现了相当大的一些政策上的调整和修订呢？尤其是对华政策的调整和修订？ 这是因为西方在主导世界五百年后，首次感受到了一种对其优势地位的严峻挑战;而且这一挑战是来得如此咄咄逼人、真切无疑：那就是中国的崛起。对此感受最深、最切的，当然就是世界今天的霸主美国！美国感受到了压力，是因为美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一个庞然大物已经站到了它的身后，而且体量与它已经差距不大——或者说，差距虽然依然很大（这完全看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观察问题），但却已经能够威胁到美国的霸主地位。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对于美国来说，就是当今世界切切实实出现了一个对手。
这个对手其实是在十多年前出现的。只是美国的选举体制导致其未能及时对这一事实做出相应的反应，结果一直等到今天的特朗普冲到了对抗这个对手的第一线时，“大变局”已经迫在眉睫。十年前的一个统计数字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
根据美国研究机构HIS测算，2010年世界制造业产出为10万亿美元。中国以占世界制造业产出19.8%的比例，略高于美国的19.4%，从而成为制造业世界第一的国家。制造业世界第一的宝座，美国从1895年坐上以后，一直坐到了2009—2010年。美国丢失世界制造业首席位置，是美国称霸全球以来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一个惊人事实。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美国一向利用种种手段，来全力压制在制造业领域逼近美国的任何国家，包括其盟国，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美国在制造业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那么，是什么原因使美国竟忽略了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对它的超越呢？
美国（西方）内部正在发生“裂变”？
我相信，是因为美国和西方内部均出现了两股相对立的力量，且彼此敌视、彼此仇恨、彼此厮杀……这两股力量绝非传统的“左右翼之争”，虽然其表现形式在美国依然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但其实质却是围绕着全球化、围绕着移民政策、围绕着对外贸易战略、围绕着制造业战略等一系列南辕北辙、针锋相对的执政方略而展开的争斗。正是这场围绕着反对全球化的传统产业资本与支持全球化的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激烈角力，导致其无暇顾及中国的迅猛发展。而等到他们之间斗出了一个特朗普，双方都暂时喘上一口气时，这才重新凸显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差距正在急剧缩小之中这一事实，其标志就是美国失去了世界第一产业大国的位置。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才瞠目结舌地看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甚至已经缩小到美国无法接受的程度。
应该承认的是，制造业产值超越美国，只是表明中国在大约十年前悄悄然地走到了超级大国美国的身后。中美两国关系当时显然还是一个超级大国与“多强”中的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被吹上天的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在当时几乎无人知晓。只是在此之后发生的事就比较令人吃惊了：从2010年迄今短短的不到十年内，中国工业制造业产值已经从超越美国走向相等于美、日、德三国的总和。中国在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在2014年首次超越美国名列世界第一。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首任院长、国际问题专家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那么这是否就说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首先就意味着过去人们所说的“一超多强”正在朝着“两超多强”的格局在演变？是否意味着东方在经历了五百多年的挫折之后，终于可以与西方平等对视了？东西方力量对比正在从强弱悬殊走向了大致平衡了？
对！也不对！
说对，是因为这确实是一个事实，数字统计摆在那里！如果将中国的工业产值与另外一个大国俄罗斯相比的话，中国超出了13倍。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但说不对，则是因为在中国崛起的背后，是西方自身的分裂，是西方自身的分裂带来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相对衰退。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在军事、科技、金融还是在文化领域，美国迄今为止都依然是一个真正的世界霸主; 崛起中的中國与之相比，还有着相当大的弱势。这一点，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我们对自身实力的反思和自省，已经使国人有了非常清晰的认知。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几十年里迅速超越美国、并在总体实力上迅速逼近美国，与美国内部两大力量板块对中国的看法和对策有着密切的关联。当然这并不是否定中国自身的巨大努力。中国华为和5G技术的突破和领先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人自身的成功，勿需赘言。
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期间，西方和美国一直将其视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个可以产生巨大利润的机遇。在这一阶段，美国和西方的两大力量板块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对中国的认识是一致的。这就是中国获得西方大量投资和企业转移的根本原因。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产品在哪里生产不重要，重要的是金融资本能够投资生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类投资利润空间是非常大的，而且不仅仅是对跨国金融资本而言，实际上当时对西方产业资本而言同样是利润大到无法抵御。
十几年前我曾在江南的一座小城里看到中国的一家服装大企业在生产加工美国的一条名牌裤子。令我奇怪的是，裤子上挂着两个价签：一个是256美元;另一个是“大减价：99美元”。我不懂，就问。据厂商告诉我：这是来自美国的一个定单。裤子的式样是美国设计的，中国厂商用10美元的成本制成裤子，销往美国;而美国订这批裤子是为了在大减价期间抛售准备的，所以准备了两个价签。实际销售价格就是99美元。除去运费等其他费用，美国商人可以赚大约50至70美元;而中国厂商赚……1美元，其他9美元是成本。我深感不公，问中国厂商为什么接受这样不公的条件。这位后来非常著名的中国厂商回答说：我现在不在乎利润，我在乎的是保持住这批工人，保持住我的生产能力。所以，只要不亏，我就做。我相信将来我会制造出自己的品牌的…… 事实上，今天这是一家中国的名牌服装企业。当时的美国企业对能够将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大幅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大幅削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来获得的利益是非常之大的。从两个价签都要中国企业一并挂上这个细节可以看出，美方的利润可以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因此，当时美国企业向外转移、特别是向中国转移是大规模的、成批量的、难以抑制的。但长此以往的结果，就是美国的生产能力就这样一点点地消失了。
但在当时，美国还控制着“设计”环节，所以就控制着利润来源的大头。因而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对于美国的产业资本而言，只要能控制“设计”，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同样是有巨额利润可图的——他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自身产业升级的速度竟会那么快——上述中国服装品牌今天已经大规模“入侵”过去由美欧品牌几乎独霸天下的高档服装领域……
在其他技术领域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当中国也能“设计”的时候，对于产业资本而言，不仅巨额利润迅速下降，而且由于企业转移到中国而导致的美国产业空心化、制造业能力急剧下降，并造成美国本土就业严重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迅速形成美国的一个弱点。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苹果手机，美国《制造和科技业新闻》发行人理查德·麦克考夫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苹果在美国本土雇佣了 2.6 万名员工从事设计和开发新产品，可是却透过富士康等下游厂商在中国大陆雇佣超过 70 万名制造业员工。这些企业把总部设在美国，在别的地方创造工作机会，美国人也需要这些工作，但每一个制造业的工作都在中国大陆。”
而当中国自己也生产出足以与美国苹果手机竞争的华为、小米等手机时，苹果手机的优势便几乎消失殆尽。这时，虽然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服装和苹果手机在哪个国家生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它来进行投资。但对于产业资本来说，“世界工厂”中国的生产能力达到一定程度后，设计能力也必然会提升。那时美国企业的生存空间就将被挤压殆尽。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当美国产业资本外移后、或因为无法与外来廉价商品竞爭而倒闭时，整个产业链上的就业就都将消失，其结果就是造成发达国家的失业率直线上升。这正是在整个西方发生的事。
开始时西方认为这是因为“世界工厂”中国的竞争力太强造成的，因此一致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提升劳动力成本（借口当然是“人权”……）。但问题是，中国在通过了《劳动法》之后，竞争力虽有所下降，但却远未使西方竞争力复苏，这才最终导致西方的中下阶层开始在自己内部寻求答案，这就是西方极右翼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
当然，美国认定中国产业升级的成功是因为“偷窃了美国的知识产权”、是中国实行“市场换技术”的不公平竞争等等，所以特朗普的美国才会在与中国进行的贸易战中，将“知识产权”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美国产业资本对中国的态度开始发生180度的转弯，这就是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的根本原因。
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对中国对策的迟疑、犹豫，就表现在特朗普与希拉里之争上。这一迟疑、犹豫的结果，就是中国迅速趁机掩身美国的身后……
必须认清美国内部分裂对我之利弊
对于美国—西方是否存在着两大不同的资本：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两者的利益是如何从一致走向分野的、进而使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我们的学术界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共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真正认识这一点，我们似乎还有研究视角上的空白点。
我们对中国本身的认识是非常充分、完整无缺、客观公正的;无论是长处还是短处，我们对自己的国家都一清二楚。这是我们“知己”的优势。但是，在“知彼”、在对西方内部究竟在发生着什么样的惊天动地的“核裂变”，我们却研究不透、甚至处于半懵懂状态。我们因此而对美国和西方内部究竟是否存在着不同的两大力量板块一直存在着争议。
其实表现这两大力量板块的存在和利益分野的现象早已层出不穷。美国之所以会在前几年爆发令人惊骇的“华尔街运动”，爆发“99%劳动者反对1%金融资本家”，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利益的分野。产业资本的衰弱，导致的是一大批美国中产阶级和下层以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工人阶级失去他们的就业机会。在这个时候，产业资本与其雇佣的劳动阶层（即其“剥削对象”）的利益是一致的。于是便在西方内部形成了以产业资本加上为他们工作的中下层劳动阶层，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两大力量板块。这并不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产业资本与为之雇佣的大部分中产阶级和下层劳动阶级确实存在着利益共同点，尤其是在经济活动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
如果说，在全球化初期这两大力量板块的利益还基本上是一致的话，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我们已经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观察到这两大力量板块的主要矛盾：
一是金融资本需要企业外移以降低生产成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而产业资本则需要企业回归本国以增加本国中下层劳动阶级的就业。企业回归，这正是特朗普所做的。
二是金融资本需要移民涌入、甚至不惜引入非法移民，以降低本国生产成本（非法移民成本更低），谋求最大利润;而产业资本则要堵住外来移民，将工作机会保留给本国中下层劳动阶层。封堵移民，这正是特朗普所做的。
三是金融资本需要全球商品的完全自由流通，只有在商品完全自由流通的前提下，跨国金融资本的投资才有意义;而产业资本则需要大幅提高对外来商品征收的关税，以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正是特朗普所做的。 四是金融资本需要各类跨国协议来强化其在各国的法律保障;特朗普的频频“退群”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产业资本要尽可能减少国际规则对其的约束力，以强化其产品输往各国的方便。而且特朗普领导的美国还需要利用美国的国内法来约束外国竞争对手。华为和孟晚舟事件说明特朗普就是这样做的。
五是跨国金融资本需要全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都逐渐演变成为“选举民主加自由经济”的统治模式;因为只有这样，跨国金融资本才能通过对金融和货币的直接控制，来影响和主导世界各国政权的选举产生，使之被纳入跨国金融资本能够控制的范畴。而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产业资本则没有这个需求，所以特朗普上台之后便削弱这方面的开支。
我在多篇文章中都已经详细介绍过，在西方选举民主国家，资本是如何通过一手控制政客、政党，一手控制媒体，来主导民主国家的选举结果的。我在西方工作的二十多年，目睹一人一票的选举是如何被一步一步通过政党、党内预选、媒体和广告的影响、控制和最终被主导的。这是西式民主的历史性衰退过程……
钱和媒体，是资本控制选举的秘方。而特朗普恰恰是通过自己手中的钱（作为大富翁，特朗普自己有钱可以支撑自己的竞选，而不像其他政客那样离不开资本）和推特（据报道，特朗普在推特等社交网络上有数以千万计的粉丝，因此特朗普对他们的影响力远超美国媒体）、再加上美国选举体制中的“赢者通吃”的制度规定，背依产业资本和与产业资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在全球化进程中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中产阶级和底层劳动阶级，一举突破资本对选举的主导和控制，当选美国总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朗普的获胜不是共和党的胜利，而是美国民粹主义革命的胜利。
而在美国所发生的这一切，在欧洲也都在孕育之中。
因此，今天的西方和美国实际上已经分裂成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跨国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两大力量板块。认清这一点，对于我们与美国和西方的下一步打交道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然，这两大力量板块在对付中国的问题上正在取得共识，即必须遏制中国的崛起。这主要是因为跨国金融资本本来以为可以通过对中国的投资促使中国在开放的进程中逐步走向选举民主体制。但却落空了。因此，跨国金融资本迅速地通过其豢养的所谓“战略家”“中国问题专家”们改变腔调，唱衰中国……对于特朗普所代表的产业资本则对中国的体制本身并不感兴趣，他们关注的是在科技、军事、金融和文化领域全面压制中国。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一反其他美国总统的习惯用语，可以称中国领导人为“我的朋友”，可以坦然宣称“喜欢”朝鲜领导人……
因此，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对中国的策略是不同的。前者寻求的是永远领先于中国，而后者则谋求有朝一日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我们由此观察到，特朗普与美国金融资本在几乎所有其他领域都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唯有对华战略（发动一场贸易战）得到了美国政界、资本和媒体（以及相当部分美国民众）的鼓掌！
西方是否也将踏上政治变革的门槛？
我们已经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正是緣于西方内部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利益的分野，今天在国际关系领域，各国关系、力量对比、矛盾焦点、合纵连横……都在变化之中;有的还非常剧烈。如前文所提及，意大利和法国作为同一个思想意识形态阵营里的盟国，竟出现意大利政治家跑到法国支持一心要推翻马克龙政府的“黄马甲运动”那里去，公开表示支持这场运动这样匪夷所思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法国目前是跨国金融资本的大本营，而意大利则已经完全倒向本国产业资本，成为一个极右翼民粹主义政权……
与此同时，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的争斗，也使西方民主体制本身爆出了二战结束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内部危机。法国“黄马甲运动”在这一点上是非常说明问题的。正是由于法国政坛先后选择了右翼总统萨科齐、左翼总统奥朗德、不左不右总统马克龙上台执政，但都没有解决法国在“光荣三十年”结束后经济衰退的总体趋势，导致大多数法国民众的生活水准近年来持续下降，法国“黄马甲运动”开始将目标直接指向统治西方的真正的三大权力核心：资本、政权和媒体。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马甲运动”是一场极右翼革命。其本质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一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被严厉镇压下去，“黄马甲运动”似亦难逃这一命运。“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实际上转向了特朗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朗普当选标志着“占领华尔街”运动改头换面地又回来了;“黄马甲运动”亦同样。
3月23日，在法国出动军队的情况下，“黄马甲运动”开始沉寂下来，但它一定会卷土重来。因为“黄马甲运动”恰好证明法国现行政治体制和政党已经无法解决法国经济持续衰退的进程，证明西方民主国家体制上存在着明显缺陷，似乎正在逼着西方民主国家对其政治体制也进行必要的改革。而马克龙总统之所以会提出全民大辩论，是因为他也看到了这一点。但马克龙是不可能提出任何真正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的。这就使人不得不问，法国乃至西方自身的政治体制也是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事实上，法国理论界已经有人就“黄马甲运动”提出，法国应该在政治体制领域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使“民主能够继续”。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政治学教授多米尼克·卢梭就在法国左翼《解放报》论坛上发表文章，主张法国接受“黄马甲运动”提出的一些政治主张，建立“公民倡导的全民公决”机制、接受或至少部分接受“抽签民主”、选出一个新的“专门由公民直接监督行政当局和国民议会的第三议会”……
这说明，西方内部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的矛盾已经开始反映到政治制度层面，已经引起有关理论人员的密切关注：西方民主体制同样也已经面临“不改革将没有出路”的境地……正因为此，今天西方理论界不再讳言：中国在治理模式领域已经成为西方的“全面对手”。
四大力量板块与三大冲突
如果将英国脱欧、美国选出特朗普和中美爆发贸易大战视为新时代的三件我们未曾预测到的大事件，再加上震惊世界的“新西兰枪击案”，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今天世界三大特点： 一是世界正在形成西方产业资本、跨国金融资本、伊斯兰世界和崛起中的中国四大力量板块;这四大力量板块纵横博弈，将决定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从目前来看，西方产业资本力量板块的代表是美国的特朗普;而跨国金融资本则历来隐身幕后，我们今天只能大致看到，目前欧盟正在代表着这股无形但却又无处不在的隐形力量。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預测美欧之间在未来几年将会产生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的摩擦和冲突;当然，除非特朗普竞选连任失败……那将意味着产业资本的溃败。如果出现这一幕的话，西方整体上的衰弱将迅速成为历史现实。
二是中国内部和西方内部都面临着对自身体制的调节、改善、梳理，谁能率先走出自身改革的困境，排除政治危机，消除社会危机，找到新的经济发展动力，谁便将会在未来的国际全方位竞争中取得先机。西方需要重思民主的实质内涵，而中国则可能需要进一步改善民主的形式本身……从这个角度看，持续改革开放已长达四十年的中国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三是三大冲突将主导未来五至十年的国际格局：西方内部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之间、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之间、以及中国与西方之间;其中到底哪项冲突将会占据主导地位，是对未来局势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判断。
从目前局势来看，似乎中国与西方之间、特别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从更长远的目光来看，西方内部的两大力量板块之间的冲突，将必然地会成为明天世界最主要的矛盾。因为两者已经无法共生共存……
至于中美较量，早在去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前，我就在《新民周刊》上撰文指出，中美之间五至十年内将会陷于激烈的冲突之中，只是这种冲突我们不知道是以“中国模式”发生，还是以“美国模式”发生。所谓“美国模式”就是战争。只是，当世界进入了核时代，美国其实从来没有对任何其他大国、特别是有可能在军事上对美国进行反抗的核国家发动过战争。美国一向只对小国动手：朝鲜、越南、伊拉克……
而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一场长期的、除了战争手段以外的全方位的较量，无声的、但同样是激烈的较量。从贸易到地缘政治、从文化到软实力冲突……所谓全方位就是没有空白点的较量。要知道，美国虽然从来没有发动过对苏联的战争，但却成功地从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瓦解了这个超级大国。
今天，美国实际上也正在发动一场对中国的精神殖民、一场无形的思想战争！在这场看不见的战争中，我们似乎正处于守势……君不见，今天媚美、崇美、恐美之风始终在神州大地徘徊。问题在于，这场隐形冲突之结果将会是“中兴”模式还是“华为”模式，将决定中美两国未来的关系实质;也将决定中国在未来世界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