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追缴奖助学金制度终止了，这让中国学生的留学之路变得畅通。而改变中国留学历史的，是由民间人士发出的两封私信。
　　舒雨上书
　　1979年5月30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教师、老舍女儿舒雨写了一封没有抬头的信。次日，该信经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张致祥转给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舒雨的感受和建议。她和另外12位教师于1978年7月被交换到联邦德国学习语言，得到了德方的资助。除房费外，他们每人每月尚有750马克或更多一些的生活费。按照有關规定上缴之后，“除了伙食费在200马克内凭发票向使馆报销外，零用钱只有23马克（约合人民币20元）”。这给他们的生活和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他们不敢入乡随俗去酒吧和德国朋友交流，因为买不起啤酒；也不敢接受邀请去德国朋友家吃饭，因为买不起鲜花或小礼物；买包括食品在内的任何小东西他们都索要发票，引得周围的人颇为惊诧，因为德国的很多商店都不提供发票，只应要求提供手写的收据；他们还不得不每月花上三四个整天来仔细核对各种账目……
　　所有这些都损伤了他们的尊严。有些人躲了起来，不愿意见外人，而这又使得外国朋友认为中国人很孤僻。在这封词真意切的信中，她个人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应该适当提高进修人员的零用费”、“应该简化伙食费报销手续”、“实行勤工俭学，减轻国家负担”。
　　6月4日，方毅认真阅读了这封信，还在边页批注：太不合理了。他随即把此信转呈给邓小平阅。
　　李政道来信
　　不知何故，此问题并没能迅速得到解决。1979年9月30日，他又收到了诺贝尔奖得主、CUSPEA（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计划）发起人李政道的来信。
　　在强烈建议国家应多派研究生出国攻读学位的同时，李政道还提出了“一个连带的小问题”：最近听说国内有文件，要向哥伦比亚大学五位来自中国的研究生，从哥伦比亚大学给他们的奖学金中扣钱上缴。闻讯后，大为吃惊，难以置信，这是不宜亦不能做的。奖学金并非薪金，奖学金的数目，是在使学生安心研究学习的原则下，依当地适当生活的最低要求，经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是不能再减少的。假使这消息是真的话，这必然使将来送研究生出国这条路受极大的打击。在经济上，每一学者以后的出国，中国必须考虑负担他们的费用。我想，您一定不会同意。这是有害无益，因小失大，对四个现代化绝对不利的事情。
　　10月19日，方毅将李政道的信转呈给邓小平。10月20日，邓小平批示：李政道的意见是对的，请方毅同志召集有关部门讨论，改变现在的不妥的办法。
　　不久，以往的做法便被废止了，阻碍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障碍就这样被消除了。而获得国外资助的人员因此增加了与其他人员的交流机会，过起了有尊严的生活。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