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蒋柯夫，抗战时期演剧七队的成员，新中国剧社的理事，新中国第一代有影响的演出家。夏衍同志曾这样称赞柯夫：“吃苦耐劳，办事周到，人缘极好。”刘厚生同志印象中的蒋柯夫：“长期做剧场管理工作的老黄牛。”
我和柯夫同志在市文化局共事多年，在我眼里，他是戏剧界老前辈，是诚恳待人的文化长者。常见他双手背在腰间，缓步行走，像是在思考问题似的，当见到熟人，便笑脸相迎。他是一个朴实、随和、勤恳而幽默的好人。他离开我们已有18个年头了，今年是他百岁诞辰。
蒋柯夫出身工人家庭，1913年8月在上海出生。因为家境穷困，他13岁辍学后，当过学徒、职员、小学教师。在艰难的岁月中，他遭受过失业的痛苦，忍受过饥饿的熬煎。后来，他参加“读书会”、“救国会”，接受了进步思想，改变人生观，振奋精神，立志闯出一条生路，告别忍饥挨饿的苦难生活。
1937年，抗战爆发，他奋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八一三”歌咏队，他担任队长，率领全队离上海，经武汉，奉命到广州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得到夏衍、茅盾、冼星海等同志的支持。广州沦陷前夕，歌咏队撤到柳州、桂林，经夏衍同志介绍，参加由周恩来同志亲自组建的14个团队之一——抗敌宣传一队（后改名演剧七队）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桂林风云突变。杜宣同志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临危受命创建新中国剧社。杜宣、瞿白音、汪巩等任剧社领导，田汉、欧阳予倩、李健吾等先后参与剧社工作。许多影剧界的知名人士都曾参与剧社的演出活动。蒋柯夫担任理事，瞿白音任理事长。新中国剧社在政治经济双重压迫下，在日寇轰炸的追逐下，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以及文艺界前辈、进步人士多方支持和帮助，转战数千里，演出《钦差大臣》《脱变》《黄白丹青》（洪深编剧），《海国英雄》（阿英编剧），《复活》（夏衍改编），《英雄的插曲》（杜宣编剧），《秋声赋》（田汉编剧），《重庆24小时》（沈浮编剧）等50多部话剧。期间，蒋柯夫担负着剧社繁重任务，无论在任何危险情况下，从不畏惧，面对任何困难，从不退缩。
1944年1月，新中国剧社返回桂林，参加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演出《戏剧春秋》（于伶编剧）和《大雷雨》。蒋柯夫为大会招待部主任。在缺少经费、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他为了安排好各省30多个团队、900多人的生活和做好60多台戏、历时三个月、演出170多场的工作，竭尽全力，稳妥周到，受到了大会和各地团队的好评。
抗战胜利后，1946年，新中国剧社从昆明搭难民车，历经千辛万苦复员回上海。在贵州途中由于国民党特务破坏，发生霸陵桥翻车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蒋柯夫身为总领队，连夜组织救护工作，他除积极救助剧社同志外，还对其他同车难民也一样救护，一视同仁，受到难胞们的赞佩。新中国剧社历时7年多，蒋柯夫始终如一对剧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直到1947年年底，上海党的地下文委，根据当时的形势，为了保存力量，迎接解放，分散隐蔽，决定解散新中国剧社。
蒋柯夫终于盼到了上海解放这一天，他满心喜悦地接受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和夏衍同志的委派，参与接管影剧场的工作。他先后接管国际电影院、皇后大戏院（今和平电影院），担任经理。后又参加影院剧场公私合营工作，担任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美琪大戏院的公方代表。同时，他被聘为上海剧专（后改名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舞美系教授。
蒋柯夫在长期戏剧演出服务工作中，他既顾前台，又管后台，特别是在舞台音响效果的创造革新方面，摸索出一套经验，积累了一批成果，受到当时剧社同志们的一致赞赏，声名传播以后，被称誉为“效果大王”。 遗憾的是，这一套经验与成果，由于他长期以来工作繁忙，一直没有时间把成果形成文章流传下来。每当想起这件事，总感到十分无奈与惋惜。
蒋柯夫是1953年7月调入上海市文化局工作的，先在剧场管理科任职。1958年文化局成立演出处，他一直主持演出处工作，直到1985年离休。
演出处是文化局工作比较繁忙的职能处室，除大量安排本市各剧团、剧场的演出调度以外，还要安排各省市来沪演出剧团的调度，特别是北京的北京京剧团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北京人艺、中国青艺等院团来沪公演，更需要做好安排，还有接待外国艺术团体来沪演出，头绪纷繁，必须做到调度有序。除此之外，中央在上海开会以及中央领导同志来上海时，临时组织内部观摩晚会，这都是演出处的日常工作。蒋柯夫在演出处长期工作期间，积极做好剧团、剧场的纽带工作，对全国各地剧团来沪，无论远近、大小，都能热情接待，诚恳相待，极重信誉，帮助解决困难，受到各地文化演出部门的赞誉。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他两次组织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演出管理办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先后发起和组织召开江、浙、沪演出协作会议和华东六省一市演出协作会议，在全国率先为疏通演出渠道，创造了经验，受到文化部的重视。
每到节假日，蒋柯夫和演出处的同志工作显得特别忙碌。长期以来，他为繁荣上海文艺舞台，开拓上海与全国各地的文化艺术交流，为加强演出管理、丰富上海人民的文化生活，不遗余力、任劳任怨地忙碌，他不愧为新中国第一代有影响的演出家。
蒋柯夫离休以后，仍以满腔热情为筹建中国演出家协会和上海演出家协会操心。他分别担任上述协会的名誉理事和顾问。他应邀担任上海经济区金三角演出（集团）公司顾问，为培养人才奉献余热。
蒋柯夫有一副关心人、帮助人的热心肠，我有贴心的感受，他对我的热情关爱，使我从危重疾病中获得新的生命，这是一件永志难忘的往事。
1989年9月7日深夜，我突然咯血不止，急送华山医院救治。经过几天检查，医生说是肺癌需要转胸科医院做切除左肺手术。
组织上和家人都瞒着我，似乎非去胸科医院不可了。蒋柯夫在默默地为我想办法，是不是还有别的治疗办法？他建议我到龙华医院找中医肿瘤专家刘嘉湘去诊治，同时到市第一肺结核防治院找专家看看，中西医会诊再确定下一步治疗方案。
我在蒋柯夫的联系下，请刘嘉湘和姜秀兰两位专家会诊，一边服中药，一边由姜医生做检查。一个多月后，最后姜医生给我做气管镜检查，这一天我的家人和文化局的一些同志都到医院等检查的结果，蒋柯夫不顾年事已高，也特地赶来。
姜医生检查完毕，告诉我是支气管扩张引起咯血，留下一小块瘀血在左肺内，被疑为肺癌。我清楚地记得，当做完气管镜，姜医生把我扶起身子，说：“你呀，没事了，解放了。”
当我走出检查室，等在室外的同志们都向我祝贺庆幸，柯夫同志叮嘱我：“现在，最要紧的是养好身体，过好晚年健康愉快的每一天。”
蒋柯夫，就是这样一位真心实意关心人、帮助人、心存厚道、从不炫耀自己的好同志。
蒋柯夫又是个相当幽默风趣的人。
1993年，他80寿辰，一家人欢聚一堂，在家里为他祝寿，他的夫人做了几个菜，子女们送给老爸一些寿礼，这个晚上一家人气氛暖融融的，十分亲和温馨。
可是，蒋柯夫还是穿平时常穿的衣服，子女们有意见了：
“爸，今天是喜庆的日子，吃寿面、喝寿酒、送寿礼，你应该穿寿衣啊……”
蒋柯夫心里明白，子女们是好意，但他们不知道寿衣是什么时候穿的，他笑着说：
“今天穿这身衣服最舒服，寿衣么，需要的时候再穿。”
说完，他举起酒杯：“老爸活到80岁，不容易，来，为我们全家的幸福，特别是为你们的妈妈，德高望重、劳苦功高、家里的‘老首长’，干杯！”
蒋柯夫为什么戏称他的夫人为“老首长”？原来夫人的大名叫陈云。
我和柯夫同志在市文化局共事多年，在我眼里，他是戏剧界老前辈，是诚恳待人的文化长者。常见他双手背在腰间，缓步行走，像是在思考问题似的，当见到熟人，便笑脸相迎。他是一个朴实、随和、勤恳而幽默的好人。他离开我们已有18个年头了，今年是他百岁诞辰。
蒋柯夫出身工人家庭，1913年8月在上海出生。因为家境穷困，他13岁辍学后，当过学徒、职员、小学教师。在艰难的岁月中，他遭受过失业的痛苦，忍受过饥饿的熬煎。后来，他参加“读书会”、“救国会”，接受了进步思想，改变人生观，振奋精神，立志闯出一条生路，告别忍饥挨饿的苦难生活。
1937年，抗战爆发，他奋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八一三”歌咏队，他担任队长，率领全队离上海，经武汉，奉命到广州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得到夏衍、茅盾、冼星海等同志的支持。广州沦陷前夕，歌咏队撤到柳州、桂林，经夏衍同志介绍，参加由周恩来同志亲自组建的14个团队之一——抗敌宣传一队（后改名演剧七队）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桂林风云突变。杜宣同志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临危受命创建新中国剧社。杜宣、瞿白音、汪巩等任剧社领导，田汉、欧阳予倩、李健吾等先后参与剧社工作。许多影剧界的知名人士都曾参与剧社的演出活动。蒋柯夫担任理事，瞿白音任理事长。新中国剧社在政治经济双重压迫下，在日寇轰炸的追逐下，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以及文艺界前辈、进步人士多方支持和帮助，转战数千里，演出《钦差大臣》《脱变》《黄白丹青》（洪深编剧），《海国英雄》（阿英编剧），《复活》（夏衍改编），《英雄的插曲》（杜宣编剧），《秋声赋》（田汉编剧），《重庆24小时》（沈浮编剧）等50多部话剧。期间，蒋柯夫担负着剧社繁重任务，无论在任何危险情况下，从不畏惧，面对任何困难，从不退缩。
1944年1月，新中国剧社返回桂林，参加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演出《戏剧春秋》（于伶编剧）和《大雷雨》。蒋柯夫为大会招待部主任。在缺少经费、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他为了安排好各省30多个团队、900多人的生活和做好60多台戏、历时三个月、演出170多场的工作，竭尽全力，稳妥周到，受到了大会和各地团队的好评。
抗战胜利后，1946年，新中国剧社从昆明搭难民车，历经千辛万苦复员回上海。在贵州途中由于国民党特务破坏，发生霸陵桥翻车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蒋柯夫身为总领队，连夜组织救护工作，他除积极救助剧社同志外，还对其他同车难民也一样救护，一视同仁，受到难胞们的赞佩。新中国剧社历时7年多，蒋柯夫始终如一对剧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直到1947年年底，上海党的地下文委，根据当时的形势，为了保存力量，迎接解放，分散隐蔽，决定解散新中国剧社。
蒋柯夫终于盼到了上海解放这一天，他满心喜悦地接受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和夏衍同志的委派，参与接管影剧场的工作。他先后接管国际电影院、皇后大戏院（今和平电影院），担任经理。后又参加影院剧场公私合营工作，担任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美琪大戏院的公方代表。同时，他被聘为上海剧专（后改名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舞美系教授。
蒋柯夫在长期戏剧演出服务工作中，他既顾前台，又管后台，特别是在舞台音响效果的创造革新方面，摸索出一套经验，积累了一批成果，受到当时剧社同志们的一致赞赏，声名传播以后，被称誉为“效果大王”。 遗憾的是，这一套经验与成果，由于他长期以来工作繁忙，一直没有时间把成果形成文章流传下来。每当想起这件事，总感到十分无奈与惋惜。
蒋柯夫是1953年7月调入上海市文化局工作的，先在剧场管理科任职。1958年文化局成立演出处，他一直主持演出处工作，直到1985年离休。
演出处是文化局工作比较繁忙的职能处室，除大量安排本市各剧团、剧场的演出调度以外，还要安排各省市来沪演出剧团的调度，特别是北京的北京京剧团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北京人艺、中国青艺等院团来沪公演，更需要做好安排，还有接待外国艺术团体来沪演出，头绪纷繁，必须做到调度有序。除此之外，中央在上海开会以及中央领导同志来上海时，临时组织内部观摩晚会，这都是演出处的日常工作。蒋柯夫在演出处长期工作期间，积极做好剧团、剧场的纽带工作，对全国各地剧团来沪，无论远近、大小，都能热情接待，诚恳相待，极重信誉，帮助解决困难，受到各地文化演出部门的赞誉。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他两次组织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演出管理办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先后发起和组织召开江、浙、沪演出协作会议和华东六省一市演出协作会议，在全国率先为疏通演出渠道，创造了经验，受到文化部的重视。
每到节假日，蒋柯夫和演出处的同志工作显得特别忙碌。长期以来，他为繁荣上海文艺舞台，开拓上海与全国各地的文化艺术交流，为加强演出管理、丰富上海人民的文化生活，不遗余力、任劳任怨地忙碌，他不愧为新中国第一代有影响的演出家。
蒋柯夫离休以后，仍以满腔热情为筹建中国演出家协会和上海演出家协会操心。他分别担任上述协会的名誉理事和顾问。他应邀担任上海经济区金三角演出（集团）公司顾问，为培养人才奉献余热。
蒋柯夫有一副关心人、帮助人的热心肠，我有贴心的感受，他对我的热情关爱，使我从危重疾病中获得新的生命，这是一件永志难忘的往事。
1989年9月7日深夜，我突然咯血不止，急送华山医院救治。经过几天检查，医生说是肺癌需要转胸科医院做切除左肺手术。
组织上和家人都瞒着我，似乎非去胸科医院不可了。蒋柯夫在默默地为我想办法，是不是还有别的治疗办法？他建议我到龙华医院找中医肿瘤专家刘嘉湘去诊治，同时到市第一肺结核防治院找专家看看，中西医会诊再确定下一步治疗方案。
我在蒋柯夫的联系下，请刘嘉湘和姜秀兰两位专家会诊，一边服中药，一边由姜医生做检查。一个多月后，最后姜医生给我做气管镜检查，这一天我的家人和文化局的一些同志都到医院等检查的结果，蒋柯夫不顾年事已高，也特地赶来。
姜医生检查完毕，告诉我是支气管扩张引起咯血，留下一小块瘀血在左肺内，被疑为肺癌。我清楚地记得，当做完气管镜，姜医生把我扶起身子，说：“你呀，没事了，解放了。”
当我走出检查室，等在室外的同志们都向我祝贺庆幸，柯夫同志叮嘱我：“现在，最要紧的是养好身体，过好晚年健康愉快的每一天。”
蒋柯夫，就是这样一位真心实意关心人、帮助人、心存厚道、从不炫耀自己的好同志。
蒋柯夫又是个相当幽默风趣的人。
1993年，他80寿辰，一家人欢聚一堂，在家里为他祝寿，他的夫人做了几个菜，子女们送给老爸一些寿礼，这个晚上一家人气氛暖融融的，十分亲和温馨。
可是，蒋柯夫还是穿平时常穿的衣服，子女们有意见了：
“爸，今天是喜庆的日子，吃寿面、喝寿酒、送寿礼，你应该穿寿衣啊……”
蒋柯夫心里明白，子女们是好意，但他们不知道寿衣是什么时候穿的，他笑着说：
“今天穿这身衣服最舒服，寿衣么，需要的时候再穿。”
说完，他举起酒杯：“老爸活到80岁，不容易，来，为我们全家的幸福，特别是为你们的妈妈，德高望重、劳苦功高、家里的‘老首长’，干杯！”
蒋柯夫为什么戏称他的夫人为“老首长”？原来夫人的大名叫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