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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末，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GDP增速很难实现6%的目标。鉴于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建议今年不再设定GDP增长目标。
GDP是当前国际公认的核算国民经济规模的主要工具，也是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但是，GDP并不能代表经济发展质量和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在一段时期内，GDP异化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单纯追求高GDP，忽视经济发展质量和社会代价，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可能得而复失。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理论的指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转变，如果说GDP对于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挥了积极的正向的衡量作用。那么，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用什么样的积极的、正向的指标来衡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情况呢？又是什么样的指标能够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相匹配呢？笔者认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应该有所变化，应当基于当前社会现实选择全面、科学、可持续的经济指标，以此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GDP看似简单，就是一串数字。但是，它背后的计算方法却代表着人类对经济发展理论的深刻认识，本文试图将GDP掰开揉碎讲给您听。
自产生国家以来，政府便有国民经济测算的需求，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政府关注的经济指标有所不同。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生存是人类的主题，人口和粮食产量成为政府最关注的指标，一方面这两个指标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例如唐朝诗人杜甫在形容开元盛世时写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诗句，意思是想当初开元年间全盛的时候，一个小县城都有上万户人家，粮食丰收，公家和个人的粮仓都装满了粮食，这里用人口、粮食产量生动地描述了唐玄宗时期经济社会的繁荣程度。另一方面，人口和粮食产量也为统治者发动内外战争和个人享受提供了物质基础。工业社会，技术发生巨大进步，生产力比农业社会有了质的提升，人类已经基本解决了生存的问题，以美国为例，目前的农民只占1%，他们生产的粮食却还能出口50%，也就是说美国即使遇到天灾人祸粮食减产50%，照样可以自给自足。工业社会，发展商品经济，生产更多商品成为主题，政府关注的主要指标是GDP，即社会生产各种商品的货币表现。随着人类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世界更加扁平化，经济发展更加注重可持续和以人为本，单纯以GDP来衡量经济发展，不能准确衡量经济发展程度，同时也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GDP起源
在美国大萧条（1929-1933年）之前，西方世界奉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政策，政府做“守夜人”，什么都不管，相信市场机制有自我恢复的能力，例如经济衰退期时价格水平低到一定程度会增加消费者的需求量，在需求刺激下，厂商也会逐步恢复生产。但一国经济是个系统，各个方面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短期的经济衰退引发的失业等问题会造成连锁反应，最终很可能酿成社会危机，付出沉重代价。因此，古典经济学更关注长期，信奉市场自我调节的思想在当时引起了反思，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经济学认为经济衰退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应该相机抉择，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凯恩斯经济思想的框架中，政府既是“健身教练”，又是“医生”。作为“健身教练”，政府通过制定各种“健身”计划和创造条件引导经济长期向好发展，健身教练本身不做干预，只是起到辅助作用。作为医生，需要相机抉择，所谓“良医用药，病万变药亦万变”，比如同样是自限性疾病的感冒，面对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医生应该建议多注意休息，可以依靠身体机能自动恢复，轻易用药会对人身体产生副作用;而面对一个有各种并发症的垂暮老人，应该马上采取医疗措施以免危及生命。同理，如果在一个社会保障不健全和综合治理能力较弱的社会碰到经济危机和失业时，政府应该果断有所作为以免事态恶化。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失业者明天就要露宿街头和断顿了，此时经济学家告诉他，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市场会自我调节，可能半年后经济又会复苏，他又会找到工作。对方将接受还是抓狂？
大萧条（1929-1933年）爆发后，罗斯福采取了刺激政策，一方面政府需要了解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当时美国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对国民经济损失情况没有精确的统计，主观上可以通过失业率、股票价格等指标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但社会财富具体损失多少没有概念。另一方面罗斯福刺激政策需要向国会申请费用，这也需要有确切的数据支撑。国民经济核算统计的任务交给了俄籍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最早由他提出GDP的算法，根据他的测算，美国1933年的国民收入比1929年减少一半，结论一出，朝野震惊，罗斯福根据这些数据向国会申请支出，国会顺利通过。最初GDP的出现，只是一个科研机构的研究结果，作为工具统计社会财富，解决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衡量的问题，本身不带政治属性。如今，社会上也有很多咨询和科研机构发布相关报告，这些数据多数作为一种参考，没有到异化的地步。但GDP出现后，很快被政府“看上”，并进行了一系列的修订，比如库兹涅茨的GDP指标统计是没有政府支出的统计项目，而凯恩斯提出应该将政府支出统计在内，在双方的论战中，政府支持了凯恩斯，而后由政府主导逐渐将GDP推向“神坛”，成为衡量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指标，其根本目的还是希望扩大政府权力，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辩护。二战结束后，美国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由美国支持欧洲经济复苏，美国提出援助，需要知道钱花在哪里，花钱的效果怎么样，通过援助到底可以增加多少国民收入，這种背景下，GDP统计也就顺理成章地引入了欧洲并逐渐普及到全世界。 总之，当西方世界遭遇大萧条，凯恩斯主义开始崭露头角，政府希望干预经济的背景下诞生了GDP的概念，GDP的出现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解释。
GDP定义
在说明GDP的定义之前，应该首先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定义。在经济学上，经济增长被定义为产量的增加，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进步。经济增长侧重“量”的概念，比如可以由GDP来衡量，经济发展侧重“质”的概念。GDP的全称是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指经济社会（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
GDP有几大特点：一是GDP以货币衡量，所有最终产品必须以市场价格通过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否则不同产品的计价单位不同。如果只是罗列出社会各个产业生产的产品数量，一方面无法加总，另一方面无法区分不同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例如，今年农业生产了1万斤小麦和2万吨白菜对经济贡献大，还是工业生产了2000辆汽车对社会的贡献大，单纯从数量上无法区分，必须要通过货币形式表现出来，才能加总和区分不同产业的贡献率;
二是GDP强调最终产品的价值，所谓最终产品指一定时期生产的、由最后使用者购买的产品和劳务，各类中间产品（作为生产其他产品投入的产品）的价值不计入GDP，比如农民生产出小麦（假定市场价值10元，同时假定农民劳动和化肥、种子等各类投入忽略），小麦由面粉厂磨成面粉（假定市场价值15元），面粉由面包厂制成面包（假定市场价值30元），GDP统计的时候，只统计最终面包的价值30元，因为面包才是被最后使用者购买的最终产品，才是这个时期真正贡献给社会的，小麦和面粉的价值不会统计，否则会造成重复计算;
三是GDP强调生产而不是销售的最终产品价值，仍以上述生产面包为例，面包厂生产了10个面包，但只卖掉7个，那么GDP还是30元，其中包含了9元的存货投资，相当于企业自己买了自己的产品;
四是GDP强调流量而非存量，比如一栋房子2019年建造售价100万元，2020年房主卖掉售价110万元，那么这110万元不算2020年的GDP，因为该房子生产年份已过，当然这其中的中介费是可以算在2020年GDP中的;
五是强调地域概念，比如在海外工作的中国人取得的收入都计入当地的GDP，而不算中国的GDP;
六是强调市场价值，比如自己做的家务劳动等自给自足的活动和非市场活动都不计入GDP。
GDP核算方法。目前通用的GDP核算方法有三种：生产法、支出法、收入法。理论上这三种方法核算GDP的值是一样的，其原理是产出=支出=收入。因为每一笔交易有卖方，就有买方，卖方的销售收入=买方的购买支出，当有存货的时候，买卖双方都可以被认为是同一主体，相当于自己买自己的东西，例如企业卖出30000元的衣服，相当于消费者花30000元买了衣服，只要统计出该时期所有买衣服的消费者的支出，也就相当于算出了这一时期的GDP。为什么产出=收入呢？还是以生产衣服为例，企业要生产出衣服，需要投入各类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西方经济学认为企业家才能也是生产要素，其报酬为正常利润）等，雇佣工人需要付给工人工资，使用土地要付给土地所有者地租，投入资本需要付给资方（比如银行）利息，剩下的利润是企业家的报酬（当然利润可以是负的），也就是说企业卖出的衣服得来的钱最终都转化成了工人、土地所有者、银行、企业家等人的收入，只要把这些人的收入统计出来也能得出该时期的GDP。那么最后，能不能直接统计产出呢？我们把最终产品分类，然后直接把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汇总不就得出来GDP了吗？这样不是更加简单清晰？即利用公式GDP=∑Pi Qi （i=1，2，3……n），其中Pi 为第i种最终产品价格，Qi 为第i种最终产品的产量，这种方式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上很难区分哪种产品是最终产品，比如如果面包厂买了面粉来加工面包，此时面粉就是中间品，如果家庭主妇买了面粉回家做成馒头，此时面粉就是最终产品。为解决这个问题，一般使用价值增值方法来统计产出，即统计每个生产的每个环节的价值增值，还是上述面包的例子，参考表1，面包的生产环节包括种植小麦、做面粉、做面包，种植小麦环节的价值增值量为10元（为简化模型，前面已经假定忽略各类成本），做面粉环节的价值增值为15-10=5元，做面包环节的价值增值为30-15=15元，将各个环节的价值增值汇总后，依然和最终产品面包的产出30元相等。如果考虑到面粉有可能也是最终产品，将模型扩展一下，参考表2，假设面粉厂生产的面粉有10元被面粉厂买走作为中间品生产面包，有5元被家庭主妇买走做成馒头此时面粉为最终产品（注意面粉才是最终产品，而不是馒头，馒头是家庭主妇自己劳动生产的不计入GDP，此外做馒头投入的发酵粉、水、面盆、锅等同面粉一样也是最终产品，但简化模型，这些都不在模型中体现），这5元可以看作是此时社会的最终产品有5元面粉和20元面包，即GDP为25元，而各个生产环节价值增值为10+5+10=25元，也等于最终产品的价值。各国在统计GDP中用生产法和收入法比较多，因为支出法要统计最终产品的支出，同样面临很难确定最终产品的问题，使用较少，我国统计GDP就使用生产法和收入法相结合的方法，根据资料来源不同，有的行业比如工业、农业使用生产法，有的行业比如服务业使用收入法。表3和表4为近五年来我国GDP和三次产业构成变化情况，图中可以看出我国GDP构成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第一产业占比较低。
GDP的意义。GDP首先是衡量经济增长的工具，人们可以通过GDP清晰地看到经济增长的轨迹，这是研究经济发展的一大进步。同时，GDP不仅是数字，其背后的计算方法体现了人类对经济增长规律的理解，也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合法性。
计划经济无法计算或无法准确计算GDP。弄清楚了GDP的定义和核算方法，就可以得出结论：计划经济没有GDP，其原因一是计划经济时期，大多数产品没有市场交易，而由国家或集体直接调拨和分配，也就没有用货币计价的价格。比如当时房子、汽车都是国家给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配给。农村生产队直接给社员记工分，而不是发工资。教育、医疗基本是公费，建国以后中国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其土地、资源都是免费使用，人力投入也是计工分甚至是义务劳动;二是计划经济时期，很多可交易的产品不完全是凭价格交易。例如中国计划经济期间，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买卖使用粮票、布票等;三是计划经济时期，价格体系是扭曲的。当时所有的价格都是政府规定的，不是真正的市场价格。实际上计划经济期间，前苏联和中国一直使用的是MPS的统计体系，只统计物质生产部门的产出，现在我們看到的前苏联和中国GDP规模都是事后估算的，而且因为上述原因，其估算并不准确。 GDP局限性
说到GDP的局限性，首先要从一则广为流传的经济学段子说起。说两个经济学家散步，突然看到一堆狗屎，甲对乙说你吃了这堆狗屎我给你100万元，乙经受不住诱惑吃了狗屎。过了一会儿，两人又看到一堆狗屎，乙对甲说，你吃了这堆狗屎我给你100万元，甲也见钱眼开吃了狗屎。两人继续散步，突然乙觉察不对劲，说我们什么也没得到但却吃了两堆狗屎，甲笑着说：“但是我们创造了200万元的GDP”。可见，单纯以GDP导向的经济发展理论在民间已经“破产”。
那么，GDP作为统计指标有什么不足？一是不能精确地反映社会总产值，像家庭中父母抚养子女以及子女照顾老人的劳动、政府提供的一些服务，对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没有纳入GDP的统计;二是不能反映社会成本和代价，如果只顾追求GDP的数字增长，破坏了生态环境，甚至对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断绝后代发展机会，威胁人的生命健康，这种发展不要也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三是不能反映人们生活的质量，如果为了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忽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休闲，这是本末倒置，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人而不是数字;四是不能反映收入和财富分配状况。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不仅反映人民生活的满意度，同时也对经济发展起着很大作用，计划经济大锅饭虽然不可取，但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也会抑制经济发展，如果普通人自身再努力也比不上“富二代”“拆二代”，经济发展也会失去动力;五是GDP不能反映产品质量。同样是1000元的手机，十年之前只能打电话、发短信，而现在可以买一个智能手机，两者的使用价值大相径庭;六是GDP并没有硬性规定哪些产品（服务）可以计入或不可以计入GDP，实际上政府完全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例如欧盟的GDP是计算卖淫和贩毒等违法收入的;七是不能反映经济增长潜力。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我国人均GDP很低，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人均GDP也只有156美元，当时世界公认的最贫穷地区之一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GDP为490美元，我国不到它的三分之一，但前三十年的建设为我们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前三十年兴修水利和大力发展重工业，就不会有我们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强劲的推动力，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产业链体系最完全的国家，那三十年的努力奋斗功不可没。
GDP的局限性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真实实力并不仅仅决定于其GDP的高低。举个例子：A经济体人均GDP为20000美元，B经济体人均GDP为40000美元。单纯看人均GDP这个指标，B经济体的实力明显比A强。如果加上其他指标呢？A经济体人口有10000人，B经济体人口有100人。此时谁的实力更强一些呢？再加一些指标看看，A经济体人口粮食基本自给自足，还略有剩余还能出口;工业体系基本健全，少量零部件需要进口。B经济体粮食全部依靠进口，其财政收入严重依赖一种自然资源的出口。A和B谁的实力更强，结论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为什么政府热衷扩大GDP？这是因为可以通过提高GDP获得更大的财政权力，现在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和GDP的比率都有一定标准，只有GDP扩大了，政府才能调用更多的钱。
总之，GDP只是衡量经济增长的工具之一，很多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指标无法通过GDP表现出来。但GDP现在由工具异化成目标的趋势越来越明显，GDP的局限性导致其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无法匹配新时代的新要求。
中国国民经济
核算指标的演变
经济发展最终目标是服务于人，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观上我们希望实现经济发展一步到位，但任何脱离社会发展阶段的目标和行动都是揠苗助长，我们在这方面做出过艰辛的探索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经济发展目标必须来自对当前社会阶段主要矛盾清醒客观的认识，通过客观分析当前社会现实得出主要矛盾，通过主要矛盾认识到当前的主要目标，然后通过什么抓手（具体指标）来达到目标，完成这些指标要采取什么措施。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矛盾，经济发展成为我们的主要任务，从那时起至现在，我国主要矛盾经历过三个阶段：
以钢为纲和以粮为纲的时代。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要矛盾是落后的农业国和先进的工业国之间的矛盾，基于这个主要矛盾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工业强国。那么，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主要矛盾是落后的农业和先进的工业之间的矛盾呢？为什么不能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我们基于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对外自由贸易，招商引资，对内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快钱的产业？这是基于历史经验和现状得出来的，近代以来教训告诉我们必须要坚持工业化，否则落后就要挨打，鸦片战争前夕，大清的GDP占世界三分之一，民国时期上海是远东第一大城市，繁华程度独秀亚洲，但没有工业基础，特别是没有重工业基础，面对外敌入侵，所有成果一夜之间都化为“炮灰”。另外当时世界的主体不是和平和发展，而是冷战和局部战争，因此我们必须要坚持工业化，而且是快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我们的目标要快速实现工业化，最能体现工业化程度的指标是什么？是钢产量。这个阶段国民经济核算指标采用的是物质平衡表体系（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简称MPS），MPS和当前GDP的核算标准属于两个体系，前者只计算物质部门的产出，将非物质生产的服务业排除在外，这段时期我们实际上采取的是以钢为纲和以粮为纲的政策。实现钢产量快速增加的手段或措施是什么？是计划经济，因为如果不通过计划经济强行实行“工农业剪刀差”，就无法短期聚集大量资源到工业;如果不实行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严禁“盲流”，城市就会聚集大量的人口，现有资源无法养活这么多人;如果不实行企业国有化，一切决策听中央指挥，趋利的企业就会发展快钱的轻工业、服务业，重工业就发展不起来;如果不人为提高汇率，就买不到足够的重工业发展所需的设备。通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建设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虽然GDP很低，人民貧穷，但为改革开放经济大发展蓄积了能量，提供了基础设施。 GDP时代。改革开放初期至十九大，我国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基于这个主要矛盾，由此得到的目标是发展生产力，做大蛋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1977年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特别是农民为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当时有干部考察某山区发现一户人家中有两个女儿，但只有一条裤子，只能谁出门谁穿，这种情况虽然是个别现象，但当时人民群众对改善物质条件的渴望势不可挡。如前文所述，人均GDP上看，1978年我国人均GDP为156美元，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还要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谈协调发展，因此这段时期我们关注的指标就是GDP，这也是当时条件下所能衡量国民经济增长最为靠谱的指标，在此背景下，1985年中国确定了以GDP来衡量国民经济增长。指标确定了，那么如何实现GDP的增长呢？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只有市场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每个人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命运和生活而努力奋斗，实现人尽其才，只有市场才能充分实现资源的最优组合，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和组合，价高者得，实现物尽其才。通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我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被称为“世界工厂”，有着世界上最完备的产业链体系。
新时代。十九大至今，我国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于这个主要矛盾，由此得出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进入新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单纯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已不适合我国的国情，需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国民经济核算指标的变化，反映着一国政府经济政策和采用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刻。经济学是观点分歧最严重的领域之一，人们常说三个经济学家有四个观点，其实大多争论都不在一个频率上，大家各说各话，有人认为政府应该干预经济，有人认为不应该干预，其背后分别有着不同学派的观点做支撑，但经济学真正关心的是局限条件的转变，也就是理论的各種假设，脱离了经济社会条件空谈理论对错毫无意义。反之，如果大家对当前形势有了客观的认识，那么不同学派理论得出的结论也可能是一致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采取什么经济政策，选择使用什么核心指标，必须依赖于当前的社会实践。
经济发展综合
评价指标的思路
GDP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走上了死胡同，是时候升级GDP的概念或者丰富GDP的内涵了，甚至可以提出一个新的能够全面、准确、客观地评价经济社会发展的概念指标，替代GDP。GDP不是从来就有，中国汉唐盛世没有GDP，“日不落”的英国没有GDP，曾经雄霸一时的前苏联没有GDP，公认的幸福度最高的北欧国家人均GDP也不是最高的，甚至进不了全球前十。GDP诞生于美国，随着“马歇尔计划”逐步被全球其他国家所接受。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任何事物都会经历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过程，GDP也不例外。除非它能与时俱进、应时而变。从某种程度上，笔者认为，美国更像一家公司。它的三权分立几乎就是股份公司的董监事会和经营层的翻版。所以，GDP诞生于美国也不足为奇。州政府乃至联邦政府可以宣布破产，这在美国已经不是什么“故事”了，即使放眼全球，也可能是独此一份。政府可以像公司一样申请破产，只需要承担有限责任。现在，美国联邦政府发行的美元是全球通用货币，因此不妨可以设想，美国输出以GDP为代表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配合美元的世界货币功能以及美国的军事实力，客观上是在向世界“吸血”，发展中国家不计成本地发展GDP向美国输出廉价商品，而国内经济却没有发展起来。以近年中东一系列事件为例，美国极力推广的西方模式不仅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和平和发展，反而从“阿拉伯之春”变为“阿拉伯之冬”，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笔者有一个猜想，GDP的提出也许是起源于公司收入和利润的延伸。再进一步，公司的定义：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组织）。这个定义也是有问题的。基业长青，说的是活得久。永续经营才是公司的目标，或者为客户、为社会创造价值才是公司的目标。赚钱只是一个结果。如果设立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长久谋利，而只需要承担有限责任，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但是，笔者也不否认，这也是资本主义在过去几百年得到长足发展的一个基础。中华民族历来就有“父债子偿”的说法，这是与“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完全不同的理念。史玉柱东山再起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估计在西方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笔者认为，经济发展衡量指标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结合社会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选择全面、科学、可持续的发展指标，本文试图提供两种思路，一种是当前社会应采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标，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考虑进来，一种是未来社会应采用自由时间作为衡量指标，以反映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标。经济发展是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单纯追求GDP增长将破坏经济发展平衡，甚至可能吞噬我们的发展成果。新时代呼唤新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同时指出要注重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目前我国尚未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新的指标体系必然会增加社会民生、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考量。目前人类已经进入数字时代，我们日常经济生活的各类数据随时随地可以获取，这从技术上解决了获取各类指标的可操作性问题，因此如何构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指标和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环境尤为重要。笔者认为，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应该是全面、科学、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标，可以有这么一种思路，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标由不同子系统构成，包括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社会民生、资源环境等，每一个子系统都赋给一定权重，权重可以根据社会发展阶段不断调整，每个子系统加权平均后得到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指标，同时每个子系统又有不同模块组成，这些模块的加权平均求得子系统的值。例如经济增长子系统包括绿色GDP（剔除环境成本）、闲暇时间、对外开放程度、经济结构、就业率、政府转移支付、通货膨胀率等，科技进步子系统包括研发费用、高科技专利数量、科技从业人员数量等，社会民生子系统包括贫困人口占比、弱势群体占比、犯罪率、公共卫生条件、人口寿命、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受教育年限等，资源环境子系统包括空气质量指标、水质量指标、绿化率、废物利用率等。 自由时间指标。自人类诞生以来，人类面临最大的主题是稀缺，西方经济学的基石也是建立在稀缺基础上的，因为稀缺所以会出现竞争，这些竞争曾经是通过抓阄、欺骗、盗窃、掠夺抑或是战争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价格即价高者得来实现，而市场价格的竞争是目前所有已知竞争方式中相对而言最公平、最温和、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这个价格不一定是金钱，它是指为得到某种东西放弃的代价，可以是粮食、货币等。那么评估这个代价的基础是什么？西方经济学认为是人的边际效用，为什么水这么重要但是很便宜呢？因为正常情况下水资源是够用的或者说富足的，唾手可得的，它的边际效用就很低，所以你愿意付出的代价就很低，价格就会低，可当你处于沙漠之中需要水救命时，这时水的边际效用就很高，价格也会很高。因此，西方经济学固然有其不足，但其基础假设即稀缺是符合现实条件的，基于这个假设的价格理论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其实统计GDP的基础也是价格，正因为有价格，我们才能把林林总总的不同物品加总，而价格的基础是稀缺。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稀缺还会继续存在吗？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物质文化极大丰富，文明高度发达，稀缺不会是主流，大部分产品将变得不稀缺，但稀缺仍然会存在，比如新鲜空气是稀缺的，上海市崇明岛的空气就比上海市区好，飞机的不同位置也是稀缺的，美女帅哥是稀缺的，歌星的歌喉是稀缺的……在不可以预见的未来，人们能否从根本上解决稀缺，这个就需要“脑洞大开”了。那么我们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即进入富足社会稀缺不是主流的情况下，应该使用什么经济衡量指标呢？此时因为大部分产品不稀缺，价格理论的基石垮掉了，所以就不会形成有效的价格体系，GDP统计也无意义。有人说过：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时间的累积。经济社会发展也一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也要有一个与之相匹配的衡量评价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级阶段，可以使用已经比较成熟的GDP体系。但是，GDP一定无法满足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阶段的衡量和评价需要。虽然进入富足社会，但不代表人不用劳动，不代表不需要核算经济指标，包括投入、產出等。
根据上文的分析，定什么经济衡量指标应该来自对发展目标的分析，人类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同时马克思也提出自由时间的概念，指出自由时间是人的闲暇时间，是人自由可支配的时间，是人能够直接用于发展自身各种本质力量的时间，是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这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角度，给出了发展的衡量指标—自由时间。
人的自由时间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吃饭、睡觉、家务劳动等生存和生活必要时间，这部分时间是个常量，主要支撑人的基本社会生存;二是从事旅游、社交、体育运动等休闲娱乐活动时间，从事这些活动可以增强人的各种品质，激发人的灵感。爱因斯坦曾经组织过著名的“奥林比亚科学院”学术沙龙，每晚大家谈笑风生之余，也产生了很多科学创见;三是学习时间。人们利用闲暇时间学习，对自身充电，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竞争力，也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在未来富足社会，自由时间不是用来偷懒的，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类最终将会进入共同富裕的时代，消除了阶级、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距，物质文化极大丰富，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人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此时，人类已经摆脱了低级需求的束缚，自由时间主要用于为了自我价值实现，同时也实现了社会价值。因此，自由时间在未来可能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一种指标。
传播中国理念的路径
历史大潮，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所以直到现在全球的治理体系依然是二战之后设定的框架体系，美国是毫无争议的“老大”。但是，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放弃了对全球其他国家的承诺，美元也就随之失去了“美金”的美誉。无论是2001年的“9·11”事件，还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采取的对策都是越来越多地关注自身，越来越少地关注全球。这既是美国囿于自身经济的压力，也从一个层面说明美国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变化了，也很难满足全球其他国家的诉求了。
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想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既要有实力，更要有担当，要有那份情怀和使命感。2012年，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利益”。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得到充分体验，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党认同、点赞。瑞士《新苏黎世报》文章反思道：“如果不是被制度竞争的思想分了心，世界可以利用中国知识为应对疫情作出更好的准备。”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每当灾难波及世界时，我们都再一次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恰逢其时”，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认为，“就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开展了全新探索，历史很可能为此感谢中国”。中国方案为抗击疫情提供了新标杆，也为人类发展指明了新方向。中国理念、中国方案讲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照抄照搬，共商共建共享，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将会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引领全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中国方案，推行中国理念，道路阻且长，在此过程中要坚持做到“兼容并蓄、增强自信、主动作为、分步实施”。 兼容并蓄。中华民族历来有兼容并蓄的优良传统，不管是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吸收先进思想，然后结合本土文化推陈出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主席曾经说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然后结合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如上文所述，GDP固然有局限性，不代表GDP就一无是处。辩证地看，作为一个流行世界近百年的指标，确实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非常大的历史贡献。因此，对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精华我们必须予以消化吸收，为我所用，成为中国方案的一部分。
增强自信。伟大实践孕育伟大理论，新时代呼唤新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绩，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领域的奇迹和典型案例，正是得益于没有完全照抄照搬西方的经验和方案，而是根据国情探索出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相比，我们的理论总结、提炼和积淀还非常不够，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现象还非常明显，最突出的现象就是：我们还讲不好中国故事，我们的故事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因此，我们首先要增强“四个自信”，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艰辛奋斗得来的。我们在此过程中的经历是值得总结、提炼的，是可以为全球其他渴望发展的国家提供帮助的。同时，我们还要学会讲中国故事，用不同的语言向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民族和人民生动地讲述中国故事。讲述中国故事不是目的是手段，讲述中国故事的目的是，将我们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国家和人民所吸收所应用，是为了与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主动作为。每逢世界遇到巨大转折，需要有国家站出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英国如此，美国也如此。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主动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从G20视频峰会前后习近平主席与相关国家领导人的通话日期（表5）及通话内容来看，笔者大胆猜测，习近平总书记在倡导召开本次G20视频峰会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协调作用。
分步实施。分步实施是整体思维的一种体现。中国人历来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主张统筹思考，辩证认知，标本兼治。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时间维度上提出“三步走”“两个一百年”。空间维度上，我们允许东南沿海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笔者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中国理念，也应该分步实施。
第一步，构建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其主要措施是推广“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中国方案。一方面在硬件上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在资金、技术、设备上给予支持，让以高铁、5G等为代表的成功案例惠及更多国家。另一方面推广与硬件设施配套的制度安排，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更好地发挥亚投行作用、加快推广孔子学院等。
第二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成第一步构建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此时中国完全有实力、有自信引领世界发展潮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历史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人类命运共同体会不会就是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呢？
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马克思主义就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
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成为人类公敌，对人类的生命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经济发展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每一次危机背后都隐藏着巨大转折，“黑死病”催生了文艺复兴，两次世界大战奠定了当前的世界格局，那么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是否会给人类发展指出一条新的道路呢？贡献中国方案、传播中国理念、讲述中国故事，并不是要让全球其他国家照抄照搬，而希望为全球其他国家提供参考和可能的选择，每个国家都应该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在取得成功以后，向人类贡献自己的解决方案，共同为人类发展贡献力量，这才是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只有这样，全球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一起迈向共产主义。
GDP是当前国际公认的核算国民经济规模的主要工具，也是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但是，GDP并不能代表经济发展质量和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在一段时期内，GDP异化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单纯追求高GDP，忽视经济发展质量和社会代价，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可能得而复失。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理论的指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转变，如果说GDP对于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挥了积极的正向的衡量作用。那么，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用什么样的积极的、正向的指标来衡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情况呢？又是什么样的指标能够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相匹配呢？笔者认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应该有所变化，应当基于当前社会现实选择全面、科学、可持续的经济指标，以此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GDP看似简单，就是一串数字。但是，它背后的计算方法却代表着人类对经济发展理论的深刻认识，本文试图将GDP掰开揉碎讲给您听。
自产生国家以来，政府便有国民经济测算的需求，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政府关注的经济指标有所不同。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生存是人类的主题，人口和粮食产量成为政府最关注的指标，一方面这两个指标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例如唐朝诗人杜甫在形容开元盛世时写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诗句，意思是想当初开元年间全盛的时候，一个小县城都有上万户人家，粮食丰收，公家和个人的粮仓都装满了粮食，这里用人口、粮食产量生动地描述了唐玄宗时期经济社会的繁荣程度。另一方面，人口和粮食产量也为统治者发动内外战争和个人享受提供了物质基础。工业社会，技术发生巨大进步，生产力比农业社会有了质的提升，人类已经基本解决了生存的问题，以美国为例，目前的农民只占1%，他们生产的粮食却还能出口50%，也就是说美国即使遇到天灾人祸粮食减产50%，照样可以自给自足。工业社会，发展商品经济，生产更多商品成为主题，政府关注的主要指标是GDP，即社会生产各种商品的货币表现。随着人类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世界更加扁平化，经济发展更加注重可持续和以人为本，单纯以GDP来衡量经济发展，不能准确衡量经济发展程度，同时也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GDP起源
在美国大萧条（1929-1933年）之前，西方世界奉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政策，政府做“守夜人”，什么都不管，相信市场机制有自我恢复的能力，例如经济衰退期时价格水平低到一定程度会增加消费者的需求量，在需求刺激下，厂商也会逐步恢复生产。但一国经济是个系统，各个方面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短期的经济衰退引发的失业等问题会造成连锁反应，最终很可能酿成社会危机，付出沉重代价。因此，古典经济学更关注长期，信奉市场自我调节的思想在当时引起了反思，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经济学认为经济衰退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应该相机抉择，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凯恩斯经济思想的框架中，政府既是“健身教练”，又是“医生”。作为“健身教练”，政府通过制定各种“健身”计划和创造条件引导经济长期向好发展，健身教练本身不做干预，只是起到辅助作用。作为医生，需要相机抉择，所谓“良医用药，病万变药亦万变”，比如同样是自限性疾病的感冒，面对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医生应该建议多注意休息，可以依靠身体机能自动恢复，轻易用药会对人身体产生副作用;而面对一个有各种并发症的垂暮老人，应该马上采取医疗措施以免危及生命。同理，如果在一个社会保障不健全和综合治理能力较弱的社会碰到经济危机和失业时，政府应该果断有所作为以免事态恶化。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失业者明天就要露宿街头和断顿了，此时经济学家告诉他，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市场会自我调节，可能半年后经济又会复苏，他又会找到工作。对方将接受还是抓狂？
大萧条（1929-1933年）爆发后，罗斯福采取了刺激政策，一方面政府需要了解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当时美国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对国民经济损失情况没有精确的统计，主观上可以通过失业率、股票价格等指标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但社会财富具体损失多少没有概念。另一方面罗斯福刺激政策需要向国会申请费用，这也需要有确切的数据支撑。国民经济核算统计的任务交给了俄籍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最早由他提出GDP的算法，根据他的测算，美国1933年的国民收入比1929年减少一半，结论一出，朝野震惊，罗斯福根据这些数据向国会申请支出，国会顺利通过。最初GDP的出现，只是一个科研机构的研究结果，作为工具统计社会财富，解决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衡量的问题，本身不带政治属性。如今，社会上也有很多咨询和科研机构发布相关报告，这些数据多数作为一种参考，没有到异化的地步。但GDP出现后，很快被政府“看上”，并进行了一系列的修订，比如库兹涅茨的GDP指标统计是没有政府支出的统计项目，而凯恩斯提出应该将政府支出统计在内，在双方的论战中，政府支持了凯恩斯，而后由政府主导逐渐将GDP推向“神坛”，成为衡量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指标，其根本目的还是希望扩大政府权力，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辩护。二战结束后，美国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由美国支持欧洲经济复苏，美国提出援助，需要知道钱花在哪里，花钱的效果怎么样，通过援助到底可以增加多少国民收入，這种背景下，GDP统计也就顺理成章地引入了欧洲并逐渐普及到全世界。 总之，当西方世界遭遇大萧条，凯恩斯主义开始崭露头角，政府希望干预经济的背景下诞生了GDP的概念，GDP的出现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解释。
GDP定义
在说明GDP的定义之前，应该首先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定义。在经济学上，经济增长被定义为产量的增加，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进步。经济增长侧重“量”的概念，比如可以由GDP来衡量，经济发展侧重“质”的概念。GDP的全称是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指经济社会（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
GDP有几大特点：一是GDP以货币衡量，所有最终产品必须以市场价格通过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否则不同产品的计价单位不同。如果只是罗列出社会各个产业生产的产品数量，一方面无法加总，另一方面无法区分不同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例如，今年农业生产了1万斤小麦和2万吨白菜对经济贡献大，还是工业生产了2000辆汽车对社会的贡献大，单纯从数量上无法区分，必须要通过货币形式表现出来，才能加总和区分不同产业的贡献率;
二是GDP强调最终产品的价值，所谓最终产品指一定时期生产的、由最后使用者购买的产品和劳务，各类中间产品（作为生产其他产品投入的产品）的价值不计入GDP，比如农民生产出小麦（假定市场价值10元，同时假定农民劳动和化肥、种子等各类投入忽略），小麦由面粉厂磨成面粉（假定市场价值15元），面粉由面包厂制成面包（假定市场价值30元），GDP统计的时候，只统计最终面包的价值30元，因为面包才是被最后使用者购买的最终产品，才是这个时期真正贡献给社会的，小麦和面粉的价值不会统计，否则会造成重复计算;
三是GDP强调生产而不是销售的最终产品价值，仍以上述生产面包为例，面包厂生产了10个面包，但只卖掉7个，那么GDP还是30元，其中包含了9元的存货投资，相当于企业自己买了自己的产品;
四是GDP强调流量而非存量，比如一栋房子2019年建造售价100万元，2020年房主卖掉售价110万元，那么这110万元不算2020年的GDP，因为该房子生产年份已过，当然这其中的中介费是可以算在2020年GDP中的;
五是强调地域概念，比如在海外工作的中国人取得的收入都计入当地的GDP，而不算中国的GDP;
六是强调市场价值，比如自己做的家务劳动等自给自足的活动和非市场活动都不计入GDP。
GDP核算方法。目前通用的GDP核算方法有三种：生产法、支出法、收入法。理论上这三种方法核算GDP的值是一样的，其原理是产出=支出=收入。因为每一笔交易有卖方，就有买方，卖方的销售收入=买方的购买支出，当有存货的时候，买卖双方都可以被认为是同一主体，相当于自己买自己的东西，例如企业卖出30000元的衣服，相当于消费者花30000元买了衣服，只要统计出该时期所有买衣服的消费者的支出，也就相当于算出了这一时期的GDP。为什么产出=收入呢？还是以生产衣服为例，企业要生产出衣服，需要投入各类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西方经济学认为企业家才能也是生产要素，其报酬为正常利润）等，雇佣工人需要付给工人工资，使用土地要付给土地所有者地租，投入资本需要付给资方（比如银行）利息，剩下的利润是企业家的报酬（当然利润可以是负的），也就是说企业卖出的衣服得来的钱最终都转化成了工人、土地所有者、银行、企业家等人的收入，只要把这些人的收入统计出来也能得出该时期的GDP。那么最后，能不能直接统计产出呢？我们把最终产品分类，然后直接把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汇总不就得出来GDP了吗？这样不是更加简单清晰？即利用公式GDP=∑Pi Qi （i=1，2，3……n），其中Pi 为第i种最终产品价格，Qi 为第i种最终产品的产量，这种方式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上很难区分哪种产品是最终产品，比如如果面包厂买了面粉来加工面包，此时面粉就是中间品，如果家庭主妇买了面粉回家做成馒头，此时面粉就是最终产品。为解决这个问题，一般使用价值增值方法来统计产出，即统计每个生产的每个环节的价值增值，还是上述面包的例子，参考表1，面包的生产环节包括种植小麦、做面粉、做面包，种植小麦环节的价值增值量为10元（为简化模型，前面已经假定忽略各类成本），做面粉环节的价值增值为15-10=5元，做面包环节的价值增值为30-15=15元，将各个环节的价值增值汇总后，依然和最终产品面包的产出30元相等。如果考虑到面粉有可能也是最终产品，将模型扩展一下，参考表2，假设面粉厂生产的面粉有10元被面粉厂买走作为中间品生产面包，有5元被家庭主妇买走做成馒头此时面粉为最终产品（注意面粉才是最终产品，而不是馒头，馒头是家庭主妇自己劳动生产的不计入GDP，此外做馒头投入的发酵粉、水、面盆、锅等同面粉一样也是最终产品，但简化模型，这些都不在模型中体现），这5元可以看作是此时社会的最终产品有5元面粉和20元面包，即GDP为25元，而各个生产环节价值增值为10+5+10=25元，也等于最终产品的价值。各国在统计GDP中用生产法和收入法比较多，因为支出法要统计最终产品的支出，同样面临很难确定最终产品的问题，使用较少，我国统计GDP就使用生产法和收入法相结合的方法，根据资料来源不同，有的行业比如工业、农业使用生产法，有的行业比如服务业使用收入法。表3和表4为近五年来我国GDP和三次产业构成变化情况，图中可以看出我国GDP构成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第一产业占比较低。
GDP的意义。GDP首先是衡量经济增长的工具，人们可以通过GDP清晰地看到经济增长的轨迹，这是研究经济发展的一大进步。同时，GDP不仅是数字，其背后的计算方法体现了人类对经济增长规律的理解，也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合法性。
计划经济无法计算或无法准确计算GDP。弄清楚了GDP的定义和核算方法，就可以得出结论：计划经济没有GDP，其原因一是计划经济时期，大多数产品没有市场交易，而由国家或集体直接调拨和分配，也就没有用货币计价的价格。比如当时房子、汽车都是国家给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配给。农村生产队直接给社员记工分，而不是发工资。教育、医疗基本是公费，建国以后中国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其土地、资源都是免费使用，人力投入也是计工分甚至是义务劳动;二是计划经济时期，很多可交易的产品不完全是凭价格交易。例如中国计划经济期间，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买卖使用粮票、布票等;三是计划经济时期，价格体系是扭曲的。当时所有的价格都是政府规定的，不是真正的市场价格。实际上计划经济期间，前苏联和中国一直使用的是MPS的统计体系，只统计物质生产部门的产出，现在我們看到的前苏联和中国GDP规模都是事后估算的，而且因为上述原因，其估算并不准确。 GDP局限性
说到GDP的局限性，首先要从一则广为流传的经济学段子说起。说两个经济学家散步，突然看到一堆狗屎，甲对乙说你吃了这堆狗屎我给你100万元，乙经受不住诱惑吃了狗屎。过了一会儿，两人又看到一堆狗屎，乙对甲说，你吃了这堆狗屎我给你100万元，甲也见钱眼开吃了狗屎。两人继续散步，突然乙觉察不对劲，说我们什么也没得到但却吃了两堆狗屎，甲笑着说：“但是我们创造了200万元的GDP”。可见，单纯以GDP导向的经济发展理论在民间已经“破产”。
那么，GDP作为统计指标有什么不足？一是不能精确地反映社会总产值，像家庭中父母抚养子女以及子女照顾老人的劳动、政府提供的一些服务，对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没有纳入GDP的统计;二是不能反映社会成本和代价，如果只顾追求GDP的数字增长，破坏了生态环境，甚至对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断绝后代发展机会，威胁人的生命健康，这种发展不要也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三是不能反映人们生活的质量，如果为了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忽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休闲，这是本末倒置，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人而不是数字;四是不能反映收入和财富分配状况。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不仅反映人民生活的满意度，同时也对经济发展起着很大作用，计划经济大锅饭虽然不可取，但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也会抑制经济发展，如果普通人自身再努力也比不上“富二代”“拆二代”，经济发展也会失去动力;五是GDP不能反映产品质量。同样是1000元的手机，十年之前只能打电话、发短信，而现在可以买一个智能手机，两者的使用价值大相径庭;六是GDP并没有硬性规定哪些产品（服务）可以计入或不可以计入GDP，实际上政府完全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例如欧盟的GDP是计算卖淫和贩毒等违法收入的;七是不能反映经济增长潜力。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我国人均GDP很低，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人均GDP也只有156美元，当时世界公认的最贫穷地区之一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GDP为490美元，我国不到它的三分之一，但前三十年的建设为我们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前三十年兴修水利和大力发展重工业，就不会有我们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强劲的推动力，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产业链体系最完全的国家，那三十年的努力奋斗功不可没。
GDP的局限性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真实实力并不仅仅决定于其GDP的高低。举个例子：A经济体人均GDP为20000美元，B经济体人均GDP为40000美元。单纯看人均GDP这个指标，B经济体的实力明显比A强。如果加上其他指标呢？A经济体人口有10000人，B经济体人口有100人。此时谁的实力更强一些呢？再加一些指标看看，A经济体人口粮食基本自给自足，还略有剩余还能出口;工业体系基本健全，少量零部件需要进口。B经济体粮食全部依靠进口，其财政收入严重依赖一种自然资源的出口。A和B谁的实力更强，结论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为什么政府热衷扩大GDP？这是因为可以通过提高GDP获得更大的财政权力，现在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和GDP的比率都有一定标准，只有GDP扩大了，政府才能调用更多的钱。
总之，GDP只是衡量经济增长的工具之一，很多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指标无法通过GDP表现出来。但GDP现在由工具异化成目标的趋势越来越明显，GDP的局限性导致其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无法匹配新时代的新要求。
中国国民经济
核算指标的演变
经济发展最终目标是服务于人，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观上我们希望实现经济发展一步到位，但任何脱离社会发展阶段的目标和行动都是揠苗助长，我们在这方面做出过艰辛的探索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经济发展目标必须来自对当前社会阶段主要矛盾清醒客观的认识，通过客观分析当前社会现实得出主要矛盾，通过主要矛盾认识到当前的主要目标，然后通过什么抓手（具体指标）来达到目标，完成这些指标要采取什么措施。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矛盾，经济发展成为我们的主要任务，从那时起至现在，我国主要矛盾经历过三个阶段：
以钢为纲和以粮为纲的时代。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要矛盾是落后的农业国和先进的工业国之间的矛盾，基于这个主要矛盾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工业强国。那么，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主要矛盾是落后的农业和先进的工业之间的矛盾呢？为什么不能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我们基于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对外自由贸易，招商引资，对内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快钱的产业？这是基于历史经验和现状得出来的，近代以来教训告诉我们必须要坚持工业化，否则落后就要挨打，鸦片战争前夕，大清的GDP占世界三分之一，民国时期上海是远东第一大城市，繁华程度独秀亚洲，但没有工业基础，特别是没有重工业基础，面对外敌入侵，所有成果一夜之间都化为“炮灰”。另外当时世界的主体不是和平和发展，而是冷战和局部战争，因此我们必须要坚持工业化，而且是快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我们的目标要快速实现工业化，最能体现工业化程度的指标是什么？是钢产量。这个阶段国民经济核算指标采用的是物质平衡表体系（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简称MPS），MPS和当前GDP的核算标准属于两个体系，前者只计算物质部门的产出，将非物质生产的服务业排除在外，这段时期我们实际上采取的是以钢为纲和以粮为纲的政策。实现钢产量快速增加的手段或措施是什么？是计划经济，因为如果不通过计划经济强行实行“工农业剪刀差”，就无法短期聚集大量资源到工业;如果不实行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严禁“盲流”，城市就会聚集大量的人口，现有资源无法养活这么多人;如果不实行企业国有化，一切决策听中央指挥，趋利的企业就会发展快钱的轻工业、服务业，重工业就发展不起来;如果不人为提高汇率，就买不到足够的重工业发展所需的设备。通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建设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虽然GDP很低，人民貧穷，但为改革开放经济大发展蓄积了能量，提供了基础设施。 GDP时代。改革开放初期至十九大，我国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基于这个主要矛盾，由此得到的目标是发展生产力，做大蛋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1977年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特别是农民为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当时有干部考察某山区发现一户人家中有两个女儿，但只有一条裤子，只能谁出门谁穿，这种情况虽然是个别现象，但当时人民群众对改善物质条件的渴望势不可挡。如前文所述，人均GDP上看，1978年我国人均GDP为156美元，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还要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谈协调发展，因此这段时期我们关注的指标就是GDP，这也是当时条件下所能衡量国民经济增长最为靠谱的指标，在此背景下，1985年中国确定了以GDP来衡量国民经济增长。指标确定了，那么如何实现GDP的增长呢？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只有市场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每个人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命运和生活而努力奋斗，实现人尽其才，只有市场才能充分实现资源的最优组合，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和组合，价高者得，实现物尽其才。通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我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被称为“世界工厂”，有着世界上最完备的产业链体系。
新时代。十九大至今，我国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于这个主要矛盾，由此得出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进入新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单纯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已不适合我国的国情，需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国民经济核算指标的变化，反映着一国政府经济政策和采用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刻。经济学是观点分歧最严重的领域之一，人们常说三个经济学家有四个观点，其实大多争论都不在一个频率上，大家各说各话，有人认为政府应该干预经济，有人认为不应该干预，其背后分别有着不同学派的观点做支撑，但经济学真正关心的是局限条件的转变，也就是理论的各種假设，脱离了经济社会条件空谈理论对错毫无意义。反之，如果大家对当前形势有了客观的认识，那么不同学派理论得出的结论也可能是一致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采取什么经济政策，选择使用什么核心指标，必须依赖于当前的社会实践。
经济发展综合
评价指标的思路
GDP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走上了死胡同，是时候升级GDP的概念或者丰富GDP的内涵了，甚至可以提出一个新的能够全面、准确、客观地评价经济社会发展的概念指标，替代GDP。GDP不是从来就有，中国汉唐盛世没有GDP，“日不落”的英国没有GDP，曾经雄霸一时的前苏联没有GDP，公认的幸福度最高的北欧国家人均GDP也不是最高的，甚至进不了全球前十。GDP诞生于美国，随着“马歇尔计划”逐步被全球其他国家所接受。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任何事物都会经历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过程，GDP也不例外。除非它能与时俱进、应时而变。从某种程度上，笔者认为，美国更像一家公司。它的三权分立几乎就是股份公司的董监事会和经营层的翻版。所以，GDP诞生于美国也不足为奇。州政府乃至联邦政府可以宣布破产，这在美国已经不是什么“故事”了，即使放眼全球，也可能是独此一份。政府可以像公司一样申请破产，只需要承担有限责任。现在，美国联邦政府发行的美元是全球通用货币，因此不妨可以设想，美国输出以GDP为代表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配合美元的世界货币功能以及美国的军事实力，客观上是在向世界“吸血”，发展中国家不计成本地发展GDP向美国输出廉价商品，而国内经济却没有发展起来。以近年中东一系列事件为例，美国极力推广的西方模式不仅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和平和发展，反而从“阿拉伯之春”变为“阿拉伯之冬”，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笔者有一个猜想，GDP的提出也许是起源于公司收入和利润的延伸。再进一步，公司的定义：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组织）。这个定义也是有问题的。基业长青，说的是活得久。永续经营才是公司的目标，或者为客户、为社会创造价值才是公司的目标。赚钱只是一个结果。如果设立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长久谋利，而只需要承担有限责任，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但是，笔者也不否认，这也是资本主义在过去几百年得到长足发展的一个基础。中华民族历来就有“父债子偿”的说法，这是与“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完全不同的理念。史玉柱东山再起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估计在西方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笔者认为，经济发展衡量指标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结合社会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选择全面、科学、可持续的发展指标，本文试图提供两种思路，一种是当前社会应采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标，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考虑进来，一种是未来社会应采用自由时间作为衡量指标，以反映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标。经济发展是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单纯追求GDP增长将破坏经济发展平衡，甚至可能吞噬我们的发展成果。新时代呼唤新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同时指出要注重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目前我国尚未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新的指标体系必然会增加社会民生、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考量。目前人类已经进入数字时代，我们日常经济生活的各类数据随时随地可以获取，这从技术上解决了获取各类指标的可操作性问题，因此如何构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指标和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环境尤为重要。笔者认为，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应该是全面、科学、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标，可以有这么一种思路，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标由不同子系统构成，包括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社会民生、资源环境等，每一个子系统都赋给一定权重，权重可以根据社会发展阶段不断调整，每个子系统加权平均后得到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指标，同时每个子系统又有不同模块组成，这些模块的加权平均求得子系统的值。例如经济增长子系统包括绿色GDP（剔除环境成本）、闲暇时间、对外开放程度、经济结构、就业率、政府转移支付、通货膨胀率等，科技进步子系统包括研发费用、高科技专利数量、科技从业人员数量等，社会民生子系统包括贫困人口占比、弱势群体占比、犯罪率、公共卫生条件、人口寿命、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受教育年限等，资源环境子系统包括空气质量指标、水质量指标、绿化率、废物利用率等。 自由时间指标。自人类诞生以来，人类面临最大的主题是稀缺，西方经济学的基石也是建立在稀缺基础上的，因为稀缺所以会出现竞争，这些竞争曾经是通过抓阄、欺骗、盗窃、掠夺抑或是战争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价格即价高者得来实现，而市场价格的竞争是目前所有已知竞争方式中相对而言最公平、最温和、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这个价格不一定是金钱，它是指为得到某种东西放弃的代价，可以是粮食、货币等。那么评估这个代价的基础是什么？西方经济学认为是人的边际效用，为什么水这么重要但是很便宜呢？因为正常情况下水资源是够用的或者说富足的，唾手可得的，它的边际效用就很低，所以你愿意付出的代价就很低，价格就会低，可当你处于沙漠之中需要水救命时，这时水的边际效用就很高，价格也会很高。因此，西方经济学固然有其不足，但其基础假设即稀缺是符合现实条件的，基于这个假设的价格理论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其实统计GDP的基础也是价格，正因为有价格，我们才能把林林总总的不同物品加总，而价格的基础是稀缺。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稀缺还会继续存在吗？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物质文化极大丰富，文明高度发达，稀缺不会是主流，大部分产品将变得不稀缺，但稀缺仍然会存在，比如新鲜空气是稀缺的，上海市崇明岛的空气就比上海市区好，飞机的不同位置也是稀缺的，美女帅哥是稀缺的，歌星的歌喉是稀缺的……在不可以预见的未来，人们能否从根本上解决稀缺，这个就需要“脑洞大开”了。那么我们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即进入富足社会稀缺不是主流的情况下，应该使用什么经济衡量指标呢？此时因为大部分产品不稀缺，价格理论的基石垮掉了，所以就不会形成有效的价格体系，GDP统计也无意义。有人说过：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时间的累积。经济社会发展也一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也要有一个与之相匹配的衡量评价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级阶段，可以使用已经比较成熟的GDP体系。但是，GDP一定无法满足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阶段的衡量和评价需要。虽然进入富足社会，但不代表人不用劳动，不代表不需要核算经济指标，包括投入、產出等。
根据上文的分析，定什么经济衡量指标应该来自对发展目标的分析，人类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同时马克思也提出自由时间的概念，指出自由时间是人的闲暇时间，是人自由可支配的时间，是人能够直接用于发展自身各种本质力量的时间，是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这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角度，给出了发展的衡量指标—自由时间。
人的自由时间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吃饭、睡觉、家务劳动等生存和生活必要时间，这部分时间是个常量，主要支撑人的基本社会生存;二是从事旅游、社交、体育运动等休闲娱乐活动时间，从事这些活动可以增强人的各种品质，激发人的灵感。爱因斯坦曾经组织过著名的“奥林比亚科学院”学术沙龙，每晚大家谈笑风生之余，也产生了很多科学创见;三是学习时间。人们利用闲暇时间学习，对自身充电，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竞争力，也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在未来富足社会，自由时间不是用来偷懒的，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类最终将会进入共同富裕的时代，消除了阶级、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距，物质文化极大丰富，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人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此时，人类已经摆脱了低级需求的束缚，自由时间主要用于为了自我价值实现，同时也实现了社会价值。因此，自由时间在未来可能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一种指标。
传播中国理念的路径
历史大潮，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所以直到现在全球的治理体系依然是二战之后设定的框架体系，美国是毫无争议的“老大”。但是，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放弃了对全球其他国家的承诺，美元也就随之失去了“美金”的美誉。无论是2001年的“9·11”事件，还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采取的对策都是越来越多地关注自身，越来越少地关注全球。这既是美国囿于自身经济的压力，也从一个层面说明美国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变化了，也很难满足全球其他国家的诉求了。
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想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既要有实力，更要有担当，要有那份情怀和使命感。2012年，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利益”。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得到充分体验，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党认同、点赞。瑞士《新苏黎世报》文章反思道：“如果不是被制度竞争的思想分了心，世界可以利用中国知识为应对疫情作出更好的准备。”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每当灾难波及世界时，我们都再一次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恰逢其时”，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认为，“就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开展了全新探索，历史很可能为此感谢中国”。中国方案为抗击疫情提供了新标杆，也为人类发展指明了新方向。中国理念、中国方案讲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照抄照搬，共商共建共享，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将会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引领全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中国方案，推行中国理念，道路阻且长，在此过程中要坚持做到“兼容并蓄、增强自信、主动作为、分步实施”。 兼容并蓄。中华民族历来有兼容并蓄的优良传统，不管是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吸收先进思想，然后结合本土文化推陈出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主席曾经说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然后结合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如上文所述，GDP固然有局限性，不代表GDP就一无是处。辩证地看，作为一个流行世界近百年的指标，确实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非常大的历史贡献。因此，对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精华我们必须予以消化吸收，为我所用，成为中国方案的一部分。
增强自信。伟大实践孕育伟大理论，新时代呼唤新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绩，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领域的奇迹和典型案例，正是得益于没有完全照抄照搬西方的经验和方案，而是根据国情探索出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相比，我们的理论总结、提炼和积淀还非常不够，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现象还非常明显，最突出的现象就是：我们还讲不好中国故事，我们的故事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因此，我们首先要增强“四个自信”，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艰辛奋斗得来的。我们在此过程中的经历是值得总结、提炼的，是可以为全球其他渴望发展的国家提供帮助的。同时，我们还要学会讲中国故事，用不同的语言向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民族和人民生动地讲述中国故事。讲述中国故事不是目的是手段，讲述中国故事的目的是，将我们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国家和人民所吸收所应用，是为了与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主动作为。每逢世界遇到巨大转折，需要有国家站出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英国如此，美国也如此。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主动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从G20视频峰会前后习近平主席与相关国家领导人的通话日期（表5）及通话内容来看，笔者大胆猜测，习近平总书记在倡导召开本次G20视频峰会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协调作用。
分步实施。分步实施是整体思维的一种体现。中国人历来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主张统筹思考，辩证认知，标本兼治。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时间维度上提出“三步走”“两个一百年”。空间维度上，我们允许东南沿海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笔者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中国理念，也应该分步实施。
第一步，构建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其主要措施是推广“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中国方案。一方面在硬件上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在资金、技术、设备上给予支持，让以高铁、5G等为代表的成功案例惠及更多国家。另一方面推广与硬件设施配套的制度安排，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更好地发挥亚投行作用、加快推广孔子学院等。
第二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成第一步构建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此时中国完全有实力、有自信引领世界发展潮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历史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人类命运共同体会不会就是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呢？
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马克思主义就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
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成为人类公敌，对人类的生命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经济发展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每一次危机背后都隐藏着巨大转折，“黑死病”催生了文艺复兴，两次世界大战奠定了当前的世界格局，那么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是否会给人类发展指出一条新的道路呢？贡献中国方案、传播中国理念、讲述中国故事，并不是要让全球其他国家照抄照搬，而希望为全球其他国家提供参考和可能的选择，每个国家都应该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在取得成功以后，向人类贡献自己的解决方案，共同为人类发展贡献力量，这才是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只有这样，全球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一起迈向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