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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海派文化不只和北京文化作对比，还拿来和广州、天津、武汉、重庆、南京、香港的城市文化进行比较，拿来和纽约文化、柏林文化、首尔文化进行比较。在法国学者白吉尔看来，海派文化“绝不是单纯模仿外来的生活方式，而是有着更丰富的内涵”，是“对传统文化和外国模式的双重背叛”。正因为此，海派文化即便褒贬不一，亦能脱颖而出，独立于世。
在上海大学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本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稗类钞》（戏剧卷），其中有这么一句话：“京伶呼外省之剧曰海派”，意思是北京的京剧表演者称呼北京以外的京剧演出为“海派”。根据我们的考证，这可能是目前所知“海派”一词最早见诸文字的记载。
后来，“海派”一词逐渐专门指向了上海。
从“京海之争”诞生
上海能够自成一派，无论是自称，还是别人授予的名号，都是很不容易的。天津想做“津派”，汉口想当“汉派”，广东自称“岭南派”，但都没有像上海的“海派”如此响亮，如此家喻户晓。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上海作为中西方交流的第一口岸，西方输入的工业文明首先改变了上海的生活方式，先进的机器设备为这里的文化向内地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开放的城市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青年才俊从上海出发前往日本和欧美留学，又回到这座城市参与改良文化、启蒙民众;嗅觉灵敏的商人找到机会，打造上海品牌，提供不同层次人群多元的消费需求。然而最为重要的是，当中国从一个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时候，是年轻的上海作为新兴城市的代表，她引领着时尚，引领着创新;这与深受传统文化浸淫、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北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是终于出现所谓的“海派”和“京派”对立的原因。
上海能够成为“海派”，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就有了所谓的“海式样”“上海派”等提法，不过“海派”一词的出现，是在大约1910年代的京剧领域。这时上海的南派京剧，在经过十多年的改良后，形成了不同于北京正统京剧的独立风格。从开始时被鄙夷，逐步得到曲艺界的认可，才真正成为了一“派”。人们往往以为“海派”向来是个贬义的词语，事实上这时已把京剧名角李春来、盖叫天、韩长宝等都称为了“海派”，1922年的天津《大公报》甚至刊文说“梅兰芳之古装，实系仿自外江（即海派），然梅乃不得外江之名，……实则真正外江，亦自不乏佳者”。
大约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从江苏省划分出来，成立了上海特别市，城市经济发展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人多了，钱多了，风气却不好了。“海派”从专指京剧，变成了文化生活上的泛指。此时的上海，不同的政治派别斗角勾心，不同的文艺流派争鸣辩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称其“魔都”“冒险家的乐园”，有鄙其“只务外表之花团锦凑，不求基本的真才实能”，更有斥其“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社会舆论呈一边倒的态势，人人对“海派”避之若浼，不批评几句就不能显出自己的清白。我们今天对于“海派”的不佳印象，大致是缘于此。
30年代文坛著名的“京海之争”，就出现于这一阶段。当时上海的文化人士，包括鲁迅、曹聚仁、阿英、胡风，都非常不满上海的邪风恶习，不过他们也清楚地看到“海派”与“京派”在本质上的区别。纵然“海派”近商，纵然上海也有藏污纳垢，但这片土地是中国最早尝试画报、电影、唱片、广播电台等新鲜事物的地方，是最早出现教科书、艺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城市，也是最早实践文化改良、酝酿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舞台。与其遮遮掩掩“把外衣加长，把尾巴盖住”自己的弊病，还不如坦然地“索性把尾巴拖出来”;与其“裹着小脚，躲在深闺”不思改变，还不如摩登地“穿高跟鞋”勇于创新。也正是这个原因，此时京剧名家周信芳并不讳言“海派”，画坛新秀潘天寿也能以传承“海派”为荣了。
当经历了艰苦的抗战后，有人反思北京的知识分子由于“清高”差点误国，也有人发现“海派精神”若是纠正了弱点，是能“适应于一个现代国家的新环境的”。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整个50年代，对于“海派”是有着很多正面评价的。比如说“海派”有着“非常好的传统，这就是敢于创新、大胆革新的精神”，而勇于革新、富于创造、兼收并蓄、标新立异也被视为“海派”的特点。只可惜没过多久，十年动乱时期“海派”被诬为“修正主义的黑货”，成了批判的對象。
重新审视“海派”
直至80年代，“海派”才得以被重新审视，不仅关注某种文艺流派，或是某个文化现象，上海的学术界开始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提出“海派文化”。
近30年来，一大批涉及海派文化的论著相继问世，迄今约有三四百种图书和五千余篇论文，研究范围包括海派文化的源流和形成因素，形成轨迹和内容范围，性质特征和传承发展等等。相关的研究还涉及海派美术、文学、电影、音乐、戏剧、电视、广播、娱乐、文化教育，以及商业、中医、语言、建筑、设计、饮食、茶艺、园林、盆景、旅游、收藏等众多领域。目前已经出版的33种且还在陆续创作的“海派文化丛书”，不囿于文化领域的限制，不囿于时代的限制，开创出一种新的海派研究方法。
此外，学术界还陆续举办了包括“‘海派’文化特征学术讨论会”（1985）、“上海文化·都市文化·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1998）、“海派文化与上海城市精神学术座谈会”（2004）、“中外人士论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2004）、“海派文化对长三角区域文化发展的影响研讨会”（2009）、“世博会与海派文化的张力研讨会”（2009）等等一系列会议，尤其是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自2002年起，至今已连续举办了十五届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
海派文化受关注之广泛，研究之深入，论著之丰富，纵观整个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实属极为罕见。
近现代的上海不只是一座城市，她是中国新兴城市、现代化城市的引领和代表;海派文化不只是一座城市的文化，一个区域的文化，她是中国近现代转型文化的代表。“海派文化以上海为中心向经济发达的区域扩散，是历史之必然”（沈渭滨语），如今海派文化不只和北京文化作对比，还拿来和广州、天津、武汉、重庆、南京、香港的城市文化进行比较，拿来和纽约文化、柏林文化、首尔文化进行比较。
海派文化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她具有现代性和世界性;海派文化也不同于西方文化，她植根于中国传统，同时汲取来自中西方的文化养料，培育出一种新生文化。在法国学者白吉尔看来，海派文化“绝不是单纯模仿外来的生活方式，而是有着更丰富的内涵”，是“对传统文化和外国模式的双重背叛”。正因为此，海派文化即便褒贬不一，亦能脱颖而出，独立于世。
有人认为，“海派”在历史上曾是个不好的词语，所以不该以此命名文化。其实前人已经能够客观认识“海派有创造性，但是没有保守的能力，致流入取巧应付一途”，能够直言“海派”在“好的方面是气魄伟大，机动灵活，好客尚养和崇尚革新等等;坏的方面是夸大轻浮，奢侈浪费，恃强凌弱和标异狂为”。世界上没有一种完美的文化，文化因其多元，所以美丽。
有人说“海派无派”（程十发语），这是个边界不清、范围不明的名词;但也有人总结出“前海派” “后海派”“旧海派” “新海派” “准海派” “大海派” “外海派” “超海派”……正如埃德加·德加不承认自己是“印象派”，包天笑不承认自己是“鸳蝴派”，所谓的“海上画派” “海派文化”都是后人对前者的归纳和定义。民国时期那些拒绝“海派”身份的人，有的真正是“海派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他们值得尊重和研究。
1917年《清稗类钞》最初刊行，到今年恰好是整一百周年。与其说为“海派”正名，不若是传承其精华，指出其不足。不虚美，不隐恶，这应是当代研究者的态度。
在上海大学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本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稗类钞》（戏剧卷），其中有这么一句话：“京伶呼外省之剧曰海派”，意思是北京的京剧表演者称呼北京以外的京剧演出为“海派”。根据我们的考证，这可能是目前所知“海派”一词最早见诸文字的记载。
后来，“海派”一词逐渐专门指向了上海。
从“京海之争”诞生
上海能够自成一派，无论是自称，还是别人授予的名号，都是很不容易的。天津想做“津派”，汉口想当“汉派”，广东自称“岭南派”，但都没有像上海的“海派”如此响亮，如此家喻户晓。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上海作为中西方交流的第一口岸，西方输入的工业文明首先改变了上海的生活方式，先进的机器设备为这里的文化向内地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开放的城市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青年才俊从上海出发前往日本和欧美留学，又回到这座城市参与改良文化、启蒙民众;嗅觉灵敏的商人找到机会，打造上海品牌，提供不同层次人群多元的消费需求。然而最为重要的是，当中国从一个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时候，是年轻的上海作为新兴城市的代表，她引领着时尚，引领着创新;这与深受传统文化浸淫、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北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是终于出现所谓的“海派”和“京派”对立的原因。
上海能够成为“海派”，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就有了所谓的“海式样”“上海派”等提法，不过“海派”一词的出现，是在大约1910年代的京剧领域。这时上海的南派京剧，在经过十多年的改良后，形成了不同于北京正统京剧的独立风格。从开始时被鄙夷，逐步得到曲艺界的认可，才真正成为了一“派”。人们往往以为“海派”向来是个贬义的词语，事实上这时已把京剧名角李春来、盖叫天、韩长宝等都称为了“海派”，1922年的天津《大公报》甚至刊文说“梅兰芳之古装，实系仿自外江（即海派），然梅乃不得外江之名，……实则真正外江，亦自不乏佳者”。
大约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从江苏省划分出来，成立了上海特别市，城市经济发展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人多了，钱多了，风气却不好了。“海派”从专指京剧，变成了文化生活上的泛指。此时的上海，不同的政治派别斗角勾心，不同的文艺流派争鸣辩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称其“魔都”“冒险家的乐园”，有鄙其“只务外表之花团锦凑，不求基本的真才实能”，更有斥其“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社会舆论呈一边倒的态势，人人对“海派”避之若浼，不批评几句就不能显出自己的清白。我们今天对于“海派”的不佳印象，大致是缘于此。
30年代文坛著名的“京海之争”，就出现于这一阶段。当时上海的文化人士，包括鲁迅、曹聚仁、阿英、胡风，都非常不满上海的邪风恶习，不过他们也清楚地看到“海派”与“京派”在本质上的区别。纵然“海派”近商，纵然上海也有藏污纳垢，但这片土地是中国最早尝试画报、电影、唱片、广播电台等新鲜事物的地方，是最早出现教科书、艺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城市，也是最早实践文化改良、酝酿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舞台。与其遮遮掩掩“把外衣加长，把尾巴盖住”自己的弊病，还不如坦然地“索性把尾巴拖出来”;与其“裹着小脚，躲在深闺”不思改变，还不如摩登地“穿高跟鞋”勇于创新。也正是这个原因，此时京剧名家周信芳并不讳言“海派”，画坛新秀潘天寿也能以传承“海派”为荣了。
当经历了艰苦的抗战后，有人反思北京的知识分子由于“清高”差点误国，也有人发现“海派精神”若是纠正了弱点，是能“适应于一个现代国家的新环境的”。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整个50年代，对于“海派”是有着很多正面评价的。比如说“海派”有着“非常好的传统，这就是敢于创新、大胆革新的精神”，而勇于革新、富于创造、兼收并蓄、标新立异也被视为“海派”的特点。只可惜没过多久，十年动乱时期“海派”被诬为“修正主义的黑货”，成了批判的對象。
重新审视“海派”
直至80年代，“海派”才得以被重新审视，不仅关注某种文艺流派，或是某个文化现象，上海的学术界开始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提出“海派文化”。
近30年来，一大批涉及海派文化的论著相继问世，迄今约有三四百种图书和五千余篇论文，研究范围包括海派文化的源流和形成因素，形成轨迹和内容范围，性质特征和传承发展等等。相关的研究还涉及海派美术、文学、电影、音乐、戏剧、电视、广播、娱乐、文化教育，以及商业、中医、语言、建筑、设计、饮食、茶艺、园林、盆景、旅游、收藏等众多领域。目前已经出版的33种且还在陆续创作的“海派文化丛书”，不囿于文化领域的限制，不囿于时代的限制，开创出一种新的海派研究方法。
此外，学术界还陆续举办了包括“‘海派’文化特征学术讨论会”（1985）、“上海文化·都市文化·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1998）、“海派文化与上海城市精神学术座谈会”（2004）、“中外人士论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2004）、“海派文化对长三角区域文化发展的影响研讨会”（2009）、“世博会与海派文化的张力研讨会”（2009）等等一系列会议，尤其是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自2002年起，至今已连续举办了十五届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
海派文化受关注之广泛，研究之深入，论著之丰富，纵观整个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实属极为罕见。
近现代的上海不只是一座城市，她是中国新兴城市、现代化城市的引领和代表;海派文化不只是一座城市的文化，一个区域的文化，她是中国近现代转型文化的代表。“海派文化以上海为中心向经济发达的区域扩散，是历史之必然”（沈渭滨语），如今海派文化不只和北京文化作对比，还拿来和广州、天津、武汉、重庆、南京、香港的城市文化进行比较，拿来和纽约文化、柏林文化、首尔文化进行比较。
海派文化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她具有现代性和世界性;海派文化也不同于西方文化，她植根于中国传统，同时汲取来自中西方的文化养料，培育出一种新生文化。在法国学者白吉尔看来，海派文化“绝不是单纯模仿外来的生活方式，而是有着更丰富的内涵”，是“对传统文化和外国模式的双重背叛”。正因为此，海派文化即便褒贬不一，亦能脱颖而出，独立于世。
有人认为，“海派”在历史上曾是个不好的词语，所以不该以此命名文化。其实前人已经能够客观认识“海派有创造性，但是没有保守的能力，致流入取巧应付一途”，能够直言“海派”在“好的方面是气魄伟大，机动灵活，好客尚养和崇尚革新等等;坏的方面是夸大轻浮，奢侈浪费，恃强凌弱和标异狂为”。世界上没有一种完美的文化，文化因其多元，所以美丽。
有人说“海派无派”（程十发语），这是个边界不清、范围不明的名词;但也有人总结出“前海派” “后海派”“旧海派” “新海派” “准海派” “大海派” “外海派” “超海派”……正如埃德加·德加不承认自己是“印象派”，包天笑不承认自己是“鸳蝴派”，所谓的“海上画派” “海派文化”都是后人对前者的归纳和定义。民国时期那些拒绝“海派”身份的人，有的真正是“海派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他们值得尊重和研究。
1917年《清稗类钞》最初刊行，到今年恰好是整一百周年。与其说为“海派”正名，不若是传承其精华，指出其不足。不虚美，不隐恶，这应是当代研究者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