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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媒介场域理论；煽情报道；群体极化；舆论失焦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06-0047-04
1.1 绝对力量的消失
过去，传统媒体是民众获取信息的唯一来源，因而在议程设置上，传统媒体具有绝对的控制力。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空间言论的自由性使得人人皆可发声，极大地降低了舆论制造的门槛，使得议程设置的条件发生了改变。网络时代，议程设置不再是固定的双主体，而是多主体同时存在，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每个发声者都在自设议程。同时，网络空间的言论更新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泛，甚至在很多时候会先于传统媒体发声，在“意见环境”中占据高点。网络传播的匿名性降低了个体发表意见时遭到惩罚的可能，匿名也将网民的虚拟身份和其真实的社会身份区隔开，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在匿名性的网络空间中难以发挥充分的作用，使得网民无惧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其次，众多的网民数量也极大地降低了网络时代个体被孤立的可能。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显示，截至2019年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1]。庞大的社交媒体用户数量，使得少数变得不再可怕，人们很容易在众多数量的网民当中找到自己的小圈层。网络讨论空间不再被精英阶层的话语所垄断，社交媒体平台的多样性也使得形形色色的人得以找到适合自身的群体抱团取暖。
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指出，电视媒介传播范围的广泛性，随大流及去敏感化带来了通俗化的力量，使得报刊等传统的大众媒体逐渐没落。相比于报刊形式的书面传播对受众而言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门槛，电视媒介则通过影像传播降低了受众接收的门槛，但仍然存在播出时间固定、话语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等局限。网络媒介彻底打破了传者与受众的壁垒，影像、声音、文本等多种传播形式交杂融合，社交媒体平台的强互动性，信息获取的高效性、碎片性使得网络媒体成为大众所喜爱和依赖的媒介形式。象征暴力在网络媒介中同样存在，短视频的兴起使人们习惯了接受媒介本身的象征性指示，快速的信息浏览模式使得静心思考成为稀有之事，人们带着娱乐的目的而非是严肃的心态参与社交媒体的互动。
1.2 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布尔迪厄认为电视媒介需要的是伶牙俐齿的代言人，普通大众及真正的思想者在电视上没有发声的机会，电视会将此类“快思手”打造为“权威人物”，让他们源源不断地为大众提供“文化快餐”。
网络空间亦有一大批意见领袖。他们不一定伶牙俐齿、口若悬河，但往往颇具个人魅力，或是某个领域的杰出人物，在社会上面有一定的知名度。他们在海量的网络信息世界中承担着中介的关键角色，即以自己的影响力作担保使得自身言论具备更高程度的可信性，同时利用互联网的扩散和联结机制迅速吸引大批网民的关注，成为信息爆发涟漪的一个个波心。
尽管网络时代提供给更多人发声的机会，但其意见的扩散范围与发布主体的影响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媒体并未在意见环境的制造中退场，相反，其天生带有的客观性和权威性的光环以及较高的知名度往往在信息发布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国内一些研究认为当下的舆论场中已经出现“反沉默螺旋效应”[2]，普通网民的意见只要合理，也会获得支持。事实上，尽管普通网民在万民齐聚的社交媒体中很容易找到与自己志趣相投的群体，但其对特定事件的爆料也需要通过有影响力具有庞大粉丝基数的大V帮忙转发才能引起注意，他们有发表的意见的权利，但是却难凭一己之力实现话语的价值。
在当下新媒体的矩阵结构中，自媒体也朝着职业化的方向發展，在MCN模式下进行专业化的生产运作，由UGC向PGC、OGC转变，通过包装、营销、推广、变现的固定流程打造大V。由此可见，看似平等网络空间实则仍被少数人主宰话语权，普通网民的平等权利始终难以实现。
1.3 资本控制的持续在场
罗德尼·本森指出不同媒介之间虽有差异，但是其受资本控制的惯习和实践却具有相似性。如同电视时代一样，在网络时代，市场仍被认为是合法的判决机构[3]。电视受制于收视率，而网络时代则让内容生产者成为流量的奴隶，拼命生产能够吸引眼球的焦点。自媒体爆款文章的出现，让创作者发现能够引发读者共情的文章往往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多的阅读量和点击量，这一切都促使了当下国内的新闻报道生产中有煽情新闻复归的趋势。由于自媒体创作者的准入门槛低，再加上审查机制不够完善、创作者缺乏新闻专业素养的培训导致他们无视新闻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而只顾迎合读者的阅读心理。一篇又一篇的标题党文章在朋友圈出现，在事关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公共事件发生时，迎合民众的心理倾向，拼命煽动民众的情绪，对改变现实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传统媒体也在与自媒体的竞争当中逐渐向文艺化、煽情化的报道方式靠拢，企图夺回流量的主导权。
2018年重庆公交坠江事故发生之后，《新京报》未经深度调查便即刻发布：《重庆一公交与逆行轿车相撞后坠江，女司机被控制，动画示意路线图》；《北京青年报》发布：《重庆万州22路公交车坠江，疑因一女司机驾驶私家车导致》。多家主流媒体的报道均将公交车坠江的原因归结为女司机的逆行。女司机随即被网友人肉，网络上充斥着对该位女司机的谩骂声，为她戴上有钱就可以不守规则等各式各样的帽子，甚至引发了一场对女性司机的群体性攻击。随后，警方发布周围车辆的行车记录仪以及公交车黑匣子所记录的信息，澄清事情的真相是乘客与公交车司机互殴所致，一时间，舆论风向发生巨大的反转，网民将指责的矛头转向涉事乘客。
由于此前女司机与交通事故多次相连，女司机在大众印象中成为“马路杀手”的代名词，该事件中诸多媒体利用社会对女性司机的偏见制造爆点，迎合大众情感宣泄的需要。传统权威媒体与自媒体以及诸多网民存在着合谋制造舆论风向的倾向，共同助推着偏离理性的舆论狂欢。传统权威媒体、自媒体在网络空间上并非在客观的立场发表意见，而是制造着可能引发大面积共情的言论，使得对事件的关注偏离核心问题，舆论制造渐渐呈现迎合人们情感需求的模式，找寻真相不再是公共讨论的唯一出口，舆论显示出操纵的欲望，其本身就带有利益诉求的色彩。
2.1 灾难报道煽情化、文艺化
每当社会灾难事件发生的时刻，就是“心灵鸡汤”式报道高产的时刻。此类报道，用大肆渲染苦难的方式和带有文学性的悲情语言召唤和动员大众的情感。情感泛滥遮蔽了理性判断，人们在热泪盈眶的同情和悲愤中丧失了对基本事实的判断能力，忽视了对造成这一苦难真正原因的问责和追查。
灾难报道文艺化和煽情化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悲情叙事，而另一种是英雄叙事。悲情叙事还原灾难发生的现场，着重描写新闻主人公的心理感受，用模糊的语言艺术来渲染氛围、引发共情。2015年6月发生的“东方之星”客船翻沉事件报道中，《澎湃新闻》发布的一篇《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该片报道虽然只有1 000多字，却用大量的段落渲染了恶劣的天气环境，力图展示搜救人员的不易。在新浪微博上以#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为名称的话题阅读量超过了25.9万，而新华社发布的多篇对于客船翻沉事件的客观性报道阅读量却惨淡收场。
在这篇新闻报道中，记者极尽笔墨描写搜救人员的义无反顾和不辞辛苦。甚至在文章当中直接带入了自己的情感：我虽然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但我会记住他们带给我的感动和泪水[4]。一时间，这篇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和各类社交媒体的平台上疯狂转发，人们为搜救人员的英勇行为感动着，称赞他们的伟大，但却鲜有人关注“東方之星”翻沉事件的真正原因。诸如此类悲情渲染的新闻报道当中媒体的居心不言自明——利用大众的同情心理来扩大文章的转发量实现流量变现，在注意力极度有限的时代，其带来的社会后果便是将人们对灾难事件追责和调查的注意力转移到对英雄人物的感动上，大量的网民被这种情感号召卷入到感动的螺旋中，在一片讴歌声里，造成灾难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场舆论狂欢中，除了只收获空洞赞美并未受到实际关照的搜救人员，获利的是一个又一个贩卖感动的煽情报道创作者。
2.2 犯罪背景报道小说化、散文化
媒体从业者在报道中用大量的篇幅描述苦难和渲染悲情，少了对事实的深度调查，民众在接收信息时往往会将事件的责任归于惯性思维中的假想敌，从而引发社会矛盾、加剧社会戾气、产生社会撕裂。除了转移事情关注的焦点，煽情报道有时会美化灾难事件中的主体，对人物进行虚假性的想象和构建，导出错误的价值取向。《南方周末》在2009年发布的报道《自杀女研究生杨元元，她的路为何越走越窄》中，结尾这样描写道：
“杨元元的表妹望妍，则在这天夜里回忆起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表姐翻着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她从一堆书里抬起头来，半是交流半是自语的说出那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5]
报道用散文式的文笔结束了对杨元元一生不公命运的描述，让读者情不自禁地对杨元元的命运产生同情，同时对迫害杨元元的社会不公现象极度愤慨。天涯社区转载该篇报道后引发了一些熟知杨元元生活的网友的质疑。网友称：养母生活没有着落、武大让养母住在宿舍等细节与事实严重不符，媒体通过虚构的创作方式引发读者的共情。然而，批评的声音却没有将大众从感动与同情中带出，杨元元的悲惨遭遇和《南方周末》的大肆渲染使人们深信是教育制度的弊病、就业政策的不合理和社会的不公酿成了这场悲剧，感动和同情之后，只剩下毫无根据的对社会的失望。
3.1 弱势者的强权怪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5月4日发布的首部《社会心态蓝皮书》认为：“群体性怨恨”成为中国最明显的社会心态，要警惕“群体性怨恨”扩大为整个社会的情绪。“群体性怨恨”的产生是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将自己摆放在弱者的位置，“弱势”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新闻事件发生时，人们对于事件的评判总是不自觉的会带入弱者的身份。当警察与小贩发生冲突时，我们会倾向于带入小贩的身份；当居委会与小区居民发生冲突时，我们会不自觉地带入小区居民的身份。在为新闻事件中的主角辩护的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辩护。身份决定了立场，长久以来，社会发展的弊病导致普通人容易对掌权者怀疑和不信任，对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普遍存在怨恨心理，仇富、仇官的心态借由新闻事件中对立的双方一触即发，打响了一场弱者的反抗之战。且由于普通网民在数量上占据极大优势，所以在被弱者心理裹挟的舆论审判中往往会呈现“弱势者的强权怪象”，带着我弱我正义，我弱我有理的道德优越感向事件中社会地位较高的一方发起挑战。原本新闻事件中的强弱关系在舆论场中被倒置，在义愤填膺的舆论审判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代言者。
公众极端愤怒的情绪被营销号利用成为生产谣言的工具。2010年药家鑫案件中，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开车将张妙撞倒后连捅数刀致其死亡，其恶劣的行径引发网民的愤怒情绪，而这一愤怒更是被有心人利用促使了谣言的滋生，此案原告代理人“张显”在微博上捏造药家鑫为“官僚”“富商”“军界蛀虫”，为药家鑫设置了所有与弱势群体对立的权势身份，在原案件的基础上彻底引爆网民的愤怒。药家鑫案二审判决中，法院考虑到其存在自首情节本打算判处死缓，但由于舆论持续声讨，药家鑫最终被判处了死刑。在药家鑫被判处死刑之后，有媒体从业者表示：“药家只是普通人家，……整个过程存在太多的误解和误读。回头看那场‘官二代’‘军方背景’的鼓噪与狂欢，何尝不是一种暴力？”[6]这场暴力不仅影响了司法审判的公正，更是给药家鑫的父母带来了无尽的伤害，自以为站在受害者立场上维持正义的网民却在用自己的愤怒伤害着无辜的人。
2020年发生的鲍毓明事件，由于此前多起恶性性侵案件的发生，将此类案件中的女性天然地放置于弱者立场。事件被报道后，公众一直被“养女韩某某”的叙述所牵引，对鲍毓明的谩骂铺天盖地地袭来，众多女性在社交媒体上给予韩某某“别怕！姐姐在！”相类似的鼓励，网民凭借经验判断带入弱者身份，保护案件中弱小的一方，对于加害者鲍毓明的极端愤怒带有着捍卫自身权利的迫切需求。然而，极端情绪剥夺了思考能力，人们忽视鲍毓明的一切辩驳，财新网发布的一篇站在鲍毓明立场的文章由于群情激愤而被迫撤稿。直到调查结果水落石出，韩某某刻意捏造“未成年幼女被性侵”的始末才水落石出。 引发人们大面积共情的谣言生产定式是将弱者的一方描述得更加悲惨，将强势的一方描述得更加嚣张。一旦新闻事件中的人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比如说性侵案件中的女性，比如说手无寸铁的老人，比如无权无势的平民……人们便会天然地给予同情，会将弱者的境遇投射到自我身上，将矛头指向非弱势的一方，全然不顾事实的真相而进行情感的宣泄。当新闻事件中的人处于与普通大众对立的权贵阶层地位，比如有钱有势的家庭等都会直接引起网民的对立情绪，愤怒蒙蔽了理性，为谣言的产生提供了温床。营销号利用谣言获取利益，谣言建构了虚假的情境，使网民的不满情绪得到宣泄，自以为是地成为正义的维护者。在这场集体狂欢中，沉默的声音难以被打捞，公众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共同打击强者，安抚弱者。
3.2 网络群体极化现象
愤怒不仅为谣言的诞生提供了温床，更为极端主义提供了温床。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暴力·一种微观的社会学理论》中指出：“没有暴力的个体，只有暴力的环境。”暴力情境容易激发人性中禽兽的一面，进而发展成极端的语言和行为。詹姆斯·斯通于1961年在验证群体决策时发现：如果个人意见趋向于冒险的话，那么讨论后的群体决策就会更趋向于冒险[7]。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公共讨论的空间，人们很快会因为一条热搜、一个新闻聚集到一起，群体怨恨心理在集体的讨论中被激发和释放。这种心理通常是民族主义情绪、同情弱势群体心理、仇富心理、憎恶贪污腐败现象心理等[8]。
社交媒体平台在流量的驱使下，通过“算法推荐”技术将网民困入信息茧房，个体只能接收到单向度且本身愿意相信的信息，更加难以认知事件的全貌。网络媒介中海量的信息并非打破人们的定见，反而在技术的帮助下加固着定见，使人们更容易陷入极端化的情绪而难以自拔。
3.3 “体制性迟钝”导致权力过敏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深刻的变革中，这种变革不仅包括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包括民众思想的变革。体制机制的弊病日益凸显，而民众对自我权利的捍卫意识却逐步提高，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对立现象。当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由于网络讨论空间“把关人”的缺位，个体对自身权利的捍卫在第一时间得以表达，从而占据了舆论的先机。
政府部门的公开透明和及时发声是缓解极化现象和愤怒情绪的有效手段，然而在某些公共事件中政府管理部门处于一种失语和躲藏的状态，要么是推卸责任、要么是噤声维稳。在甘肃农妇杀子案的政府通报中，政府就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事件发酵之初奉行鸵鸟政策，存有谣言不攻自破的侥幸心理。如此这般只会加剧公众的失望和制造更加严重的对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经验启示我们，政府管理部门只有秉持公开透明、积极应对舆论的态度，才能让权力暴露在阳光之下，促进政府与民众的理性互动，缓解社会戾气和社会撕裂。
市场逻辑侵入网络媒体环境，让原本追求真相、讨论事实的公共空间被“情绪喂养”的力量所操纵，意图赚取流量者利用网民的情绪弱点制造爆款，而在情绪的号召之下被卷入其中的个体不自知地失去追问真相的能力。在被情绪裹挟的舆论场中，自诩好人自诩正义所滋生的道德暴力，群体反抗中义愤填膺的愤怒情绪，常常让批判者本身也变得面目狰狞。我们很难如布尔迪厄所预想的一般实行奥秘主义和精英主义来维持网络文化生产厂的入场权限，将网络媒体放置于象牙塔中。但过度追逐资本且以情感煽动为目的的内容生产的确亟待被认识和改善，且亟需其他力量的制约和矫正。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EB/OL].[2021-01-12].http：//www. cnnic.cn/gywm/xwzx/rdxw/20172017_7056/201908/ t20190829_70798.htm.
[2]丁学君，李临霄.反沉默螺旋效应下社交媒体谣言传播动力学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0，40（12）：3149-3163.
[3]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许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33.
[4]周琦.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EB/OL].[2021-01-12].http：//luochangpingbk.blog.sohu. com/309024912.html.
[5]葉伟民.自杀女研究生杨元元，她的路为何越走越窄[EB/OL].[2021-01-12].http：//infzm.com/ content/38831/.
[6]花小楹v.新浪微博[EB/OL].[2021-01-12].http：// weibo.com/scar-lettyan.
[7]戴笑慧，冷天虹.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简析[J].新闻记者，2009（7）：55-57.
[8]燕道成.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舆情事件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133.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06-0047-04
1 网络媒介场域——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新环境
1.1 绝对力量的消失
过去，传统媒体是民众获取信息的唯一来源，因而在议程设置上，传统媒体具有绝对的控制力。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空间言论的自由性使得人人皆可发声，极大地降低了舆论制造的门槛，使得议程设置的条件发生了改变。网络时代，议程设置不再是固定的双主体，而是多主体同时存在，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每个发声者都在自设议程。同时，网络空间的言论更新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泛，甚至在很多时候会先于传统媒体发声，在“意见环境”中占据高点。网络传播的匿名性降低了个体发表意见时遭到惩罚的可能，匿名也将网民的虚拟身份和其真实的社会身份区隔开，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在匿名性的网络空间中难以发挥充分的作用，使得网民无惧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其次，众多的网民数量也极大地降低了网络时代个体被孤立的可能。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显示，截至2019年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1]。庞大的社交媒体用户数量，使得少数变得不再可怕，人们很容易在众多数量的网民当中找到自己的小圈层。网络讨论空间不再被精英阶层的话语所垄断，社交媒体平台的多样性也使得形形色色的人得以找到适合自身的群体抱团取暖。
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指出，电视媒介传播范围的广泛性，随大流及去敏感化带来了通俗化的力量，使得报刊等传统的大众媒体逐渐没落。相比于报刊形式的书面传播对受众而言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门槛，电视媒介则通过影像传播降低了受众接收的门槛，但仍然存在播出时间固定、话语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等局限。网络媒介彻底打破了传者与受众的壁垒，影像、声音、文本等多种传播形式交杂融合，社交媒体平台的强互动性，信息获取的高效性、碎片性使得网络媒体成为大众所喜爱和依赖的媒介形式。象征暴力在网络媒介中同样存在，短视频的兴起使人们习惯了接受媒介本身的象征性指示，快速的信息浏览模式使得静心思考成为稀有之事，人们带着娱乐的目的而非是严肃的心态参与社交媒体的互动。
1.2 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布尔迪厄认为电视媒介需要的是伶牙俐齿的代言人，普通大众及真正的思想者在电视上没有发声的机会，电视会将此类“快思手”打造为“权威人物”，让他们源源不断地为大众提供“文化快餐”。
网络空间亦有一大批意见领袖。他们不一定伶牙俐齿、口若悬河，但往往颇具个人魅力，或是某个领域的杰出人物，在社会上面有一定的知名度。他们在海量的网络信息世界中承担着中介的关键角色，即以自己的影响力作担保使得自身言论具备更高程度的可信性，同时利用互联网的扩散和联结机制迅速吸引大批网民的关注，成为信息爆发涟漪的一个个波心。
尽管网络时代提供给更多人发声的机会，但其意见的扩散范围与发布主体的影响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媒体并未在意见环境的制造中退场，相反，其天生带有的客观性和权威性的光环以及较高的知名度往往在信息发布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国内一些研究认为当下的舆论场中已经出现“反沉默螺旋效应”[2]，普通网民的意见只要合理，也会获得支持。事实上，尽管普通网民在万民齐聚的社交媒体中很容易找到与自己志趣相投的群体，但其对特定事件的爆料也需要通过有影响力具有庞大粉丝基数的大V帮忙转发才能引起注意，他们有发表的意见的权利，但是却难凭一己之力实现话语的价值。
在当下新媒体的矩阵结构中，自媒体也朝着职业化的方向發展，在MCN模式下进行专业化的生产运作，由UGC向PGC、OGC转变，通过包装、营销、推广、变现的固定流程打造大V。由此可见，看似平等网络空间实则仍被少数人主宰话语权，普通网民的平等权利始终难以实现。
1.3 资本控制的持续在场
罗德尼·本森指出不同媒介之间虽有差异，但是其受资本控制的惯习和实践却具有相似性。如同电视时代一样，在网络时代，市场仍被认为是合法的判决机构[3]。电视受制于收视率，而网络时代则让内容生产者成为流量的奴隶，拼命生产能够吸引眼球的焦点。自媒体爆款文章的出现，让创作者发现能够引发读者共情的文章往往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多的阅读量和点击量，这一切都促使了当下国内的新闻报道生产中有煽情新闻复归的趋势。由于自媒体创作者的准入门槛低，再加上审查机制不够完善、创作者缺乏新闻专业素养的培训导致他们无视新闻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而只顾迎合读者的阅读心理。一篇又一篇的标题党文章在朋友圈出现，在事关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公共事件发生时，迎合民众的心理倾向，拼命煽动民众的情绪，对改变现实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传统媒体也在与自媒体的竞争当中逐渐向文艺化、煽情化的报道方式靠拢，企图夺回流量的主导权。
2018年重庆公交坠江事故发生之后，《新京报》未经深度调查便即刻发布：《重庆一公交与逆行轿车相撞后坠江，女司机被控制，动画示意路线图》；《北京青年报》发布：《重庆万州22路公交车坠江，疑因一女司机驾驶私家车导致》。多家主流媒体的报道均将公交车坠江的原因归结为女司机的逆行。女司机随即被网友人肉，网络上充斥着对该位女司机的谩骂声，为她戴上有钱就可以不守规则等各式各样的帽子，甚至引发了一场对女性司机的群体性攻击。随后，警方发布周围车辆的行车记录仪以及公交车黑匣子所记录的信息，澄清事情的真相是乘客与公交车司机互殴所致，一时间，舆论风向发生巨大的反转，网民将指责的矛头转向涉事乘客。
由于此前女司机与交通事故多次相连，女司机在大众印象中成为“马路杀手”的代名词，该事件中诸多媒体利用社会对女性司机的偏见制造爆点，迎合大众情感宣泄的需要。传统权威媒体与自媒体以及诸多网民存在着合谋制造舆论风向的倾向，共同助推着偏离理性的舆论狂欢。传统权威媒体、自媒体在网络空间上并非在客观的立场发表意见，而是制造着可能引发大面积共情的言论，使得对事件的关注偏离核心问题，舆论制造渐渐呈现迎合人们情感需求的模式，找寻真相不再是公共讨论的唯一出口，舆论显示出操纵的欲望，其本身就带有利益诉求的色彩。
2 诉诸感动——悲情叙事与英雄缔造
2.1 灾难报道煽情化、文艺化
每当社会灾难事件发生的时刻，就是“心灵鸡汤”式报道高产的时刻。此类报道，用大肆渲染苦难的方式和带有文学性的悲情语言召唤和动员大众的情感。情感泛滥遮蔽了理性判断，人们在热泪盈眶的同情和悲愤中丧失了对基本事实的判断能力，忽视了对造成这一苦难真正原因的问责和追查。
灾难报道文艺化和煽情化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悲情叙事，而另一种是英雄叙事。悲情叙事还原灾难发生的现场，着重描写新闻主人公的心理感受，用模糊的语言艺术来渲染氛围、引发共情。2015年6月发生的“东方之星”客船翻沉事件报道中，《澎湃新闻》发布的一篇《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该片报道虽然只有1 000多字，却用大量的段落渲染了恶劣的天气环境，力图展示搜救人员的不易。在新浪微博上以#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为名称的话题阅读量超过了25.9万，而新华社发布的多篇对于客船翻沉事件的客观性报道阅读量却惨淡收场。
在这篇新闻报道中，记者极尽笔墨描写搜救人员的义无反顾和不辞辛苦。甚至在文章当中直接带入了自己的情感：我虽然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但我会记住他们带给我的感动和泪水[4]。一时间，这篇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和各类社交媒体的平台上疯狂转发，人们为搜救人员的英勇行为感动着，称赞他们的伟大，但却鲜有人关注“東方之星”翻沉事件的真正原因。诸如此类悲情渲染的新闻报道当中媒体的居心不言自明——利用大众的同情心理来扩大文章的转发量实现流量变现，在注意力极度有限的时代，其带来的社会后果便是将人们对灾难事件追责和调查的注意力转移到对英雄人物的感动上，大量的网民被这种情感号召卷入到感动的螺旋中，在一片讴歌声里，造成灾难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场舆论狂欢中，除了只收获空洞赞美并未受到实际关照的搜救人员，获利的是一个又一个贩卖感动的煽情报道创作者。
2.2 犯罪背景报道小说化、散文化
媒体从业者在报道中用大量的篇幅描述苦难和渲染悲情，少了对事实的深度调查，民众在接收信息时往往会将事件的责任归于惯性思维中的假想敌，从而引发社会矛盾、加剧社会戾气、产生社会撕裂。除了转移事情关注的焦点，煽情报道有时会美化灾难事件中的主体，对人物进行虚假性的想象和构建，导出错误的价值取向。《南方周末》在2009年发布的报道《自杀女研究生杨元元，她的路为何越走越窄》中，结尾这样描写道：
“杨元元的表妹望妍，则在这天夜里回忆起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表姐翻着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她从一堆书里抬起头来，半是交流半是自语的说出那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5]
报道用散文式的文笔结束了对杨元元一生不公命运的描述，让读者情不自禁地对杨元元的命运产生同情，同时对迫害杨元元的社会不公现象极度愤慨。天涯社区转载该篇报道后引发了一些熟知杨元元生活的网友的质疑。网友称：养母生活没有着落、武大让养母住在宿舍等细节与事实严重不符，媒体通过虚构的创作方式引发读者的共情。然而，批评的声音却没有将大众从感动与同情中带出，杨元元的悲惨遭遇和《南方周末》的大肆渲染使人们深信是教育制度的弊病、就业政策的不合理和社会的不公酿成了这场悲剧，感动和同情之后，只剩下毫无根据的对社会的失望。
3 诉诸愤怒——同情弱者与自我投射
3.1 弱势者的强权怪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5月4日发布的首部《社会心态蓝皮书》认为：“群体性怨恨”成为中国最明显的社会心态，要警惕“群体性怨恨”扩大为整个社会的情绪。“群体性怨恨”的产生是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将自己摆放在弱者的位置，“弱势”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新闻事件发生时，人们对于事件的评判总是不自觉的会带入弱者的身份。当警察与小贩发生冲突时，我们会倾向于带入小贩的身份；当居委会与小区居民发生冲突时，我们会不自觉地带入小区居民的身份。在为新闻事件中的主角辩护的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辩护。身份决定了立场，长久以来，社会发展的弊病导致普通人容易对掌权者怀疑和不信任，对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普遍存在怨恨心理，仇富、仇官的心态借由新闻事件中对立的双方一触即发，打响了一场弱者的反抗之战。且由于普通网民在数量上占据极大优势，所以在被弱者心理裹挟的舆论审判中往往会呈现“弱势者的强权怪象”，带着我弱我正义，我弱我有理的道德优越感向事件中社会地位较高的一方发起挑战。原本新闻事件中的强弱关系在舆论场中被倒置，在义愤填膺的舆论审判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代言者。
公众极端愤怒的情绪被营销号利用成为生产谣言的工具。2010年药家鑫案件中，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开车将张妙撞倒后连捅数刀致其死亡，其恶劣的行径引发网民的愤怒情绪，而这一愤怒更是被有心人利用促使了谣言的滋生，此案原告代理人“张显”在微博上捏造药家鑫为“官僚”“富商”“军界蛀虫”，为药家鑫设置了所有与弱势群体对立的权势身份，在原案件的基础上彻底引爆网民的愤怒。药家鑫案二审判决中，法院考虑到其存在自首情节本打算判处死缓，但由于舆论持续声讨，药家鑫最终被判处了死刑。在药家鑫被判处死刑之后，有媒体从业者表示：“药家只是普通人家，……整个过程存在太多的误解和误读。回头看那场‘官二代’‘军方背景’的鼓噪与狂欢，何尝不是一种暴力？”[6]这场暴力不仅影响了司法审判的公正，更是给药家鑫的父母带来了无尽的伤害，自以为站在受害者立场上维持正义的网民却在用自己的愤怒伤害着无辜的人。
2020年发生的鲍毓明事件，由于此前多起恶性性侵案件的发生，将此类案件中的女性天然地放置于弱者立场。事件被报道后，公众一直被“养女韩某某”的叙述所牵引，对鲍毓明的谩骂铺天盖地地袭来，众多女性在社交媒体上给予韩某某“别怕！姐姐在！”相类似的鼓励，网民凭借经验判断带入弱者身份，保护案件中弱小的一方，对于加害者鲍毓明的极端愤怒带有着捍卫自身权利的迫切需求。然而，极端情绪剥夺了思考能力，人们忽视鲍毓明的一切辩驳，财新网发布的一篇站在鲍毓明立场的文章由于群情激愤而被迫撤稿。直到调查结果水落石出，韩某某刻意捏造“未成年幼女被性侵”的始末才水落石出。 引发人们大面积共情的谣言生产定式是将弱者的一方描述得更加悲惨，将强势的一方描述得更加嚣张。一旦新闻事件中的人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比如说性侵案件中的女性，比如说手无寸铁的老人，比如无权无势的平民……人们便会天然地给予同情，会将弱者的境遇投射到自我身上，将矛头指向非弱势的一方，全然不顾事实的真相而进行情感的宣泄。当新闻事件中的人处于与普通大众对立的权贵阶层地位，比如有钱有势的家庭等都会直接引起网民的对立情绪，愤怒蒙蔽了理性，为谣言的产生提供了温床。营销号利用谣言获取利益，谣言建构了虚假的情境，使网民的不满情绪得到宣泄，自以为是地成为正义的维护者。在这场集体狂欢中，沉默的声音难以被打捞，公众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共同打击强者，安抚弱者。
3.2 网络群体极化现象
愤怒不仅为谣言的诞生提供了温床，更为极端主义提供了温床。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暴力·一种微观的社会学理论》中指出：“没有暴力的个体，只有暴力的环境。”暴力情境容易激发人性中禽兽的一面，进而发展成极端的语言和行为。詹姆斯·斯通于1961年在验证群体决策时发现：如果个人意见趋向于冒险的话，那么讨论后的群体决策就会更趋向于冒险[7]。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公共讨论的空间，人们很快会因为一条热搜、一个新闻聚集到一起，群体怨恨心理在集体的讨论中被激发和释放。这种心理通常是民族主义情绪、同情弱势群体心理、仇富心理、憎恶贪污腐败现象心理等[8]。
社交媒体平台在流量的驱使下，通过“算法推荐”技术将网民困入信息茧房，个体只能接收到单向度且本身愿意相信的信息，更加难以认知事件的全貌。网络媒介中海量的信息并非打破人们的定见，反而在技术的帮助下加固着定见，使人们更容易陷入极端化的情绪而难以自拔。
3.3 “体制性迟钝”导致权力过敏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深刻的变革中，这种变革不仅包括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包括民众思想的变革。体制机制的弊病日益凸显，而民众对自我权利的捍卫意识却逐步提高，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对立现象。当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由于网络讨论空间“把关人”的缺位，个体对自身权利的捍卫在第一时间得以表达，从而占据了舆论的先机。
政府部门的公开透明和及时发声是缓解极化现象和愤怒情绪的有效手段，然而在某些公共事件中政府管理部门处于一种失语和躲藏的状态，要么是推卸责任、要么是噤声维稳。在甘肃农妇杀子案的政府通报中，政府就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事件发酵之初奉行鸵鸟政策，存有谣言不攻自破的侥幸心理。如此这般只会加剧公众的失望和制造更加严重的对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经验启示我们，政府管理部门只有秉持公开透明、积极应对舆论的态度，才能让权力暴露在阳光之下，促进政府与民众的理性互动，缓解社会戾气和社会撕裂。
4 结语
市场逻辑侵入网络媒体环境，让原本追求真相、讨论事实的公共空间被“情绪喂养”的力量所操纵，意图赚取流量者利用网民的情绪弱点制造爆款，而在情绪的号召之下被卷入其中的个体不自知地失去追问真相的能力。在被情绪裹挟的舆论场中，自诩好人自诩正义所滋生的道德暴力，群体反抗中义愤填膺的愤怒情绪，常常让批判者本身也变得面目狰狞。我们很难如布尔迪厄所预想的一般实行奥秘主义和精英主义来维持网络文化生产厂的入场权限，将网络媒体放置于象牙塔中。但过度追逐资本且以情感煽动为目的的内容生产的确亟待被认识和改善，且亟需其他力量的制约和矫正。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EB/OL].[2021-01-12].http：//www. cnnic.cn/gywm/xwzx/rdxw/20172017_7056/201908/ t20190829_70798.htm.
[2]丁学君，李临霄.反沉默螺旋效应下社交媒体谣言传播动力学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0，40（12）：3149-3163.
[3]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许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33.
[4]周琦.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EB/OL].[2021-01-12].http：//luochangpingbk.blog.sohu. com/309024912.html.
[5]葉伟民.自杀女研究生杨元元，她的路为何越走越窄[EB/OL].[2021-01-12].http：//infzm.com/ content/38831/.
[6]花小楹v.新浪微博[EB/OL].[2021-01-12].http：// weibo.com/scar-lettyan.
[7]戴笑慧，冷天虹.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简析[J].新闻记者，2009（7）：55-57.
[8]燕道成.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舆情事件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