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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于1966年开创学科之后，文化经济学就开始其独立发展的历程，在文化经济学的诸多应用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构筑了学科的基本问题框架。特别是2006年，文化经济学界通过集体的努力，撰写《艺术和文化经济学手册》，并纳入爱斯维尔的《经济学手册》序列，标志着文化经济学学科的基本成型并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在此之前，著名文化经济学家露丝·陶斯（Ruth Towse）编撰的《文化经济学手册》，则通过学术史的梳理，集中呈现了文化经济学几乎所有具有分量的“建筑物”，从而为文化经济学学科圈定了“城墙”的范围，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文化经济学已经走向独立与成熟。[2]
与西方相比，我国的文化产业理论似乎缺乏学术自觉性，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学者以“文化产业”之名讨论相关问题，但是这些讨论多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文化事业能否产业化的问题。[3]其实，这些讨论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即文化的产业化或经济化是否具有政治合法性问题，自然就没有多少学术的厚度。只是到了政治上关于文化产业的合法性争论尘埃落定之后，有关文化产业合理性的问题才呈现出来，学术性探讨才走上正道。这就是为什么罗宾斯在解释经济科学时认为，经济学是关于稀缺资源配置的学问，而应该搁置目的论问题。[4]而向勇教授更是据此以2002年为界，将我国文化产业学术研究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5]对于这个观点，我深有同感，只是我将这个时间点稍微延后至2004年前后：这不仅是因为全国首批文化产业专业设立，于是有了不少可以不那么“务实”的研究者，他们开始探索能够让其安身立命的学术与学科问题;而且因为文化產业被纳入国家经济统计目录，作为国民经济新兴产业面临不少棘手的“怎么样”之类的问题，需要学术界提供务实的答案。
如此看来，我国文化产业学科的开始恰恰是西方文化经济学学科走向成熟。但是，这两者之间并无多少交集，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文化产业所面临的“怎么样”的问题太特殊，以至于无须也不太可能借鉴西方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新兴学科面临我国文化产业棘手的难题而忙得焦头烂额，几乎无暇顾及学术体系之类的问题。当然，这样的言辞也许有些苛责，谁能期望一个牙牙学语的孩童去规划人生，而且这个学科确实也在蹒跚前行。且不说2004年之前的学术界在论证合法性之时其实已就概念、政策等宏观问题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2006年前后出版了不下10本“文化产业概论（或导论）”等教材与专著，而且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著名学府均领衔出版文化产业系列丛书。也就是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开始引进西方文化产业著作，其中大多有分量的“建筑物”已经移植至中国，并为国内学术界所熟悉，为我国文化产业学术体系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毋庸置疑，这些译丛由于缺乏学术史支撑，遗漏了这个学科不少经典的代表作，如学科创始人威廉·鲍莫尔的《表演艺术：经济学的困境》，著名文化经济学家艾伦·皮考克（Allan Peacock）的自传体学术专著《打赏艺术：文化、音乐与金钱》，文化经济学的版图并不完整。
这种情形也让我这个研究者开始思考，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短板在哪里，在我看来，恐怕在于学科缺乏扎实的学术根基，特别是缺乏西方文化经济学成果的系统梳理与总结，以至于我们的很多成果只是在自说自话，存在虚假繁荣的现象。文化经济学家露丝·陶斯曾经在《文化经济学刊》的“编者按”中抱怨，西方文化经济学界对于文化经济学学科历史及其文献置若罔闻，殊不知学术界的前辈已经在艺术价格、艺术家劳动力市场、表演艺术财务问题、艺术的经济影响、遗产、艺术家资助、趣味养成等重要议题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是后辈学者应该接着说的重要学术资源。[6]显而易见的是，陶斯所批评的这种现象在国内学术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常常为了一个西方学术界原本界定清晰的概念争论不休，争论各方几乎不去做必要的文献梳理，而争相去写那些空洞无物的檄文，这几乎成了笑谈。
这种情形显然不能让我有职业的荣誉感，更何况作为一名教书匠，每天要面对文化产业专业的学生，我每次只能带着那本“薄薄”的教科书，总是觉得有些愧疚：为什么别的学科动辄数千年的历史，其间的经典更是汗牛充栋，而我的学生只能汲取如此贫瘠的营养，这些自然会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这两重身份都让我倍感焦虑，觉得要做些什么，起初想法很简单，就是翻译陶斯主编的《文化经济学手册（第二版）》（2011），让学生在专业学习时有本权威参考书。差不多从2015年开始，《文化经济学手册》就是本科生的参考书，所有学生都要求翻译其中的章节，我也无数次校对他们的译稿，并按图索骥寻找其原始的文献，相关内容早已熟稔于心。正因如此，我对文化经济学的材料有了更为宏观的格局，并开始系统收集文化经济学的经典文献，同时利用收集到的文献给研究生开设经典导读课。几年下来，我终于有了文化经济学学术史的基本框架，也有了一个电子版的《文化经济学经典读本》，再加上陶斯教授在得知我将组织翻译《文化经济学手册（第二版）》时，告知我马上将出第三版，并许诺授予我《文化经济学手册（第三版）》（2020）中文版权。于是，我开始筹划出版文化经济学学术史三部曲，即《文化经济学手册（第三版）》（译著）、《文化经济学经典导读》（编译）与《文化经济学学术史》（专著）。这些年我也在不少学术场合推荐三部曲，如今这些图书将陆续出版，更觉得有必要做一个集中的推介，既是宣传更是交流，希望与学界同人共同为学科建设添砖加瓦。
众所周知，2006年《艺术和文化经济学手册》出版，是文化经济学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这不仅是因为文化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被列入全球知名出版集团爱斯维尔（Elsevier）出版的《经济学手册》（Handbooks of Economics）之中，而且在于该书是文化经济学学术史上最为系统、权威的集大成之作。[7]而就在《艺术和文化经济学手册》出版的三年前，陶斯教授就出版了文化经济学学术史上的第一本手册——《文化经济学手册》，其首创之功当彪炳史册。作为文化经济学的第一本参考书，该书较好地履行了参考书的职责，即在作者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读者提供权威、通俗的文化经济学知识。就权威性而言，该书所涉及文化经济学话题多达61个，几乎涵盖了文化经济学领域的所有重要话题的权威解释：既包含绝大多数的艺术门类、艺术领域的重要现象，也包含了艺术管理的核心环节，甚至涵盖了艺术经济研究的基本方法;涉及权威作者53位，囊括了文化经济学领域几乎所有的知名学者，从文化经济学的创始人鲍莫尔，到文化经济学的中生代代表人物布鲁诺·费雷（Bruno Frey），直至文化经济学的后起之秀吉安·道尔（Gillian Doyle）。就通俗性而言，正如崔恩·比尔（Trine Bille）在书评中所述，“应用福利经济学、艺术价格、艺术家劳动力市场、鲍莫尔成本病、艺术的经济影响、遗产、国际贸易、非营利机构、公共选择、公共资助、艺术家资助、趣味养成等章节，不仅对该领域的现有认知有着很好的概括，而且表述方式也通俗易懂，十分值得推荐”[8]。这本手册其后更新了两版，即2011版与2020版，各版手册均保有这两个核心特征，并保持文化经济学自身的体系性与时效性，能够为“所有创意产业的生产和消费提供通用方法”。2017年陶斯教授受邀访问中国，提及现有的手册缺乏对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回应，文化经济学需要为此做出改变：“文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取得了实证层面的进展，有一些颇具意义的理论应用。但自鲍莫尔的成本病概念以来，并未出现重大的理论突破。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意义在于打破了现有的模式，并激发了适用于数字时代的一系列新经济学模式的研究，如网络经济学和平台经济学。数字供应商正在使用新的商业模式，这既包括定价，也包括非价格策略，例如，搭售和产品版本控制。注意这些新的发展会让教师和学生对文化经济学兴趣倍增。”[9] 也正是如此，陶斯教授力促我直接翻译第三版。2020年，我终于拿到电子版的手稿，欣喜地发现新版添加了不少于10章关于数字文化产业的内容，这些内容基本涵盖了数字文化产业几乎所有重要方面的内容：创意经济中的数字化问题，主要是针对数字化给经济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及其相关分析理论;创意经济中的技术发展，主要是研究诸如媒介融合等新技术在创意经济中的应用与影响;数字创意经济中的政策与版权问题，主要研究各国应对新的经济形态的政策应对，特别是版权政策;创意产业研究，主要研究数字化对具体行业的影响，如音乐、电影等。[10]我至今还记得首次接触《文化经济学手册》第一版的震撼感[11]，如同第一版手册在15年前给我的震撼感——对于初涉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手册就是这门学科的“寻宝图”或“工具箱”。15年后这个版本仍然保有手册该有的体系性与时效性，始终能够作为这门学科的“工具箱”，无论是传统的文化产业，还是新兴的数字文化产业，无论是数字技术如何颠覆商业生态，还是商业模式与消费方式发生怎样的变化，手册都能提供通用的解读方法。我们认为，就我国学术成果的积累水平与现实的需求而言，手册的引进显然是相关领域学术建设的重要基础，也应该是文化产业专业教学的重要参考书。
如前所述，做经典导读的重要初衷是为学生提供充分的思想养料，这是大学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而且从学科的角度来看，经典的确认往往是学科自觉甚至是成熟的重要标志。不过，这里我们确认经典的方式是先确认经典作家，再确认经典作品。在我们看来，经典作品是目，而经典作家才是纲，只有纲举目张，才能见得体系。就此而言，我们也得问道于陶斯教授，早在1993年她作为《文化经济学学刊》编辑时就对此有着系统化的见解：“文化经济学已经吸引很多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如鲍莫尔、布劳格（Blaug）、皮考克、杨潘（Jan Pen）、加尔布雷斯（Galbraith）、西托夫斯基（Scitovsky），而在他们之前，凯恩斯（Keynes）和罗宾斯（Robbins）不仅在艺术经济问题上有所涉猎，而且在英国的艺术管理中贡献巨大。”[12]从凯恩斯到布劳格，陶斯教授构筑了十分清晰的学科发展史，这里所列举的学者大多数是文化经济学经典作家。当然，陶斯教授只是在“编者按”中有些随意的列举，并没有什么严格的标准，而我们这里则要确定明确的标准来判定什么样的学者才能是文化经济学的经典作家：其一，他们都是经济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并在文化经济学领域有着标志性的成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陶斯所列举的这些学者似乎均符合条件，他们在各自成名的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且其在文化经济学领域的著作也是标志性的;其二，这些学者对于文化有着持续的学术性关注，积极参与文化经济学界的活动，并对这个领域有着持续的学术贡献，就这个标准而言，迪克·纳策（Dick Netzer）的表现就差强人意，同样情形的还有加尔布雷斯，他虽然也有诸如《富裕社会》这样的经典作品，但是他对文化经济问题缺乏持续性的学术关注与贡献，因此，本文也不打算将其列入文化经济学家之列。按照这两条标准，另外几位学者，如文化经济学界的新秀便走向前台，这就是泰勒·考温（Tyler Cowen），他对美国政府资助艺术方式的总结极其到位，其所著《好又多：美国艺术资助的成功之道》无疑是这个领域的经典。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明确10位经典作家，他们分别是凯恩斯、罗宾斯、威廉·鲍莫尔、艾伦·匹考克、泰勒·考温、大卫·索斯比、理查德·凯夫斯（Richard Caves）、西托夫斯基、布鲁诺·费雷以及露丝·陶斯。有了这个纲，我选择了20篇经典文献作为目，于是就有了这本经典导读。作为导读者，我引领各位领略这个领域近100年以来10位思想大师的20篇经典文献：其时间跨度既包括1966年之后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也包括之前常常被遗忘的历史序幕;人物既涉及威廉·鲍莫尔等学科创建者，也包括学科的奠基者，如凯恩斯与罗宾斯;其经典文献既涵盖了学科肇始的开创之作——《非均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学：城市危机的剖析》，也包括学科奠基或拓展之作，如《经济学的内容》《文化、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等。我深信读者诸君经历了这样的思想历程，经过这些经典文献的洗礼，不仅有更为清晰的学术史脉络，而且其问学之路将有着更为强大的精神支撑。我始终认为这样的经典阅读是一个人进入这个学科的不二门径，最起码对于那些以此作为专业的学生而言，这些经典文献无疑将是他们毕生的精神财富。
众所周知，文化产业作为学科的定位并不清晰，其重要表现就是学术界往往从不同的学科视野来研究文化产业问题，如国内权威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就将文化产业专业归于管理学和艺术学两大学科，作为新兴学科，采用这种“临时”的做法其实并无置喙之处。但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文化产业概念在当前的运用实质上指称文化产品的经济功能，如增加产出、促进就业、创造利润以及消费者的需求”[13]，文化产业就其学科而言，更多的是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文化问题，应该归属于应用经济学之下的文化经济学。这种思路在西方是清晰的，西方文化产业研究学科建设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定位为应用经济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文化经济学与旅游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大体相当。如美国经济学会就将文化经济学置于应用经济学之下的Z1名下，與其他诸如体育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并列。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文化产业研究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时间中，艺术学或管理学领域并无太多建树。倒是文化经济学，自威廉·鲍莫尔提出成本病概念并创立这个学科以来，颇有建树，拥有不少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建筑物”;而且在新时期开始的几年间，学者们修建“城墙”的努力，让这个学科有了自己的雏形。著名经济学史家马克·布劳格评价道：“文化经济学的发展程度介于教育经济学与卫生经济学之间，较之教育经济学更有创新精神，但是较之卫生经济学则在研究成果方面略有逊色，这可能要归因于文化经济学有些孤立，不太愿意借鉴经济学其他领域的发展成果，更不要说心理学、社会学和政策分析等领域的成果，尽管如此，文化经济学还是不断为文化热衷的问题提供了各种新的经济学方法应用。总而言之，文化经济学在新的领域生气勃勃。”[14] 如果我们将文化经济学学科作为一座“城池”的话，那么文化经济学的历史既是“建筑物”的发展史，是文化经济学客体——一个个有价值的学术问题的提出、解决与争论的历史，也是“建筑师”的发展史，是文化经济学主体——一个个有创造力的学者通过提出与解决问题而不断推动学科的发展。质言之，文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实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交融的“思想活动史”，这也是我们描述学术史的不二法门。为了方便叙述，我们将以客体为纲，通过问题的演进描述其历史的线索;以主体为目，通过描述主体解决问题的贡献及其思想资源，让历史丰富与鲜活起来，以期纲举目张，最终构建一个丰满的文化经济学学术史。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将文化经济学学术史概括为6个历史阶段：历史序曲，我们选取凯恩斯与罗宾斯两位经济学巨匠，描述他们如何谱写文化经济学的历史序曲，并为文化经济学研究以及文化政府资助的合法性提供学理的支撑;历史开端，则描述这个学科的创立者如何通过表演艺术的成本病研究，揭示文化领域的经济特征，并开拓经济学的新疆域;实证进展，我们选取英美两国的两位代表性学者——艾伦·匹考克与泰勒·考温，他们是文化经济学发展之初展开实证研究——文化资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的杰出代表者;理论探索，则选取大卫·索斯比与理查德·凯夫斯两位代表性人物，他们分别从经济学与管理学角度为经济与文化、创意与管理之间的过渡奠定了初始的根基;领域扩张，我们选取西托夫斯基、布鲁诺·费雷两位在经济学界看来有些异类的杰出学者，他们引入心理学前沿成果，引领文化经济学的领域拓展的方向;体系建构，我们将这个历史功绩授予露丝·陶斯教授，其所著《文化经济学教科书》与所编三个版本《文化经济学手册》，让我们领略到这个学科初始的体系。对于一个只有半个世纪历史的学科而言，这样一个线条略为粗犷却颇为清晰的历史脉络是当前较为务实的选择，也许等到历史沉淀下来更多的学术经典，我们能够编写更为详尽的学科史。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一个文化产业专业的教书匠，我深知“岂能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这样的三部曲最起码可以让所有的研究者与学习者有一个简明的学术历史观：其中，《文化经济学手册》关注核心问题，它为我们提供分析文化产业现象的经济学方法的“工具箱”;《文化经济学学术史》关注历史脉络，它为我们提供这个学科发展的历史轨迹，是这个领域的“思想活动史”;《文化经济学经典导读》关注的是经典文献，它既是文化经济学学科的精神根基，更是所有文化经济学思考者的思想之源。我个人认为，这些显然是我国文化产业学科建设“接着说”的重要学术资源，也期望与学界同人一道沿着这个历史脉络，充分汲取这些思想资源，大力推进我国文化产业学科体系的建设。
注释
[1]文化经济学学术史三部曲是指笔者历时10年梳理西方文化经济学学术史的系列性成果，即《文化经济学手册（第三版）》（译著）、《文化经济学经典导读》（编译）与《文化经济学学术史》（专著）。《文化经济学手册（第三版）》与《文化经济学经典导读》将于年内由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出版，而《文化经济学学术史》各章内容大多公开发表，预计明年出版。
[2]约翰·穆勒在描述经济学发展史时，有一个妙喻：“正像修建城墙那样，通常不是把它做一个容器，用来容纳以后可能建造的大厦，而是用它把已经盖好的全部建筑物围起来。”罗宾斯也用它来梳理经济学的学科历史，参见[英]约翰·穆勒.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定问题[A].引自[英]莱昂内尔·罗宾斯.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M].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9.
[3]王育济等.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鉴1979—2002年卷（上下册）[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4][英]莱昂内尔·罗宾斯.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M].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向勇.学科范式的转换与身份认同的构建——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目标与对策[J].学术月刊，2010（8）：8-10.
[6]Ruth Towse.Farewell Editorial.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2003，27：3-7.
[7]Victor A.Ginsburgh;David Throsby（eds.）.Handbooks of the Economics of Art and Culture.Netherlands：North-Holland，2006.
[8]Trine Bille.Book Review.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2004，28：231-238.
[9]Ruth Towse.What Has Changed in the Cultural Economy？ and What Should Change in Cultural Economics？.lecture note for a keynote speech at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China，July 2017.
[10]Ruth Towse and Christian Handke （eds）.Handbook on the digital creative economy.UK：Edward Elgar，2013.
[11]Ruth Towse （ed.）.A Handbook of Cultural Economics.UK：Edward Elgar，2003.
[12]Ruth Towse.Editorial.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1994，18：1-1.
[13]David Throsby.Economics and culture.UK;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reface.
[14]Mark Blaug.Where are We Now on Cultural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Vol.15，No.2，2001：123-143.
作者單位：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产业系
（责任编辑 周雨尘）
与西方相比，我国的文化产业理论似乎缺乏学术自觉性，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学者以“文化产业”之名讨论相关问题，但是这些讨论多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文化事业能否产业化的问题。[3]其实，这些讨论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即文化的产业化或经济化是否具有政治合法性问题，自然就没有多少学术的厚度。只是到了政治上关于文化产业的合法性争论尘埃落定之后，有关文化产业合理性的问题才呈现出来，学术性探讨才走上正道。这就是为什么罗宾斯在解释经济科学时认为，经济学是关于稀缺资源配置的学问，而应该搁置目的论问题。[4]而向勇教授更是据此以2002年为界，将我国文化产业学术研究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5]对于这个观点，我深有同感，只是我将这个时间点稍微延后至2004年前后：这不仅是因为全国首批文化产业专业设立，于是有了不少可以不那么“务实”的研究者，他们开始探索能够让其安身立命的学术与学科问题;而且因为文化產业被纳入国家经济统计目录，作为国民经济新兴产业面临不少棘手的“怎么样”之类的问题，需要学术界提供务实的答案。
如此看来，我国文化产业学科的开始恰恰是西方文化经济学学科走向成熟。但是，这两者之间并无多少交集，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文化产业所面临的“怎么样”的问题太特殊，以至于无须也不太可能借鉴西方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新兴学科面临我国文化产业棘手的难题而忙得焦头烂额，几乎无暇顾及学术体系之类的问题。当然，这样的言辞也许有些苛责，谁能期望一个牙牙学语的孩童去规划人生，而且这个学科确实也在蹒跚前行。且不说2004年之前的学术界在论证合法性之时其实已就概念、政策等宏观问题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2006年前后出版了不下10本“文化产业概论（或导论）”等教材与专著，而且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著名学府均领衔出版文化产业系列丛书。也就是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开始引进西方文化产业著作，其中大多有分量的“建筑物”已经移植至中国，并为国内学术界所熟悉，为我国文化产业学术体系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毋庸置疑，这些译丛由于缺乏学术史支撑，遗漏了这个学科不少经典的代表作，如学科创始人威廉·鲍莫尔的《表演艺术：经济学的困境》，著名文化经济学家艾伦·皮考克（Allan Peacock）的自传体学术专著《打赏艺术：文化、音乐与金钱》，文化经济学的版图并不完整。
这种情形也让我这个研究者开始思考，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短板在哪里，在我看来，恐怕在于学科缺乏扎实的学术根基，特别是缺乏西方文化经济学成果的系统梳理与总结，以至于我们的很多成果只是在自说自话，存在虚假繁荣的现象。文化经济学家露丝·陶斯曾经在《文化经济学刊》的“编者按”中抱怨，西方文化经济学界对于文化经济学学科历史及其文献置若罔闻，殊不知学术界的前辈已经在艺术价格、艺术家劳动力市场、表演艺术财务问题、艺术的经济影响、遗产、艺术家资助、趣味养成等重要议题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是后辈学者应该接着说的重要学术资源。[6]显而易见的是，陶斯所批评的这种现象在国内学术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常常为了一个西方学术界原本界定清晰的概念争论不休，争论各方几乎不去做必要的文献梳理，而争相去写那些空洞无物的檄文，这几乎成了笑谈。
这种情形显然不能让我有职业的荣誉感，更何况作为一名教书匠，每天要面对文化产业专业的学生，我每次只能带着那本“薄薄”的教科书，总是觉得有些愧疚：为什么别的学科动辄数千年的历史，其间的经典更是汗牛充栋，而我的学生只能汲取如此贫瘠的营养，这些自然会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这两重身份都让我倍感焦虑，觉得要做些什么，起初想法很简单，就是翻译陶斯主编的《文化经济学手册（第二版）》（2011），让学生在专业学习时有本权威参考书。差不多从2015年开始，《文化经济学手册》就是本科生的参考书，所有学生都要求翻译其中的章节，我也无数次校对他们的译稿，并按图索骥寻找其原始的文献，相关内容早已熟稔于心。正因如此，我对文化经济学的材料有了更为宏观的格局，并开始系统收集文化经济学的经典文献，同时利用收集到的文献给研究生开设经典导读课。几年下来，我终于有了文化经济学学术史的基本框架，也有了一个电子版的《文化经济学经典读本》，再加上陶斯教授在得知我将组织翻译《文化经济学手册（第二版）》时，告知我马上将出第三版，并许诺授予我《文化经济学手册（第三版）》（2020）中文版权。于是，我开始筹划出版文化经济学学术史三部曲，即《文化经济学手册（第三版）》（译著）、《文化经济学经典导读》（编译）与《文化经济学学术史》（专著）。这些年我也在不少学术场合推荐三部曲，如今这些图书将陆续出版，更觉得有必要做一个集中的推介，既是宣传更是交流，希望与学界同人共同为学科建设添砖加瓦。
众所周知，2006年《艺术和文化经济学手册》出版，是文化经济学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这不仅是因为文化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被列入全球知名出版集团爱斯维尔（Elsevier）出版的《经济学手册》（Handbooks of Economics）之中，而且在于该书是文化经济学学术史上最为系统、权威的集大成之作。[7]而就在《艺术和文化经济学手册》出版的三年前，陶斯教授就出版了文化经济学学术史上的第一本手册——《文化经济学手册》，其首创之功当彪炳史册。作为文化经济学的第一本参考书，该书较好地履行了参考书的职责，即在作者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读者提供权威、通俗的文化经济学知识。就权威性而言，该书所涉及文化经济学话题多达61个，几乎涵盖了文化经济学领域的所有重要话题的权威解释：既包含绝大多数的艺术门类、艺术领域的重要现象，也包含了艺术管理的核心环节，甚至涵盖了艺术经济研究的基本方法;涉及权威作者53位，囊括了文化经济学领域几乎所有的知名学者，从文化经济学的创始人鲍莫尔，到文化经济学的中生代代表人物布鲁诺·费雷（Bruno Frey），直至文化经济学的后起之秀吉安·道尔（Gillian Doyle）。就通俗性而言，正如崔恩·比尔（Trine Bille）在书评中所述，“应用福利经济学、艺术价格、艺术家劳动力市场、鲍莫尔成本病、艺术的经济影响、遗产、国际贸易、非营利机构、公共选择、公共资助、艺术家资助、趣味养成等章节，不仅对该领域的现有认知有着很好的概括，而且表述方式也通俗易懂，十分值得推荐”[8]。这本手册其后更新了两版，即2011版与2020版，各版手册均保有这两个核心特征，并保持文化经济学自身的体系性与时效性，能够为“所有创意产业的生产和消费提供通用方法”。2017年陶斯教授受邀访问中国，提及现有的手册缺乏对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回应，文化经济学需要为此做出改变：“文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取得了实证层面的进展，有一些颇具意义的理论应用。但自鲍莫尔的成本病概念以来，并未出现重大的理论突破。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意义在于打破了现有的模式，并激发了适用于数字时代的一系列新经济学模式的研究，如网络经济学和平台经济学。数字供应商正在使用新的商业模式，这既包括定价，也包括非价格策略，例如，搭售和产品版本控制。注意这些新的发展会让教师和学生对文化经济学兴趣倍增。”[9] 也正是如此，陶斯教授力促我直接翻译第三版。2020年，我终于拿到电子版的手稿，欣喜地发现新版添加了不少于10章关于数字文化产业的内容，这些内容基本涵盖了数字文化产业几乎所有重要方面的内容：创意经济中的数字化问题，主要是针对数字化给经济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及其相关分析理论;创意经济中的技术发展，主要是研究诸如媒介融合等新技术在创意经济中的应用与影响;数字创意经济中的政策与版权问题，主要研究各国应对新的经济形态的政策应对，特别是版权政策;创意产业研究，主要研究数字化对具体行业的影响，如音乐、电影等。[10]我至今还记得首次接触《文化经济学手册》第一版的震撼感[11]，如同第一版手册在15年前给我的震撼感——对于初涉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手册就是这门学科的“寻宝图”或“工具箱”。15年后这个版本仍然保有手册该有的体系性与时效性，始终能够作为这门学科的“工具箱”，无论是传统的文化产业，还是新兴的数字文化产业，无论是数字技术如何颠覆商业生态，还是商业模式与消费方式发生怎样的变化，手册都能提供通用的解读方法。我们认为，就我国学术成果的积累水平与现实的需求而言，手册的引进显然是相关领域学术建设的重要基础，也应该是文化产业专业教学的重要参考书。
如前所述，做经典导读的重要初衷是为学生提供充分的思想养料，这是大学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而且从学科的角度来看，经典的确认往往是学科自觉甚至是成熟的重要标志。不过，这里我们确认经典的方式是先确认经典作家，再确认经典作品。在我们看来，经典作品是目，而经典作家才是纲，只有纲举目张，才能见得体系。就此而言，我们也得问道于陶斯教授，早在1993年她作为《文化经济学学刊》编辑时就对此有着系统化的见解：“文化经济学已经吸引很多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如鲍莫尔、布劳格（Blaug）、皮考克、杨潘（Jan Pen）、加尔布雷斯（Galbraith）、西托夫斯基（Scitovsky），而在他们之前，凯恩斯（Keynes）和罗宾斯（Robbins）不仅在艺术经济问题上有所涉猎，而且在英国的艺术管理中贡献巨大。”[12]从凯恩斯到布劳格，陶斯教授构筑了十分清晰的学科发展史，这里所列举的学者大多数是文化经济学经典作家。当然，陶斯教授只是在“编者按”中有些随意的列举，并没有什么严格的标准，而我们这里则要确定明确的标准来判定什么样的学者才能是文化经济学的经典作家：其一，他们都是经济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并在文化经济学领域有着标志性的成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陶斯所列举的这些学者似乎均符合条件，他们在各自成名的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且其在文化经济学领域的著作也是标志性的;其二，这些学者对于文化有着持续的学术性关注，积极参与文化经济学界的活动，并对这个领域有着持续的学术贡献，就这个标准而言，迪克·纳策（Dick Netzer）的表现就差强人意，同样情形的还有加尔布雷斯，他虽然也有诸如《富裕社会》这样的经典作品，但是他对文化经济问题缺乏持续性的学术关注与贡献，因此，本文也不打算将其列入文化经济学家之列。按照这两条标准，另外几位学者，如文化经济学界的新秀便走向前台，这就是泰勒·考温（Tyler Cowen），他对美国政府资助艺术方式的总结极其到位，其所著《好又多：美国艺术资助的成功之道》无疑是这个领域的经典。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明确10位经典作家，他们分别是凯恩斯、罗宾斯、威廉·鲍莫尔、艾伦·匹考克、泰勒·考温、大卫·索斯比、理查德·凯夫斯（Richard Caves）、西托夫斯基、布鲁诺·费雷以及露丝·陶斯。有了这个纲，我选择了20篇经典文献作为目，于是就有了这本经典导读。作为导读者，我引领各位领略这个领域近100年以来10位思想大师的20篇经典文献：其时间跨度既包括1966年之后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也包括之前常常被遗忘的历史序幕;人物既涉及威廉·鲍莫尔等学科创建者，也包括学科的奠基者，如凯恩斯与罗宾斯;其经典文献既涵盖了学科肇始的开创之作——《非均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学：城市危机的剖析》，也包括学科奠基或拓展之作，如《经济学的内容》《文化、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等。我深信读者诸君经历了这样的思想历程，经过这些经典文献的洗礼，不仅有更为清晰的学术史脉络，而且其问学之路将有着更为强大的精神支撑。我始终认为这样的经典阅读是一个人进入这个学科的不二门径，最起码对于那些以此作为专业的学生而言，这些经典文献无疑将是他们毕生的精神财富。
众所周知，文化产业作为学科的定位并不清晰，其重要表现就是学术界往往从不同的学科视野来研究文化产业问题，如国内权威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就将文化产业专业归于管理学和艺术学两大学科，作为新兴学科，采用这种“临时”的做法其实并无置喙之处。但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文化产业概念在当前的运用实质上指称文化产品的经济功能，如增加产出、促进就业、创造利润以及消费者的需求”[13]，文化产业就其学科而言，更多的是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文化问题，应该归属于应用经济学之下的文化经济学。这种思路在西方是清晰的，西方文化产业研究学科建设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定位为应用经济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文化经济学与旅游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大体相当。如美国经济学会就将文化经济学置于应用经济学之下的Z1名下，與其他诸如体育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并列。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文化产业研究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时间中，艺术学或管理学领域并无太多建树。倒是文化经济学，自威廉·鲍莫尔提出成本病概念并创立这个学科以来，颇有建树，拥有不少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建筑物”;而且在新时期开始的几年间，学者们修建“城墙”的努力，让这个学科有了自己的雏形。著名经济学史家马克·布劳格评价道：“文化经济学的发展程度介于教育经济学与卫生经济学之间，较之教育经济学更有创新精神，但是较之卫生经济学则在研究成果方面略有逊色，这可能要归因于文化经济学有些孤立，不太愿意借鉴经济学其他领域的发展成果，更不要说心理学、社会学和政策分析等领域的成果，尽管如此，文化经济学还是不断为文化热衷的问题提供了各种新的经济学方法应用。总而言之，文化经济学在新的领域生气勃勃。”[14] 如果我们将文化经济学学科作为一座“城池”的话，那么文化经济学的历史既是“建筑物”的发展史，是文化经济学客体——一个个有价值的学术问题的提出、解决与争论的历史，也是“建筑师”的发展史，是文化经济学主体——一个个有创造力的学者通过提出与解决问题而不断推动学科的发展。质言之，文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实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交融的“思想活动史”，这也是我们描述学术史的不二法门。为了方便叙述，我们将以客体为纲，通过问题的演进描述其历史的线索;以主体为目，通过描述主体解决问题的贡献及其思想资源，让历史丰富与鲜活起来，以期纲举目张，最终构建一个丰满的文化经济学学术史。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将文化经济学学术史概括为6个历史阶段：历史序曲，我们选取凯恩斯与罗宾斯两位经济学巨匠，描述他们如何谱写文化经济学的历史序曲，并为文化经济学研究以及文化政府资助的合法性提供学理的支撑;历史开端，则描述这个学科的创立者如何通过表演艺术的成本病研究，揭示文化领域的经济特征，并开拓经济学的新疆域;实证进展，我们选取英美两国的两位代表性学者——艾伦·匹考克与泰勒·考温，他们是文化经济学发展之初展开实证研究——文化资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的杰出代表者;理论探索，则选取大卫·索斯比与理查德·凯夫斯两位代表性人物，他们分别从经济学与管理学角度为经济与文化、创意与管理之间的过渡奠定了初始的根基;领域扩张，我们选取西托夫斯基、布鲁诺·费雷两位在经济学界看来有些异类的杰出学者，他们引入心理学前沿成果，引领文化经济学的领域拓展的方向;体系建构，我们将这个历史功绩授予露丝·陶斯教授，其所著《文化经济学教科书》与所编三个版本《文化经济学手册》，让我们领略到这个学科初始的体系。对于一个只有半个世纪历史的学科而言，这样一个线条略为粗犷却颇为清晰的历史脉络是当前较为务实的选择，也许等到历史沉淀下来更多的学术经典，我们能够编写更为详尽的学科史。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一个文化产业专业的教书匠，我深知“岂能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这样的三部曲最起码可以让所有的研究者与学习者有一个简明的学术历史观：其中，《文化经济学手册》关注核心问题，它为我们提供分析文化产业现象的经济学方法的“工具箱”;《文化经济学学术史》关注历史脉络，它为我们提供这个学科发展的历史轨迹，是这个领域的“思想活动史”;《文化经济学经典导读》关注的是经典文献，它既是文化经济学学科的精神根基，更是所有文化经济学思考者的思想之源。我个人认为，这些显然是我国文化产业学科建设“接着说”的重要学术资源，也期望与学界同人一道沿着这个历史脉络，充分汲取这些思想资源，大力推进我国文化产业学科体系的建设。
注释
[1]文化经济学学术史三部曲是指笔者历时10年梳理西方文化经济学学术史的系列性成果，即《文化经济学手册（第三版）》（译著）、《文化经济学经典导读》（编译）与《文化经济学学术史》（专著）。《文化经济学手册（第三版）》与《文化经济学经典导读》将于年内由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出版，而《文化经济学学术史》各章内容大多公开发表，预计明年出版。
[2]约翰·穆勒在描述经济学发展史时，有一个妙喻：“正像修建城墙那样，通常不是把它做一个容器，用来容纳以后可能建造的大厦，而是用它把已经盖好的全部建筑物围起来。”罗宾斯也用它来梳理经济学的学科历史，参见[英]约翰·穆勒.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定问题[A].引自[英]莱昂内尔·罗宾斯.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M].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9.
[3]王育济等.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鉴1979—2002年卷（上下册）[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4][英]莱昂内尔·罗宾斯.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M].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向勇.学科范式的转换与身份认同的构建——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目标与对策[J].学术月刊，2010（8）：8-10.
[6]Ruth Towse.Farewell Editorial.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2003，27：3-7.
[7]Victor A.Ginsburgh;David Throsby（eds.）.Handbooks of the Economics of Art and Culture.Netherlands：North-Holland，2006.
[8]Trine Bille.Book Review.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2004，28：231-238.
[9]Ruth Towse.What Has Changed in the Cultural Economy？ and What Should Change in Cultural Economics？.lecture note for a keynote speech at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China，July 2017.
[10]Ruth Towse and Christian Handke （eds）.Handbook on the digital creative economy.UK：Edward Elgar，2013.
[11]Ruth Towse （ed.）.A Handbook of Cultural Economics.UK：Edward Elgar，2003.
[12]Ruth Towse.Editorial.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1994，18：1-1.
[13]David Throsby.Economics and culture.UK;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reface.
[14]Mark Blaug.Where are We Now on Cultural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Vol.15，No.2，2001：123-143.
作者單位：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产业系
（责任编辑 周雨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