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点儿意外地发现，楚河河面竟然那样狭窄，最多不过二十米宽。在我的想象中，它应该是一条近似于额尔齐斯河或伊犁河那样的大河才对。
　　楚河河谷位于外伊犁阿拉套山脉的山麓，比什凯克就是楚河河谷中的一座城市。中国人更为熟悉的或许是河谷中的另一座城市——比什凯克以东70公里的托克马克，古称“碎叶城”。据说，诗人李白就诞生于此。
　　在《大唐西域记》中，旅行作家玄奘记载了游历楚河河谷的见闻。当时，唐朝的势力还未深入中亚，西域地区仍是突厥人的天下。玄奘看到，碎叶城内商胡杂居，种植着黄米、小麦、葡萄，人们穿着用毛毡制作的衣服。在碎叶城以西，还有数十座城市，都役属于突厥管辖。
　　在碎叶城，玄奘遇到了西突厥的叶护可汗。可汗刚刚畋游归来，戎马甚盛。他身着绿绫袍，露发一丈许，头上裹着帛练，随行官员多达两百余人，都穿着锦袍，辫发围绕左右。可汗的大帐装饰着炫目的金花，官员们侍坐两侧，身后站着威严的卫兵。玄奘不禁赞叹：“观之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
　　此时，我乘坐的小巴正经过托克马克。然而，眼前出现的是一座毫无特色的工业城市。路边有一些脏兮兮的小餐馆，挂着模糊的食物图片。另外，还有一些物流公司和汽修行——日复一日的油污已将门面侵蚀，夺去了它们应有的光彩——和那些餐馆一样，沦为今不如昔的注脚。
　　在这条楚河河谷的公路上，我的脑海中还滚动着另外两个名字：八剌沙衮、虎思斡耳朵。它们分别是喀喇汗国和西辽帝国的首都（此时中国处于宋朝），其实是同一个地方，都位于托克马克附近。和其他很多游牧民族的政权一样，喀喇汗国和西辽帝国的兴起和衰落都像风一样迅速，以至于存亡年代为何、疆界何在都成为历史学界的争论点。它们的成就并不是那么显赫的，历史上也缺乏引入瞩目的事件。如今，唯一留下来的遗迹是一座石头宣礼塔，然而其主体部分还是苏联时代修复的。唯一确定的是，西辽帝国吞并了喀喇汗国，而最终又被成吉思汗摧毁，从地图上彻底消失了。
　　小巴沿着楚河而行，但大部分时间里，窗外并没有楚河的身影。它逶迤流淌在树林与荒草之间，甚至听不到一点儿声音。当它终于暴露在窗外的大地上时，我有点儿意外地发现，河面竟然那样狭窄，最多不过二十米宽。在我的想象中，楚河应该是一条近似于额尔齐斯河或伊犁河那样的大河才对。
　　我们超过一辆运送马匹的卡车，开始进入峡谷地带。几分钟前生机勃勃的宽阔河谷毫无过渡地变成了高高耸立的秃山。山脚下有一些蒙古包，牧马啃着枯黄的蕨类植物。在这里，楚河的河道更窄了，变成了—条气势汹汹的急流。
　　在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公园里，我曾看到俄国探险家尼古拉‘普热瓦利斯基（Nikolay Przhevalsky）的雕像。普热瓦利斯基生于白罗斯的贵族家庭，曾在华沙军事学院教授地理。从青年时代起，他就立志要前往拉萨探险，然而一生都未能实现这个目标。他九死一生，最后死亡却是因为眼前的楚河。
　　1888年，普热瓦利斯基在比什凯克附近猎虎，在船上饮用了楚河水，染上了致命的斑疹伤寒。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让人将他抬到天山脚下的小镇卡拉科尔（Karakol），最后死在了那里。在俄国和苏联时代，那座小镇被称为“普热瓦利斯基”。这位探险家的一句名言是：“我永远不会背叛我的理想，这是我一生的追求。一旦我写完所有必要的东西，我就会回到沙漠……在那里，我将会比在婚姻这座镀金沙龙里幸福得多。”
　　小巴经过破败的巴雷克奇（Balykchy），绕过一座小小的转盘。路的两侧出现一排排贩卖熏鱼干的小贩，全是吉尔吉斯女人，很多戴着头巾，皮肤黑黄，和比什凯克女人大异其趣。当小巴路过时，我打开车窗，咸鱼味扑面而来。她们向我招着手，笑着，露出亮闪闪的金牙。
　　巴雷克奇是伊塞克湖的門户。到了这里，山谷突然敞开，像两只胳膊一样，拥抱着一片蓝色的高原湖水。小巴沿着伊塞克湖的北岸行驶，沿岸几乎未经开发，遍布树丛和杂草。只有经过村子时，才能看到刷过漆的木屋，街上徘徊着戴着白色毡帽的吉尔吉斯人。
　　随着小巴的颠簸，我的思绪回到了很多年前。我采访过一个地产大亨，他以极限登山和浪漫诗情闻名。当时他告诉我，他曾考虑购买伊塞克湖畔的大片土地，开发成面向游客的豪华度假区。为此，他邀请了不少吉方人员来商谈，由他买单。这些人全都安排住进了五星级酒店。他后来发现，房间里的各种酒精饮料很快被一扫而光，每天要补充数次，导致酒水的消费远高于房费本身。
　　最终，这位地产大亨放弃了开发伊塞克湖的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