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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美国制造的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或译成“鱼”号）出航北极并穿越北极冰盖，成为第一艘穿越北极冰盖的船只。1960年2月，法国的《科学与生活》杂志发表了编辑梅萨蒂撰写的文章《美国海军在核潜艇上运用超感官知觉（ESP）》。文章的引言是：“人体信息传感是新的秘密武器吗？特殊感应机能是未来战争的决定因素吗？美国军方掌握人体特异功能的秘密了吗？”该文绘声绘色地报道了“鹦鹉螺”号在北冰洋洋底航行时，收到了来自美国马里兰州威斯汀豪斯公司实验中心的心灵感应信息的事。
文章说，这项实验开始于1959年7月25日，整整进行了16天。实验负责人是空军研究院生物所所长W.H.鲍尔斯上校。他们安排迪克大学（以研究超心理学闻名的大学）的学生史密斯在规定的时间里向外发送“超感官视觉”信息，由“鹦鹉螺”号上的海军上校琼斯接收。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史密斯被关在威斯汀豪斯公司的实验大楼里，每天在固定的时间用意念给琼斯发送用机器随机摇出来的“超感官知觉”测试专用纸牌图案（这是20世纪30年代心灵学家J.B.莱因发明的一种纸牌，通常有25张，有5种符号：□、+、☆、（、○）。史密斯认真注视摇出来的5张纸牌的图形，并用意念将它们“发送”给“鹦鹉螺”号上的琼斯，然后将纸牌图案记录在纸上封入信封交给鲍尔斯上校锁入保险箱。与此同时，坐在“鹦鹉螺”号中的海军上校琼斯“接收”史密斯一天两次发送出的心灵感应信号，然后将他“接收”到的纸牌图案画在纸上，用信封封好交给安德森船长，后者注明日期、时间后锁到潜艇的保险柜内。在实验的16天中，琼斯也处于隔离状态。“鹦鹉螺”号返航抵达格罗顿后，安德森船长从船上的保险柜中取出信封，用专车送到附近的军事基地，再由飞机运至弗伦德西普机场，转给鲍尔斯上校。鲍尔斯上校对比了两组记录，发现时间相同的两组图片重合率达到了3/4。
这则新闻很快就被苏联人注意到了。相关报道被源源不断地送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心理系系主任瓦西列夫教授手中。1960年4月，瓦西列夫对外宣称：“美国海军在他们的‘鹦鹉螺’号核潜艇上测试了心灵传感，我们的科学家其实早在25年前就已经进行了多次成功的传感实验。我们应该尽快抛弃自己的偏见，重新投入这项重要的研究领域。人体潜能的发现和原子能的发现一样重要。”这一建议得到了苏联政府的支持。就在那一年，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瓦西列夫在列宁格勒大学成立了第一个专门研究心灵学的实验室，接着于1962年出版了《遥距影响实验》一书。当然，他是很谨慎的，一直宣称是以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心理学的角度来验证这些心灵感应的实验结果，以防被指责为搞迷信活动或宣传唯心主义。
瓦西列夫于1966年去世，这时，苏联各地已成立了20多个“超常现象”研究所。1967年，用于这项研究的国家预算为1300万～2100万美元！
有趣的是，多年后，“鹦鹉螺”号船长安德森写了篇回忆文章，说：“这艘潜艇曾执行过各式各样的任务，但是不包括参与心灵感应的实验。”他还说：“梅萨蒂等人的文章说，我们在1959年7月24日于北冰洋下开始了心灵传感实验。可是这个时候核潜艇正停泊在新罕布什尔的朴次茅斯港，进行第一次大检修。我们谁也没有在艇上，又能做什么实验呢？”
这可能是一个设计好的骗局。1980年夏天，有人就此事专门访问了法国《科学与生活》杂志，那篇文章的作者梅萨蒂（这时他已经是杂志的主编了）认为“鹦鹉螺”号事件可能就是个骗局，他本人对那篇报道也深表遗憾。消息来自出生于乌克兰敖德萨港的伯杰尔。伯杰尔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言之凿凿地向梅萨蒂讲了心灵感应实验的“详情细节”。伯杰尔自称消息得自可靠的秘密情报源，当时杂志的主编文森顿也在座，他对此事也深信不疑。梅萨蒂遗憾地说：“当时我们过于轻信了。文章发表后，我不得不面对舆论界的指责。我也因这篇文章而名誉扫地，真是追悔莫及。”显然，这是伯杰尔精心炮制的骗局。但是，伯杰尔1978年就去世了，这一事件竟成了无头案。
铁幕下的“特异功能”
1970年，“美国之音”连续播出刚出版的《铁幕下的特异功能》一书的摘要。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希拉·奥斯特兰德和林斯·施罗德。他们声称与苏联心灵学领域的重要人物——生物学家爱德华·诺莫夫是莫逆之交，应诺莫夫之邀参加了196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首届国际心灵学会议，搜集到大量有关苏联“特异功能人士研究”的资料，回美国后于1969年年末写了本书。书中不仅介绍了苏联开展心灵学实验的情况，还说苏联准备制造“光子势垒调制器”和“超空间放大器”等“特异功能”武器。
美国国会震惊了。有人惊呼，苏联已经在“精神空间”的竞赛中遥遥领先于西方了。美国国防部压力大增，要求政府拨款研究“特异功能”。1970年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了一项研究“遥视”和“超感官知觉（ESP）”之类的“特异功能”是否有助于情报收集的项目，取名为“扫描”。后来，该项目转由国防部情报局负责，具体由普索夫和塔格博士领导下的斯坦福研究所（请注意，这是美国国防部的研究所，不是斯坦福大学）进行实验研究，改名为“星际之门”。
《铁幕下的特异功能》一书还介绍说，苏联于1966年4月19日在西伯利亚“科学城”由尼古拉耶夫与数百千米外莫斯科的卡曼斯基传递了信息，6次全部成功;苏联除了将“特异功能”用于秘密间谍活动外，还认为隐藏在“意念移物”能力之后的那种能量将成为“终极武器”。美国人由此认为，只要能把3.5克的物体移动0.6厘米就足以引爆一枚核弹头，如果“特异功能”可以控制电子计算机，就无异于垄断了核武器，所以应该消灭这种人。可是，如果这个人真有这种能力，就不可能被消灭。
书中说，苏联有200万名受过“特异功能训练”的人为克里姆林宫征服世界服务。美国因此深感应竭尽全力缩小与苏联的“特异功能差距”。美国一些议员与退伍军官提出要设计制造一种“超空间核榴弹炮”，这种武器要能将美国内华达沙漠中的一次核爆炸以人思维的速度瞬间传送到克里姆林宫大门口。他们还认为，美国应该设计一个时间弯曲反导弹系统，穿越北极将苏联本土罩住，使苏联向美国发射的核导弹立即陷入时间隧道，回到远古的侏罗纪。 就这样，美苏双方的“特异功能战”越演越烈。而苏联因“美国之音”播放了《铁幕下的特异功能》一书的节选而大为恼火，于1975年指控该书作者的苏联合作者诺莫夫滥收演讲费（诺莫夫曾在几十所学院中做过有关“特异功能”方面的报告）并与西方心灵学家关系密切，判处诺莫夫到西伯利亚劳改两年，解雇了诺莫夫的同事，并下令不许苏联心灵学家与外国人接触以免泄露机密。
1977年6月11日，苏联克格勃在莫斯科逮捕了美国《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托斯。当天，托斯在街头拐角处与苏联生物医学研究所的伯图科夫接头，当伯图科夫把20页关于“特异功能粒子”的资料交给托斯时，被双双抓获。美国政府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4天后，托斯回到美国。美国攻击苏联没有新闻、出版和交往的自由。苏联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反击，却在文中透露说：“人们知道，托斯先生的朋友不仅仅是一位业余的心灵学研究者，还负责某个研究所的工作。托斯对该研究所的活动特别感兴趣，而这个研究所的事只限于少数人知道。托斯的目的很清楚，是冲着有军事用途的科学部门来的。”这就不打自招地说明，苏方正在设法研究心灵学在军事上的应用。
1978年，日本的金光不二夫出版了《人体超级能力探索》，援引了不少苏联研究“特异功能”的材料，并指出，1965年，苏联的波波夫无线电技术协会莫斯科分会增设了一个生物信息部，专门研究人体传感信息。书中还指出，除了会议论文汇编外，各种论文大都发表在《无线电工程学》杂志上;科普报刊上也发了不少文章，但大多是记者所写，不值一哂;1965年到1975年发表的“论文”和报道不下500篇，但大多是草率进行的“实验”的粗糙报告，不值一顾。也许，这才是苏联方面的真实写照。
苏联的科学界也不全是“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狂热分子。1973年，苏联官方的刊物《哲学研究》公开批评了这类“研究”。苏联心理学教授津钦科等在《心灵学：虚构还是现实？》一文中大骂希拉·奥斯特兰德和林斯·施罗德写的《铁幕下的特异功能》，说：“作者不是科学家，作品水平很低，只是为了耸人听闻。心灵学是为反苏宣传服务的，反苏也为宣传心灵学服务。在两年内，该书再版5次。由于作者的专业水平太低，书中与事实不符的差错和错误比比皆是，再就是直言不讳的反苏攻击。”他还批评苏联国内大量报刊不负责任地报道“人体特异功能”现象，而内容根本不符合科学实验的严格要求。例如《共青团真理报》曾宣传“阿波罗14”号参加了心灵感应实验，并取得了可喜的结果。但是，“阿波罗14”号的宇航员埃德加·米切尔却在书中写道：“这只是些探索性的实验，实验是失败的。更糟糕的是，成功的次数远远低于理论上推算出的概率。”津钦科在文章中说：“心灵学研究催生了许多反心灵学的方法和揭露骗局的手段。但是，不论怎样揭露，也不能动摇虔诚的心灵学家。心灵学就像宗教一样，信仰的力量大于实际的作用，所以人们常说‘信则灵’，信仰胜于事实。耸人听闻地宣传心灵现象，大肆传播各种传说，是同这种信仰分不开的。”文章最后指出：“严肃的科研成果首先应在科学专著中发表，而不是发表在畅销杂志上。应该考虑一下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去研究这些现象。科学研究机构的努力必将有助于揭开‘人体特异功能’之谜，防止某些人在人类心灵问题上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并澄清有关苏联‘心灵学运动’的谣传。”
中邪的美国佬
当苏联方面的“特异功能”研究由热变冷时，美国当局的“特异功能热”并未减退。一些科学家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城成立了美国科学异常现象研究中心，他们确信，科学地研究“异常现象”可能会成为促进科学理论发展的手段和推动力。科学异常现象研究中心开展着几项计划，包括“特异功能”侦探、异常现象、苏美关于超心理现象研究的监视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心灵学研究的监视等。他们不仅观测研究飞碟，还研究将占星术用于国防事务。
1984年，美国记者罗纳德姆·麦克罗耶出版了一本揭露五角大楼绝密材料的书《特异功能战——美国关于特异功能武器的研究纪实》，又引起了社会的轰动。这本书一开始就介绍1979年在华盛顿的一间店铺，门前挂着招牌，上面写着：“仙师佐迪克夫人，看手相、算命。”这不是一般的算命馆，来访者都是一些官员，钱由海军情报局支付。桌子上的相片和海图是苏联潜艇和它们在美国东海岸的可能航行路线。佐迪克夫人的任务是运用她的“特异功能”跟踪苏联潜艇，预测其动向。佐迪克夫人是个假名，海军至少雇用了34名像她这样的“有特异功能的人士”，追踪苏联的军舰和潜艇。尽管佐迪克夫人曾被评为十大“特异功能人士”之一，但在7年后，由于国会削减了里根的财政预算，佐迪克夫人被排除在这个项目之外了。书中关于军方和警方利用占星术士和“特异功能人士”破案或预测敌方动向的事例有很多，但结果大多是模棱两可的。
这本书还公开了1972年美国国防情报局的秘密研究报告。报告中预计，苏联可能会通过“特异功能战士”知晓美国绝密文件的内容、军队和舰艇的部署、军事设施的位置和性质;在一定距离内影响美国重要官员和将领的思想;在一定距离内使美国的任何官员立即死亡;在一定距离内使所有类型的美国军事设施，包括太空飞行器失去战斗力。这份蛊惑人心的报告使许多美国官方人员惶恐不安。美国国防情报局怀疑“‘信息传感催眠术’可以针对美国或盟国核导弹地下井中的人员使用”。1981年，空军军方准备为导弹发射人员配制“特异功能防护服”，美国“特异功能电子联合公司”甚至声称研制出了这种防护服。国防情报局还认为最大的威胁将是“摄调技术”（即“意念移物”，所为的原理是“特异功能人士”把自己的能量传送到远方某一地点，使一个物体非物质化，再把这个物体搬运回来，使之物质化）。通过这种技术，他们将可以盗窃美国的机密文件甚至装备。然而，国防情报局又说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情报。
美国空军得到国防情报局和麦克唐纳公司的支持，在麦克唐纳公司的实验室研究用“特异功能人士”保障核武器安全的问题，1979年还在圣路易斯开办了“麦克唐纳特异功能实验室”，每年拨款50万美元研究用意念弯曲金属物品。麦克唐纳（1981年去世）希望开发出能与在试飞中死亡的试飞员联系的“特异功能”，以了解试飞时飞机出了什么毛病。麦克唐纳是相信邪术的，他的公司生产的飞机有的名叫“鬼怪式”，有的名叫“魔术师”。麦克唐纳经常向国会游说，希望政府增加“特异功能”研究的投资。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陆军办的理论刊物《军事评论》经常发表有关“特异功能战”的文章。一篇名为《新型精神战场》的文章甚至说，心灵武器的杀伤力已经得到证实，“特异功能”可以医治疾病，也可以制造疾病，这种能力可以超越空间传播，造成的疾病或死亡都没有明显的症状。另一篇题为《苏联的特异功能电子武器》的文章则确信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会员病就是苏联制造的“光子势垒调制器”造成的（也不问问苏联的这种秘密武器为什么只用于退伍军人而不用在现役军人身上）。这篇文章还提到苏联的另一种“特异功能”电子武器“超空间放大器”在1963年击沉了美国核潜艇“长尾鲨”号，这是用在“长尾鲨”号核潜艇的相片上集中心灵感应能量的方法得出的结论。这些荒诞无稽的说法登在《军事评论》上只能说明美国佬真的中了邪！但在另一方面也说明美国和苏联确实在秘密进行着一场激烈的“特异功能战”。
《特异功能战——美国关于特异功能武器的研究纪实》可以说是《铁幕下的特异功能》的姐妹篇，但更多地揭露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进行“特异功能战”的内幕。
“星际之门”收场
“星际之门”项目共分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跟踪外国运用“特异功能”收集情报的活动;第二部分是军事应用，政府出钱雇用6名“特异功能人士”（后来减为3名）帮助确定人质的隐匿地、搜寻恐怖分子以及侦缉毒品毒犯;第三部分是对“人体特异功能”进行实验研究，研究内容包括“预知”“透视”和“遥视”等，起先在斯坦福研究所（SRI），后来移交给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科学应用集团。
1995年年初，这个保密项目解密。这使得人们能够对它做出公开评估。由于项目内部有某些争议，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决定把这个项目从国防情报局交还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新任局长约翰·多伊奇决定对此项目进行审查，请美国研究院进行评估。美国研究院聘请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统计学家杰西卡·乌兹和俄勒冈大学的心理学家雷·海曼组成评估小组，对斯坦福研究所1973年到1989年间及美国科学应用集团1993年和1994年所做的得到官方支持的“异常精神现象”研究项目进行评审，评述其科学价值及其潜在的用于情报收集的可能性。
两位评审人在细致考察后，著名的心灵学研究支持者杰西卡·乌兹发表了《关于心灵作用证据的评价》。她认为“特异感知”确实存在且已得到充分证明，所以建议未来集中了解心灵作用的机理，以及如何使之具有实用价值。她认为，继续对“人体特异功能”进行验证性实验的价值不大，因为对不接受当前数据的人，实在没有什么更多的事情好做。但是她又说：“即使我们全部认可特异感知的真实性，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即这些能力对政府目的（搜集情报）是否有用？对此问题的回答超出了本报告的范围，但我们应该设想如何去提高实用性。”
雷·海曼发表了《异常精神现象研究的评估》，他主要针对乌兹的报告做明确的评价。海曼指出，他们都认为斯坦福研究所的研究在方法上有缺陷，而美国科学应用集团的研究没有克服这些缺陷。美国科学应用集团提供了10个实验供分析，但这10个实验来自同一个实验室，更严重的是，所有实验用的是同一位评判员，即项目的负责人埃德温·梅博士。从科学及心理学分析来看，这组研究的科学价值是极其有限的。就凭一个实验室的10个实验解决历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人体特异功能是否真实存在”，未免太简单了。如果科学研究不能证实“遥视”的存在，那就根本谈不上把一个不存在的能力用于实际。“据称，具有‘遥视’能力的人提供的信息中有20%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判断哪一部分是对的，又有什么实际用途”。
双方经历了激烈辩论后，1995年11月，美国发表了《对“遥视”研究及应用的评估》。这一评估的结论是：“目前，该项目的研究并未给‘遥视’这一类‘超心理现象’的存在提供足够的实验证据和理论证据。”从情报收集的角度来看，“遥视没有价值”，因为这类情报活动并不能“提供范围确定的、目标特定的”有关情况，“情报资料要求具体、清晰，并需要得到可靠的诠释，这才有价值。不幸的是，迄今的研究表明，‘遥视’现象一遇到这些前提就不灵了”。“这一点也被访谈的描述所证实：‘遥视’从未给‘可行的’情报活动提供过行之有效的、有足够价值的或令人信服的资料，反而提供了大量无关的、错误的信息。‘遥视’的报告往往与观察到的情况不相符”。“从应用特异功能的角度来看，特别令人困惑的是这样的事实：‘遥视’者和项目负责人，为了使‘遥视’报告与已知的背景暗示相一致，甚而对报告做了改动”。“这甚至使人怀疑某些广为宣传的、命中目标的、惊人的案例的真实性，这些案例将不难归结为背景暗示。后来的调查表明，这些案例中，有一部分曾被以前的项目负责人改动过……由此可见，很难认为存在有效的证据，可以证明‘遥视’在情报收集中有应用价值”。“总之，从我们对目前该项目的军事应用部分所做的调查，可得出两点明确的结论：第一，如上所述，在长达10年的尝试之后，我们仍未得到‘遥视’有军事价值的证据;第二，鉴于情报活动应用的条件和限制，以及该现象悬而未决的特性，即使‘遥视’的存在性可以被确凿地证实，就目前了解到的情况而言，也证明‘遥视’在情报收集中不可能有任何用处”。“我们的结论是：对目前项目中的军事应用部分不应给予持续支持”。随后，中央情报局终止了“星际之门”项目。
文章说，这项实验开始于1959年7月25日，整整进行了16天。实验负责人是空军研究院生物所所长W.H.鲍尔斯上校。他们安排迪克大学（以研究超心理学闻名的大学）的学生史密斯在规定的时间里向外发送“超感官视觉”信息，由“鹦鹉螺”号上的海军上校琼斯接收。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史密斯被关在威斯汀豪斯公司的实验大楼里，每天在固定的时间用意念给琼斯发送用机器随机摇出来的“超感官知觉”测试专用纸牌图案（这是20世纪30年代心灵学家J.B.莱因发明的一种纸牌，通常有25张，有5种符号：□、+、☆、（、○）。史密斯认真注视摇出来的5张纸牌的图形，并用意念将它们“发送”给“鹦鹉螺”号上的琼斯，然后将纸牌图案记录在纸上封入信封交给鲍尔斯上校锁入保险箱。与此同时，坐在“鹦鹉螺”号中的海军上校琼斯“接收”史密斯一天两次发送出的心灵感应信号，然后将他“接收”到的纸牌图案画在纸上，用信封封好交给安德森船长，后者注明日期、时间后锁到潜艇的保险柜内。在实验的16天中，琼斯也处于隔离状态。“鹦鹉螺”号返航抵达格罗顿后，安德森船长从船上的保险柜中取出信封，用专车送到附近的军事基地，再由飞机运至弗伦德西普机场，转给鲍尔斯上校。鲍尔斯上校对比了两组记录，发现时间相同的两组图片重合率达到了3/4。
这则新闻很快就被苏联人注意到了。相关报道被源源不断地送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心理系系主任瓦西列夫教授手中。1960年4月，瓦西列夫对外宣称：“美国海军在他们的‘鹦鹉螺’号核潜艇上测试了心灵传感，我们的科学家其实早在25年前就已经进行了多次成功的传感实验。我们应该尽快抛弃自己的偏见，重新投入这项重要的研究领域。人体潜能的发现和原子能的发现一样重要。”这一建议得到了苏联政府的支持。就在那一年，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瓦西列夫在列宁格勒大学成立了第一个专门研究心灵学的实验室，接着于1962年出版了《遥距影响实验》一书。当然，他是很谨慎的，一直宣称是以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心理学的角度来验证这些心灵感应的实验结果，以防被指责为搞迷信活动或宣传唯心主义。
瓦西列夫于1966年去世，这时，苏联各地已成立了20多个“超常现象”研究所。1967年，用于这项研究的国家预算为1300万～2100万美元！
有趣的是，多年后，“鹦鹉螺”号船长安德森写了篇回忆文章，说：“这艘潜艇曾执行过各式各样的任务，但是不包括参与心灵感应的实验。”他还说：“梅萨蒂等人的文章说，我们在1959年7月24日于北冰洋下开始了心灵传感实验。可是这个时候核潜艇正停泊在新罕布什尔的朴次茅斯港，进行第一次大检修。我们谁也没有在艇上，又能做什么实验呢？”
这可能是一个设计好的骗局。1980年夏天，有人就此事专门访问了法国《科学与生活》杂志，那篇文章的作者梅萨蒂（这时他已经是杂志的主编了）认为“鹦鹉螺”号事件可能就是个骗局，他本人对那篇报道也深表遗憾。消息来自出生于乌克兰敖德萨港的伯杰尔。伯杰尔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言之凿凿地向梅萨蒂讲了心灵感应实验的“详情细节”。伯杰尔自称消息得自可靠的秘密情报源，当时杂志的主编文森顿也在座，他对此事也深信不疑。梅萨蒂遗憾地说：“当时我们过于轻信了。文章发表后，我不得不面对舆论界的指责。我也因这篇文章而名誉扫地，真是追悔莫及。”显然，这是伯杰尔精心炮制的骗局。但是，伯杰尔1978年就去世了，这一事件竟成了无头案。
铁幕下的“特异功能”
1970年，“美国之音”连续播出刚出版的《铁幕下的特异功能》一书的摘要。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希拉·奥斯特兰德和林斯·施罗德。他们声称与苏联心灵学领域的重要人物——生物学家爱德华·诺莫夫是莫逆之交，应诺莫夫之邀参加了196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首届国际心灵学会议，搜集到大量有关苏联“特异功能人士研究”的资料，回美国后于1969年年末写了本书。书中不仅介绍了苏联开展心灵学实验的情况，还说苏联准备制造“光子势垒调制器”和“超空间放大器”等“特异功能”武器。
美国国会震惊了。有人惊呼，苏联已经在“精神空间”的竞赛中遥遥领先于西方了。美国国防部压力大增，要求政府拨款研究“特异功能”。1970年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了一项研究“遥视”和“超感官知觉（ESP）”之类的“特异功能”是否有助于情报收集的项目，取名为“扫描”。后来，该项目转由国防部情报局负责，具体由普索夫和塔格博士领导下的斯坦福研究所（请注意，这是美国国防部的研究所，不是斯坦福大学）进行实验研究，改名为“星际之门”。
《铁幕下的特异功能》一书还介绍说，苏联于1966年4月19日在西伯利亚“科学城”由尼古拉耶夫与数百千米外莫斯科的卡曼斯基传递了信息，6次全部成功;苏联除了将“特异功能”用于秘密间谍活动外，还认为隐藏在“意念移物”能力之后的那种能量将成为“终极武器”。美国人由此认为，只要能把3.5克的物体移动0.6厘米就足以引爆一枚核弹头，如果“特异功能”可以控制电子计算机，就无异于垄断了核武器，所以应该消灭这种人。可是，如果这个人真有这种能力，就不可能被消灭。
书中说，苏联有200万名受过“特异功能训练”的人为克里姆林宫征服世界服务。美国因此深感应竭尽全力缩小与苏联的“特异功能差距”。美国一些议员与退伍军官提出要设计制造一种“超空间核榴弹炮”，这种武器要能将美国内华达沙漠中的一次核爆炸以人思维的速度瞬间传送到克里姆林宫大门口。他们还认为，美国应该设计一个时间弯曲反导弹系统，穿越北极将苏联本土罩住，使苏联向美国发射的核导弹立即陷入时间隧道，回到远古的侏罗纪。 就这样，美苏双方的“特异功能战”越演越烈。而苏联因“美国之音”播放了《铁幕下的特异功能》一书的节选而大为恼火，于1975年指控该书作者的苏联合作者诺莫夫滥收演讲费（诺莫夫曾在几十所学院中做过有关“特异功能”方面的报告）并与西方心灵学家关系密切，判处诺莫夫到西伯利亚劳改两年，解雇了诺莫夫的同事，并下令不许苏联心灵学家与外国人接触以免泄露机密。
1977年6月11日，苏联克格勃在莫斯科逮捕了美国《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托斯。当天，托斯在街头拐角处与苏联生物医学研究所的伯图科夫接头，当伯图科夫把20页关于“特异功能粒子”的资料交给托斯时，被双双抓获。美国政府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4天后，托斯回到美国。美国攻击苏联没有新闻、出版和交往的自由。苏联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反击，却在文中透露说：“人们知道，托斯先生的朋友不仅仅是一位业余的心灵学研究者，还负责某个研究所的工作。托斯对该研究所的活动特别感兴趣，而这个研究所的事只限于少数人知道。托斯的目的很清楚，是冲着有军事用途的科学部门来的。”这就不打自招地说明，苏方正在设法研究心灵学在军事上的应用。
1978年，日本的金光不二夫出版了《人体超级能力探索》，援引了不少苏联研究“特异功能”的材料，并指出，1965年，苏联的波波夫无线电技术协会莫斯科分会增设了一个生物信息部，专门研究人体传感信息。书中还指出，除了会议论文汇编外，各种论文大都发表在《无线电工程学》杂志上;科普报刊上也发了不少文章，但大多是记者所写，不值一哂;1965年到1975年发表的“论文”和报道不下500篇，但大多是草率进行的“实验”的粗糙报告，不值一顾。也许，这才是苏联方面的真实写照。
苏联的科学界也不全是“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狂热分子。1973年，苏联官方的刊物《哲学研究》公开批评了这类“研究”。苏联心理学教授津钦科等在《心灵学：虚构还是现实？》一文中大骂希拉·奥斯特兰德和林斯·施罗德写的《铁幕下的特异功能》，说：“作者不是科学家，作品水平很低，只是为了耸人听闻。心灵学是为反苏宣传服务的，反苏也为宣传心灵学服务。在两年内，该书再版5次。由于作者的专业水平太低，书中与事实不符的差错和错误比比皆是，再就是直言不讳的反苏攻击。”他还批评苏联国内大量报刊不负责任地报道“人体特异功能”现象，而内容根本不符合科学实验的严格要求。例如《共青团真理报》曾宣传“阿波罗14”号参加了心灵感应实验，并取得了可喜的结果。但是，“阿波罗14”号的宇航员埃德加·米切尔却在书中写道：“这只是些探索性的实验，实验是失败的。更糟糕的是，成功的次数远远低于理论上推算出的概率。”津钦科在文章中说：“心灵学研究催生了许多反心灵学的方法和揭露骗局的手段。但是，不论怎样揭露，也不能动摇虔诚的心灵学家。心灵学就像宗教一样，信仰的力量大于实际的作用，所以人们常说‘信则灵’，信仰胜于事实。耸人听闻地宣传心灵现象，大肆传播各种传说，是同这种信仰分不开的。”文章最后指出：“严肃的科研成果首先应在科学专著中发表，而不是发表在畅销杂志上。应该考虑一下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去研究这些现象。科学研究机构的努力必将有助于揭开‘人体特异功能’之谜，防止某些人在人类心灵问题上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并澄清有关苏联‘心灵学运动’的谣传。”
中邪的美国佬
当苏联方面的“特异功能”研究由热变冷时，美国当局的“特异功能热”并未减退。一些科学家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城成立了美国科学异常现象研究中心，他们确信，科学地研究“异常现象”可能会成为促进科学理论发展的手段和推动力。科学异常现象研究中心开展着几项计划，包括“特异功能”侦探、异常现象、苏美关于超心理现象研究的监视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心灵学研究的监视等。他们不仅观测研究飞碟，还研究将占星术用于国防事务。
1984年，美国记者罗纳德姆·麦克罗耶出版了一本揭露五角大楼绝密材料的书《特异功能战——美国关于特异功能武器的研究纪实》，又引起了社会的轰动。这本书一开始就介绍1979年在华盛顿的一间店铺，门前挂着招牌，上面写着：“仙师佐迪克夫人，看手相、算命。”这不是一般的算命馆，来访者都是一些官员，钱由海军情报局支付。桌子上的相片和海图是苏联潜艇和它们在美国东海岸的可能航行路线。佐迪克夫人的任务是运用她的“特异功能”跟踪苏联潜艇，预测其动向。佐迪克夫人是个假名，海军至少雇用了34名像她这样的“有特异功能的人士”，追踪苏联的军舰和潜艇。尽管佐迪克夫人曾被评为十大“特异功能人士”之一，但在7年后，由于国会削减了里根的财政预算，佐迪克夫人被排除在这个项目之外了。书中关于军方和警方利用占星术士和“特异功能人士”破案或预测敌方动向的事例有很多，但结果大多是模棱两可的。
这本书还公开了1972年美国国防情报局的秘密研究报告。报告中预计，苏联可能会通过“特异功能战士”知晓美国绝密文件的内容、军队和舰艇的部署、军事设施的位置和性质;在一定距离内影响美国重要官员和将领的思想;在一定距离内使美国的任何官员立即死亡;在一定距离内使所有类型的美国军事设施，包括太空飞行器失去战斗力。这份蛊惑人心的报告使许多美国官方人员惶恐不安。美国国防情报局怀疑“‘信息传感催眠术’可以针对美国或盟国核导弹地下井中的人员使用”。1981年，空军军方准备为导弹发射人员配制“特异功能防护服”，美国“特异功能电子联合公司”甚至声称研制出了这种防护服。国防情报局还认为最大的威胁将是“摄调技术”（即“意念移物”，所为的原理是“特异功能人士”把自己的能量传送到远方某一地点，使一个物体非物质化，再把这个物体搬运回来，使之物质化）。通过这种技术，他们将可以盗窃美国的机密文件甚至装备。然而，国防情报局又说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情报。
美国空军得到国防情报局和麦克唐纳公司的支持，在麦克唐纳公司的实验室研究用“特异功能人士”保障核武器安全的问题，1979年还在圣路易斯开办了“麦克唐纳特异功能实验室”，每年拨款50万美元研究用意念弯曲金属物品。麦克唐纳（1981年去世）希望开发出能与在试飞中死亡的试飞员联系的“特异功能”，以了解试飞时飞机出了什么毛病。麦克唐纳是相信邪术的，他的公司生产的飞机有的名叫“鬼怪式”，有的名叫“魔术师”。麦克唐纳经常向国会游说，希望政府增加“特异功能”研究的投资。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陆军办的理论刊物《军事评论》经常发表有关“特异功能战”的文章。一篇名为《新型精神战场》的文章甚至说，心灵武器的杀伤力已经得到证实，“特异功能”可以医治疾病，也可以制造疾病，这种能力可以超越空间传播，造成的疾病或死亡都没有明显的症状。另一篇题为《苏联的特异功能电子武器》的文章则确信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会员病就是苏联制造的“光子势垒调制器”造成的（也不问问苏联的这种秘密武器为什么只用于退伍军人而不用在现役军人身上）。这篇文章还提到苏联的另一种“特异功能”电子武器“超空间放大器”在1963年击沉了美国核潜艇“长尾鲨”号，这是用在“长尾鲨”号核潜艇的相片上集中心灵感应能量的方法得出的结论。这些荒诞无稽的说法登在《军事评论》上只能说明美国佬真的中了邪！但在另一方面也说明美国和苏联确实在秘密进行着一场激烈的“特异功能战”。
《特异功能战——美国关于特异功能武器的研究纪实》可以说是《铁幕下的特异功能》的姐妹篇，但更多地揭露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进行“特异功能战”的内幕。
“星际之门”收场
“星际之门”项目共分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跟踪外国运用“特异功能”收集情报的活动;第二部分是军事应用，政府出钱雇用6名“特异功能人士”（后来减为3名）帮助确定人质的隐匿地、搜寻恐怖分子以及侦缉毒品毒犯;第三部分是对“人体特异功能”进行实验研究，研究内容包括“预知”“透视”和“遥视”等，起先在斯坦福研究所（SRI），后来移交给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科学应用集团。
1995年年初，这个保密项目解密。这使得人们能够对它做出公开评估。由于项目内部有某些争议，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决定把这个项目从国防情报局交还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新任局长约翰·多伊奇决定对此项目进行审查，请美国研究院进行评估。美国研究院聘请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统计学家杰西卡·乌兹和俄勒冈大学的心理学家雷·海曼组成评估小组，对斯坦福研究所1973年到1989年间及美国科学应用集团1993年和1994年所做的得到官方支持的“异常精神现象”研究项目进行评审，评述其科学价值及其潜在的用于情报收集的可能性。
两位评审人在细致考察后，著名的心灵学研究支持者杰西卡·乌兹发表了《关于心灵作用证据的评价》。她认为“特异感知”确实存在且已得到充分证明，所以建议未来集中了解心灵作用的机理，以及如何使之具有实用价值。她认为，继续对“人体特异功能”进行验证性实验的价值不大，因为对不接受当前数据的人，实在没有什么更多的事情好做。但是她又说：“即使我们全部认可特异感知的真实性，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即这些能力对政府目的（搜集情报）是否有用？对此问题的回答超出了本报告的范围，但我们应该设想如何去提高实用性。”
雷·海曼发表了《异常精神现象研究的评估》，他主要针对乌兹的报告做明确的评价。海曼指出，他们都认为斯坦福研究所的研究在方法上有缺陷，而美国科学应用集团的研究没有克服这些缺陷。美国科学应用集团提供了10个实验供分析，但这10个实验来自同一个实验室，更严重的是，所有实验用的是同一位评判员，即项目的负责人埃德温·梅博士。从科学及心理学分析来看，这组研究的科学价值是极其有限的。就凭一个实验室的10个实验解决历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人体特异功能是否真实存在”，未免太简单了。如果科学研究不能证实“遥视”的存在，那就根本谈不上把一个不存在的能力用于实际。“据称，具有‘遥视’能力的人提供的信息中有20%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判断哪一部分是对的，又有什么实际用途”。
双方经历了激烈辩论后，1995年11月，美国发表了《对“遥视”研究及应用的评估》。这一评估的结论是：“目前，该项目的研究并未给‘遥视’这一类‘超心理现象’的存在提供足够的实验证据和理论证据。”从情报收集的角度来看，“遥视没有价值”，因为这类情报活动并不能“提供范围确定的、目标特定的”有关情况，“情报资料要求具体、清晰，并需要得到可靠的诠释，这才有价值。不幸的是，迄今的研究表明，‘遥视’现象一遇到这些前提就不灵了”。“这一点也被访谈的描述所证实：‘遥视’从未给‘可行的’情报活动提供过行之有效的、有足够价值的或令人信服的资料，反而提供了大量无关的、错误的信息。‘遥视’的报告往往与观察到的情况不相符”。“从应用特异功能的角度来看，特别令人困惑的是这样的事实：‘遥视’者和项目负责人，为了使‘遥视’报告与已知的背景暗示相一致，甚而对报告做了改动”。“这甚至使人怀疑某些广为宣传的、命中目标的、惊人的案例的真实性，这些案例将不难归结为背景暗示。后来的调查表明，这些案例中，有一部分曾被以前的项目负责人改动过……由此可见，很难认为存在有效的证据，可以证明‘遥视’在情报收集中有应用价值”。“总之，从我们对目前该项目的军事应用部分所做的调查，可得出两点明确的结论：第一，如上所述，在长达10年的尝试之后，我们仍未得到‘遥视’有军事价值的证据;第二，鉴于情报活动应用的条件和限制，以及该现象悬而未决的特性，即使‘遥视’的存在性可以被确凿地证实，就目前了解到的情况而言，也证明‘遥视’在情报收集中不可能有任何用处”。“我们的结论是：对目前项目中的军事应用部分不应给予持续支持”。随后，中央情报局终止了“星际之门”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