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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国道路问题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既有历史维度上对“中国道路”历史渊源的追溯，又有理论维度上对“中国道路”理论根基的阐释，同时亦有对“中国道路”价值诉求上的人民主体性及社会实践上之坚实基础的清晰揭示。习近平深刻阐明，“中国道路”来源于历史，来源于真理，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
关键词：习近平;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中国历史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5）01-0084-06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中国道路问题做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既从合规律性的维度清晰阐明了“中国道路”深厚的历史渊源，又从合价值性的维度准确界定了“中国道路”价值诉求的人民主体性，还深刻阐释了这条道路科学的理论根基与坚实的实践基础;从而，也就在历史渊源、理论基础、价值诉求、现实依据等多重维度上，为坚定“中国道路”的道路自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究其根本，“中国道路”是中国历史逻辑与世界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客观历史规律使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使然，是中国人民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及最终实现“中国梦”理想的价值诉求使然，亦为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所证实和昭示。简言之，习近平深刻阐明了“中国道路”有机统一的四重根基：历史、真理、人民与实践。
一、 中国道路来源于历史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习近平强调，中国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
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1]（p.26）。这一论断，从历史渊源的维度深刻阐明了“中国道路”生成的历史规律性与内在必然性。
从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整体进程及世界历史发展整体进程的客观逻辑看，近现代中国之所以历经多次选择最终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因为中国自身历史变迁的特殊逻辑使然，亦是因为世界历史变迁的普遍逻辑使然;是因为中国历史变迁与世界历史变迁双重逻辑的深层互动，共同规定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生成。
就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言，“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sup>[2]</sup>。中国五千年连续性的历史发展与积淀，生成了一个极具独特性的前现代农业文明，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发展水平最高、发育最成熟、结构最稳定的前现代农业文明①，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及以之为中心在东亚世界所形成的国际格局都远较前现代的欧洲更为复杂、更为独特。这种前现代的社会历史存在，作为历史的“前理解”已经先在地规定了西方现代化经验之于中国的有限性和狭隘性，也预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必然会比西方的现代化更复杂、更多维、更迥异。例如，经验事实已经表明，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结构的转型、农村社会的变迁、农民角色的转换、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中国现代变迁中的城市化进程等，就与西方截然而异。其他方面，如中国现代化中权力的集散，中国现代化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以至于中国的制度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等，亦是如此。所以，要把握中国现代化变迁的特殊性，要理解西方现代化对中国历史发展之外源性冲断的意义，只有在中国前现代社会内部要素演进之趋向与西方示范效应的互动中，才可以看得更清楚、更全面。而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和范式，也不能简单有效地作用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经过对西方现代化示范效应的消化、吸收、转化生成，并经过对自己文明内部要素的扬弃、重估与出新，才能融和二者而形成新的有中国独特内涵的现代化范式，走上真正的现代化道路！毕竟，中国道路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国体制、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中国的文化、历史等有很多特色，很难照搬任何外国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3]（p.104）。
就现代社会变迁的世界历史逻辑看，以科学革命、工业文明、理性主义、民主主义、世界市场等为核心动力的现代文明，不可逆转地极速推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人类历史进程。这一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这一历史进程同时亦伴随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现代战争等血腥与罪恶，其本身即具有鲜明的“善”“恶”二重性。这种二重性的历史事实表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现代化是必然的;但在世界历史深入发展的进程中，扬弃、超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建构更合理、更正义、更高水平的现代文明，同样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亦具有价值的正当性，这已为既有的世界历史及其经验所证实。例如，世界历史进程中针砭、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伟大思想与社会运动——始于托莫尔、康帕内拉、闵采尔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经温斯坦莱、摩莱里、马布里、巴贝夫等人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再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生科学社会主义，直至当今世界的连绵不断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并与民族主义甚至文化复古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世界性的“反现代化思潮”，绵延于20世纪直到当今仍然方兴未艾的反省现代性的各种思潮，乃至晚近大兴的后现代主义、生态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等质疑、批判现代性的思潮与运动等——其生成的深层根源不能不说即在于此。
在上述双重历史逻辑的共同规定下，近代历史开始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现代西方的冲击下，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叠加并发，还叠加进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于中国而言外植性的现代性危机。在多重危机叠加并发的历史处境中，在双重历史逻辑的内在规定下，近现代中国始终面临着“双重”超越性的历史任务：一方面，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国需要超越自身的前现代农业文明达到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既有水平，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又必须同时直面西方现代化既有水平下缺陷、负面的现实，寻求超越其现代发展的既有水平，以达到其将要达到的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因此，近现代中国在选择自身发展道路之时，既必须直面自身历史、文明的独特性问题，又必须直面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问题;中国发展道路必须集中国品格和世界历史性品格于一体而具“中国特色”。 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九十多年艰苦奋斗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都贯穿性规定于这种“双重”的历史逻辑与历史任务下<sup>[4]</sup>。各历史阶段虽有不同的历史实践表征，但其深层的或本能或自觉的历史实践取向，却不能不说是连续递进的。这实质上反映了近现代中华民族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觉悟程度、认知水平及理论建构、实践战略所达到的高度。正是在各历史阶段的承继与超越中，中国最终走向了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可见，“中国特色”的历史之根，在中国文明独特性所规定的“中国国情”、“中国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之源，在“世界历史”，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规定下现代性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内在历史必然性，及世界人民追求建构更合理、更正义、更高水平现代文明的价值正当性。
二、 中国道路来源于真理
社会发展的实践形态既取决于客观历史逻辑的内在必然性与规律性，亦源于科学的理论建构。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中国道路的历史生成亦如此。它既源于中国历史逻辑与世界历史逻辑的有机互动，亦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因此，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1]（p.26）
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脱离封建王朝更替的旧有轨迹，被动地走向以工业化、现代化为发展取向的世界历史性的现代变迁进程，其直接的动因无疑是在外而不在内，在世界历史的节律而不在中国历史的节律。中国是被裹进世界历史的大潮流中的。这是一个被动性的而非主动性的中国近代历史开端。
正由于这样的一个近代历史开端，使近代中国历史处境截然不同于古代历史上曾经面对的任何一次变局。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如何有效应对现代西方的强势冲击，如何科学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大势，进而科学选择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与道路，也就成了无法回避的极重大的课题。
为此，近代中国一代代仁人志士进行了艰难的持续探索与尝试。从“师夷长技”、“中体西用”的器物修补，到“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制度鼎革，再到“民主”、“科学”维度上“全盘西化”，他们走的不可不谓勇敢、决然，也不可不谓悲怆可泣！但中国落后、衰败、屈辱的境地依然如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依然如旧。原因何在？一方面，这根源于历史实践的成熟程度。毕竟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深入互动对近代中国问题本身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多维性的充分暴露总要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实践发育成熟的水平亦制约着理论建构的成熟水平。受历史的局限，当时的仁人志士还未能完全科学辩证地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大势，还不能在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双重逻辑规定下科学建构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与道路。
艰难踯躅中，中国历史走进了20世纪初。辛亥革命胜利与夭折的悲喜剧，揭示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多维性;“一战”及其惨局，充分暴露了西方现代性鲜明的“善”“恶”二重性;“十月革命”及苏俄道路，呈现给世界一种别样的现代性理想。中国历史发展的实践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实践亦有了更深入的互动，中国现代社会变迁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多维性亦得以更全面的实践凸显。实践的成熟水平推进了理论选择与理论建构的成熟水平。因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强势传播开来，它呈现给中国一个崭新的理论图景和实践前途。作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理论，它科学辩证地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大势。
第一，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找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和发展方向。
第二，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科学解剖，对世界现代变迁矛盾二重性的分析亦具有鲜明的辩证统一性。它既充分肯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巨大进步性，又无情地批判了其罪恶性和极大的负面效应，从而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又必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上，它亦建构了指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找到了革命的主体力量——现代无产阶级。
第三，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现代化中矛盾二重性问题的解决策略是最理性、最客观、最具建构性的。其一，它明确批判开历史倒车的复古主义，这使其根本区别于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其二，它对西方现代化中罪恶性、负面性的批判、针砭，又是最坚决、最革命、最彻底的。这使其根本区别于各种资本主义的改良流派。其三，它强调要解决世界现代化的负面性问题，必须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辩证否定的扬弃基础上。既不能简单地拒斥现代社会发展的既有成就于不顾，情绪化地炸毁现代性简单了事;也不能忽视建构现代社会应有的必要基础，在落后的前现代社会基础上浪漫化地建设空想的现代社会。它还指出了后发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现实可能性。这使其明显有别于后现代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与各种民粹主义。
马克思主义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也揭示了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辩证路径。这也就从根本上解开了近代中国不得不学西方却又始终为西方之“恶”所困扰的心里纠结，从而为中国指明了发展的最佳前途和历史的最终归宿。
虽然发展前途与历史归宿已经明晰，但要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还终究要立足于中国现代变迁的具体国情与具体问题。毕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在中国进行革命与建设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5]（p.260）。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而生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于是，在实践的多次曲折与艰难探索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不断实现一次次深入结合;因之，有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有了其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三、 中国道路来源于人民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1]（p.1）他强调，“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也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pp.3-26）。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中国道路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三位一体”的“中国梦”的道路，它凝结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人民的价值理想与价值追求。
近代中国是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战火拉开序幕的，其危机最先、最直观、最持续的不能不表现为民族的危机。因之，中国人民的政治诉求与价值诉求最先、最表层、最突出地表征为寻求民族独立与解放，因而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反侵略反殖民的浪潮。然而，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之所以形成并持续加强，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旧制度的腐朽，在于旧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已处于全面的危机中。不改变社会落后、制度腐朽的旧现实，不解决这种全方位的整体性危机，中国就难以成功抵御列强的侵略与殖民。于是，民族解放、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民族伟大复兴逐渐连缀成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孜孜追求的整体性政治诉求与价值理想。于是，一次次反封建的革命浪潮连绵不绝，一次次现代化的努力与尝试此起彼伏。
然而，究竟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真正彻底地实现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孜孜追求的整体性政治诉求与价值理想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第三条道路;实业救国、宪政救国、教育救国……，每一次努力与尝试无不表征着这种政治诉求与价值理想，可每次努力与尝试都未能真正达到预期的目的。原因何在？除了理论建构、道路选择、领导力量等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未能真正地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有机地统一起来，尤其是未能与最广大的工农大众的解放、幸福结合起来。只有奠基于最广大人民之幸福利益基础上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才可能是真正坚实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在近代中国，这必须通过“双重”解放去实现。一方面，中国需要从自身历史发展维度上完成封建主义统治的特殊解放;另一方面，中国还需要从世界历史发展维度上完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统治的普遍解放。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放工农大众为主体的全体中国人民，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及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巩固地植根于人民幸福的深厚社会基础与道义基础之上。而且，对中国而言，特殊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前提与基础，普遍解放是特殊解放的必然归宿，二者紧密联结、有机统一。
20世纪20年代～5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成为实践的理论武器，特别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既找到了实现彻底的“双重”解放的理论武器，也找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三位一体”的实现“双重”解放的历史主体与革命道路。因之，中国革命实现了彻底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的历史，虽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曾经历过严重的曲折，但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理想”却是明晰的贯穿始终的主题与主线。在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的双重逻辑规定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超越自己的不发达阶段、赶上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既有水平，又努力追求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既有水平、达到其将要达到的更理想的水平——体现了全体中国人民矢志不移的理想。因此，六十多年的新中国才实践生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伟大复兴的夙求也才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四、 中国道路来源于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实践的根本总结。它来源于实践，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经验。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汲取近代中国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艰难实践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近代中国国情和当时的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以“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一历史实践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亦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历史“前理解”。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实践开拓既经历了严重曲折，亦在艰辛的探索中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严重曲折的实践教训反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必要与必需，亦证明了中国现代社会变迁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艰巨性和多维性，这为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供了实践素材。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实践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则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鉴省社会主义曲折的实践教训，重思特色革命道路的实践启示;深化对中国国情问题的认识，科学分析世界发展的国际格局与时代特征;融入现代世界，弘扬优秀传统;发展繁荣中国，推建和谐世界。在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基础上，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融于一体，中国开创了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伟大实践，在迄今为止的世界近现代史所仅见的连续35年7%以上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全面调整和转型，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迅猛突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教育、科技、体育、医疗、卫生及社会保障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在国际上，中国亦日益成为具有重要战略性地位与作用的负责任大国，维护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国际社会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坚持走向共同繁荣，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发展做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当下，虽然中国依然面临着诸多棘手的问题需要去继续攻坚克难，但方向已清晰，道路已明确，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追求的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夙求亦极为切近地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注释：
①上述关于中国前现代文明发展水平的整体性判断基于以下历史发展的事实和理论研究成果。就历史发展的事实而言，推动现代性变迁的决定性技术如活字印刷术、黑色火药、罗盘针、航海技术、造船技术等在中国前现代阶段所达到的水平远非前现代欧洲可比，这已为世所公认;在前现代农业文明的生产力水平上，中国能供养远比同地理规模的欧洲多出几倍的人口，也有力地说明了其发展的水平;在制度建构上，中国的“高水平平衡陷阱”和有着诸多的现代性趋向却未能率先走向现代化的事实，亦一直为西方学者所困惑。这些都既表征了中国前现代农业文明所达到的“惊人水平”，也为当代的比较现代化研究留下了一个充满诱惑、困惑和复杂性的学术研究领域，以至于有了著名的“韦伯难题”、“李约瑟之谜”。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这一问题已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引发了人们的特别关注，其研究的全面突破必将直接影响对人类现代社会变迁问题的认知。就理论研究而言，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已为认识此问题提供了相当积累。法国学者谢和耐指出：“纵观11～13世纪的整个中国社会，我们只要在各个领域（贸易总量、技术水平、政治组织、科学知识、艺术和文学）中把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与基督教社会进行一番比较就会坚信，我们的欧洲落伍得相当远了。”（参见谢和耐：《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页）美国当代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中世纪时期，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交流中，通常是捐献者，而不是接受者”;“在公元后的14个世纪中，中国则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中世纪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36-338页）。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断言：“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著名华裔学者张维为亦认为，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具有“四超”和“四特”的独特的特质：“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参见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
[3]秦益成，李荷英.国外学者政要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国外社会科学，2010，（1）.
[4]王力.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逻辑与历史统一性[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3，（6）.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何敬文]
关键词：习近平;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中国历史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5）01-0084-06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中国道路问题做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既从合规律性的维度清晰阐明了“中国道路”深厚的历史渊源，又从合价值性的维度准确界定了“中国道路”价值诉求的人民主体性，还深刻阐释了这条道路科学的理论根基与坚实的实践基础;从而，也就在历史渊源、理论基础、价值诉求、现实依据等多重维度上，为坚定“中国道路”的道路自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究其根本，“中国道路”是中国历史逻辑与世界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客观历史规律使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使然，是中国人民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及最终实现“中国梦”理想的价值诉求使然，亦为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所证实和昭示。简言之，习近平深刻阐明了“中国道路”有机统一的四重根基：历史、真理、人民与实践。
一、 中国道路来源于历史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习近平强调，中国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
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1]（p.26）。这一论断，从历史渊源的维度深刻阐明了“中国道路”生成的历史规律性与内在必然性。
从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整体进程及世界历史发展整体进程的客观逻辑看，近现代中国之所以历经多次选择最终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因为中国自身历史变迁的特殊逻辑使然，亦是因为世界历史变迁的普遍逻辑使然;是因为中国历史变迁与世界历史变迁双重逻辑的深层互动，共同规定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生成。
就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言，“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sup>[2]</sup>。中国五千年连续性的历史发展与积淀，生成了一个极具独特性的前现代农业文明，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发展水平最高、发育最成熟、结构最稳定的前现代农业文明①，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及以之为中心在东亚世界所形成的国际格局都远较前现代的欧洲更为复杂、更为独特。这种前现代的社会历史存在，作为历史的“前理解”已经先在地规定了西方现代化经验之于中国的有限性和狭隘性，也预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必然会比西方的现代化更复杂、更多维、更迥异。例如，经验事实已经表明，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结构的转型、农村社会的变迁、农民角色的转换、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中国现代变迁中的城市化进程等，就与西方截然而异。其他方面，如中国现代化中权力的集散，中国现代化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以至于中国的制度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等，亦是如此。所以，要把握中国现代化变迁的特殊性，要理解西方现代化对中国历史发展之外源性冲断的意义，只有在中国前现代社会内部要素演进之趋向与西方示范效应的互动中，才可以看得更清楚、更全面。而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和范式，也不能简单有效地作用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经过对西方现代化示范效应的消化、吸收、转化生成，并经过对自己文明内部要素的扬弃、重估与出新，才能融和二者而形成新的有中国独特内涵的现代化范式，走上真正的现代化道路！毕竟，中国道路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国体制、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中国的文化、历史等有很多特色，很难照搬任何外国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3]（p.104）。
就现代社会变迁的世界历史逻辑看，以科学革命、工业文明、理性主义、民主主义、世界市场等为核心动力的现代文明，不可逆转地极速推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人类历史进程。这一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这一历史进程同时亦伴随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现代战争等血腥与罪恶，其本身即具有鲜明的“善”“恶”二重性。这种二重性的历史事实表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现代化是必然的;但在世界历史深入发展的进程中，扬弃、超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建构更合理、更正义、更高水平的现代文明，同样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亦具有价值的正当性，这已为既有的世界历史及其经验所证实。例如，世界历史进程中针砭、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伟大思想与社会运动——始于托莫尔、康帕内拉、闵采尔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经温斯坦莱、摩莱里、马布里、巴贝夫等人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再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生科学社会主义，直至当今世界的连绵不断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并与民族主义甚至文化复古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世界性的“反现代化思潮”，绵延于20世纪直到当今仍然方兴未艾的反省现代性的各种思潮，乃至晚近大兴的后现代主义、生态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等质疑、批判现代性的思潮与运动等——其生成的深层根源不能不说即在于此。
在上述双重历史逻辑的共同规定下，近代历史开始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现代西方的冲击下，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叠加并发，还叠加进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于中国而言外植性的现代性危机。在多重危机叠加并发的历史处境中，在双重历史逻辑的内在规定下，近现代中国始终面临着“双重”超越性的历史任务：一方面，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国需要超越自身的前现代农业文明达到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既有水平，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又必须同时直面西方现代化既有水平下缺陷、负面的现实，寻求超越其现代发展的既有水平，以达到其将要达到的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因此，近现代中国在选择自身发展道路之时，既必须直面自身历史、文明的独特性问题，又必须直面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问题;中国发展道路必须集中国品格和世界历史性品格于一体而具“中国特色”。 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九十多年艰苦奋斗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都贯穿性规定于这种“双重”的历史逻辑与历史任务下<sup>[4]</sup>。各历史阶段虽有不同的历史实践表征，但其深层的或本能或自觉的历史实践取向，却不能不说是连续递进的。这实质上反映了近现代中华民族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觉悟程度、认知水平及理论建构、实践战略所达到的高度。正是在各历史阶段的承继与超越中，中国最终走向了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可见，“中国特色”的历史之根，在中国文明独特性所规定的“中国国情”、“中国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之源，在“世界历史”，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规定下现代性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内在历史必然性，及世界人民追求建构更合理、更正义、更高水平现代文明的价值正当性。
二、 中国道路来源于真理
社会发展的实践形态既取决于客观历史逻辑的内在必然性与规律性，亦源于科学的理论建构。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中国道路的历史生成亦如此。它既源于中国历史逻辑与世界历史逻辑的有机互动，亦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因此，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1]（p.26）
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脱离封建王朝更替的旧有轨迹，被动地走向以工业化、现代化为发展取向的世界历史性的现代变迁进程，其直接的动因无疑是在外而不在内，在世界历史的节律而不在中国历史的节律。中国是被裹进世界历史的大潮流中的。这是一个被动性的而非主动性的中国近代历史开端。
正由于这样的一个近代历史开端，使近代中国历史处境截然不同于古代历史上曾经面对的任何一次变局。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如何有效应对现代西方的强势冲击，如何科学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大势，进而科学选择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与道路，也就成了无法回避的极重大的课题。
为此，近代中国一代代仁人志士进行了艰难的持续探索与尝试。从“师夷长技”、“中体西用”的器物修补，到“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制度鼎革，再到“民主”、“科学”维度上“全盘西化”，他们走的不可不谓勇敢、决然，也不可不谓悲怆可泣！但中国落后、衰败、屈辱的境地依然如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依然如旧。原因何在？一方面，这根源于历史实践的成熟程度。毕竟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深入互动对近代中国问题本身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多维性的充分暴露总要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实践发育成熟的水平亦制约着理论建构的成熟水平。受历史的局限，当时的仁人志士还未能完全科学辩证地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大势，还不能在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双重逻辑规定下科学建构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与道路。
艰难踯躅中，中国历史走进了20世纪初。辛亥革命胜利与夭折的悲喜剧，揭示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多维性;“一战”及其惨局，充分暴露了西方现代性鲜明的“善”“恶”二重性;“十月革命”及苏俄道路，呈现给世界一种别样的现代性理想。中国历史发展的实践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实践亦有了更深入的互动，中国现代社会变迁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多维性亦得以更全面的实践凸显。实践的成熟水平推进了理论选择与理论建构的成熟水平。因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强势传播开来，它呈现给中国一个崭新的理论图景和实践前途。作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理论，它科学辩证地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大势。
第一，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找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和发展方向。
第二，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科学解剖，对世界现代变迁矛盾二重性的分析亦具有鲜明的辩证统一性。它既充分肯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巨大进步性，又无情地批判了其罪恶性和极大的负面效应，从而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又必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上，它亦建构了指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找到了革命的主体力量——现代无产阶级。
第三，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现代化中矛盾二重性问题的解决策略是最理性、最客观、最具建构性的。其一，它明确批判开历史倒车的复古主义，这使其根本区别于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其二，它对西方现代化中罪恶性、负面性的批判、针砭，又是最坚决、最革命、最彻底的。这使其根本区别于各种资本主义的改良流派。其三，它强调要解决世界现代化的负面性问题，必须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辩证否定的扬弃基础上。既不能简单地拒斥现代社会发展的既有成就于不顾，情绪化地炸毁现代性简单了事;也不能忽视建构现代社会应有的必要基础，在落后的前现代社会基础上浪漫化地建设空想的现代社会。它还指出了后发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现实可能性。这使其明显有别于后现代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与各种民粹主义。
马克思主义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也揭示了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辩证路径。这也就从根本上解开了近代中国不得不学西方却又始终为西方之“恶”所困扰的心里纠结，从而为中国指明了发展的最佳前途和历史的最终归宿。
虽然发展前途与历史归宿已经明晰，但要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还终究要立足于中国现代变迁的具体国情与具体问题。毕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在中国进行革命与建设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5]（p.260）。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而生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于是，在实践的多次曲折与艰难探索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不断实现一次次深入结合;因之，有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有了其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三、 中国道路来源于人民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1]（p.1）他强调，“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也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pp.3-26）。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中国道路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三位一体”的“中国梦”的道路，它凝结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人民的价值理想与价值追求。
近代中国是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战火拉开序幕的，其危机最先、最直观、最持续的不能不表现为民族的危机。因之，中国人民的政治诉求与价值诉求最先、最表层、最突出地表征为寻求民族独立与解放，因而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反侵略反殖民的浪潮。然而，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之所以形成并持续加强，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旧制度的腐朽，在于旧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已处于全面的危机中。不改变社会落后、制度腐朽的旧现实，不解决这种全方位的整体性危机，中国就难以成功抵御列强的侵略与殖民。于是，民族解放、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民族伟大复兴逐渐连缀成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孜孜追求的整体性政治诉求与价值理想。于是，一次次反封建的革命浪潮连绵不绝，一次次现代化的努力与尝试此起彼伏。
然而，究竟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真正彻底地实现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孜孜追求的整体性政治诉求与价值理想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第三条道路;实业救国、宪政救国、教育救国……，每一次努力与尝试无不表征着这种政治诉求与价值理想，可每次努力与尝试都未能真正达到预期的目的。原因何在？除了理论建构、道路选择、领导力量等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未能真正地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有机地统一起来，尤其是未能与最广大的工农大众的解放、幸福结合起来。只有奠基于最广大人民之幸福利益基础上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才可能是真正坚实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在近代中国，这必须通过“双重”解放去实现。一方面，中国需要从自身历史发展维度上完成封建主义统治的特殊解放;另一方面，中国还需要从世界历史发展维度上完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统治的普遍解放。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放工农大众为主体的全体中国人民，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及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巩固地植根于人民幸福的深厚社会基础与道义基础之上。而且，对中国而言，特殊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前提与基础，普遍解放是特殊解放的必然归宿，二者紧密联结、有机统一。
20世纪20年代～5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成为实践的理论武器，特别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既找到了实现彻底的“双重”解放的理论武器，也找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三位一体”的实现“双重”解放的历史主体与革命道路。因之，中国革命实现了彻底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的历史，虽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曾经历过严重的曲折，但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理想”却是明晰的贯穿始终的主题与主线。在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的双重逻辑规定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超越自己的不发达阶段、赶上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既有水平，又努力追求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既有水平、达到其将要达到的更理想的水平——体现了全体中国人民矢志不移的理想。因此，六十多年的新中国才实践生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伟大复兴的夙求也才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四、 中国道路来源于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实践的根本总结。它来源于实践，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经验。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汲取近代中国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艰难实践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近代中国国情和当时的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以“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一历史实践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亦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历史“前理解”。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实践开拓既经历了严重曲折，亦在艰辛的探索中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严重曲折的实践教训反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必要与必需，亦证明了中国现代社会变迁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艰巨性和多维性，这为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供了实践素材。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实践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则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鉴省社会主义曲折的实践教训，重思特色革命道路的实践启示;深化对中国国情问题的认识，科学分析世界发展的国际格局与时代特征;融入现代世界，弘扬优秀传统;发展繁荣中国，推建和谐世界。在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基础上，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融于一体，中国开创了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伟大实践，在迄今为止的世界近现代史所仅见的连续35年7%以上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全面调整和转型，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迅猛突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教育、科技、体育、医疗、卫生及社会保障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在国际上，中国亦日益成为具有重要战略性地位与作用的负责任大国，维护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国际社会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坚持走向共同繁荣，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发展做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当下，虽然中国依然面临着诸多棘手的问题需要去继续攻坚克难，但方向已清晰，道路已明确，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追求的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夙求亦极为切近地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注释：
①上述关于中国前现代文明发展水平的整体性判断基于以下历史发展的事实和理论研究成果。就历史发展的事实而言，推动现代性变迁的决定性技术如活字印刷术、黑色火药、罗盘针、航海技术、造船技术等在中国前现代阶段所达到的水平远非前现代欧洲可比，这已为世所公认;在前现代农业文明的生产力水平上，中国能供养远比同地理规模的欧洲多出几倍的人口，也有力地说明了其发展的水平;在制度建构上，中国的“高水平平衡陷阱”和有着诸多的现代性趋向却未能率先走向现代化的事实，亦一直为西方学者所困惑。这些都既表征了中国前现代农业文明所达到的“惊人水平”，也为当代的比较现代化研究留下了一个充满诱惑、困惑和复杂性的学术研究领域，以至于有了著名的“韦伯难题”、“李约瑟之谜”。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这一问题已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引发了人们的特别关注，其研究的全面突破必将直接影响对人类现代社会变迁问题的认知。就理论研究而言，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已为认识此问题提供了相当积累。法国学者谢和耐指出：“纵观11～13世纪的整个中国社会，我们只要在各个领域（贸易总量、技术水平、政治组织、科学知识、艺术和文学）中把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与基督教社会进行一番比较就会坚信，我们的欧洲落伍得相当远了。”（参见谢和耐：《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页）美国当代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中世纪时期，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交流中，通常是捐献者，而不是接受者”;“在公元后的14个世纪中，中国则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中世纪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36-338页）。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断言：“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著名华裔学者张维为亦认为，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具有“四超”和“四特”的独特的特质：“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参见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
[3]秦益成，李荷英.国外学者政要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国外社会科学，2010，（1）.
[4]王力.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逻辑与历史统一性[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3，（6）.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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