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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邱勋先生创作的儿童小说既有儒家重教的齐鲁风骨，又有幽默活泼的童稚情趣，带着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邱勋儿童小说的山东地方特色主要表现在内容上重视道德教化和形式上的使用山东方言土语两个方面。邱勋儿童小说有鲜明的个性，儒家思想中的入世情怀，使邱勋在创作中对社会问题，民生疾苦有深入关注。
关键词：邱勋 儿童小说 地域特色 社会问题
端正俊朗，是已经故去的儿童小说作家邱勋先生的照片给人的第一印象。愈读邱勋先生的作品，愈觉文如其人。细细品味，邱勋先生的儿童小说既有儒家重教的齐鲁风骨，又有幽默活泼的童稚情趣，既端严，又清隽。
邱勋先生出生于山东潍坊昌乐县，1953年开始儿童文学创作，发表有中篇小说《微山湖上》《两道杠的臂章》等，长篇小说《烽火三少年》《雪国梦》等，短篇小说《三色圆珠笔》《大春和小春》等，童话《田螺姐姐》《小猴能能的官帽》等，散文集《五味杂俎》等。
一
作为传统知识分子，邱勋先生的作品带着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可以说，邱勋儿童小说是纯正的“鲁味”儿童小说。鲁味，即山东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内容上重视道德教化。其二，形式上擅长使用道地的山东方言土语。
山东是中国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作为山东土生土长的作家，并且有过做中小学教师的经历，邱勋先生在创作作品时，重视人物道德品质的完善。尽管面向的群体是儿童，但儒家思想体系中对道德的强调，如初春的绵密细雨，润物无声地滋养着作品。
早期的中篇小说《微山湖上》，就奠定了重视儿童品德教育的基调。小驹子和二牛，都是顽皮淘气爱冒险的半大小子，在老爷爷的严厉管束下，在革命干部赵大叔的谆谆引导下，他们成长为勇敢的坚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像赵大叔一样，忠诚地劳动，勇敢地战斗！”短篇小说《换儿姐》中，作者以温厚恬淡的笔触，写了一个那个时代的熊孩子的成长。“我”和小伙伴们脱光衣服冲到河里洗澡时，与正在洗衣服的换儿姐对峙。“我”带着调皮蛋们撒谎，撒尿，编儿歌羞臊，终于逼走了快要出嫁的换儿姐。当“我”裤子被河水冲走无法上学时，却得到了换儿姐的温暖的帮助。换儿姐用善良治愈了“我”。《大车轱辘转》里，老爷爷用宽容治愈了小林子的骄傲，《小琴妮和大树根》里，小琴妮用友爱治愈了大树根的自负，《“炮兵班长”》中，大勇用认真治愈了“我”的不守纪律。
道德教化，既体现在对儿童优秀品德的引导上，又体现在对成人世界思想境界和道德品质的观照上。《大春和小春》中大春妈妈和小春妈妈的小肚鸡肠，《飞盘》中潘艳霞的阴险自私，《春草图》中丁书记的以权谋私，都被敏锐地捕捉。《姥姥的生日》中，作家更是刻画二姨三姨和小姨的群像，展示了特权阶层的贪腐，平民阶层的损公肥私和弄虚作假习气。
在《小猴能能的官帽》《小绿人》等童话作品中，作家也对官僚主义进行了调侃和批判。小猴能能捡到官帽戴上之后便逞威风，认为“当官必须有官威”，对那些不理会他的小动物，“得想法好好调教他们，修理他们。”《三色圆珠笔》中，作家聚焦学校这一教书育人的典型场所，拨开学校教育的温馨外衣，将更潜隐更具危害性的官僚作风暴晒于阳光之下。貌似工作认真的副校长的“冷峻的、严厉的、正气凛然的”眼神，杀伤力如同拉徐小冬去掏包的社会青年的“疯狂的、血红的、杀气腾腾的”眼神，都使曾犯过错误的学生徐小冬心惊肉跳。工作兢兢业业的普通教师秦老师，面对被同学们冤枉的徐小冬，“态度仍然十分和蔼”“含有深意地微笑”，但事实上，她没有耐心听取徐小冬的辩解，貌似柔和实质却是偏执的态度，不也是一种居高俯视的官僚主义吗？对于一个徘徊在善恶边缘的幼小的心灵，她的拒斥不啻于将其刮向深渊的台风。小说的最后别有深意，“副校长兼党支书工作很忙，正在召开一个讨论如何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儿童的重要会议。”如果说秦老师尚能自我检讨，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竭力弥补，副校长的官僚作风却已是积重难返。
随处可见的山东方言土语，令邱勋的儿童小说读起来既活泼灵动又自然质朴，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语言的地域性，源自故事发生的背景。《烽火三少年》中，小说开头便设定出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背景：“沂蒙山有个青石崮，青石崮下有个山庄叫柳泉峪……穷人家大多是黑石蛋砌成的小团瓢”。由此，“俺”（我，我的）、“闺女”（姑娘）、“庄户医生”（农民医生）、“拐煎饼”（磨面做煎饼）、“耳性”（记性）等极具地方识别性的语言文字，便随情节发展在作品中汩汩流出。“义义和和”（和睦）、一霎（一会儿）等方言也在《雪国梦》等作品中自然涌出。
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微山湖上》中，二牛养的小黄犍偷跑到微山湖生产队的麦地吃了麦苗，被当地的孩子抓住。牵牛的孩子对拿柳条的孩子说“给它个糖蘸子吃”，这样的表达就比“抽它一下子”要活泼有趣，活脱刻画出乡间小儿的顽皮淘气。
作家并没有止步于方言。书写过程中，他善于用一些符合小读者的语言习惯的重叠语式，《烽火三少年》中，留孩的爸爸从崖上扛回青石，“錾成一嘟噜一嘟噜的蒜臼子”，当蒜臼子被錾成后，需要打结拴到一根绳上，方便携带，“一嘟噜一嘟噜”既直观形象又简洁有趣。作家对于词语的重叠使用随处可见，“噗噜噗噜冒几个水泡泡”“大滴大滴流下汗珠来”，憨实中透着稚巧。留孩“口里含个叶片片，一面走，一面学鸟叫”，“叶片片”这样的表达，对喜欢用重叠词语的孩童来说，无疑更具有亲和力。
作家还擅长让作品中的人物自编童谣。《微山湖上》中，微山湖上长大的荷花看到杏花庄的小驹子跌到船上，于是边笑边唱：“摔得好，摔得好，摔得小偷吱吱叫，吱吱叫，叫吱吱，小偷小偷看飞机！”随着几句简单的自编儿歌，调皮可爱自然率性的渔家女儿跃然纸上。
二
通读邱勋的作品，你会发现一些为描写而描写的生硬之处，比如《烽火三少年》中，冬梅给受伤的陈虹老师做面条的细节，“就着炕沿，冬梅开始擀面条了。受傷的手臂干起活来还是那么灵巧。面条在手里跳动着，如同一团雪白的银丝，一束灿烂的光线，扯也扯不断，抽也抽不完。”客观来说，冬梅擀面条用的面，是石头用蒜臼子捣麦粒，然后箩出来的，再怎么精细也很难达到“雪白”的水准。另外，这样的面擀面条，即使是大师级技术水准，也很难如“银丝”和“光线”又细又长。再如，《作家邱勋的官帽》中写道“我家住在高层公寓住宅第二十六层，从窗口朝下望，汽车像甲虫……”，事实上，即使从百米高空向下看，汽车也不像甲虫那么小。 但是瑕不掩瑜，邱勋儿童小说以鲜明的个性深深吸引着我们。这吸引力来自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来自他对孩子们的深情，来自他丰富的想象力，来自他出色的塑造人物的能力。
儒家思想中的入世情怀，也使邱勋在创作中对社会问题和民生疾苦有深入关注。从邱勋的儿童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观察到平民的生活状态，体验到底层劳动人民的艰辛。短篇小说《手表》和《姥姥的生日》就敏锐地触及到了阶层分化的问题。《手表》中，只因县委书记的手表放忘了地方，便引得公社书记上火，折腾得村支书和村民们掘地三尺，差点乱出人命。《姥姥的生日》中，五个女儿代表了五种不同的阶层，代表了各阶层不同的生活状态。198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儿童小说《雪国梦》，更是成功地描摹了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的生活图景。梨花泉村村民因为上级的一个急功近利简单粗暴的决定，被迫集体搬迁到东北的桦树屯，恶劣的自然环境让他们饱受寒冷和饥饿的煎熬，上级的冷漠和村干部的中饱私囊让他们在人为造成的磨难中苦苦挣扎。老支书满行爷爷，清醒的石榴爹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带领周围的人艰难跋涉抵御苦难。刚直的老党员满行爷爷心力交瘁未得善终，石榴爹以坚韧和无私成为村民们的主心骨。小说还塑造了小能爹这一富有人性光彩的人物。小能爹是复员军人，“大跃进”中因诚实被撤了生产队长的职务，后来被打击迫害而致家破妻亡，忍无可忍的他反击并逃亡东北。小说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并没有给小能爹简单地安排大团圆结局，而是采用了开放式结尾，在喜鹊娘的等待中，小能爹的遭遇让更多人思考。
《雪国梦》中，除了满行爷爷，石榴爹，小能爹，喜鹊妈等人物性格鲜明，让人过目不忘，作者更是塑造了性格更加复杂立体的三拐古和八姑。“拐古”在山东方言中是个贬义词，指刁钻执拗。三拐古人如其名，性情古怪，却又超越其名，闪耀着嫉恶如仇善良正直的人性光辉。三拐古无家庭妻小，却极其讲究祖宗的礼法;他心直口快，与家振针锋相对，却又软弱怯懦，随村迁到东北;他仗义，为救喜鹊打破不下水的禁忌，却又执拗，因为喜鹊娘要改嫁而拒绝其照顾。八姑是桦树屯的神婆，上个世纪文学作品中，农村神婆形象的代表是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塑造的三仙姑。三仙姑装神弄鬼，风流爱俏，在群众的嘲笑和揶揄中灰溜溜。《雪国梦》中的八姑，既装神弄鬼，风流爱俏，又带上了她所处的那个年代和环境的更繁复多层的色彩。她爱美，她的生活常态是“对着一面破镜子，在脸上搽搽抹抹，忙活老半天”，但是她又很脏，“脸很白，比家振媳妇儿不差，可她脖子上的灰，却有铜钱厚，乌幽幽一片。那灰垢从她的下巴下面向前延伸，在腮角與涂了香粉的白腮蛋儿相遇，显得黑白分明”。她懒，要等到别人做好饭，她才起床，但她又很馋，除了装神弄鬼赚取吃喝，她还指使小能偷大队的馒头，她甚至到处捡别人扔掉的瘟鸡动手做来吃。她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她偷喜鹊娘的手表卖给大队书记而且败露后还振振有词，她与大队书记“是多年的交情，缘分深着哩，真要惹恼了她，她能说出书记那花裤头儿什么样”，但她又有朴素的是非观和超强的决断力，她收容前来投奔的小能爷俩，同情分配来的喜鹊娘一家，她对大队书记的“黑肚肠”认识清楚，当小能爹被捕后，她要挟大队书记放人，当喜鹊娘和小能爹相好却不敢公布时，她给众人发喜糖打破了僵局。八姑做事全凭自己需求，全为达到目的，撒泼耍赖，毫无脸面顾忌，哭劝小能爹时，“一屁股坐到地上，哇哇哭叫起来。她一面哭一面数落”，但是当小能爹头也不回离开后，她“看看没有效果，哭喊声陡然停下来。她站起来，擤把鼻涕，拍拍屁股上的土，慢腾腾走回屋里，抬腿上炕，去喝上午的剩茶去了。”八姑就是这样，觉得需要时就哭，觉得不需要时，就停;别人讥讽时，她装听不出来，照样嬉笑，别人哀求时，她嬉笑怒骂，翻脸无情。这就是八姑，既懒惰又利落，既善良又邪恶，既风流又坦荡，既自私又仗义。八姑与三仙姑都属于旧的农村文化中与众不同引人瞩目的人，与三仙姑因势单力薄而败退不同，八姑有丰沛的自信，“人生在世，娘老子给这百十斤，凭自己的时运闯荡就是了。只要自己拿定了主意，用不着听那些蛤蟆蝼蛄叫，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她劝喜鹊娘的话，也是她活得张扬恣肆的精神源泉。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言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个作家都是自己所处时代的书写者言说者，都给自己所处时代的读者带来感动和欣悦。一个作家，当自己走完生命的历程，当自己的时代成为历史，便注定会有不再受瞩目的那一刻。当某一天，某个人拿起一本过去的小说，津津有味地读完，被小说中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那个人所感动，这一刻，应该是足以告慰作家的吧。
（作者单位：济南职业学院）
关键词：邱勋 儿童小说 地域特色 社会问题
端正俊朗，是已经故去的儿童小说作家邱勋先生的照片给人的第一印象。愈读邱勋先生的作品，愈觉文如其人。细细品味，邱勋先生的儿童小说既有儒家重教的齐鲁风骨，又有幽默活泼的童稚情趣，既端严，又清隽。
邱勋先生出生于山东潍坊昌乐县，1953年开始儿童文学创作，发表有中篇小说《微山湖上》《两道杠的臂章》等，长篇小说《烽火三少年》《雪国梦》等，短篇小说《三色圆珠笔》《大春和小春》等，童话《田螺姐姐》《小猴能能的官帽》等，散文集《五味杂俎》等。
一
作为传统知识分子，邱勋先生的作品带着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可以说，邱勋儿童小说是纯正的“鲁味”儿童小说。鲁味，即山东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内容上重视道德教化。其二，形式上擅长使用道地的山东方言土语。
山东是中国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作为山东土生土长的作家，并且有过做中小学教师的经历，邱勋先生在创作作品时，重视人物道德品质的完善。尽管面向的群体是儿童，但儒家思想体系中对道德的强调，如初春的绵密细雨，润物无声地滋养着作品。
早期的中篇小说《微山湖上》，就奠定了重视儿童品德教育的基调。小驹子和二牛，都是顽皮淘气爱冒险的半大小子，在老爷爷的严厉管束下，在革命干部赵大叔的谆谆引导下，他们成长为勇敢的坚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像赵大叔一样，忠诚地劳动，勇敢地战斗！”短篇小说《换儿姐》中，作者以温厚恬淡的笔触，写了一个那个时代的熊孩子的成长。“我”和小伙伴们脱光衣服冲到河里洗澡时，与正在洗衣服的换儿姐对峙。“我”带着调皮蛋们撒谎，撒尿，编儿歌羞臊，终于逼走了快要出嫁的换儿姐。当“我”裤子被河水冲走无法上学时，却得到了换儿姐的温暖的帮助。换儿姐用善良治愈了“我”。《大车轱辘转》里，老爷爷用宽容治愈了小林子的骄傲，《小琴妮和大树根》里，小琴妮用友爱治愈了大树根的自负，《“炮兵班长”》中，大勇用认真治愈了“我”的不守纪律。
道德教化，既体现在对儿童优秀品德的引导上，又体现在对成人世界思想境界和道德品质的观照上。《大春和小春》中大春妈妈和小春妈妈的小肚鸡肠，《飞盘》中潘艳霞的阴险自私，《春草图》中丁书记的以权谋私，都被敏锐地捕捉。《姥姥的生日》中，作家更是刻画二姨三姨和小姨的群像，展示了特权阶层的贪腐，平民阶层的损公肥私和弄虚作假习气。
在《小猴能能的官帽》《小绿人》等童话作品中，作家也对官僚主义进行了调侃和批判。小猴能能捡到官帽戴上之后便逞威风，认为“当官必须有官威”，对那些不理会他的小动物，“得想法好好调教他们，修理他们。”《三色圆珠笔》中，作家聚焦学校这一教书育人的典型场所，拨开学校教育的温馨外衣，将更潜隐更具危害性的官僚作风暴晒于阳光之下。貌似工作认真的副校长的“冷峻的、严厉的、正气凛然的”眼神，杀伤力如同拉徐小冬去掏包的社会青年的“疯狂的、血红的、杀气腾腾的”眼神，都使曾犯过错误的学生徐小冬心惊肉跳。工作兢兢业业的普通教师秦老师，面对被同学们冤枉的徐小冬，“态度仍然十分和蔼”“含有深意地微笑”，但事实上，她没有耐心听取徐小冬的辩解，貌似柔和实质却是偏执的态度，不也是一种居高俯视的官僚主义吗？对于一个徘徊在善恶边缘的幼小的心灵，她的拒斥不啻于将其刮向深渊的台风。小说的最后别有深意，“副校长兼党支书工作很忙，正在召开一个讨论如何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儿童的重要会议。”如果说秦老师尚能自我检讨，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竭力弥补，副校长的官僚作风却已是积重难返。
随处可见的山东方言土语，令邱勋的儿童小说读起来既活泼灵动又自然质朴，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语言的地域性，源自故事发生的背景。《烽火三少年》中，小说开头便设定出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背景：“沂蒙山有个青石崮，青石崮下有个山庄叫柳泉峪……穷人家大多是黑石蛋砌成的小团瓢”。由此，“俺”（我，我的）、“闺女”（姑娘）、“庄户医生”（农民医生）、“拐煎饼”（磨面做煎饼）、“耳性”（记性）等极具地方识别性的语言文字，便随情节发展在作品中汩汩流出。“义义和和”（和睦）、一霎（一会儿）等方言也在《雪国梦》等作品中自然涌出。
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微山湖上》中，二牛养的小黄犍偷跑到微山湖生产队的麦地吃了麦苗，被当地的孩子抓住。牵牛的孩子对拿柳条的孩子说“给它个糖蘸子吃”，这样的表达就比“抽它一下子”要活泼有趣，活脱刻画出乡间小儿的顽皮淘气。
作家并没有止步于方言。书写过程中，他善于用一些符合小读者的语言习惯的重叠语式，《烽火三少年》中，留孩的爸爸从崖上扛回青石，“錾成一嘟噜一嘟噜的蒜臼子”，当蒜臼子被錾成后，需要打结拴到一根绳上，方便携带，“一嘟噜一嘟噜”既直观形象又简洁有趣。作家对于词语的重叠使用随处可见，“噗噜噗噜冒几个水泡泡”“大滴大滴流下汗珠来”，憨实中透着稚巧。留孩“口里含个叶片片，一面走，一面学鸟叫”，“叶片片”这样的表达，对喜欢用重叠词语的孩童来说，无疑更具有亲和力。
作家还擅长让作品中的人物自编童谣。《微山湖上》中，微山湖上长大的荷花看到杏花庄的小驹子跌到船上，于是边笑边唱：“摔得好，摔得好，摔得小偷吱吱叫，吱吱叫，叫吱吱，小偷小偷看飞机！”随着几句简单的自编儿歌，调皮可爱自然率性的渔家女儿跃然纸上。
二
通读邱勋的作品，你会发现一些为描写而描写的生硬之处，比如《烽火三少年》中，冬梅给受伤的陈虹老师做面条的细节，“就着炕沿，冬梅开始擀面条了。受傷的手臂干起活来还是那么灵巧。面条在手里跳动着，如同一团雪白的银丝，一束灿烂的光线，扯也扯不断，抽也抽不完。”客观来说，冬梅擀面条用的面，是石头用蒜臼子捣麦粒，然后箩出来的，再怎么精细也很难达到“雪白”的水准。另外，这样的面擀面条，即使是大师级技术水准，也很难如“银丝”和“光线”又细又长。再如，《作家邱勋的官帽》中写道“我家住在高层公寓住宅第二十六层，从窗口朝下望，汽车像甲虫……”，事实上，即使从百米高空向下看，汽车也不像甲虫那么小。 但是瑕不掩瑜，邱勋儿童小说以鲜明的个性深深吸引着我们。这吸引力来自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来自他对孩子们的深情，来自他丰富的想象力，来自他出色的塑造人物的能力。
儒家思想中的入世情怀，也使邱勋在创作中对社会问题和民生疾苦有深入关注。从邱勋的儿童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观察到平民的生活状态，体验到底层劳动人民的艰辛。短篇小说《手表》和《姥姥的生日》就敏锐地触及到了阶层分化的问题。《手表》中，只因县委书记的手表放忘了地方，便引得公社书记上火，折腾得村支书和村民们掘地三尺，差点乱出人命。《姥姥的生日》中，五个女儿代表了五种不同的阶层，代表了各阶层不同的生活状态。198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儿童小说《雪国梦》，更是成功地描摹了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的生活图景。梨花泉村村民因为上级的一个急功近利简单粗暴的决定，被迫集体搬迁到东北的桦树屯，恶劣的自然环境让他们饱受寒冷和饥饿的煎熬，上级的冷漠和村干部的中饱私囊让他们在人为造成的磨难中苦苦挣扎。老支书满行爷爷，清醒的石榴爹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带领周围的人艰难跋涉抵御苦难。刚直的老党员满行爷爷心力交瘁未得善终，石榴爹以坚韧和无私成为村民们的主心骨。小说还塑造了小能爹这一富有人性光彩的人物。小能爹是复员军人，“大跃进”中因诚实被撤了生产队长的职务，后来被打击迫害而致家破妻亡，忍无可忍的他反击并逃亡东北。小说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并没有给小能爹简单地安排大团圆结局，而是采用了开放式结尾，在喜鹊娘的等待中，小能爹的遭遇让更多人思考。
《雪国梦》中，除了满行爷爷，石榴爹，小能爹，喜鹊妈等人物性格鲜明，让人过目不忘，作者更是塑造了性格更加复杂立体的三拐古和八姑。“拐古”在山东方言中是个贬义词，指刁钻执拗。三拐古人如其名，性情古怪，却又超越其名，闪耀着嫉恶如仇善良正直的人性光辉。三拐古无家庭妻小，却极其讲究祖宗的礼法;他心直口快，与家振针锋相对，却又软弱怯懦，随村迁到东北;他仗义，为救喜鹊打破不下水的禁忌，却又执拗，因为喜鹊娘要改嫁而拒绝其照顾。八姑是桦树屯的神婆，上个世纪文学作品中，农村神婆形象的代表是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塑造的三仙姑。三仙姑装神弄鬼，风流爱俏，在群众的嘲笑和揶揄中灰溜溜。《雪国梦》中的八姑，既装神弄鬼，风流爱俏，又带上了她所处的那个年代和环境的更繁复多层的色彩。她爱美，她的生活常态是“对着一面破镜子，在脸上搽搽抹抹，忙活老半天”，但是她又很脏，“脸很白，比家振媳妇儿不差，可她脖子上的灰，却有铜钱厚，乌幽幽一片。那灰垢从她的下巴下面向前延伸，在腮角與涂了香粉的白腮蛋儿相遇，显得黑白分明”。她懒，要等到别人做好饭，她才起床，但她又很馋，除了装神弄鬼赚取吃喝，她还指使小能偷大队的馒头，她甚至到处捡别人扔掉的瘟鸡动手做来吃。她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她偷喜鹊娘的手表卖给大队书记而且败露后还振振有词，她与大队书记“是多年的交情，缘分深着哩，真要惹恼了她，她能说出书记那花裤头儿什么样”，但她又有朴素的是非观和超强的决断力，她收容前来投奔的小能爷俩，同情分配来的喜鹊娘一家，她对大队书记的“黑肚肠”认识清楚，当小能爹被捕后，她要挟大队书记放人，当喜鹊娘和小能爹相好却不敢公布时，她给众人发喜糖打破了僵局。八姑做事全凭自己需求，全为达到目的，撒泼耍赖，毫无脸面顾忌，哭劝小能爹时，“一屁股坐到地上，哇哇哭叫起来。她一面哭一面数落”，但是当小能爹头也不回离开后，她“看看没有效果，哭喊声陡然停下来。她站起来，擤把鼻涕，拍拍屁股上的土，慢腾腾走回屋里，抬腿上炕，去喝上午的剩茶去了。”八姑就是这样，觉得需要时就哭，觉得不需要时，就停;别人讥讽时，她装听不出来，照样嬉笑，别人哀求时，她嬉笑怒骂，翻脸无情。这就是八姑，既懒惰又利落，既善良又邪恶，既风流又坦荡，既自私又仗义。八姑与三仙姑都属于旧的农村文化中与众不同引人瞩目的人，与三仙姑因势单力薄而败退不同，八姑有丰沛的自信，“人生在世，娘老子给这百十斤，凭自己的时运闯荡就是了。只要自己拿定了主意，用不着听那些蛤蟆蝼蛄叫，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她劝喜鹊娘的话，也是她活得张扬恣肆的精神源泉。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言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个作家都是自己所处时代的书写者言说者，都给自己所处时代的读者带来感动和欣悦。一个作家，当自己走完生命的历程，当自己的时代成为历史，便注定会有不再受瞩目的那一刻。当某一天，某个人拿起一本过去的小说，津津有味地读完，被小说中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那个人所感动，这一刻，应该是足以告慰作家的吧。
（作者单位：济南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