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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酗酒造成了很多家庭暴力问题，为了保护妇女权益，美国在1920年颁布的宪法第18次修正案中启动了“禁酒令”，而且酒在宗教上和罪相联系，也是宗教组织所反对的。长达14年的“禁酒时代”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就包括了芝加哥黑帮势力的崛起。后来，为了维护移民大量涌入之后的社会稳定，20世纪50年代，移民城市芝加哥又开始实行提供公屋、并向无就业潜力的人发放福利金的“福利政策”，这再次为黑帮势力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沃土。为何明明是为了社会稳定而颁布的政策，却反而给整个城市乃至国家带来极大隐患和灾难呢？
“禁止酿造、运输、销售所有带酒精的饮品”，这条严苛的政策和当时居民消费欲望强烈的美国极度不匹配，一些嗜酒如命的人无法从商店买到酒，当然便会寻求别的办法。
为了满足对酒的渴望，当时的美国人尝试了许多千奇百怪的方法。禁酒令禁止的是致醉型饮料而非酒精，这就造成作为化学原料的工业酒精成了勾兑假酒的首选目标。据统计，禁酒令颁布后的5年里，就有大概23万立方米的工业酒精被盗。制造酒精不像制造毒品那么难，在黑市上大批量的私酒贩售成了当时最一本万利的买卖。
黑帮教父阿尔·卡彭
对于金钱嗅觉一向灵敏的黑社会势力抓住了这次“机遇”，各个帮派都想趁机利用酒品贸易获取暴利。已经存在的犯罪势力可以借此大肆敛财，运输和贩卖私酒反而给那些无业游民创造了“就业机会”，黑社会的规模迅速扩大，在走私生意上抢地盘，持枪械斗和街头暴力取代了禁酒令颁行时所设想的纯洁高尚社会。
在芝加哥黑帮中最具盛名的是有着“现代罗宾汉”名号的黑帮教父阿尔·卡彭，美国黑帮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经常以他为原型。他带领的芝加哥黑手党在风衣下藏着冲锋枪，火拼时用手榴弹开路，强硬残忍的作风令其他黑帮胆寒。
他们不仅以暴力手段控制着私酒市场，还刚柔并济地敲诈勒索、行贿收买警察和执法官员。黑帮明目张胆地“抢地盘”引发的暴力犯罪不断升级，但是却因为走私的是酒而被民间视为英雄。与此同时，政府不仅损失了来自酒业的税收（约5亿美元一年），还要花费高额资金执行禁酒令带来的各种额外支出。
到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禁酒之事更显得多此一举。困扰美国民众十几年的禁酒令终于在1933年2月被取消了。这也成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条被废止的宪法法案。
一条政策的失误让整个美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都遭受着禁酒令带来的负面影响，黑社会在此期间蓬勃发展、街头恶势力已然壮大，他们通过走私和犯罪积累了大量财富，从而有足够的钱来贿赂政府。禁酒令的颁布和废止，可以说引发了一场美国法制与社会的灾难。
如今，作为移民城市的芝加哥，除了多样化的美食、鳞次栉比的建筑，以及积极健康的体育活动之外，阳光背后也免不了藏着阴暗与血腥的城市基因。仅在2018年前8个月，芝加哥就发生了300多起谋杀案。黑帮活动的猖獗已经给普通民众造成了巨大伤害，2017年芝加哥警察在访问联合国总部时居然提出希望联合国派维和部队来芝加哥维护治安。
如果说禁酒令时期的芝加哥黑手党让这座城市打响了名头，那么如今芝加哥的福利制度，就是滋生现代黑帮和罪恶之都的温床。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大量移民涌入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子。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美国政府在芝加哥南部兴建了一批福利性质的公屋。然而，把大批无所事事的移民集中在一起，就是给黑帮的滋生提供肥沃的土壤，密集的房屋便于隱藏黑帮成员的枪支和毒品，生活区的妇女和孩子也成了黑帮分子最好的掩护。
除此之外，在芝加哥的这些公屋中92%的住户都依靠政府福利政策生活。但是政府的福利金并不倾向于“有就业潜力”的人，也就是说只有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才能领取福利金。在这种情况下，贫困的底层人口无论男女都更加愿意生孩子，因为生得越多，福利金领得也就越多。芝加哥的男人们似乎是“被鼓励抛弃妻子”，他们也乐于如此，因为政府会帮他们抚养这些孩子。
但是，微薄的福利金并不足以让这些孩子接受美国优质的教育，所以他们未来没有任何能力和同龄人在人才市场上竞争。就算他们勤勤恳恳读书，然后找每小时8美金的工作，这个漫长的过程哪有贩卖毒品来钱快！
他们在芝加哥公屋中出生长大，见到的都是黑帮成员，听到的都是黑帮传奇故事，自然而然很容易就成长为黑帮的一份子。这些多生出来的孩子，基本上就成为芝加哥黑帮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2016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在采访一名芝加哥黑帮成员的时候，该成员就曾表示：“我们都知道，从这鬼地方出来，要么就是卖毒品，要么去抢劫，或者去找一个8美金一小时的烂工作，但是钱太少了，所以又得回去贩毒。这日子就是个死胡同。你想做点改变，做点突破，但是最后又变成一个毒贩。”
美国的福利政策就像是一种精神毒品，蚕食着底层人民的意志，他可以让你刚好活下去，却又活不好，让人能思考着怎么改变人生，却又在底层的泥潭里不断挣扎。
这种福利制度的出台，本意也像当年“禁酒令”一样，是期待整个美国社会向着美好生活进发的，但事实往往不像宪法里所预想的天下大同那般美好，反而带来更多更严重的社会问题。禁酒令是不喝酒的清教徒主张发起的，福利制度是不需要领福利金的人制定的，当决策的制定者无视城市居民的实际需求，试图用过于理想化的政策来达成目的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当美国政府试图用一种制度来解决另一种制度的问题时，伴随而来的或许是一些新的社会风险的诞生，也许这才是芝加哥“禁酒令”和“福利制度”政策，导致“非预期效果”大量出现的内在原因。
（责任编辑：北鸣）
（邮箱：dyy1013@126.com）
明目张胆“抢地盘”
“禁止酿造、运输、销售所有带酒精的饮品”，这条严苛的政策和当时居民消费欲望强烈的美国极度不匹配，一些嗜酒如命的人无法从商店买到酒，当然便会寻求别的办法。
为了满足对酒的渴望，当时的美国人尝试了许多千奇百怪的方法。禁酒令禁止的是致醉型饮料而非酒精，这就造成作为化学原料的工业酒精成了勾兑假酒的首选目标。据统计，禁酒令颁布后的5年里，就有大概23万立方米的工业酒精被盗。制造酒精不像制造毒品那么难，在黑市上大批量的私酒贩售成了当时最一本万利的买卖。
对于金钱嗅觉一向灵敏的黑社会势力抓住了这次“机遇”，各个帮派都想趁机利用酒品贸易获取暴利。已经存在的犯罪势力可以借此大肆敛财，运输和贩卖私酒反而给那些无业游民创造了“就业机会”，黑社会的规模迅速扩大，在走私生意上抢地盘，持枪械斗和街头暴力取代了禁酒令颁行时所设想的纯洁高尚社会。
在芝加哥黑帮中最具盛名的是有着“现代罗宾汉”名号的黑帮教父阿尔·卡彭，美国黑帮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经常以他为原型。他带领的芝加哥黑手党在风衣下藏着冲锋枪，火拼时用手榴弹开路，强硬残忍的作风令其他黑帮胆寒。
他们不仅以暴力手段控制着私酒市场，还刚柔并济地敲诈勒索、行贿收买警察和执法官员。黑帮明目张胆地“抢地盘”引发的暴力犯罪不断升级，但是却因为走私的是酒而被民间视为英雄。与此同时，政府不仅损失了来自酒业的税收（约5亿美元一年），还要花费高额资金执行禁酒令带来的各种额外支出。
到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禁酒之事更显得多此一举。困扰美国民众十几年的禁酒令终于在1933年2月被取消了。这也成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条被废止的宪法法案。
一条政策的失误让整个美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都遭受着禁酒令带来的负面影响，黑社会在此期间蓬勃发展、街头恶势力已然壮大，他们通过走私和犯罪积累了大量财富，从而有足够的钱来贿赂政府。禁酒令的颁布和废止，可以说引发了一场美国法制与社会的灾难。
“被鼓励抛弃妻子”
如今，作为移民城市的芝加哥，除了多样化的美食、鳞次栉比的建筑，以及积极健康的体育活动之外，阳光背后也免不了藏着阴暗与血腥的城市基因。仅在2018年前8个月，芝加哥就发生了300多起谋杀案。黑帮活动的猖獗已经给普通民众造成了巨大伤害，2017年芝加哥警察在访问联合国总部时居然提出希望联合国派维和部队来芝加哥维护治安。
如果说禁酒令时期的芝加哥黑手党让这座城市打响了名头，那么如今芝加哥的福利制度，就是滋生现代黑帮和罪恶之都的温床。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大量移民涌入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子。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美国政府在芝加哥南部兴建了一批福利性质的公屋。然而，把大批无所事事的移民集中在一起，就是给黑帮的滋生提供肥沃的土壤，密集的房屋便于隱藏黑帮成员的枪支和毒品，生活区的妇女和孩子也成了黑帮分子最好的掩护。
除此之外，在芝加哥的这些公屋中92%的住户都依靠政府福利政策生活。但是政府的福利金并不倾向于“有就业潜力”的人，也就是说只有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才能领取福利金。在这种情况下，贫困的底层人口无论男女都更加愿意生孩子，因为生得越多，福利金领得也就越多。芝加哥的男人们似乎是“被鼓励抛弃妻子”，他们也乐于如此，因为政府会帮他们抚养这些孩子。
但是，微薄的福利金并不足以让这些孩子接受美国优质的教育，所以他们未来没有任何能力和同龄人在人才市场上竞争。就算他们勤勤恳恳读书，然后找每小时8美金的工作，这个漫长的过程哪有贩卖毒品来钱快！
他们在芝加哥公屋中出生长大，见到的都是黑帮成员，听到的都是黑帮传奇故事，自然而然很容易就成长为黑帮的一份子。这些多生出来的孩子，基本上就成为芝加哥黑帮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2016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在采访一名芝加哥黑帮成员的时候，该成员就曾表示：“我们都知道，从这鬼地方出来，要么就是卖毒品，要么去抢劫，或者去找一个8美金一小时的烂工作，但是钱太少了，所以又得回去贩毒。这日子就是个死胡同。你想做点改变，做点突破，但是最后又变成一个毒贩。”
美国的福利政策就像是一种精神毒品，蚕食着底层人民的意志，他可以让你刚好活下去，却又活不好，让人能思考着怎么改变人生，却又在底层的泥潭里不断挣扎。
这种福利制度的出台，本意也像当年“禁酒令”一样，是期待整个美国社会向着美好生活进发的，但事实往往不像宪法里所预想的天下大同那般美好，反而带来更多更严重的社会问题。禁酒令是不喝酒的清教徒主张发起的，福利制度是不需要领福利金的人制定的，当决策的制定者无视城市居民的实际需求，试图用过于理想化的政策来达成目的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当美国政府试图用一种制度来解决另一种制度的问题时，伴随而来的或许是一些新的社会风险的诞生，也许这才是芝加哥“禁酒令”和“福利制度”政策，导致“非预期效果”大量出现的内在原因。
（责任编辑：北鸣）
（邮箱：dyy101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