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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已走过20年历程,基地学校发展至31所,2300多名学生会员参加过“科研实践”训练,5万多名中学生在导师们的指导下参与科普活动。
1998年夏,时任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兼科普领导小组组长的郭传杰收到了一份“重磅”倡议书——中科院院士、国家天文台名誉台长王绶琯发来的《关于开展首都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的倡议》,后来联合署名的是钱学森、王大珩、朱光亚等61名科学家,其中院士45人,“两弹一星”科学家5人。信中提议,“通过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的形式,在科学家和青少年中间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
20年过去,当年签名的纸张已经泛黄。1999年成立的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照亮了5万多名中学生追求科学之路,一批青年才俊已成为国际科学前沿项目领军人才。
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成立之初,就确定以科研实践为主要活动形式,旨在以科学家的“大手”,拉起有志于科学的优秀高中学生的“小手”,利用课余和假期,到优秀科研团组中进行时间跨度平均为一年的“科研实践”。为了给“小手”找到合适的“大手”,俱乐部成立初期,王绶琯和俱乐部秘书长李宝泉、周琳走遍国家重点实验室,寻找合适的项目和导师。王乃彦、匡廷云、郑哲敏、林群、黎乐民等一批批科学家先后加入俱乐部。
伸出“大手”的科学家,不仅传道授业,更以治学严谨的科学精神影响着孩子们。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丛欢回忆,2000年8月,他还在读高一,就跟随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陈佐忠、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钟文勤二位老师赴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开展科学考察。那次科研实践,给他的一生埋下了科学的种子。
“当时两位老师都已年过六旬。”丛欢告诉记者,“为了让我们了解不同类型的草原及其植被、土壤、水分的特点,两位老师带领我们头顶炎炎烈日,在大草原上长途跋涉。每次陈老师总是亲自挖出一个一米多深的大坑,然后站在坑里,用小鏟把不同深度的土铲出来,给我们一点一点地讲解。他们的讲解充分展示了严谨、规范的科学素养,让我们不仅学到了知识,受到了科学训练,更被他们执着科学追求、甘为科学献身的品格深深打动。”
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分定期和不定期两种形式组织中学生与院士专家面对面的活动。哪怕工作再忙,科学家们都会挤出时间来跟孩子们见面。
作为俱乐部“铁杆”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黎乐民尽管工作繁忙,但20年间从未错过一次活动,有时他会把行李箱拉到会场,参加完活动直奔机场。他说,“对青少年开展科普教育是我们这一代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如果每年平均有100名‘可能的科学苗子’参加科研实践,其中有2%~3%日后会成为顶尖人才,那么积年累月,效果还是可观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尽力。”王绶琯说。
“我觉得我们做的事,可以比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郑哲敏说。
1998年夏,时任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兼科普领导小组组长的郭传杰收到了一份“重磅”倡议书——中科院院士、国家天文台名誉台长王绶琯发来的《关于开展首都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的倡议》,后来联合署名的是钱学森、王大珩、朱光亚等61名科学家,其中院士45人,“两弹一星”科学家5人。信中提议,“通过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的形式,在科学家和青少年中间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
20年过去,当年签名的纸张已经泛黄。1999年成立的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照亮了5万多名中学生追求科学之路,一批青年才俊已成为国际科学前沿项目领军人才。
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成立之初,就确定以科研实践为主要活动形式,旨在以科学家的“大手”,拉起有志于科学的优秀高中学生的“小手”,利用课余和假期,到优秀科研团组中进行时间跨度平均为一年的“科研实践”。为了给“小手”找到合适的“大手”,俱乐部成立初期,王绶琯和俱乐部秘书长李宝泉、周琳走遍国家重点实验室,寻找合适的项目和导师。王乃彦、匡廷云、郑哲敏、林群、黎乐民等一批批科学家先后加入俱乐部。
伸出“大手”的科学家,不仅传道授业,更以治学严谨的科学精神影响着孩子们。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丛欢回忆,2000年8月,他还在读高一,就跟随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陈佐忠、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钟文勤二位老师赴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开展科学考察。那次科研实践,给他的一生埋下了科学的种子。
“当时两位老师都已年过六旬。”丛欢告诉记者,“为了让我们了解不同类型的草原及其植被、土壤、水分的特点,两位老师带领我们头顶炎炎烈日,在大草原上长途跋涉。每次陈老师总是亲自挖出一个一米多深的大坑,然后站在坑里,用小鏟把不同深度的土铲出来,给我们一点一点地讲解。他们的讲解充分展示了严谨、规范的科学素养,让我们不仅学到了知识,受到了科学训练,更被他们执着科学追求、甘为科学献身的品格深深打动。”
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分定期和不定期两种形式组织中学生与院士专家面对面的活动。哪怕工作再忙,科学家们都会挤出时间来跟孩子们见面。
作为俱乐部“铁杆”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黎乐民尽管工作繁忙,但20年间从未错过一次活动,有时他会把行李箱拉到会场,参加完活动直奔机场。他说,“对青少年开展科普教育是我们这一代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如果每年平均有100名‘可能的科学苗子’参加科研实践,其中有2%~3%日后会成为顶尖人才,那么积年累月,效果还是可观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尽力。”王绶琯说。
“我觉得我们做的事,可以比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郑哲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