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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石孙，数学家。1927年９月生，江苏镇江人。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1952年至1983年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执教，曾任数学系副主任、主任。1984年至1989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历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学评审组副组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等多项职务。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长期从事数学，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专于代数、数论、组合数学，在代数、数论、应用代数、李代数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多项成果。编著有《高等代数简明教程》、《解析几何》、《线性移位寄存器序列》、《代数学引论》等。
1985年被日本创价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88年获美国那不拉斯加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
我当了多少年校长，学校里没有人认为我是校长
在北京大学一百多年的校史上，第26任校长丁石孙并不算是非常著名的人物，即使在北大档案馆，我们也只查到寥寥可数的几张照片。但是北大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北大百年校庆时，曾在报上发表过这样的感慨，他说，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被称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另一位就是丁石孙。
记 者：我曾经看到季羡林先生对北大校长的评论，他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非常成功的校长，一位是蔡元培先生，另外一位就是您丁老。
丁石孙：季先生没有当面跟我讲过这话，是校庆时候他在报上发表的，后来别人给我看，我有点受宠若惊，我说唉哟，抬得太高了，我在北大没有做那么多事。季先生跟我很熟，我非常尊重他。
记者：那您怎么评价您在北大当校长期间的工作？
丁石孙：我曾经自己评价过，我说我觉得最得意的一点就是，我当了多少年校长，学校里没有人认为我是校长。
记者：没人认为您是校长？
丁石孙：对，谁也不把我看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是我很大的成就。
从1984年到1989年，丁石孙在北京大学担任5年校长。1996年，他出任民盟中央主席。现在，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回首往事，丁石孙说，在讲坛上、政坛中，最令他难以忘怀的，就是在北大担任校长的时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个时候，他经常骑自行车在校园里逛来逛去，谁都可以把他从自行车上拉下来，跟他发点牢骚，批评两句。
记者：您说您当校长的时候，经常骑车在校园里走，谁都可以随时把您拦住发牢骚或者批评两句，这些批评都会涉及什么？
丁石孙：学校的工作，什么都有。谁批评我都听着，他们敢说，这就说明谁都不怕我。
记者：您觉得谁都不怕您，就意味着成功？
丁石孙：我是说这很重要，要把自己摆在恰当的位置。
记者：您在管理北大的时候，您所追求的理想的校长状态，是什么样的？
丁石孙：我觉得需要自由发展。个人需要自由发展，老师需要自由发展，并不需要管得太多。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唯一的办法就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
不要希望我有三把火，中国的事情不是三把火解决得了的
北京大学，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百年燕园就像一座总是上演精彩节目的舞台，而在1984年以前，丁石孙根本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站在这个舞台的中央。
1983年，丁石孙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在赴美之前，他特地辞去了北大数学系主任的行政职务，一心只想做学问。但在他回国前的一个月，这位五十七岁的数学教授被重新修订了人生坐标——校党委书记来美国访问时通知他，上级将任命他出任北大校长。
记者：您本来辞了行政职务，就是想去做一个学者，突然间又让您当校长，又回到干部、行政工作的路子，您犹豫过吗？
丁石孙：我觉得我对北大的感情比较深，打倒“四人帮”以后，北大的工作不太令人满意，所以我觉得能够让我来做这件事情，也许对北大有点好处。
记者：去接任校长，您有没有考虑到面临的挑战？
丁石孙：我在美国曾经跟朋友说过，我回去我要战斗。
记者：要战斗？
丁石孙：对，还不单是一般的战斗，前后左右上下都要战斗，这就是我对困难的估计。
记者：为什么？
丁石孙：就是说，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会有不同看法。
1984年3月，在丁石孙到北大的第32年个年头，他从一个原本低调的学者被推上万众瞩目的校长之位。在许多人看来，丁石孙是这个校长职位的合适人选。他熟知北大发展中的各种积弊，而且在任数学系主任时，把聚集了中国一流数学家的北大第一系治理得全校首屈一指。这其中他所表现出的气度和能力正是新时代北大所需要的。
在担任校长的第一天，这位低调的学者作了这样的表态。
丁石孙：我就说，大家不要希望我有三把火，中国的事情不是三把火解决得了的，我只希望我这任校长能够让下一任校长稍微困难少一点。我这个人干事情是非常具体的，我没有很大的理想。
记者：这话怎么说？
丁石孙：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事制定一个奋斗目标，我只是希望我每天把当前的事情做好。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这个人是胸无大志的人。回过头来看，也许这是我一生中很大的优点，因为每一件事情我尽可能地做好。
记者：或者说您避免了好高骛远，您会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丁石孙：对。
记者：其实也看得出来，您做工作的时候，实际上还是一种非常慎重、渐进式的改革。
丁石孙：当然也偶尔犯错误，比如说有些决定做得太快。
记者：比如说什么事情？
丁石孙：我当校长没有几天，就发现北大有两个附中，一个是一附中，一个是二附中。一附中是北京市的重点，二附中是前任校长实在是抵挡不过教师的压力而开办的。因为重点中学的生源就不能是一般的学生，所以很多子弟就进不了这个附中。很快就有人对我说办两个附中浪费，应该合并起来。那时候我还是把问题想得比较简单，开了一两个座谈会我就决定合并，结果碰了很大的钉子。那时一附中的老师坚决抵制，当时的教育部长也给打电话，问我怎么可以把北京市的重点跟一般的中学混在一起。这是我碰的一个很大的钉子。
记者：怎么办？只好收回去？
丁石孙：收回去。
记者：这是上任后碰的第一个大钉子。
丁石孙：大钉子。
0记者：那当时您心里怎么想？
丁石孙：我觉得还是自己太鲁莽了。
一个学生要是一天去了三次食堂都很不愉快，那他肯定要发火，学校的秩序肯定就不得安定
丁石孙担任校长的时候，正是国家处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校园内也充满了纷繁复杂的矛盾。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要管理好这个大学校园，丁石孙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1984年，在国庆35周年的庆典上，一支游行队伍打出的“小平您好”的横幅，让境外媒体惊呼：中国迎来了一个更为宽松自由的环境。这群吸引全世界眼球的年轻人就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回忆当年，现在中文系当教师的孔庆东说，那个时代北大学生比较狂，号称八千精英，觉得好像国家的责任都在我们肩膀上一样，有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劲儿。因为狂所以要求高，经常闹事，几点熄灯要闹一闹，包子不好吃也要闹一闹。学生老是向学校提出各种要求。
这是一群来自全国的天之骄子，他们因被外界称为思想活跃而有点自大。但就他们提出的一些要求，在丁石孙看来，并不是无理取闹，有的意见还有助于他了解校园中存在的问题。他在会见校报记者时说，民主办校需要你们的监督，错误的地方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不久，学生的意见毫无保留地直接向着这位校长倾诉了。
丁石孙：学生给我打电话，把我骂一通。他说学校的食堂办得如此糟糕，您应该亲自来看一看，来吃一顿。
记者：学生直接把电话打到您办公室去？
丁石孙：打到我家里。
记者：打到家里来？
丁石孙：我的家庭电话在学校里是公开的。一个人要是一天去三次食堂，三次都很不愉快，那这个学生肯定要发火，学校的秩序肯定就不得安定，所以，我认为食堂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谁都没有想到，这位新任校长的改革是从学校食堂开始的。22年后，我们能够真切地看到这里令人惊叹的环境和管理。当然，同学们并不知道，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位校长的能力和时代的完美配合，才使得他们生活中这一重要的场所有了脱胎换骨的深刻变化。
丁石孙：过了两年，北京大学的食堂在全北京市的高校都可以说得上是靠前的。
记者：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对北大的食堂还是满意的。那时我经常会串着食堂吃，在这个食堂吃一个月，吃腻了换下一个食堂，转了一圈回来，觉得所有的食堂还都有各自独特的味道。现在我开始有点理解您刚才说的了，您当北大校长给自己定的目标，实际上就是一个慢工细活的过程。
丁石孙：对，所以我经常跟学生对话，这是我工作方法之一。譬如说我过一段时间会找七八个学生，而且都是学生里的活跃分子到我办公室来。
记者：是正面帮助您工作的学生？包括反对您的学生吗？
丁石孙：都有。反对我的，就让他们发表各种意见。他们对学校的改革有很多想法，也有很多意见比较偏激，我就采取说服的方法，举例给他们看，用我亲身的体会。我给他们说，以北大这么个局部，做一件事情都如此困难，你们可以想想，国家要推行点改革会有多大的困难。
记者：其实您是希望让他们有一种宽容、理解、和谐相处的心态。
丁石孙：不能太偏激，而且要理解国家面临的困难有多大。
和学生对话，这是丁石孙与学生之间心灵交流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一位管理着上万名师生的校长来说，这种平民作风也给他带来另一种烦恼。
丁石孙：当了校长之后我就发现，校长办公室没有起校长办公室的功能，就是说，校长办公室应该能够帮助校长处理很多小事情，所以我就把校长办公室做了调整，小秘书在前头，大秘书在当中。有一次，化学系的一个学生干部下午来办公室找我，一下就推门进来。
记者：您怎么说？
丁石孙：我说你有事吗？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谈。
记者：我想当时他的表情肯定会很失望。
丁石孙：失望，他当时没有想到我会对他这么说。结果他就走了，他回去给我写了封信，他说你架子太大了，他说你明明坐在这儿，却不跟我谈话，你这样跟我们学生的距离拉远了，当时他对我很有意见。当天晚上我亲自回了他一封信，我告诉他，一个人的工作方法一定要科学，如果不科学，别人随时把我的事情打断，我就没法工作了。这是科学的工作态度，而不是对你个人的问题。你以后要找我，应该事先跟我约好。结果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后来跟我成了很好的朋友。
记者：您当时的秘书一共有几道防线？
丁石孙：三道。
记者：三道防线，这种方式在当时，学生和老师们会不会有意见，觉得丁校长很有架子？
丁石孙：不会，因为我平常跟他们相处，他们都知道我没有架子。校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敢对我说反对的意见。有时我做一个决定，我的秘书也敢于提出说，你这样做可能会有不好的影响。只要他说得对，我就改正我的做法。
我有没有说话骗过你们
丁石孙的民主作风符合北大的一贯气质。蔡元培校长在任时期，就倡导“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这种民主自由的学术思想也造就了北大校园的人文精神。
在20世纪80年代，北大学子们进行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和讨论。但是如何既保持学生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又引导他们不偏激过格，这对于数学家丁石孙来说无异于一道难解的方程式。
1985年9月，刚开学不久，学生们就给校长出了一道难题。
当时由于中日关系发生了一些问题，部分学生提出要在9月18日举行大游行，表达民意、民族感情。
作为北大校长，丁石孙主张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丁石孙：学生要上街，我就劝他们，我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痛恨，我比你们要深得多，因为我家里很多人都受过害。但是外交问题不能凭感情用事。我给学生讲了两个钟头，我觉得采取这样的方式比较好，要将心比心，跟大家谈心。
记者：学生们当时是什么态度？
丁石孙：他们把我大骂一顿，还贴了许多大字报。
记者：您看了以后心情怎么样？
丁石孙：这倒没什么，学生当时对我非常痛恨，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理解归理解，您总得要工作的结果。当您看到您的劝说得到的是学生这种反应……
丁石孙：不，我觉得学生也需要一个理解的过程，你刚才说我就能够得到学生的拥护，那也是我等了一段时间的结果。
那时外界对大学生，特别是北大学生开始议论纷纷，一些人把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的命运，说成是追名逐利。作为最了解北大学生的校长，丁石孙说，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学生的想法就是要国家富强起来，出发点是好的。如果学生不关心国家的命运，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前途了。
但是，丁石孙也明确反对学生们有过激的行动，他也向学生们强调，任何言行都不能影响安定团结。
可是，这些血气方刚的学生们就像家里不服管教的孩子，让他为难。1987年，因为学校的管理问题，学生和校方发生了冲突。
丁石孙：当天晚上，大概四五千学生包围了我的办公楼，学生的情绪很激动，气氛很紧张。我就跟同学们说，你们等我一段时间。学生就不耐烦了，就说不要听丁石孙骗我们的话，他是缓兵之计。
我当时听了就很不客气，我说，说这话的人站出来，谁说我是缓兵之计？你站出来说话，你们想一想，我有没有说话骗过你们？学生听了我的话情绪就稳下来了。
记者：您是在靠当北大校长好几年来积累的信誉在跟学生们说话。
丁石孙：对。
记者：如果没有这样的信誉，学生实际上也是不会相信。
丁石孙：是这样，不会相信。
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包围过校长的家
1988年，丁石孙在北京大学获得极高的声望。他经常和教师座谈，向学生们报告改革的措施；允许大面积的学生转系转专业；他还帮助学生会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学生们把这段时光形容为“生龙活虎的金色年代”。
其实，从丁石孙的早年经历中，人们不难发现，这位温文尔雅的长者也曾经是一位热血青年。
丁石孙因祖上从事贸易而家境富有，但他从未沾染不良的少爷习气。1946年，他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和几位同学组成了自由思考的“读书会”，常常在一起纵论时事，探讨哲学问题。
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刚上大学二年级的丁石孙走上街头，迎接到上海接收的国民党部队。但不久内战烽火又起，这让他对国民党非常失望。
大学三年级时，他参加了上海各大学组织的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他认为，没有国家的前途就不会有个人的前途。
记 者：当您面对那些学生、劝说学生们的时候，您肯定也会想到您曾经也是这样的热血青年。
丁石孙：我也是，贴过大字报，爬过校长的家。
记者：爬校长的家？
丁石孙：校长的家在上海。我们曾经把他的家包围了，爬墙上去了。
记者：您比您的学生可厉害多了，您的学生至少没有敢爬您的家。
丁石孙：对。
记者：为什么会包围校长的家？
丁石孙：就是学校不同意用救济物资为贫困学生办平价食堂。
记者：爬到校长的家以后怎么办？
丁石孙：这也没什么办法，因为那时候学生掌握不了权力。
记者：后来结果怎么样？
丁石孙：后果就给国民党抓了，关了七八天。我们十几个学生，关在一个汽车间里，底下是洋灰地。我们十几个人就给一床被，被铺在地下。那时候天气比较冷，我们根本没法盖，只能够上身躺在被子上，腿伸在被子外头。
丁石孙被解救出来后得知，他已被大同大学开除了。为继续求学，他开始重新报考大学，却屡考不中。经一位老师提醒，他才知道，他的名字已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南方各所大学是不敢录取他的。于是丁石孙便由南北上，考入了清华大学数学系。
我觉得我们北大人应该把自己的目标要定得高一点
1952年，毕业留校的丁石孙因全国院系调整，从清华来到北大，在这个名人学者云集的地方，这个普通的数学系教师也逐渐享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学生们说，听丁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
记者：我知道，对您的授课，学生评价很高，他们说您是一个“能让学生感到享受的教授”。
丁石孙：我想我书教得还可以，因为我总是在教书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思路很清楚地摆在学生的面前，所以学生能从中学到很多思想方法。
记者：别的教授不能够把自己的思路展现在学生面前吗？
丁石孙：做到这个并不容易，很多人只能告诉学生一个结果，学生就学不到思维的过程。
记者：您在表达方面还有什么技巧、诀窍？
丁石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讲课之前，会设身处地地想，学生坐在讲台下面，想听什么。所以我总结我备课的经验，有这么一条，我不只是知道我该讲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哪些是不该讲的。
记者：您觉得哪些是不该讲的？
丁石孙：比如说你讲那些超过学生当时理解水平的内容，反而使他思想混乱起来。
记者：前提是您要准确地判断学生们的想法。
丁石孙：要判断，对。
记者：您讲课的时候会仔细盯着每一个学生的脸？
丁石孙：会，我不看讲稿，我主要看学生们的表情。表情发呆了，我就觉得学生大概是感到困难。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讲课的时候必须跟学生有不断的交流。
记者：眼神的交流，其实背后代表着是心的交流。
丁石孙：对。
记 者：我们作一种假设，有时候也会教错，或者也会出现判断不准的时候，那会怎么办？
丁石孙：那我就改变，那我就修改。
记 者：也要承认自己的一些错误，学生们的反应会是什么？
丁石孙：欢迎的，欢迎我承认错误。
记者：您最看中您的哪种角色对社会的贡献？
丁石孙：还是教师。
1989年，丁石孙重新作为一名普通教授，站在了讲台上。这一年，他辞去了校长的职务。关于他的这一举动，曾经传来诸多猜测。其实早在1988年，他就向教育部交上了辞呈，而这让许多人疑惑不解。
记 者：您曾经也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要把北京大学变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当时这个口号让我们感觉您信心十足。
丁石孙：当时我的根据是不足的，因为我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我觉得第一流的大学是为国家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学校，不管是自然科学或者是社会科学。所以我当时提出口号，我跟大家说，我并不是说很快要达到，我知道现在我们的财力远远达不到。但是我觉得我们北大人应该把自己的目标要定得高一点，不要发表两篇论文就沾沾自喜。如果你的论文不能为国家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这就没什么了不起，我主要是提出应该有高标准。
记者：您曾经提出过希望北大能够成为政府的智囊。
丁石孙：对，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我当时比较天真。
记者：从这一点上来讲，您觉得没有实现您的理想？
丁石孙：为什么我会提出辞职呢？就这个原因。我认为我已经做不到了，我就提出辞职。
记 者：这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
丁石孙：也不见得痛苦，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做不成的事情多得很，做不成就算了，我已经尽了力了。后来我经常和我爱人两个人骑自行车到香山，到植物园去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就感觉非常轻松。我曾经在植物园碰到北大的教员，跟我说话时直掉眼泪，这是我没想到的。
归功于北大，这就是北大的历史
在丁石孙离开北大17年后，人们依然认为，他担任校长的那几年是重现北大民主活力的一段时光，在1988年，北京大学的许多成绩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当年，因为丁石孙进行教师聘用制改革、促进人才流动、改组学术委员会而涌现的青年人才，现在已成为北京大学的中坚力量。许多人因此把丁石孙列为最受北大师生爱戴的校长之一。但是，他自己又是怎么评价那段担任校长的经历呢？
丁石孙：我是个失败的校长。
记者：为什么您说您是个失败的校长？
丁石孙：因为我理想中好的学校不是这样。
记者：可是大家还会说丁石孙当校长的时候北大怎么怎么样，评价还是很高的。
丁石孙：我只能说我的运气比较好，因为1988年确实是北大达到很高的水平的一年。
记者：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做《精神的魅力》。您觉得，北大的精神会消失吗？
丁石孙：这不敢说，但消失不太容易。
记者：您的信心失去了吗？
丁石孙：那不是我所能做的，从历史上说，我已经过去了。
记 者：但是我想，很多北大人仍然会感谢您，因为事实上您给北大营造了一个很包容、很自由的氛围，到今天我们还能感受到当年留下的这种气息。
丁石孙：这个不能归功于我。归功于北大，这就是北大的历史。
（本文原稿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CCTV-10每周日22:10、每周二22：39播出。）
（责任编辑李树泉）
长期从事数学，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专于代数、数论、组合数学，在代数、数论、应用代数、李代数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多项成果。编著有《高等代数简明教程》、《解析几何》、《线性移位寄存器序列》、《代数学引论》等。
1985年被日本创价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88年获美国那不拉斯加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
我当了多少年校长，学校里没有人认为我是校长
在北京大学一百多年的校史上，第26任校长丁石孙并不算是非常著名的人物，即使在北大档案馆，我们也只查到寥寥可数的几张照片。但是北大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北大百年校庆时，曾在报上发表过这样的感慨，他说，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被称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另一位就是丁石孙。
记 者：我曾经看到季羡林先生对北大校长的评论，他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非常成功的校长，一位是蔡元培先生，另外一位就是您丁老。
丁石孙：季先生没有当面跟我讲过这话，是校庆时候他在报上发表的，后来别人给我看，我有点受宠若惊，我说唉哟，抬得太高了，我在北大没有做那么多事。季先生跟我很熟，我非常尊重他。
记者：那您怎么评价您在北大当校长期间的工作？
丁石孙：我曾经自己评价过，我说我觉得最得意的一点就是，我当了多少年校长，学校里没有人认为我是校长。
记者：没人认为您是校长？
丁石孙：对，谁也不把我看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是我很大的成就。
从1984年到1989年，丁石孙在北京大学担任5年校长。1996年，他出任民盟中央主席。现在，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回首往事，丁石孙说，在讲坛上、政坛中，最令他难以忘怀的，就是在北大担任校长的时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个时候，他经常骑自行车在校园里逛来逛去，谁都可以把他从自行车上拉下来，跟他发点牢骚，批评两句。
记者：您说您当校长的时候，经常骑车在校园里走，谁都可以随时把您拦住发牢骚或者批评两句，这些批评都会涉及什么？
丁石孙：学校的工作，什么都有。谁批评我都听着，他们敢说，这就说明谁都不怕我。
记者：您觉得谁都不怕您，就意味着成功？
丁石孙：我是说这很重要，要把自己摆在恰当的位置。
记者：您在管理北大的时候，您所追求的理想的校长状态，是什么样的？
丁石孙：我觉得需要自由发展。个人需要自由发展，老师需要自由发展，并不需要管得太多。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唯一的办法就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
不要希望我有三把火，中国的事情不是三把火解决得了的
北京大学，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百年燕园就像一座总是上演精彩节目的舞台，而在1984年以前，丁石孙根本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站在这个舞台的中央。
1983年，丁石孙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在赴美之前，他特地辞去了北大数学系主任的行政职务，一心只想做学问。但在他回国前的一个月，这位五十七岁的数学教授被重新修订了人生坐标——校党委书记来美国访问时通知他，上级将任命他出任北大校长。
记者：您本来辞了行政职务，就是想去做一个学者，突然间又让您当校长，又回到干部、行政工作的路子，您犹豫过吗？
丁石孙：我觉得我对北大的感情比较深，打倒“四人帮”以后，北大的工作不太令人满意，所以我觉得能够让我来做这件事情，也许对北大有点好处。
记者：去接任校长，您有没有考虑到面临的挑战？
丁石孙：我在美国曾经跟朋友说过，我回去我要战斗。
记者：要战斗？
丁石孙：对，还不单是一般的战斗，前后左右上下都要战斗，这就是我对困难的估计。
记者：为什么？
丁石孙：就是说，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会有不同看法。
1984年3月，在丁石孙到北大的第32年个年头，他从一个原本低调的学者被推上万众瞩目的校长之位。在许多人看来，丁石孙是这个校长职位的合适人选。他熟知北大发展中的各种积弊，而且在任数学系主任时，把聚集了中国一流数学家的北大第一系治理得全校首屈一指。这其中他所表现出的气度和能力正是新时代北大所需要的。
在担任校长的第一天，这位低调的学者作了这样的表态。
丁石孙：我就说，大家不要希望我有三把火，中国的事情不是三把火解决得了的，我只希望我这任校长能够让下一任校长稍微困难少一点。我这个人干事情是非常具体的，我没有很大的理想。
记者：这话怎么说？
丁石孙：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事制定一个奋斗目标，我只是希望我每天把当前的事情做好。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这个人是胸无大志的人。回过头来看，也许这是我一生中很大的优点，因为每一件事情我尽可能地做好。
记者：或者说您避免了好高骛远，您会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丁石孙：对。
记者：其实也看得出来，您做工作的时候，实际上还是一种非常慎重、渐进式的改革。
丁石孙：当然也偶尔犯错误，比如说有些决定做得太快。
记者：比如说什么事情？
丁石孙：我当校长没有几天，就发现北大有两个附中，一个是一附中，一个是二附中。一附中是北京市的重点，二附中是前任校长实在是抵挡不过教师的压力而开办的。因为重点中学的生源就不能是一般的学生，所以很多子弟就进不了这个附中。很快就有人对我说办两个附中浪费，应该合并起来。那时候我还是把问题想得比较简单，开了一两个座谈会我就决定合并，结果碰了很大的钉子。那时一附中的老师坚决抵制，当时的教育部长也给打电话，问我怎么可以把北京市的重点跟一般的中学混在一起。这是我碰的一个很大的钉子。
记者：怎么办？只好收回去？
丁石孙：收回去。
记者：这是上任后碰的第一个大钉子。
丁石孙：大钉子。
0记者：那当时您心里怎么想？
丁石孙：我觉得还是自己太鲁莽了。
一个学生要是一天去了三次食堂都很不愉快，那他肯定要发火，学校的秩序肯定就不得安定
丁石孙担任校长的时候，正是国家处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校园内也充满了纷繁复杂的矛盾。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要管理好这个大学校园，丁石孙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1984年，在国庆35周年的庆典上，一支游行队伍打出的“小平您好”的横幅，让境外媒体惊呼：中国迎来了一个更为宽松自由的环境。这群吸引全世界眼球的年轻人就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回忆当年，现在中文系当教师的孔庆东说，那个时代北大学生比较狂，号称八千精英，觉得好像国家的责任都在我们肩膀上一样，有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劲儿。因为狂所以要求高，经常闹事，几点熄灯要闹一闹，包子不好吃也要闹一闹。学生老是向学校提出各种要求。
这是一群来自全国的天之骄子，他们因被外界称为思想活跃而有点自大。但就他们提出的一些要求，在丁石孙看来，并不是无理取闹，有的意见还有助于他了解校园中存在的问题。他在会见校报记者时说，民主办校需要你们的监督，错误的地方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不久，学生的意见毫无保留地直接向着这位校长倾诉了。
丁石孙：学生给我打电话，把我骂一通。他说学校的食堂办得如此糟糕，您应该亲自来看一看，来吃一顿。
记者：学生直接把电话打到您办公室去？
丁石孙：打到我家里。
记者：打到家里来？
丁石孙：我的家庭电话在学校里是公开的。一个人要是一天去三次食堂，三次都很不愉快，那这个学生肯定要发火，学校的秩序肯定就不得安定，所以，我认为食堂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谁都没有想到，这位新任校长的改革是从学校食堂开始的。22年后，我们能够真切地看到这里令人惊叹的环境和管理。当然，同学们并不知道，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位校长的能力和时代的完美配合，才使得他们生活中这一重要的场所有了脱胎换骨的深刻变化。
丁石孙：过了两年，北京大学的食堂在全北京市的高校都可以说得上是靠前的。
记者：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对北大的食堂还是满意的。那时我经常会串着食堂吃，在这个食堂吃一个月，吃腻了换下一个食堂，转了一圈回来，觉得所有的食堂还都有各自独特的味道。现在我开始有点理解您刚才说的了，您当北大校长给自己定的目标，实际上就是一个慢工细活的过程。
丁石孙：对，所以我经常跟学生对话，这是我工作方法之一。譬如说我过一段时间会找七八个学生，而且都是学生里的活跃分子到我办公室来。
记者：是正面帮助您工作的学生？包括反对您的学生吗？
丁石孙：都有。反对我的，就让他们发表各种意见。他们对学校的改革有很多想法，也有很多意见比较偏激，我就采取说服的方法，举例给他们看，用我亲身的体会。我给他们说，以北大这么个局部，做一件事情都如此困难，你们可以想想，国家要推行点改革会有多大的困难。
记者：其实您是希望让他们有一种宽容、理解、和谐相处的心态。
丁石孙：不能太偏激，而且要理解国家面临的困难有多大。
和学生对话，这是丁石孙与学生之间心灵交流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一位管理着上万名师生的校长来说，这种平民作风也给他带来另一种烦恼。
丁石孙：当了校长之后我就发现，校长办公室没有起校长办公室的功能，就是说，校长办公室应该能够帮助校长处理很多小事情，所以我就把校长办公室做了调整，小秘书在前头，大秘书在当中。有一次，化学系的一个学生干部下午来办公室找我，一下就推门进来。
记者：您怎么说？
丁石孙：我说你有事吗？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谈。
记者：我想当时他的表情肯定会很失望。
丁石孙：失望，他当时没有想到我会对他这么说。结果他就走了，他回去给我写了封信，他说你架子太大了，他说你明明坐在这儿，却不跟我谈话，你这样跟我们学生的距离拉远了，当时他对我很有意见。当天晚上我亲自回了他一封信，我告诉他，一个人的工作方法一定要科学，如果不科学，别人随时把我的事情打断，我就没法工作了。这是科学的工作态度，而不是对你个人的问题。你以后要找我，应该事先跟我约好。结果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后来跟我成了很好的朋友。
记者：您当时的秘书一共有几道防线？
丁石孙：三道。
记者：三道防线，这种方式在当时，学生和老师们会不会有意见，觉得丁校长很有架子？
丁石孙：不会，因为我平常跟他们相处，他们都知道我没有架子。校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敢对我说反对的意见。有时我做一个决定，我的秘书也敢于提出说，你这样做可能会有不好的影响。只要他说得对，我就改正我的做法。
我有没有说话骗过你们
丁石孙的民主作风符合北大的一贯气质。蔡元培校长在任时期，就倡导“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这种民主自由的学术思想也造就了北大校园的人文精神。
在20世纪80年代，北大学子们进行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和讨论。但是如何既保持学生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又引导他们不偏激过格，这对于数学家丁石孙来说无异于一道难解的方程式。
1985年9月，刚开学不久，学生们就给校长出了一道难题。
当时由于中日关系发生了一些问题，部分学生提出要在9月18日举行大游行，表达民意、民族感情。
作为北大校长，丁石孙主张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丁石孙：学生要上街，我就劝他们，我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痛恨，我比你们要深得多，因为我家里很多人都受过害。但是外交问题不能凭感情用事。我给学生讲了两个钟头，我觉得采取这样的方式比较好，要将心比心，跟大家谈心。
记者：学生们当时是什么态度？
丁石孙：他们把我大骂一顿，还贴了许多大字报。
记者：您看了以后心情怎么样？
丁石孙：这倒没什么，学生当时对我非常痛恨，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理解归理解，您总得要工作的结果。当您看到您的劝说得到的是学生这种反应……
丁石孙：不，我觉得学生也需要一个理解的过程，你刚才说我就能够得到学生的拥护，那也是我等了一段时间的结果。
那时外界对大学生，特别是北大学生开始议论纷纷，一些人把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的命运，说成是追名逐利。作为最了解北大学生的校长，丁石孙说，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学生的想法就是要国家富强起来，出发点是好的。如果学生不关心国家的命运，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前途了。
但是，丁石孙也明确反对学生们有过激的行动，他也向学生们强调，任何言行都不能影响安定团结。
可是，这些血气方刚的学生们就像家里不服管教的孩子，让他为难。1987年，因为学校的管理问题，学生和校方发生了冲突。
丁石孙：当天晚上，大概四五千学生包围了我的办公楼，学生的情绪很激动，气氛很紧张。我就跟同学们说，你们等我一段时间。学生就不耐烦了，就说不要听丁石孙骗我们的话，他是缓兵之计。
我当时听了就很不客气，我说，说这话的人站出来，谁说我是缓兵之计？你站出来说话，你们想一想，我有没有说话骗过你们？学生听了我的话情绪就稳下来了。
记者：您是在靠当北大校长好几年来积累的信誉在跟学生们说话。
丁石孙：对。
记者：如果没有这样的信誉，学生实际上也是不会相信。
丁石孙：是这样，不会相信。
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包围过校长的家
1988年，丁石孙在北京大学获得极高的声望。他经常和教师座谈，向学生们报告改革的措施；允许大面积的学生转系转专业；他还帮助学生会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学生们把这段时光形容为“生龙活虎的金色年代”。
其实，从丁石孙的早年经历中，人们不难发现，这位温文尔雅的长者也曾经是一位热血青年。
丁石孙因祖上从事贸易而家境富有，但他从未沾染不良的少爷习气。1946年，他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和几位同学组成了自由思考的“读书会”，常常在一起纵论时事，探讨哲学问题。
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刚上大学二年级的丁石孙走上街头，迎接到上海接收的国民党部队。但不久内战烽火又起，这让他对国民党非常失望。
大学三年级时，他参加了上海各大学组织的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他认为，没有国家的前途就不会有个人的前途。
记 者：当您面对那些学生、劝说学生们的时候，您肯定也会想到您曾经也是这样的热血青年。
丁石孙：我也是，贴过大字报，爬过校长的家。
记者：爬校长的家？
丁石孙：校长的家在上海。我们曾经把他的家包围了，爬墙上去了。
记者：您比您的学生可厉害多了，您的学生至少没有敢爬您的家。
丁石孙：对。
记者：为什么会包围校长的家？
丁石孙：就是学校不同意用救济物资为贫困学生办平价食堂。
记者：爬到校长的家以后怎么办？
丁石孙：这也没什么办法，因为那时候学生掌握不了权力。
记者：后来结果怎么样？
丁石孙：后果就给国民党抓了，关了七八天。我们十几个学生，关在一个汽车间里，底下是洋灰地。我们十几个人就给一床被，被铺在地下。那时候天气比较冷，我们根本没法盖，只能够上身躺在被子上，腿伸在被子外头。
丁石孙被解救出来后得知，他已被大同大学开除了。为继续求学，他开始重新报考大学，却屡考不中。经一位老师提醒，他才知道，他的名字已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南方各所大学是不敢录取他的。于是丁石孙便由南北上，考入了清华大学数学系。
我觉得我们北大人应该把自己的目标要定得高一点
1952年，毕业留校的丁石孙因全国院系调整，从清华来到北大，在这个名人学者云集的地方，这个普通的数学系教师也逐渐享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学生们说，听丁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
记者：我知道，对您的授课，学生评价很高，他们说您是一个“能让学生感到享受的教授”。
丁石孙：我想我书教得还可以，因为我总是在教书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思路很清楚地摆在学生的面前，所以学生能从中学到很多思想方法。
记者：别的教授不能够把自己的思路展现在学生面前吗？
丁石孙：做到这个并不容易，很多人只能告诉学生一个结果，学生就学不到思维的过程。
记者：您在表达方面还有什么技巧、诀窍？
丁石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讲课之前，会设身处地地想，学生坐在讲台下面，想听什么。所以我总结我备课的经验，有这么一条，我不只是知道我该讲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哪些是不该讲的。
记者：您觉得哪些是不该讲的？
丁石孙：比如说你讲那些超过学生当时理解水平的内容，反而使他思想混乱起来。
记者：前提是您要准确地判断学生们的想法。
丁石孙：要判断，对。
记者：您讲课的时候会仔细盯着每一个学生的脸？
丁石孙：会，我不看讲稿，我主要看学生们的表情。表情发呆了，我就觉得学生大概是感到困难。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讲课的时候必须跟学生有不断的交流。
记者：眼神的交流，其实背后代表着是心的交流。
丁石孙：对。
记 者：我们作一种假设，有时候也会教错，或者也会出现判断不准的时候，那会怎么办？
丁石孙：那我就改变，那我就修改。
记 者：也要承认自己的一些错误，学生们的反应会是什么？
丁石孙：欢迎的，欢迎我承认错误。
记者：您最看中您的哪种角色对社会的贡献？
丁石孙：还是教师。
1989年，丁石孙重新作为一名普通教授，站在了讲台上。这一年，他辞去了校长的职务。关于他的这一举动，曾经传来诸多猜测。其实早在1988年，他就向教育部交上了辞呈，而这让许多人疑惑不解。
记 者：您曾经也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要把北京大学变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当时这个口号让我们感觉您信心十足。
丁石孙：当时我的根据是不足的，因为我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我觉得第一流的大学是为国家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学校，不管是自然科学或者是社会科学。所以我当时提出口号，我跟大家说，我并不是说很快要达到，我知道现在我们的财力远远达不到。但是我觉得我们北大人应该把自己的目标要定得高一点，不要发表两篇论文就沾沾自喜。如果你的论文不能为国家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这就没什么了不起，我主要是提出应该有高标准。
记者：您曾经提出过希望北大能够成为政府的智囊。
丁石孙：对，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我当时比较天真。
记者：从这一点上来讲，您觉得没有实现您的理想？
丁石孙：为什么我会提出辞职呢？就这个原因。我认为我已经做不到了，我就提出辞职。
记 者：这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
丁石孙：也不见得痛苦，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做不成的事情多得很，做不成就算了，我已经尽了力了。后来我经常和我爱人两个人骑自行车到香山，到植物园去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就感觉非常轻松。我曾经在植物园碰到北大的教员，跟我说话时直掉眼泪，这是我没想到的。
归功于北大，这就是北大的历史
在丁石孙离开北大17年后，人们依然认为，他担任校长的那几年是重现北大民主活力的一段时光，在1988年，北京大学的许多成绩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当年，因为丁石孙进行教师聘用制改革、促进人才流动、改组学术委员会而涌现的青年人才，现在已成为北京大学的中坚力量。许多人因此把丁石孙列为最受北大师生爱戴的校长之一。但是，他自己又是怎么评价那段担任校长的经历呢？
丁石孙：我是个失败的校长。
记者：为什么您说您是个失败的校长？
丁石孙：因为我理想中好的学校不是这样。
记者：可是大家还会说丁石孙当校长的时候北大怎么怎么样，评价还是很高的。
丁石孙：我只能说我的运气比较好，因为1988年确实是北大达到很高的水平的一年。
记者：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做《精神的魅力》。您觉得，北大的精神会消失吗？
丁石孙：这不敢说，但消失不太容易。
记者：您的信心失去了吗？
丁石孙：那不是我所能做的，从历史上说，我已经过去了。
记 者：但是我想，很多北大人仍然会感谢您，因为事实上您给北大营造了一个很包容、很自由的氛围，到今天我们还能感受到当年留下的这种气息。
丁石孙：这个不能归功于我。归功于北大，这就是北大的历史。
（本文原稿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CCTV-10每周日22:10、每周二22：39播出。）
（责任编辑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