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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以人为本”思想的发展演变史来看，“以人为本”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人类文明最新最高的体现之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以人为本”必须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效力的社会公德。
[关键词] 以人为本； 行为规范； 社会公德
[中图分类号] D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5）18-0009-02
“以人为本”是当前我国国内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汇，但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却有一个问题值得人们关注和思考：当前热衷于使用这个词汇的，主要是政界、学术界和新闻界；而且，使用这个词汇的目标指向基本上限定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科学发展观的范畴之内。那么，“以人为本”的认识与实践是否就真的与其他界别的人们无关，在责任上就没有什么关联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在人类思想史上，“以人为本”是作为一种新型世界观提出来的，具有普世价值。中世纪的欧洲，“以神为本”的世界观根深蒂固，在政教合一的社会氛围中，人是为上帝而活着，人的行为莫不遵照上帝的旨意，形成人在宗教神权统治下的典型异化状态。文艺复兴运动在这一状态中揭竿而起，“歌颂世俗以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启”，主张用人的观点而非神的观点来看待人世间的一切，号召把人的思想、情感和智慧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回归自我。16世纪的新教运动将这个“人本主义”的世界观进一步推向深入。到启蒙运动时期，破除“以神为本”的思想斗争取得最终胜利，同时，针对人在王权统治下的异化如农奴制，要求变革社会政治，破除“以王为本”，使人彻底回归自我。在此过程中，“以人为本”的世界观臻于完善。然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出于其历史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在确立人本主义的过程中，把人仅仅归结为个人，导致“以人为本”嬗变为“以个人为本”，最终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灾难——劳动者在资本严酷统治下的新异化，“以人为本”实际上因此而异化成“以富人为本”，人本主义变异为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社会分裂和阶级大对抗。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土壤中，萌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强烈主张破除“以资本为本”，消除人本主义旗号下以阶级剥削和压迫为特征的人的新异化，终结人回归自我的历史过程，也就是不仅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更重要的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实现普遍的“以人为本”。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本质上就是科学的“以人为本”，它反映了人类经历痛苦经验以后在寻求自身发展和幸福道路上的历史新觉醒和新境界。
从“以人为本”思想演变到今天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看，“以人为本”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人类文明最新最高的体现之一。在现时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作为“两个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无可推诿地承担着实践真正“以人为本”的新型社会发展模式的历史责任。“以人为本”首先应当是执政党的不渝追求和行为规范。我国社会各界拿着“以人为本”这把尺子去衡量中国共产党的言行，去判断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得失，这是合乎情理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来说，也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因此而把实践“以人为本”当作中国共产党的“专利”，将之仅仅归结在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层面，却是片面的，难免最终流于迷误。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人，既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更不允许离开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人类文明的基本规范，一言以蔽之，都不应该背离“以人为本”的要求去行事。“以人为本”客观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话语权”，也应当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在中国“三个文明建设”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中，“以人为本”必须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效力的社会公德，并在必要的方面以适当的形式在法律上得到体现。只有这样来认识和对待，“以人为本”才有可能真正在中国这片具有封建主义传统文化深厚积淀的古老土地上扎下根来，才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难以将中国现时代条件下的“以人为本”与中国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区别开来。如上所述，“以人为本”是人类社会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发展趋势和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遍价值观，而“民本思想”仅仅是统治阶级用于稳定和延续其统治的“驭世之道”和权谋之术，二者切切不可同日而语。但如果我们只要求中国共产党去讲、去追求“以人为本”，将之看作执政党的天然特权，尤其是认可从“巩固执政地位”的角度论证“以人为本”的必要性，那么很显然，我们的整个社会潜意识里还是有“民本思想”在作祟，“以人为本”就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了，我们也就背离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含义。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难以将中国现时代条件下的“以人为本”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人本主义”区别开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所讲的“以人为本”，其含义是以群体或社会意义上的人为本，是针对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做到这一点，就要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创造更多更好的社会财富，同时，还要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规范人的行为不断消除人际关系中负的“外部效应”。这就需要当今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必需的责任意识，尤其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每一个人的行为都要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兼顾他人的利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仅仅依照“经济人”假设强调自己的权利，漠视自己的责任，一味追求自己的利益，罔顾社会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甚至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以自肥，比如搞欺诈、欺行霸市、关联交易，制贩假冒伪劣产品、高农药残留食品，克扣工人工资，实行过度劳动，使用童工，逃税，走私等等，久而久之，泛滥成灾，就会堕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那种实质为绝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以个人为本”的历史悖论。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每一个市场主体都去讲、去做“以人为本”，这一精神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应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应将之倡导为一种社会公德。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难以将中国现时代条件下的“以人为本”与计划经济时期的“以行政为本”区别开来。“以人为本”作为社会发展目标，要求经济社会运行的“人性化”，一切都依循满足人、便利人、服务人、依靠人的准则。而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经济社会的运行依靠计划指标的推动，经济与社会组织本质上都是某种行政层级，一切以完成任务、对上负责为原则，忽略人的需求、人的利益甚至人的尊严，形成明显的“非人性化”特征。这种情况，目前在我国社会仍较普遍地存在，尤其是在垄断性行业和公共事业机构这一大块，格式化合同、价格垄断、大老爷作派、以权谋私等依然存在，在提供服务方面那种为群众所深恶痛绝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依然流行，比如上医院看病，取药的流程仍然是典型的“以行政为本”，即使已经是身体虚弱的病人，也要在划价、付费最后拿药的几个队伍里忙活上不少时间，这里根本感觉不到“以人为本”。因此，只有把“以人为本”从执政党“专利”推广为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成为人们普遍自觉的行为准则，我们才能最终治愈计划经济“以行政为本”的后遗症。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副主任、教授)
[关键词] 以人为本； 行为规范； 社会公德
[中图分类号] D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5）18-0009-02
“以人为本”是当前我国国内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汇，但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却有一个问题值得人们关注和思考：当前热衷于使用这个词汇的，主要是政界、学术界和新闻界；而且，使用这个词汇的目标指向基本上限定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科学发展观的范畴之内。那么，“以人为本”的认识与实践是否就真的与其他界别的人们无关，在责任上就没有什么关联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在人类思想史上，“以人为本”是作为一种新型世界观提出来的，具有普世价值。中世纪的欧洲，“以神为本”的世界观根深蒂固，在政教合一的社会氛围中，人是为上帝而活着，人的行为莫不遵照上帝的旨意，形成人在宗教神权统治下的典型异化状态。文艺复兴运动在这一状态中揭竿而起，“歌颂世俗以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启”，主张用人的观点而非神的观点来看待人世间的一切，号召把人的思想、情感和智慧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回归自我。16世纪的新教运动将这个“人本主义”的世界观进一步推向深入。到启蒙运动时期，破除“以神为本”的思想斗争取得最终胜利，同时，针对人在王权统治下的异化如农奴制，要求变革社会政治，破除“以王为本”，使人彻底回归自我。在此过程中，“以人为本”的世界观臻于完善。然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出于其历史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在确立人本主义的过程中，把人仅仅归结为个人，导致“以人为本”嬗变为“以个人为本”，最终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灾难——劳动者在资本严酷统治下的新异化，“以人为本”实际上因此而异化成“以富人为本”，人本主义变异为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社会分裂和阶级大对抗。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土壤中，萌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强烈主张破除“以资本为本”，消除人本主义旗号下以阶级剥削和压迫为特征的人的新异化，终结人回归自我的历史过程，也就是不仅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更重要的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实现普遍的“以人为本”。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本质上就是科学的“以人为本”，它反映了人类经历痛苦经验以后在寻求自身发展和幸福道路上的历史新觉醒和新境界。
从“以人为本”思想演变到今天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看，“以人为本”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人类文明最新最高的体现之一。在现时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作为“两个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无可推诿地承担着实践真正“以人为本”的新型社会发展模式的历史责任。“以人为本”首先应当是执政党的不渝追求和行为规范。我国社会各界拿着“以人为本”这把尺子去衡量中国共产党的言行，去判断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得失，这是合乎情理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来说，也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因此而把实践“以人为本”当作中国共产党的“专利”，将之仅仅归结在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层面，却是片面的，难免最终流于迷误。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人，既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更不允许离开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人类文明的基本规范，一言以蔽之，都不应该背离“以人为本”的要求去行事。“以人为本”客观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话语权”，也应当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在中国“三个文明建设”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中，“以人为本”必须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效力的社会公德，并在必要的方面以适当的形式在法律上得到体现。只有这样来认识和对待，“以人为本”才有可能真正在中国这片具有封建主义传统文化深厚积淀的古老土地上扎下根来，才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难以将中国现时代条件下的“以人为本”与中国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区别开来。如上所述，“以人为本”是人类社会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发展趋势和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遍价值观，而“民本思想”仅仅是统治阶级用于稳定和延续其统治的“驭世之道”和权谋之术，二者切切不可同日而语。但如果我们只要求中国共产党去讲、去追求“以人为本”，将之看作执政党的天然特权，尤其是认可从“巩固执政地位”的角度论证“以人为本”的必要性，那么很显然，我们的整个社会潜意识里还是有“民本思想”在作祟，“以人为本”就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了，我们也就背离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含义。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难以将中国现时代条件下的“以人为本”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人本主义”区别开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所讲的“以人为本”，其含义是以群体或社会意义上的人为本，是针对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做到这一点，就要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创造更多更好的社会财富，同时，还要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规范人的行为不断消除人际关系中负的“外部效应”。这就需要当今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必需的责任意识，尤其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每一个人的行为都要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兼顾他人的利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仅仅依照“经济人”假设强调自己的权利，漠视自己的责任，一味追求自己的利益，罔顾社会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甚至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以自肥，比如搞欺诈、欺行霸市、关联交易，制贩假冒伪劣产品、高农药残留食品，克扣工人工资，实行过度劳动，使用童工，逃税，走私等等，久而久之，泛滥成灾，就会堕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那种实质为绝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以个人为本”的历史悖论。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每一个市场主体都去讲、去做“以人为本”，这一精神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应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应将之倡导为一种社会公德。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难以将中国现时代条件下的“以人为本”与计划经济时期的“以行政为本”区别开来。“以人为本”作为社会发展目标，要求经济社会运行的“人性化”，一切都依循满足人、便利人、服务人、依靠人的准则。而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经济社会的运行依靠计划指标的推动，经济与社会组织本质上都是某种行政层级，一切以完成任务、对上负责为原则，忽略人的需求、人的利益甚至人的尊严，形成明显的“非人性化”特征。这种情况，目前在我国社会仍较普遍地存在，尤其是在垄断性行业和公共事业机构这一大块，格式化合同、价格垄断、大老爷作派、以权谋私等依然存在，在提供服务方面那种为群众所深恶痛绝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依然流行，比如上医院看病，取药的流程仍然是典型的“以行政为本”，即使已经是身体虚弱的病人，也要在划价、付费最后拿药的几个队伍里忙活上不少时间，这里根本感觉不到“以人为本”。因此，只有把“以人为本”从执政党“专利”推广为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成为人们普遍自觉的行为准则，我们才能最终治愈计划经济“以行政为本”的后遗症。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