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大佬兴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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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东的民营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快速发展,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90年代后期,其工业总产值已占据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但随着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民营企业受到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双重压力,在外部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民营企业自身的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一些曾经辉煌的著名企业,如永泰集团、常林集团、万杰集团、山东三株等渐渐淡出我们视线,引发了人们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思考。
  沉寂中陨落的“万杰”
  在上世纪80年代,曾是山东最大的民营企业万杰集团董事长的孙启玉, 依靠从银行磨破嘴皮贷来的6万元资金,建成了位于淄博市岜山村有史以来的第一家工厂——岜山漂染厂。
  1949年出生的孙启玉成长于红色年代,排行老大。
  这个企业碰上了短缺时代的好运气,很快就在我国乡镇企业纷纷崛起的浪潮中发达起来。这个村办厂第一年的利润就达到10万元,顺利归还贷款。孙启玉又先后领着大伙建成了淄博运动衣厂、淄博第四毛纺厂等6家村办企业,到1989年,全村工业产值达到1亿元,成为山东省第一个产值“亿元村”。
  1990年孙启玉将筹建万杰医院的任务交给了学过医的弟弟孙启银。孙启银注意到,当年美国十大新闻之一就是报道伽玛刀这种新技术。
  此后,孙启玉以博山万通达总公司和来自美国旧金山的杰歇尔国际贸易公司合资设立了万杰集团,利用这一中外合资的身份绕过了国家关于引进大型医疗设备的指标限制,花三百多万美金,从瑞典医科达公司引进了我国第一台伽玛刀。这在当时我国公立医院院长心中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但万杰医院更让人吃惊的举动是斥资一亿多元在全国一线媒体进行广告轰炸。借助广告攻势,“伽玛刀”的治疗效果被渲染得神乎其神,在坊间甚至被认为是癌症和脑病的克星,而“伽玛刀”则变成了万杰的代名词。很多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患者家属之所以不远千里朝圣一般向岜山村奔进,完全有赖于商业广告的指引。
  万杰医院创造的伽玛刀财富奇迹令人瞠目结舌——仅1994年一年的时间,万杰医院就用伽玛刀治疗了两千多例病人,而每例病人收费为两万多人民币,一年之内,万杰就收回了设备的初始投资。
  整个1990年代,万杰医院仅用了几年时间就轻易攀上商业巅峰,伽玛刀成了万杰的摇钱树。2000年,万杰医院的收入约占上市公司万杰高科主营业务收入的20%,利润则占公司利润总额的46%,万杰基本形成了化纤、医疗两条主线的产业。
  但在万杰暴富的背后,却隐藏着频繁发生的医疗事故,而一味追求财富的家族管理模式也为这家庞大的企业埋下了隐患。
  在2000年,弟弟孙启银辞去万杰医院、万杰集团和上市公司万杰高科的所有职务。
  2003年“两会”期间,博山区领导找到孙启玉,希望作为区里最大企业的万杰集团尽快伸出援手,接手濒于破产的淄博钢铁有限公司,先后投入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42亿元,淄博钢铁迅速恢复了生产。孙启玉如法炮制,准备前往美国采购先进设备。
  由于合同疏漏,孙启玉多花了700万美元运回设备。但新钢厂却由于征地与连续阴雨天气迟迟难以启动。设备只好闲置,并由數百人专职看守。这一拖就是四年。
  其实,除了受钢铁项目所累,万杰早已显出资金上的颓势。万杰集团不断制造着小企业,然后通过频繁的关联交易卖给上市公司万杰高科,后者再把资本市场上获得的资金转让给万杰集团,掩盖集团公司的投资失败,直至万杰高科牢牢戴上“*ST”的帽子。
  几年后,孙启玉辞去博山区委副书记职务,不过现有败局如何挽回还真是个疑问。
  想起当年成功发家后的孙启玉还把“世界中心”论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地球上任何一点都可以成为中心”,万杰集团俨然成为世界的中心。但就是这种颇具政治家色彩的“世界中心”论最终使孙启玉被飞速旋转的中心甩出圆周之外,化为一串串五光十色的泡沫碎片。
  吴炳新的三株“帝国”
  有人说,能代表济南这个城市商业史的标志性人物,有一个人不可忽视,他就是“三株口服液”的吴炳新。如果提到山东民营经济发展史,三株似乎应算一家代表。
  1990年代大红大紫的“三株口服液”因为一场“人命官司”,而烟消云散,一夜花落。
  山东是吴炳新的老家,他在济南发展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曾经以200元起家的吴炳新承包过糕点厂和商店,卖过昂立一号。1993年,退休后才开始创业的吴炳新,靠30万元起家,带领三株在随后四年里上演了中国保健品行业的“神话”。
  吴炳新的武器就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他把全国市场划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南四大“战区”,四区设立“战区经理”,由总部统一调度指挥,在后期,他更是建立了市场前线委员会。也就是运用这一思想,三株竟然快速红遍大江南北。
  在广告策略上,吴炳新从来不吝啬广告的投放,与众不同的是它采用一种更为巧妙的组合。它在中央电视台及一些中心城市电视台购买了大量的非黄金时间的广告段位,用以播发拍得并不精美却充满了语言诱惑的三株系列形象片。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主题便是,“三株争当中国第一纳税人”和振兴民族工业。
  在广告传达上,吴炳新更是极为大胆和富有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让专家说话,请患者见证”的道路。
  崇拜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吴炳新,将“三株口服液”的广告语刷在乡村每一个可以刷字的土墙、电线杆、道路护栏、牲口栏圈和茅厕上。以至于当时每一个来到乡村的人都会十分吃惊地发现,在中国大地的每一个有人烟的角落,都几乎可以看到三株的墙体广告。
  吴炳新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在农村市场获得巨大成功的1996年,三株销售额一跃而达到了巅峰的80亿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业绩。
  然而很快,这些造就了三株神话的奇功异技,其内含的种种毒素也在渐渐地散发了出来。   1998年,在常德闹出“八瓶三株口服液喝死一条老汉”事件,这条爆炸性新闻,对于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中的三株公司无异是毁灭性一击,接着各地连锁反应频频出现。也是这一年,“三株”生产经营陷入空前灾难之中,吴炳新也被重重击倒。
  后来,有报道称,这场官司让三株直接损失了40亿元,间接损失更是上百亿。
  到了1999年,三株的200多家子公司就已经全部停业,2000年三株口服液在全国销售停止,从此一个叱咤风云的吴炳新就销声匿迹了。
  尽管吴炳新父子为扭转不利局面作了种种努力,然而局面已无法挽回,由于欠下巨额贷款,只得申请破产,但其申请最终因各种理由未被批准……
  一家年销售额曾经高达80亿元,拥有15万员工的庞大“三株帝国”就这样轰然倒塌,从此淡出舞台,竟听不到一声惋惜和同情。
  “大豆王”邵仲毅“转瞬即逝”
  邵仲毅的商界之路颇富传奇色彩。
  1992年,24岁的邵仲毅还是莒县外贸公司的临时工。两年后,自言不甘寂寞的他接手了一家只有十几人的乡镇小企业,开始创业。富有商业头脑的邵仲毅用了六年的时间,把一家作坊式的吹塑,做成了一个大型塑料加企业,并取得了自营进出口权。2003年,莒县国有企业改革,邵仲毅完成创业生涯中的第一次兼并——将即将倒闭的莒县化肥厂重组。之后陆续兼并5家地方国有企业,并由此组建了山东省晨曦集团有限公司,成为中国民企五百强之一,也开启了多元化之路。2003年,晨曦集团的营收是3亿元,十年后达到了762亿元。
  2012年前后,晨曦集团在邵仲毅的指挥下进入了一个急速扩张期。相关资料显示,2012年晨曦集团投资37亿元用于莒县县域十大项目建设;在西双版纳、陕西、江苏、青岛、临沂等地投资了30多亿元的建设项目。
  邵仲毅在2013年接受采访时曾表示,预计两三年内这些项目能够全部建成投产,“届时等于再造一个晨曦集团,使销售收入过千亿,上缴税金突破200亿,跻身全国企业500强。”
  2016年邵仲毅掌管的晨曦集团实现销售收入432亿元,其中超过六成来自于贸易业务,大豆贸易贡献了主要部分。从此,邵仲毅成了名副其實的“大豆王”。
  这一年邵仲毅以190多亿的资产荣登胡润百富榜成为山东首富。
  而过急的投资也为晨曦集团埋下了隐患。这家风光无限的重点企业多次陷入资金困局。
  让邵仲毅出名的则是当年的那句:国家都把钱投资到房地产,反过来又来吸实体经济的血,这样就会让搞实业的人寒心!
  据媒体报道,邵仲毅曾在接受采访时颇为无奈地表示:“2013年,银行突然抽走了晨曦集团19亿元流动资金,使得企业一度面临非常艰难的境地,时任山东省省长,现在的银监会主席郭树清亲自出面多方协调,才为我们争取到一线生机。”
  邵仲毅直言,从2014年年中开始,银行陆续通过让其提前还款、贷款到期后减少放贷额度等方式,突然抽走19亿元流动资金,总贷款数量减少了1/3左右。银行这种高速度“抽血”,让他“真的睡不着觉”,只好缩减业务量。
  雪上加霜的是,因为猪肉价格下跌,饲料需求下滑,生产油料和豆粕的压榨企业都减少了大豆的采购。并且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大豆、化工品等进口商品税率提升至 25% ,在此之前,我国对自美国进口的大豆关税仅为 3%。
  原油和大豆二大主业同时陷入困境,亏损不断,直接压垮了晨曦集团。
  2016年再曝出晨曦集团流动资金危机,多家金融租赁公司向晨曦集团追讨债务,结果就是晨曦只能申请破产了。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邵仲毅此前曾炮轰银行只顾赚钱,从实体经济抽血。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前提,是打破垄断,让国企和民企公平竞争。
  而如今,这家曾经最大的大豆进口商早已灰飞烟灭了。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几个月前大家都在关注汪洋中的一艘万里狂奔的载有美国大豆的船只,希望赶在 7 月 6 日中午 12 时进口关税正式加征之前抵达大连港。然而,这一切都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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