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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开始了一轮长达28年的快速增长。中国坚持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全面开放，在体制效率不断释放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优化配置的前提下，出现持续高速增长的局面，令世人瞩目。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人均GDP也首次超过了1000美元。1978-2004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4％，实际GDP增长了10倍，人均实际GDP增长了7．6倍。2005年GDP增长了9．9％。中国经济自2002年下半年以来，在居民消费热点出现，民间投资活跃，银行贷款扩张较为明显的情况下趋暖，经济连续三年高位增长。同时，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中国经济已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各种深层体制性矛盾、结构性矛盾、资源短缺和人民福利增长缓慢等问题也不断涌现，危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及其质量。究其原因，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是粗放式的，经济结构以制造业为主，但制造的产品往往没有完全的资本产权(合资或独资企业)，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没有自己的品牌和营销体系，高速增长的经济中有相当的部分收益通过资本收益、知识产权收益、品牌收益以及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收益流出到国外。由此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很多矛盾现象：GDP的增长与人均可支配收人的增长不相称：GDP的增长和内需的增长尤其是国内居民消费的增长不相称服务业的增长与工业的增长不相称，GDP的增长与就业的增长不相称(因为服务业滞后)，工业增长一枝独秀导致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反思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增长的质量问题和人民的福利问题。
中国经济结构的非均衡表现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经济体中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化。钱纳里和塞尔奎因等经济学家利用多种现代的实证分析方法，通过多国数据对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化做出了规律性的呈现，得出了“标准产业结构”模式。根据这一模式，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最后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第二产业，在经济中占有绝对的比重。但是中国经济由于其特有的生产要素禀赋特征、经济体制特征和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角色特征，其三次产业的演变不同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首先是中国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二元结构特征迟迟不能转变和消失，虽然农业占整个GDP的产值比重不断下降(降到10％以下)，但是其就业比重仍然居高不下(近50％)，使得三农问题在中国长期得不到解决。其次，服务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尤其现代服务业发展长期缓慢，无法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劳动力的转移。从三次产业增长的角度来看，1990—2003年间，第一产业平均增长率为3．8％，仅为同一时期内GDP平均增长速度9．3％的40％，且整体增长水平往下走，突显出第一产业增长的缓慢。第二产业在同一时期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GDP增长速度之上，平均增长率达12．2％。第三产业以1997年和2001年为分界线，经历了三个阶段：在1997年前的第一个阶段，三产的增长速度微微低于相应年份GDP的增长速度；在1997—2001年间，三产发展加快，增长速度开始微弱地高于当年GDP的增长率在2001年以后的第三阶段，三产增长又重新开始回落，增长速度又再次低于当年GDP的增长速度。因此，在整个1990—2003年间，平均增长率为8．3％，比二产增长率低了整整4个百分点。中国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服务业却仍然滞留在产出的l／3左右的水平，在1991年到2002年的12年间，中国服务业的比重仅仅上升了一个百分点。无论从静态水平还是从动态增长来看，都与“一般规律”大相径庭。表面上看来，中国这10多年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因服务业滞后而受到阻碍，似乎还验证了某些学者们所提出的服务业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的结论。但是，世界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进入或早已进入高服务化社会，结果也并未如以往社会学者和经济学者们所普遍担忧的——因后工业化的产业空心化危机而陷入困境，相反，服务业比重一直高居的美国，却仍然控制着世界最重要的生产能力，享受着最大繁荣。
由此看来，中国在服务业发展方面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工业化阶段之前中国不存在其他国家几乎都有的商业化阶段；
第二，在工业化阶段，服务业水平不仅没有从低位水平上得到稳步的上升，而且还一度出现较大的回落，扣除了因价格影响的因素外，其相对增长速度是非常缓慢的。
第三，中国的工业化阶段较单纯地仅仅表现为工业的增长、农业部门产值相对工业部门产值的下降，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和带动效应并不显著。虽然农业产值比重大幅下降，但农业劳动力仍占据近一半的比重，整体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受到很大的影响；服务业与工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更加不显著，服务业就业份额的上升可能更多地来自于农业劳动力的直接转入。在对中国三大产业之间协整关系的实证研究中也发现，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农业几乎被外生化，而服务业与工业之间并没有产生互补关系，而是一种显著的替代关系。由此看来，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存在着相对孤立的局面，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推动作用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
这种产业之间的非均衡似乎给人们一种假象，即服务业的发展滞后并未影响到中国这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国也远未进入需要服务业迅速增长的时期。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并不理想，而且服务业发展滞后也将影响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由此我们必须作出一些重要的思考：导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服务业长期滞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服务业的发展有着加速度的态势，服务业在整个现代经济中到底起着怎样的功能，将来我们怎么走，这样的制造业“一枝独秀”还能走多远，如果我们要发展服务业，我们的困境是什么。
何谓现代服务业
要解释中国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的原因，首先我们要了解现代服务业在经济中的重要功能和中国经济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早期的结构主义分析中，第三产业是从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对最终消费晶的需求发生转移而引起的。根据“恩格尔”系数定律，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产品需求之后，将不断提高对服务产品的需求，加上服务业本身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比较困难，从而引起服务业的大发展，其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占到GDP中的绝对优势。但是，从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情况 和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产业分布情况来看，现代服务业的增长，是以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为主要表征的。我们过去往往笼统地将服务业指向直接性的、针对人的、面对面的消费服务，而忽视了生产性服务业正日益成为工业增长必要的中间投入，其投入的数量、质量和方式，越来越代表着工业增长的现代化程度。经济学界曾经有过讨论：未来的经济是朝着交易成本下降的趋势发展还是朝着交易成本增加的趋势发展?根据现代制度经济学，任何经济制度的创新，其目的都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增加交易成本的部门在不断地发展和创新。我们从全世界不断增加的中心商务区(CBD)高楼群和在这些高楼中不断增加的就业人员中可以看到这种趋势。但是，这些交易成本的增加却能够带来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总之，这些生产性服务部门在物质产品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做出贡献而得到不断增长的收益的回报。例如，每个用按揭贷款购房的人都知道，他们每个月的还款中分为两部分：50％左右是还本金，另外一个50％左右是还利息，后者实际上就是交易成本。但是如果没有按揭贷款制度，中国的房地产业这几年绝对不可能有如此规模的发展。再比如，汇率的期货交易是一种金融衍生产品，是增加交易成本的。但是在汇率频繁变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汇率期货交易，有些外贸企业会因为不愿承担汇率变动的风险而取消某笔外贸生产。有了汇率的期货交易，就可以将他们的汇率风险分散，从而促进外贸生产。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服务业中的一个非常大的比重是在产前、产中和产后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如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产品的设计、生产的信息化服务、金融和保险、产品的现代物流、产品的营销与售后服务、企业的管理和法律咨询、企业账户的会计和审计、产品的广告与推广、产品的国际贸易业务，等等。当然，除了生产性的服务业在现代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服务业中为满足个人提高生活质量和能力扩展需要的服务，如教育服务产品、现代媒体产品、文化艺术产品、旅游产品和公共服务产品的生产和需求也在不断地发展着，由于它们的生产和供给都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模式，且服务手段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创新，并较多地采用专业化、社会化的分工和合作，因此它们也可以被称为现代服务业。
中国的要素资源特征与全球产业分布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滞后的，其中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发展尤其滞后。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局面呢?我们必须从生产要素资源特征、全球化的进程和全球产业分布的视角考虑，才能找到有效的答案。
中国这2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改革与开放。从改革的角度来讲，最为重要的成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从而为中国7亿多劳动力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奠定了基础。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中，有三次大的全球化推进和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所导致的财富增加。第一次是16、17世纪以地中海国家为主的海上贸易的兴起，国际贸易的开展优化了参与国家的生产要素配置，世界财富得以大幅度增长。第二次是完成工业化革命以后的欧洲发达国家将资本、技术、制度和劳动力向北美国家大规模转移，大西洋两岸的生产要素得以优化配置，世界财富总量急剧膨胀。第三次是20世纪末以来中国的7亿多劳动力参与全球分工体系但以劳动力不出国门为前提，其结果是全球的资本、技术、制度和管理等要素向中国东部沿海流动，国内的劳动力要素从中西部向东部流动，从而达到全球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在这个全球范围内的要素优化配置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力要素得到充分的利用，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增长，世界财富得以快速增加。中国正是在为世界财富集聚做出重大贡献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经济，提高于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和平的，是有利于世界各国经济的。
与此同时，从全球经济的角度考察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是充分利用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以劳动密集产品的生产为主，而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充分利用其创新优势、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和人才优势，以资本输出、知识产权输出、管理输出和品牌输出为主，而这些输出大多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相联系。也就是说，中国生产要素的禀赋特征导致了世界产业的重新分布。中国在21世纪逐步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逐步成为现代服务业中心。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已经不能像过去的“世界工厂”国家(英国、美国和日本)那样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越来越多的产品是中国生产的，但是中国在全世界却没有叫得响的品牌，只有一个统一的贴牌“MADEINCHINA”是世界认知的。同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服务业比重一直高居的美国，却仍然控制着世界最重要的生产能力。中国香港地区的经济并没有因为产业的空心化而没落，相反其服务业比重继续上升，接近90％，繁荣依旧，并且显示出不断增长的城市竞争力。所以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比重的过度上升和服务业的滞后是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服务业比值的不断上升相辅相成的，体现了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配制的要求，同时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但是，这样的全球产业分布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不利的，因为它不利于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一位台湾企业家提出的产品附加值的“微笑曲线”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状况：来料加工类或“两头在外”的制造业在整个产品的价值链中处于最低端，相当于一张嘴巴微笑时的下巴，而产前和产后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处于产品价值链的高端，相当于嘴巴微笑时的两个嘴角。有一个典型的玩具产品叫“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上售价为10美元，但是在中国的离岸价格是2美元，其中劳动成本只有35美分。在这样的一种经济结构之下，过度依赖国外资源的结果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有过多的收益流出到国外，也就是说中国的高速GDP增长的福利没有充分惠及全民。一方面我们需要的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我国的居民储蓄却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大量闲置。中国人民无法从资本投资的角度享受本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长期外贸顺差又导致大量的外汇储备的增加，其投资收益也不如国外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晶牌培育能力的中国企业只能在降低产品的成本方面与国外企业竞争，导致劳动者的收入难以提高。这种状态长期持续下去必将影响本国居民的消费，内需疲软的结果又反过来依靠外国投资和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推动GDP的增长。由于中国发展的是“两头在外”的制造业，因此在这个人力资本投资还非常落后的国家却出现了“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困难并存的矛盾现象。
同时，制造业的过度发展超出了中国 的能源和环境所能承担的能力，造成中国的能源紧张和环境承载能力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出了严峻挑战。在这20年中，中国的工业增长是极其显著的，但经济增长呈现高消耗、低效率的特征。工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或外资比重中一直占主导地位，但效益表现却并不很突出，2003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的增加值率为29．51％，总资产贡献率为10．5％，产品销售利润率仅为5．8％，其中制造业仅为5％。2003年中国GDP仅占全球名义GDP约4％，但资源消耗惊人：原油达到7％、铝25％、钢铁产品27％、铁矿石30％、煤31％、水泥40％。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工业生产中普遍存在高投资、高消耗、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等许多问题，这种现象与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并存，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一方面工业增长未能有效带动生产服务发展，反过来，生产服务不足，也未能对工业生产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使得工业更陷于粗放式低效的增长方式。
在服务业内部，传统的、消费型的服务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住宿餐饮、零售商业，以及社会服务业中的各类居民生活服务和旅游服务)，但是生产性服务仍相对滞后，社会公共服务则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等诸多问题。此外，服务业内部各行业间的市场化和开放程度还很不均衡，形成了服务业内部结构的非均衡发展。
工业化原本应是城市化的主要的推动力，在钱纳里的世界发展模型中，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共同处于13％的水严以后，城市化率明显加速并超过工业化率。而且在工业化对经济增长贡献减弱的时期，服务业比重上升，继续推动城市化水平。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并未很好地推动城市化水平(当然这里面有城乡分割的体制原因)，低城市化和低服务业水平现象共存(都只有30％左右的水平)，服务业作为城市化进程中重要的产业支持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城市服务经济长期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迄今为止，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城市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服务性城市和国际性中心城市。北京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虽达到60％，但这与它自身的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有关。其余许多大城市严格上来说都还只是工业经济中心。在江小涓、李辉2004年做的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实证研究中发现，城市服务业的发展与人均GDP水平并没有直接关系，这个发现说明了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滞后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服务业滞后的其他原因
首先，中国经济结构非均衡发展除了前面分析的全球产业布局的原因之外，制度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为了追求地方短期GDP的增长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通过降低税收、扭曲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吸引外资。对外资长期给予优惠待遇，造成内外资待遇的不平等。更加严重的是各地纷纷仿效这一类行为，导致各地产业结构雷同，相同制造业供给过剩，效率下降。同时各地为了保证本地区粗放的经济增长，排斥优势互补，没有形成差异性分工，也间接地影响到服务业要素的流动和分工聚集。
其次，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民工转为城市人口还存在种种障碍，这对服务业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另外，企业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很多制造业都集聚在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这些企业大多还处于由自己包办各项中间服务活动的状态，一方面是由于缺乏专业的服务人才，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企业在劳动就业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此外还存在着市场交易活动效率低下的问题，使得企业停留在传统的生产方式上。即使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也还是无法有效地促进中间服务业的外部化。与此同时，国内大都市的现代服务业，一方面缺乏高端人才，另一方面体制创新存在种种问题，加上因区域性限制而缺乏广大的服务对象而处于发育不良的状态。
第三，我国在很多服务业领域实行垄断性经营。在我国，很多服务业是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的服务产业，如金融保险、电信、邮政、城市供电、铁路、民航、港口、广播电视等领域。由于这些部门垄断难以打破，政府的管制又不够有效，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效率极其低下。
第四，我国服务业在对外开放方面滞后。我国服务业在人世前就对外资存在严格的限制，人世承诺中才逐渐放宽原有的限制，但是国内服务企业与国外服务企业大规模的竞争还没有到来。
第五，教育、医疗、文化艺术和公共服务领域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部门，但是由于这些部门的改革的滞后，它们的发展远远适应不了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对它们的需要。今年来，虽然这些部门也逐渐采取某些市场化的改革，引入了激励机制，但存在的根本问题仍是垄断。而且，市场导向的垄断部门对服务产品提供的效率更低。
服务业与工业化的福利转移
生产服务的滞后发展会影响到工业产业链的延伸拓展，使许多工业行业长期停留在产业中的某个环节和片断，难以升级，产业效益大大受上下游环节制约，无法自主掌握生产财富的流向。由于大量引进外资所带来的“打工”经济使得中国此类行业长期处于加工制造环节，高端的如研发、营销等生产服务缺乏，因而也就失去了产业的资源和财富控制力。
“低服务化”意味着我们的工业长期处于高能耗、低效益、低技术的粗放增长模式上，这必将影响到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持续发展。例如上文提到的近年来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不断下降的趋势使得产业研发不振，影响了产业的竞争力和绩效表现。现代生产服务的介入，可以使工业生产方式发生根本转变，使社会生产变得更加知识化和高效率。从这个意义上，所谓的“产业空心化”并不足以让人担忧。正如发达国家的经验所显示：工业大量的生产财富其实是掌握在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手中的，他们并未因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制造环节而丧失财富控制力。相反，现代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却能够带动工业向健康有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方向发展。
而且长期的“低服务化”将使我们在国际分工和竞争中的地位更为不利。研究表明服务业发展滞后已成为影响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分销、物流、融资和其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明显滞后，成为影响其在中国投资企业竞争力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我们将中国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开放经济下的工业化进程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些描述和解释，生产分工落后导致生产服务落后，生产服务落后反过来固化了我们不利的分工地位，从而使经济福利和持续增长的动力受到损害。
工业化迅速发展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如果我们的服务业不能得到相应的发展，则会阻碍劳动力从工业部门 向服务业部门的顺利转移流动。工业化过程中的低服务化使得一部分转移出的产业工人无法实现再就业，也使得那些具有比工业发展要求更高的教育文化水平的劳动力无法从现代服务业的扩张中实现就业。中国的高等教育扩招培养出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但是这个群体现在却日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这说明我们的产业结构不均衡已经导致了社会劳动资源无法合理有效地流动配置。这将是一个恶性循环：现代服务业落后，导致高文化素质的劳动力无法充分就业，这反过来又导致服务业的持续低效发展，从而无法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培养出越来越多符合要求的专业服务人才。
从培养人才的角度出发，那种先工业化再发展服务业的思想是不理性的，没有知识资本型服务业的良好发展，工业也将失去持久的支持，在全球化体系下我们也将丧失竞争的能力。
教育、卫生、文化、医疗等公共服务，对社会的总体发展和进步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们肩负着为整个国家和社会培养具有一定素质的人才的重任。在前文提到的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下由于要素资源的状况不得以大量地从事低素质、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产业，虽然这是客观现实状况所决定的，但如果想要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走向产业升级、制造和服务一体化发展的道路，归根结底还要求整个民族的素质以及知识资本的提高。像英美等发达国家，由于工业化之前长期的教育、文化资本的积淀，早已存在了很多高素质的专业化人才，美国虽然仅仅是通过英国等欧洲国家大量移民进入而发展起来的国家，但在短暂的200多年发展历程中却建立起了全世界最先进的教育体系，为其朝“高知识资本”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大量优秀的专业化人才。在中国这20年的公共服务改革中，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虽然我们的高等教育和大学生规模数量不断的膨胀(2002年18—21岁青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15％，比90年代初的3％有了大幅上升)，但我们却无法说我们的各种专业人才素质得到了普遍的提高，我们的高校毕业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远未达到如发达国家和地区那样的专业性、职业化人才的水平。如会计、咨询等专业服务行业仍主要以少数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为主导，行业的开放限制和本身素质资源的不足，导致了这部分专业化服务始终无法有更快更高的发展。在整个民族文化素质、专业服务技能普遍落后的情况下，去谈产业结构的迅速升级是不现实的。而造成这种资源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教育、医疗、文化之类的服务部门事业单位改革推进不利，它们大多还处于高度垄断和结构不均衡的状态。
随着服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那些代表人们生活福利和文化素质的社会公共服务业将快速发展，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形成“服务经济”社会，此时，教育、文化、娱乐、旅游等服务业通过满足人们更高层次上的享受和精神需求而产生很高的增加值能力。这个社会阶段的来临，才是工业化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它意味着工业化财富的大量积累和丰富、人们劳动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这类现代“知识资本型”服务业的发展是延续工业化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也是社会福利的最终目
服务业发展的展望和建议
1．服务业发展规模水平的跃升
根据学者的实证研究，当一个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增长幅度较小时，收入增长与服务业发展的对应关系不会特别显著，但是如果这个经济体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水平从一个收入组别迈人另一个收入组别时，则服务业的发展会实现一个台阶式的跨越，其增加值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会显著上升。中国的工业化近年来飞速增长，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业发展应该呈现出较显著的增长趋势。
“十一五”规划已开始强调“服务经济”的重要性，这是国家宏观政策从产业导向向功能导向转变的标志。而促进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跃升归根结底在于制度改革的完善和推进。
2．以工业化为带动主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应加速发展
如果中国希望保持持续的增长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进程，必须要使“制造”和“服务”形成整体的互动和协调发展，这才是中国工业化和中国经济的出路。所以，伴随工业化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服务业发展的主导方向就应该是配合工业化发展方向的现代生产性眼务业的发展。这需要我们做到：
首先，从进一步促进工业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出发，促进工业产业链结构升级，促进产业分工深化，以及服务活动的外部化和专业化，改变产业单一的生产分工方式。多元的、各种高级形态的分工形式将促成服务业从工业化过程中迅速实现内生增长。
其次，继续努力推进市场化进程，进行制度改革，打破区域间行政壁垒，实现市场交易效率的改善，促进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为统一市场的形成、分工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服务业的集聚和专业化水平提高提供必要的条件。
其三，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区域间的分工合作体系实现生产性服务的快速发展。中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虽然在短期内会对本国服务产业造成一定的挤压，但却可以更好地引进专业化的服务人才和技术，促进业内竞争。《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实施是这一开放过程的试水之举，通过与香港的广泛密切的合作，促成专业化服务人才和技术的充分流动，带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而在开放的同时，中国城市和地区之间也应走向广泛密切的分工合作，服务基础好的城市和地区，在保持自身制造业高端环节的技术优势和控制力的基础上，应通过逐渐打破行政壁垒的方式，一方面实现部分制造业的转移，一方面为周边其他城市提供先进的生产服务。这同样可以从香港这样的城市通过与中国大陆广大腹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互动中得到借鉴，也是诸如长三角中的上海与周边地区、珠三角的深圳、广州与周边地区所面临的发展路径。
最后，进一步完善垄断性生产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真正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改变长期存在的行政垄断体制，理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促进市场的有效竞争，从而促成服务业和工业之间良性互动机制的建立，使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市场规模的扩张而快速发展。
3．改善要素资源和知识资本积累的社会公共服务业应积极发展
要实现以上所提到的中国产业分工地位和结构升级，关键之一在于发展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促成这类社会公共服务业的制度改革。中国的公共服务事业单位改革不利并不是因为采取了“市场化”，而是因为没有真正合理地实现“市场化”。
首先，我们要使得国家在保持对公共服务的有效支出的基础上，制定良好的制度规范，实现预算支出的有效合理安排。
其次，厘清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作用和地位，第一，降低政府对服务资源的垄断性安排和控制；第二，分清在不同的服务和情况下行使不同的责任功能，如监督、付费还是直接提供服务。特别要完善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退出某些不需要由政府来提供的服务领域。如在医疗卫生领域，政府应逐渐加大支出力度，不能将大量负担转移给私人，并且应承担监督的责任。在其他不需要政府直接提供服务的领域应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引进民营等私人资本进入提供服务，促进政府将部分服务外包从而改善服务效率。
最后，放松垄断和管制，推进垄断性服务业的改革，推进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在事业单位改革中引入有序竞争，建立清晰的权责机制，引入现代企业的制度要素促进服务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提升。管理部门重点对事业单位服务效益进行绩效管理和监督；促进事业单位通过重组、外包等多种方式增强专业化服务提供能力。
4．促进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化”发展
为了提高服务业发展的整体水平，应促进服务行业的企业化经营和产业化水平。中国的消费型服务业迅速发展与大量利用低素质的剩余劳动力有密切关系，大量非正规就业的存在构成了此类服务业的主要力量。但从长远来看，要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效率和服务水平，必须促进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化发展。因此就必须推进服务业的企业化经营，推进已有的服务企业的改革改组，促进服务业内部的自身分工深化，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制定服务行业标准和行为规范并进行有效监督。
中国经济结构的非均衡表现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经济体中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化。钱纳里和塞尔奎因等经济学家利用多种现代的实证分析方法，通过多国数据对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化做出了规律性的呈现，得出了“标准产业结构”模式。根据这一模式，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最后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第二产业，在经济中占有绝对的比重。但是中国经济由于其特有的生产要素禀赋特征、经济体制特征和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角色特征，其三次产业的演变不同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首先是中国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二元结构特征迟迟不能转变和消失，虽然农业占整个GDP的产值比重不断下降(降到10％以下)，但是其就业比重仍然居高不下(近50％)，使得三农问题在中国长期得不到解决。其次，服务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尤其现代服务业发展长期缓慢，无法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劳动力的转移。从三次产业增长的角度来看，1990—2003年间，第一产业平均增长率为3．8％，仅为同一时期内GDP平均增长速度9．3％的40％，且整体增长水平往下走，突显出第一产业增长的缓慢。第二产业在同一时期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GDP增长速度之上，平均增长率达12．2％。第三产业以1997年和2001年为分界线，经历了三个阶段：在1997年前的第一个阶段，三产的增长速度微微低于相应年份GDP的增长速度；在1997—2001年间，三产发展加快，增长速度开始微弱地高于当年GDP的增长率在2001年以后的第三阶段，三产增长又重新开始回落，增长速度又再次低于当年GDP的增长速度。因此，在整个1990—2003年间，平均增长率为8．3％，比二产增长率低了整整4个百分点。中国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服务业却仍然滞留在产出的l／3左右的水平，在1991年到2002年的12年间，中国服务业的比重仅仅上升了一个百分点。无论从静态水平还是从动态增长来看，都与“一般规律”大相径庭。表面上看来，中国这10多年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因服务业滞后而受到阻碍，似乎还验证了某些学者们所提出的服务业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的结论。但是，世界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进入或早已进入高服务化社会，结果也并未如以往社会学者和经济学者们所普遍担忧的——因后工业化的产业空心化危机而陷入困境，相反，服务业比重一直高居的美国，却仍然控制着世界最重要的生产能力，享受着最大繁荣。
由此看来，中国在服务业发展方面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工业化阶段之前中国不存在其他国家几乎都有的商业化阶段；
第二，在工业化阶段，服务业水平不仅没有从低位水平上得到稳步的上升，而且还一度出现较大的回落，扣除了因价格影响的因素外，其相对增长速度是非常缓慢的。
第三，中国的工业化阶段较单纯地仅仅表现为工业的增长、农业部门产值相对工业部门产值的下降，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和带动效应并不显著。虽然农业产值比重大幅下降，但农业劳动力仍占据近一半的比重，整体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受到很大的影响；服务业与工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更加不显著，服务业就业份额的上升可能更多地来自于农业劳动力的直接转入。在对中国三大产业之间协整关系的实证研究中也发现，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农业几乎被外生化，而服务业与工业之间并没有产生互补关系，而是一种显著的替代关系。由此看来，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存在着相对孤立的局面，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推动作用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
这种产业之间的非均衡似乎给人们一种假象，即服务业的发展滞后并未影响到中国这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国也远未进入需要服务业迅速增长的时期。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并不理想，而且服务业发展滞后也将影响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由此我们必须作出一些重要的思考：导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服务业长期滞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服务业的发展有着加速度的态势，服务业在整个现代经济中到底起着怎样的功能，将来我们怎么走，这样的制造业“一枝独秀”还能走多远，如果我们要发展服务业，我们的困境是什么。
何谓现代服务业
要解释中国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的原因，首先我们要了解现代服务业在经济中的重要功能和中国经济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早期的结构主义分析中，第三产业是从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对最终消费晶的需求发生转移而引起的。根据“恩格尔”系数定律，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产品需求之后，将不断提高对服务产品的需求，加上服务业本身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比较困难，从而引起服务业的大发展，其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占到GDP中的绝对优势。但是，从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情况 和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产业分布情况来看，现代服务业的增长，是以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为主要表征的。我们过去往往笼统地将服务业指向直接性的、针对人的、面对面的消费服务，而忽视了生产性服务业正日益成为工业增长必要的中间投入，其投入的数量、质量和方式，越来越代表着工业增长的现代化程度。经济学界曾经有过讨论：未来的经济是朝着交易成本下降的趋势发展还是朝着交易成本增加的趋势发展?根据现代制度经济学，任何经济制度的创新，其目的都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增加交易成本的部门在不断地发展和创新。我们从全世界不断增加的中心商务区(CBD)高楼群和在这些高楼中不断增加的就业人员中可以看到这种趋势。但是，这些交易成本的增加却能够带来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总之，这些生产性服务部门在物质产品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做出贡献而得到不断增长的收益的回报。例如，每个用按揭贷款购房的人都知道，他们每个月的还款中分为两部分：50％左右是还本金，另外一个50％左右是还利息，后者实际上就是交易成本。但是如果没有按揭贷款制度，中国的房地产业这几年绝对不可能有如此规模的发展。再比如，汇率的期货交易是一种金融衍生产品，是增加交易成本的。但是在汇率频繁变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汇率期货交易，有些外贸企业会因为不愿承担汇率变动的风险而取消某笔外贸生产。有了汇率的期货交易，就可以将他们的汇率风险分散，从而促进外贸生产。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服务业中的一个非常大的比重是在产前、产中和产后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如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产品的设计、生产的信息化服务、金融和保险、产品的现代物流、产品的营销与售后服务、企业的管理和法律咨询、企业账户的会计和审计、产品的广告与推广、产品的国际贸易业务，等等。当然，除了生产性的服务业在现代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服务业中为满足个人提高生活质量和能力扩展需要的服务，如教育服务产品、现代媒体产品、文化艺术产品、旅游产品和公共服务产品的生产和需求也在不断地发展着，由于它们的生产和供给都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模式，且服务手段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创新，并较多地采用专业化、社会化的分工和合作，因此它们也可以被称为现代服务业。
中国的要素资源特征与全球产业分布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滞后的，其中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发展尤其滞后。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局面呢?我们必须从生产要素资源特征、全球化的进程和全球产业分布的视角考虑，才能找到有效的答案。
中国这2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改革与开放。从改革的角度来讲，最为重要的成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从而为中国7亿多劳动力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奠定了基础。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中，有三次大的全球化推进和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所导致的财富增加。第一次是16、17世纪以地中海国家为主的海上贸易的兴起，国际贸易的开展优化了参与国家的生产要素配置，世界财富得以大幅度增长。第二次是完成工业化革命以后的欧洲发达国家将资本、技术、制度和劳动力向北美国家大规模转移，大西洋两岸的生产要素得以优化配置，世界财富总量急剧膨胀。第三次是20世纪末以来中国的7亿多劳动力参与全球分工体系但以劳动力不出国门为前提，其结果是全球的资本、技术、制度和管理等要素向中国东部沿海流动，国内的劳动力要素从中西部向东部流动，从而达到全球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在这个全球范围内的要素优化配置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力要素得到充分的利用，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增长，世界财富得以快速增加。中国正是在为世界财富集聚做出重大贡献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经济，提高于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和平的，是有利于世界各国经济的。
与此同时，从全球经济的角度考察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是充分利用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以劳动密集产品的生产为主，而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充分利用其创新优势、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和人才优势，以资本输出、知识产权输出、管理输出和品牌输出为主，而这些输出大多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相联系。也就是说，中国生产要素的禀赋特征导致了世界产业的重新分布。中国在21世纪逐步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逐步成为现代服务业中心。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已经不能像过去的“世界工厂”国家(英国、美国和日本)那样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越来越多的产品是中国生产的，但是中国在全世界却没有叫得响的品牌，只有一个统一的贴牌“MADEINCHINA”是世界认知的。同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服务业比重一直高居的美国，却仍然控制着世界最重要的生产能力。中国香港地区的经济并没有因为产业的空心化而没落，相反其服务业比重继续上升，接近90％，繁荣依旧，并且显示出不断增长的城市竞争力。所以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比重的过度上升和服务业的滞后是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服务业比值的不断上升相辅相成的，体现了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配制的要求，同时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但是，这样的全球产业分布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不利的，因为它不利于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一位台湾企业家提出的产品附加值的“微笑曲线”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状况：来料加工类或“两头在外”的制造业在整个产品的价值链中处于最低端，相当于一张嘴巴微笑时的下巴，而产前和产后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处于产品价值链的高端，相当于嘴巴微笑时的两个嘴角。有一个典型的玩具产品叫“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上售价为10美元，但是在中国的离岸价格是2美元，其中劳动成本只有35美分。在这样的一种经济结构之下，过度依赖国外资源的结果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有过多的收益流出到国外，也就是说中国的高速GDP增长的福利没有充分惠及全民。一方面我们需要的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我国的居民储蓄却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大量闲置。中国人民无法从资本投资的角度享受本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长期外贸顺差又导致大量的外汇储备的增加，其投资收益也不如国外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晶牌培育能力的中国企业只能在降低产品的成本方面与国外企业竞争，导致劳动者的收入难以提高。这种状态长期持续下去必将影响本国居民的消费，内需疲软的结果又反过来依靠外国投资和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推动GDP的增长。由于中国发展的是“两头在外”的制造业，因此在这个人力资本投资还非常落后的国家却出现了“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困难并存的矛盾现象。
同时，制造业的过度发展超出了中国 的能源和环境所能承担的能力，造成中国的能源紧张和环境承载能力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出了严峻挑战。在这20年中，中国的工业增长是极其显著的，但经济增长呈现高消耗、低效率的特征。工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或外资比重中一直占主导地位，但效益表现却并不很突出，2003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的增加值率为29．51％，总资产贡献率为10．5％，产品销售利润率仅为5．8％，其中制造业仅为5％。2003年中国GDP仅占全球名义GDP约4％，但资源消耗惊人：原油达到7％、铝25％、钢铁产品27％、铁矿石30％、煤31％、水泥40％。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工业生产中普遍存在高投资、高消耗、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等许多问题，这种现象与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并存，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一方面工业增长未能有效带动生产服务发展，反过来，生产服务不足，也未能对工业生产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使得工业更陷于粗放式低效的增长方式。
在服务业内部，传统的、消费型的服务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住宿餐饮、零售商业，以及社会服务业中的各类居民生活服务和旅游服务)，但是生产性服务仍相对滞后，社会公共服务则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等诸多问题。此外，服务业内部各行业间的市场化和开放程度还很不均衡，形成了服务业内部结构的非均衡发展。
工业化原本应是城市化的主要的推动力，在钱纳里的世界发展模型中，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共同处于13％的水严以后，城市化率明显加速并超过工业化率。而且在工业化对经济增长贡献减弱的时期，服务业比重上升，继续推动城市化水平。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并未很好地推动城市化水平(当然这里面有城乡分割的体制原因)，低城市化和低服务业水平现象共存(都只有30％左右的水平)，服务业作为城市化进程中重要的产业支持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城市服务经济长期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迄今为止，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城市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服务性城市和国际性中心城市。北京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虽达到60％，但这与它自身的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有关。其余许多大城市严格上来说都还只是工业经济中心。在江小涓、李辉2004年做的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实证研究中发现，城市服务业的发展与人均GDP水平并没有直接关系，这个发现说明了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滞后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服务业滞后的其他原因
首先，中国经济结构非均衡发展除了前面分析的全球产业布局的原因之外，制度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为了追求地方短期GDP的增长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通过降低税收、扭曲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吸引外资。对外资长期给予优惠待遇，造成内外资待遇的不平等。更加严重的是各地纷纷仿效这一类行为，导致各地产业结构雷同，相同制造业供给过剩，效率下降。同时各地为了保证本地区粗放的经济增长，排斥优势互补，没有形成差异性分工，也间接地影响到服务业要素的流动和分工聚集。
其次，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民工转为城市人口还存在种种障碍，这对服务业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另外，企业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很多制造业都集聚在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这些企业大多还处于由自己包办各项中间服务活动的状态，一方面是由于缺乏专业的服务人才，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企业在劳动就业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此外还存在着市场交易活动效率低下的问题，使得企业停留在传统的生产方式上。即使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也还是无法有效地促进中间服务业的外部化。与此同时，国内大都市的现代服务业，一方面缺乏高端人才，另一方面体制创新存在种种问题，加上因区域性限制而缺乏广大的服务对象而处于发育不良的状态。
第三，我国在很多服务业领域实行垄断性经营。在我国，很多服务业是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的服务产业，如金融保险、电信、邮政、城市供电、铁路、民航、港口、广播电视等领域。由于这些部门垄断难以打破，政府的管制又不够有效，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效率极其低下。
第四，我国服务业在对外开放方面滞后。我国服务业在人世前就对外资存在严格的限制，人世承诺中才逐渐放宽原有的限制，但是国内服务企业与国外服务企业大规模的竞争还没有到来。
第五，教育、医疗、文化艺术和公共服务领域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部门，但是由于这些部门的改革的滞后，它们的发展远远适应不了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对它们的需要。今年来，虽然这些部门也逐渐采取某些市场化的改革，引入了激励机制，但存在的根本问题仍是垄断。而且，市场导向的垄断部门对服务产品提供的效率更低。
服务业与工业化的福利转移
生产服务的滞后发展会影响到工业产业链的延伸拓展，使许多工业行业长期停留在产业中的某个环节和片断，难以升级，产业效益大大受上下游环节制约，无法自主掌握生产财富的流向。由于大量引进外资所带来的“打工”经济使得中国此类行业长期处于加工制造环节，高端的如研发、营销等生产服务缺乏，因而也就失去了产业的资源和财富控制力。
“低服务化”意味着我们的工业长期处于高能耗、低效益、低技术的粗放增长模式上，这必将影响到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持续发展。例如上文提到的近年来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不断下降的趋势使得产业研发不振，影响了产业的竞争力和绩效表现。现代生产服务的介入，可以使工业生产方式发生根本转变，使社会生产变得更加知识化和高效率。从这个意义上，所谓的“产业空心化”并不足以让人担忧。正如发达国家的经验所显示：工业大量的生产财富其实是掌握在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手中的，他们并未因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制造环节而丧失财富控制力。相反，现代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却能够带动工业向健康有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方向发展。
而且长期的“低服务化”将使我们在国际分工和竞争中的地位更为不利。研究表明服务业发展滞后已成为影响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分销、物流、融资和其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明显滞后，成为影响其在中国投资企业竞争力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我们将中国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开放经济下的工业化进程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些描述和解释，生产分工落后导致生产服务落后，生产服务落后反过来固化了我们不利的分工地位，从而使经济福利和持续增长的动力受到损害。
工业化迅速发展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如果我们的服务业不能得到相应的发展，则会阻碍劳动力从工业部门 向服务业部门的顺利转移流动。工业化过程中的低服务化使得一部分转移出的产业工人无法实现再就业，也使得那些具有比工业发展要求更高的教育文化水平的劳动力无法从现代服务业的扩张中实现就业。中国的高等教育扩招培养出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但是这个群体现在却日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这说明我们的产业结构不均衡已经导致了社会劳动资源无法合理有效地流动配置。这将是一个恶性循环：现代服务业落后，导致高文化素质的劳动力无法充分就业，这反过来又导致服务业的持续低效发展，从而无法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培养出越来越多符合要求的专业服务人才。
从培养人才的角度出发，那种先工业化再发展服务业的思想是不理性的，没有知识资本型服务业的良好发展，工业也将失去持久的支持，在全球化体系下我们也将丧失竞争的能力。
教育、卫生、文化、医疗等公共服务，对社会的总体发展和进步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们肩负着为整个国家和社会培养具有一定素质的人才的重任。在前文提到的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下由于要素资源的状况不得以大量地从事低素质、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产业，虽然这是客观现实状况所决定的，但如果想要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走向产业升级、制造和服务一体化发展的道路，归根结底还要求整个民族的素质以及知识资本的提高。像英美等发达国家，由于工业化之前长期的教育、文化资本的积淀，早已存在了很多高素质的专业化人才，美国虽然仅仅是通过英国等欧洲国家大量移民进入而发展起来的国家，但在短暂的200多年发展历程中却建立起了全世界最先进的教育体系，为其朝“高知识资本”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大量优秀的专业化人才。在中国这20年的公共服务改革中，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虽然我们的高等教育和大学生规模数量不断的膨胀(2002年18—21岁青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15％，比90年代初的3％有了大幅上升)，但我们却无法说我们的各种专业人才素质得到了普遍的提高，我们的高校毕业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远未达到如发达国家和地区那样的专业性、职业化人才的水平。如会计、咨询等专业服务行业仍主要以少数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为主导，行业的开放限制和本身素质资源的不足，导致了这部分专业化服务始终无法有更快更高的发展。在整个民族文化素质、专业服务技能普遍落后的情况下，去谈产业结构的迅速升级是不现实的。而造成这种资源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教育、医疗、文化之类的服务部门事业单位改革推进不利，它们大多还处于高度垄断和结构不均衡的状态。
随着服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那些代表人们生活福利和文化素质的社会公共服务业将快速发展，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形成“服务经济”社会，此时，教育、文化、娱乐、旅游等服务业通过满足人们更高层次上的享受和精神需求而产生很高的增加值能力。这个社会阶段的来临，才是工业化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它意味着工业化财富的大量积累和丰富、人们劳动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这类现代“知识资本型”服务业的发展是延续工业化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也是社会福利的最终目
服务业发展的展望和建议
1．服务业发展规模水平的跃升
根据学者的实证研究，当一个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增长幅度较小时，收入增长与服务业发展的对应关系不会特别显著，但是如果这个经济体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水平从一个收入组别迈人另一个收入组别时，则服务业的发展会实现一个台阶式的跨越，其增加值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会显著上升。中国的工业化近年来飞速增长，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业发展应该呈现出较显著的增长趋势。
“十一五”规划已开始强调“服务经济”的重要性，这是国家宏观政策从产业导向向功能导向转变的标志。而促进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跃升归根结底在于制度改革的完善和推进。
2．以工业化为带动主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应加速发展
如果中国希望保持持续的增长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进程，必须要使“制造”和“服务”形成整体的互动和协调发展，这才是中国工业化和中国经济的出路。所以，伴随工业化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服务业发展的主导方向就应该是配合工业化发展方向的现代生产性眼务业的发展。这需要我们做到：
首先，从进一步促进工业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出发，促进工业产业链结构升级，促进产业分工深化，以及服务活动的外部化和专业化，改变产业单一的生产分工方式。多元的、各种高级形态的分工形式将促成服务业从工业化过程中迅速实现内生增长。
其次，继续努力推进市场化进程，进行制度改革，打破区域间行政壁垒，实现市场交易效率的改善，促进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为统一市场的形成、分工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服务业的集聚和专业化水平提高提供必要的条件。
其三，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区域间的分工合作体系实现生产性服务的快速发展。中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虽然在短期内会对本国服务产业造成一定的挤压，但却可以更好地引进专业化的服务人才和技术，促进业内竞争。《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实施是这一开放过程的试水之举，通过与香港的广泛密切的合作，促成专业化服务人才和技术的充分流动，带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而在开放的同时，中国城市和地区之间也应走向广泛密切的分工合作，服务基础好的城市和地区，在保持自身制造业高端环节的技术优势和控制力的基础上，应通过逐渐打破行政壁垒的方式，一方面实现部分制造业的转移，一方面为周边其他城市提供先进的生产服务。这同样可以从香港这样的城市通过与中国大陆广大腹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互动中得到借鉴，也是诸如长三角中的上海与周边地区、珠三角的深圳、广州与周边地区所面临的发展路径。
最后，进一步完善垄断性生产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真正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改变长期存在的行政垄断体制，理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促进市场的有效竞争，从而促成服务业和工业之间良性互动机制的建立，使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市场规模的扩张而快速发展。
3．改善要素资源和知识资本积累的社会公共服务业应积极发展
要实现以上所提到的中国产业分工地位和结构升级，关键之一在于发展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促成这类社会公共服务业的制度改革。中国的公共服务事业单位改革不利并不是因为采取了“市场化”，而是因为没有真正合理地实现“市场化”。
首先，我们要使得国家在保持对公共服务的有效支出的基础上，制定良好的制度规范，实现预算支出的有效合理安排。
其次，厘清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作用和地位，第一，降低政府对服务资源的垄断性安排和控制；第二，分清在不同的服务和情况下行使不同的责任功能，如监督、付费还是直接提供服务。特别要完善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退出某些不需要由政府来提供的服务领域。如在医疗卫生领域，政府应逐渐加大支出力度，不能将大量负担转移给私人，并且应承担监督的责任。在其他不需要政府直接提供服务的领域应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引进民营等私人资本进入提供服务，促进政府将部分服务外包从而改善服务效率。
最后，放松垄断和管制，推进垄断性服务业的改革，推进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在事业单位改革中引入有序竞争，建立清晰的权责机制，引入现代企业的制度要素促进服务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提升。管理部门重点对事业单位服务效益进行绩效管理和监督；促进事业单位通过重组、外包等多种方式增强专业化服务提供能力。
4．促进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化”发展
为了提高服务业发展的整体水平，应促进服务行业的企业化经营和产业化水平。中国的消费型服务业迅速发展与大量利用低素质的剩余劳动力有密切关系，大量非正规就业的存在构成了此类服务业的主要力量。但从长远来看，要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效率和服务水平，必须促进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化发展。因此就必须推进服务业的企业化经营，推进已有的服务企业的改革改组，促进服务业内部的自身分工深化，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制定服务行业标准和行为规范并进行有效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