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小妞走江湖

　　青春期之后，我渐渐有了觉悟，意识到听话做乖乖女是件极其丢人的事。那时候看了很多《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战火中的青春》之类的书，看得姑娘我热血沸腾，满脑子都是“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非得做一件惊天地气父母的事不可。
　　远方，流浪，火车。
　　我要去北京，坐火车去，并且不买票。
　　爸妈不知怎么得知了我的计划，不但没反对还傻呵呵地给了我八十块钱。我气得脸都红了，把钱塞在里面口袋，叫上二妞就朝车站走。我不跟他们告别，又告别又给盘缠，算哪门子流浪啊。
　　路上碰到我们那条街最牛的二哥，他很帅地趿拉着拖鞋，说：“我有哥们跑车呢，正好是北京这条线。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没哥们那可寸步难行，我帮你们。”
　　我和二妞觉得此话有理，便跟着他从车站旁边的一条小胡同溜进车站，混进站台。不一会儿，有一趟去北京的火车呼啸着飞驰而来，停在我们面前，牛二哥熟络地过去搭讪：“哎哥们，老李在吧？李某某，我是他哥。”列车员面无表情地说：“他在休息。”牛二哥把我俩一推，大大咧咧地说：“这是我妹，让她们先上去，回头我跟他说一声。”火车就开了。
　　流浪的旅途猝不及防地开始了，牛二哥的话也不晓得是对列车员说的还是对我们俩说的，反正把我们撂那儿了。列车员忙着顾不上理我们，也许这种情况很多他不想多事，反正是没理我们。二妞拉着我就跑。
　　我们往餐车方向快速行进，去找李某某。二妞说过了餐车是卧铺，休息的列车员多半在卧铺车厢。我们跌跌撞撞走得很晕，突然我被人一把揪住了，抬头一看，拉我的那胖子胳膊上的牌牌写着“列车长”，他皮笑肉不笑地问：“小孩儿，往哪儿跑？”
　　“我们找李某某。”
　　“你认识他吗？”他猫玩老鼠一样的表情。
　　“我哥认识。”我慌乱地说。
　　他一转眼对着另一个黑瘦的男列车员说：“你认识她哥？”那黑瘦的一笑，说：“她哥是谁？”
　　二妞大声说：“她哥是牛某某。”我生气地说：“你哥是牛某某。”二妞悄悄拉我衣袖：“牛某某说他是你哥。”我有点想哭：“是你哥。”
　　黑瘦说：“我不认识牛某某。你们没票吧？补票！”
　　太丢人了，我的泪在眼眶里打转，把学生证掏出来，说：“我是学生，我没钱。牛某某说李某某是他铁哥们，他让我们上车的。”
　　列车长看了看我的学生证，说：“你们坐这儿等着，别乱跑。”
　　我听说文革大串联的时候，学生可以随便上任何一辆火车，如果遇到查票，只消说一声“学生”便可过关。现在这招不好使了，可我不能拿钱，如果拿钱补了票，回去在我们那条街上就没法混了。
　　我俩坐在那儿，真是度时如年。
　　从那头过来一个矮胖乘务员，揉着眼问：“谁要找我？”看看没人吭声，转回头说：“大头你开什么国际玩笑，谁说有俩小妞找我？看我不……”二妞赶紧说：“是她和我找你。你是李大哥吧？牛某某是我们的铁哥们，他让我们找你。”
　　矮胖子“哧”一声笑了：“就你俩，还铁哥儿们？中学毕业了没？出来跟爸妈说了没？别家里上派出所报案就麻烦了。”
　　我的泪立时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列车长转回来，拍了拍矮胖子的肩说：“诱拐少女啊你，快把她们俩处理好喽，丢了可麻烦大了。”矮胖子说：“这算啥事嘛，牛某某是谁我都不知道，正睡得好好的这俩妞儿从哪儿冒出来了，纯属栽赃陷害。你俩坐这儿别动，车上我是不查你票了，下车了可别说认识我。还有啊，到北京怎么出站你们自己想办法。”
　　我俩算暂时安全了。
　　休息了一会儿，我和二妞商量出站的办法。“听说顺着铁路走，多走一段就自然出站了。”二妞小声说。
　　“那是说的小车站。北京这种大站，得顺着走多远啊。”我发愁地说。
　　“不然咱们补票吧？”二妞说。
　　“回去不被人笑死才怪。我不补。”我是个死心眼。
　　我俩小声商量，那矮胖子大概都听见了。他说：“不补票被抓住罚好几倍。你俩小姑娘胆子也太大了。”
　　我大声说：“我们是牛某某他妹妹。他让找你的。”

　　另一个女乘务员奇怪地问：“牛某某是谁？铁道部长？”
　　快到北京时矮胖子动了恻隐之心，帮我们补了一张石家庄到北京的车票。我说如果真不补会怎样，他恐吓说：“遣送回去，交给派出所。”
　　我们终于去到了北京。

一路如芒在背

　　1980年代初，每到放假，火车站的工作人员便会到大学校园里去卖火车票。你是浙江的，他是吉林的，老乡喊老乡的，同乡的同学总会约着一块回家。
　　这种时候，青年男女往往要发生点故事。
　　寒假连着春运，乘车的人特別多，火车站也特别拥挤。头一年回家我是被男生们从车窗攒进火车里的，一二三走……我就“咚”一下掉进一堆人的怀里，大伙哄笑。
　　那年春节我因事回家晚了两天，同系的老刘同学和我一道走。火车站人山人海的，我拉着老刘的背包带子奋力前行，后来脚都着不了地了，只好不顾体面抓着老刘的后脖领子，才拼命挤到车厢门口。这时开车铃响了，列车员准备上车关门，老刘急眼了，一把捉住我半推半抱地把我塞进车厢。
　　车上人多，我们只能待在过道里。老刘让我坐他包上，他站在我头顶上。渐渐地有些困倦，一抬头，看到之所以我在拥挤的车厢里还没被臭汗淋漓的人群挤成饼，是因为老刘始终用手臂撑在我头顶上替我搭了个小小的空间。他不看我，就是用胳膊死命地护在我周围，不让别人挤着我。
　　我睡了一路，他撑了一路。看到他坚硬的臂膀和温柔的眼神，我不由心里一荡。如果这一生都有这只臂膀帮我遮风挡雨，也算是一种幸福吧？ 　　上车前我们还有说有笑的，下车时我俩都沉默了。分手时他问：“过年，我能去给你父母拜年吗？”我点点头，眼里已满是情意。
　　那是我的初恋。虽然未能修成正果，车厢里那情景我却一直记得。
　　老刘比我高两届，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他已是某大医院的实习医生了。为了把我留在他所在的省城，他带着我到处奔走送礼托关系，我觉得做这种事挺丢人的，拖拉着不肯去，他对我这种矫情很不以为然，说：“姑娘，你要知道生活不易，为了利益比我们更下作的人多的是。我爸爸现在快退了，他的关系得赶紧用，以后得靠我们自己了。”这道理我懂，可是，我还是觉得别扭。
　　手续办得差不多时，我们一块回省城。老刘买了有座位号的车票，我们上车后发现别人占了我们的座位。那是个老年农村妇女，带着个半大孩子。我想说服孩子坐她腿上，给我们让一个座位算了，可老刘不肯，不由分说叫来列车员，把那祖孙俩全撵了起来。
　　那几个小时我真是如芒刺在背。老年妇女几乎站不住，可怜地歪在我们座位旁边，老刘甜蜜地抱着我，还厌恶地让他们的脏衣服别碰着他。火车晃荡着前行，老刘拿出吃的喝的，得意洋洋地说：“社会就是这样，有人有位置有人没位置，从来没有公平可言。你看你毕业这事，如果不是我找了这些关系，还不定分配到哪个穷乡僻壤呢。你呀，以后也得学会在社会上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脸皮薄心肠软只能吃亏……”
　　我吃不下也喝不下，反感情绪油然而生。虽然他对我很好，可我们并不是一路人。在那个狭窄的空间，我看到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邂逅陌生人

　　早些年很喜欢乘火车。如果是几个朋友或同事一块旅行，不管是卧铺车厢还是硬座车厢，肯定要聚起一桌牌局。常出差的人身上总带着扑克，周围的旅客都会行方便换位置，爱打牌的交了手，只嫌路途不够长呢。
　　我喜欢独自出差。每次外出总能找到聊天对象，长不少见识。那时候还没有“不要跟陌生人说话”这些戒律，似我这种外貌温婉的女性很容易找到愉快的聊伴。有时候聊嗨了，还互相留个联系方式。
　　大概是1987年吧，我出差去广州，买的是卧铺票。车厢里有一群活泼的香港年轻人，我们很快便熟悉了。有个矮个子拿了本倪匡的书出来，说这个人的书在香港很畅销，好看得很。我借来爬到上铺看起来，车到韶关时已看了大半。
　　我是从那时候知道倪大师以及他的卫斯理的，一直迷了很多年。香港仔看我那么喜欢就把书送我了，车到湖南株洲，我下车跟他们一帮人拍了合影。送书的朋友叫东仔，他请我留下联系方式，他要把相片寄给我。
　　不久我真的收到东仔寄的相片，奇怪的是地址是从云南寄的。他说他现在的工作会常常到内地来，有机会他会从香港带倪匡的书给我。我把单位地址电话全告诉了他，他便真的常常来看我，每次都带几本书。
　　东仔三十岁了，是有家室的人。他爱家爱工作，非常注重环保。开始他在我们办公室宣传环保观念时，同事们还觉得他蛮神经的，后来这些观念越来越提倡，比如自己带筷子啊，不用非降解饭盒啊，废电池收集啊，那时大家才知道不是他不正常，是比较前卫，大家开始喜欢他了。
　　他每次来，看到我们小黑板上的开会通知，总会嘟囔一句“搞什么搞”，我们同事都学会了，后来只要通知开会，我们都齐声说：“搞什么搞”，领导都莫名其妙的。后来追究起来，领导才知道是我在火车上认识的一个香港朋友说的。“整天开会，怎么干活啊，你们老板很有空咩？”他这么说。
　　我们的友谊持续了很多年。

车厢里的冷暖人生

　　前几天突然想乘乘火车，便买了张票，坐了一段长途。
　　没想到旅途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趣味。车一开，车厢里的旅伴个个拿出自己的手机、电脑和平板，发微信、看短视频、煲剧……没人聊天也没人打牌，偶尔有人说话那肯定是打电话。旅途闷得要死。
　　我呆呆地坐着看风景。心里想，大家每天和同事朋友相见，每天有机会说话聊天，在这难得的旅途空间，为什么就不能认识几个新朋友、听一点新鲜事呢？直到整个旅程结束，我也没弄清对面的一对男女是父女还是夫妻，邻座是美国人还是澳洲人，上卧是男人还是女人。
　　车厢里没有了列车员送水查票，全部列车员都成了销售，卖书的、卖饭的、卖水的卖水果的零食的不间断地叫喊。喇叭里也不再是乘客点歌，广告从早到晚。到了早晨，密闭的车厢里空气污浊，气都透不过来。我恨不得逃下车去。
　　以前的绿皮火车没有空调，车窗可以随意开。车一到郊外，靠窗的朋友便打开车窗，泥土和青草的芳香扑面而来，哪有什么污浊气呢。有一次乘夜车，一位乘客的王致和臭豆腐瓶子打烂了，车厢里一片笑骂。下铺的大妈让上铺的小伙去开点窗，让夜风吹吹，一会儿味就散得好多了。还有一次是白天，我对面的上铺看下铺喝多了大白天没法睡觉，便好心跟他换了铺，让他上去睡。结果，上铺吐了。那东北哥们气得够呛，我们笑得要命，一路听他嘟囔：“好心让他上去睡吧，从上面直吐一地，我这个倒霉哦。”我们开了窗子，叫来服务员清扫。

　　前些年盲人歌手周云蓬寫了本书叫《绿皮火车》，我很能理解，在一个流浪的盲人艺术家看来，什么是他最深刻的记忆？肯定是火车，当年的绿皮火车。火车里的姑娘，火车里的朋友，火车里的冷暖人生，便是他体验人生、体验流浪的全部。
　　有次单位搞活动，同事说，咱们每个人讲一个火车上发生的故事，最好是笑话，好吧。
　　小虎讲的笑话是他和媳妇的认识：“她坐我对面，额头像剥了壳的鸡蛋似的。她叫我叔叔，我叫她妹子。她说北方汉子热情乐于助人，结果，我顺势就送她回家了。”
　　我讲的笑话是：“有一次坐火车去北京，晚上关灯睡觉了，有个女声打电话，很小声地说：‘姐，我走之前把钱全放裤头口袋里了。可是，没穿那裤头……’”
　　同事们都说不好笑。或许吧，可是，那全是我们经历过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