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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战车之轮碾过薄脆的肉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从南京大屠杀人伦丧尽的淫虐蹂躏，到战时毫不避讳的“慰安妇”制度，再到战后“向大人进贡”式的美军特供“慰安所”，日本惯于利用女人的身体大做文章……
建议由中国、韩国等8个国家和地区联合提出的“‘慰安妇’的声音”（第101号），与提出“‘慰安妇’与日军纪律的文献”（第76号）之日本右翼提名者展开相关对话；“‘慰安妇’的声音”被列入延期决定项目，予以了否决性搁置。这是今年10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签署的2016-2017年度入围世界记忆目录的名单所言。
作为“‘慰安妇’的声音”申遗项目中方首席专家，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馆长苏智良教授义愤填膺，旋即发表声明：“我对博科娃女士及教科文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咨询委员会（IAC）会议的决定表示遗憾，对搅局者日本政府所持的不反省立场予以坚决谴责。”
残酷的战车之轮碾过薄脆的肉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从南京大屠杀人伦丧尽的淫虐蹂躏，到战时毫不避讳的“慰安妇”制度，再到战后“向大人进贡”式的美军特供“慰安所”，日本惯于利用女人的身体大做文章，性与暴力，在其“图皇国大计”的词典里，“源远流长”，“一脉传承”。
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诱骗、逼迫等手段强征随军性奴隶，目的是“安抚士兵、鼓舞士气”。那些被冠以“慰安妇”之名的弱势女流，不过是日军发泄兽欲的无辜对象，不知“慰”从何来，又谈何而“安”？！大部分“慰安妇”来自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本土、日据台湾，也有许多来自琉球、东南亚、荷兰等地的女性，其中在日本本土召集的“慰安妇”又被称为“女子挺身队”。
苏智良教授在经过艰难、严密的调查后发现，中国竟是日军“慰安”制度的发源地。在人数上，中国20万妇女被迫充当“慰安妇”，是日军“慰安妇”最主要的来源；在时间上，日军在上海建立了世界第一家“慰安所”——位于今天东宝兴路125弄的“大一沙龙”，且上海“慰安所”的持续时段最长、数量最多。因此，中国妇女是日军“慰安”制度最严重的受害人群。
1931年11月，日方为给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提供性服务，在虹口选择一批日本妓院作为其海军的特别“慰安所”，其中就有“大一沙龙”。日本外务省的一则档案证实，“大一沙龙”尔后得到扩张。到1932年，在上海开业的日海军“慰安所”共达17家，以日本海军官兵为客人。当时执行“慰安婦”体检任务的日医麻生彻男摄下了《“慰安所”规定》，规定写明：本“慰安所”只限陆军军人、军方聘用人员入场，入场者须持有慰安所出入许可证；入场券的价格，下士、士官、军聘人员为2日元，军官为5日元。
苏智良介绍，日军在上海的“慰安所”经营者主要有3种：一种是日军直营，另一种是日侨、朝鲜侨民经营，还有一种是汉奸经营。上海有史料或证人证明的“慰安所”有149家。“上海可以说是日军‘慰安妇’制度最完善、‘慰安所’数量最多的城市。”
由于对“大一沙龙”的模式“很满意”，日海军“发明”的“慰安”制度在中国得到“复制、推广”。1938年1月13日，由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管理的位于上海东北角的“杨家宅娱乐所”开业。104名日本和朝鲜少女成为杨家宅“慰安所”的第一批”慰安妇”。自此，诸多外籍女子被迫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而南京大屠杀前后，日军变本加厉地在被玷污的神州大地上“大兴土木”。资料统计，日军的“慰安所”遍及中国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北京、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云南、贵州、海南、台湾和香港等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侵略南洋诸岛国，走到哪里，“慰安所”就建到哪里——“慰安妇”的无助呐喊处处可闻，各国不幸妇女被日军视为特殊的“战略物资”，生不如死、死不瞑目；今日看来，铁证如山。
苏智良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从上海到南京，日军杀伐不止，暴行不停。“宝山的罗店成了血肉磨坊，金山卫侵华日军登陆处，百姓惨遭屠戮。至于侵略者在南京的性犯罪，震惊中外，这是没有办法被掩盖、否认的。当时西方的外交官、传教士，都是目击证人。”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常州大学近现代史与红色文化研究院院长朱成山教授一语中的：“‘慰安妇’制度不是哪一支日本部队做的，它是整个日本国家的、军部做的制度安排，所以是制度性犯罪，是日本国家的犯罪，这是‘慰安妇’制度的本质。”
由苏智良担任学术顾问的5集文献纪录片《揭秘日军“慰安妇”制度暴行》近日献映，从“制度”的层面，深刻剖析“军国日本”之原罪。如日本历史学家吉见义明在日本防卫厅图书馆查到的《军慰安所从业妇等募集文件》，由日本陆军省兵务局兵务科于1938年3月4日起草，发送向日军北支方面军和中支派遣军参谋长，编号“陆支密第七四五号”。文件要求募集“慰安妇”时，“务必保证在（日军）派遣军的统制下进行，注意做到人员选择周到恰当。在实施期间，还要保证与周边地方的宪兵和警察当局的紧密联系，以此来确保军队威信和防止社会问题的发生。”
1942年3月12日，驻扎在台湾的日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给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发秘密电报。电文显示，日军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向日本陆军省提出派遣50名“慰安土人”（指从台湾强征的“慰安妇”）到婆罗洲。后安藤利吉依照东条英机指示，选定三名“慰安所”经营者前往婆罗洲营业。当第一批50名“慰安妇”到达婆罗洲三个月后，驻扎在台湾的日军参谋长樋口敬七郎给日本陆军省副官木村兵太郎发电报，称“人员不足，工作繁重，因而需要再增添20名‘慰安妇 ’”。
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关于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通牒）》，如今保存在吉林省档案馆里。1938年2月28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在这份调查报告里，描述了南京地区日军“慰安妇”最初设置状况：日军在南京驻扎25000人，有“慰安妇”141人，每一个“慰安妇”必须要面对日本军人178人……
建议由中国、韩国等8个国家和地区联合提出的“‘慰安妇’的声音”（第101号），与提出“‘慰安妇’与日军纪律的文献”（第76号）之日本右翼提名者展开相关对话；“‘慰安妇’的声音”被列入延期决定项目，予以了否决性搁置。这是今年10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签署的2016-2017年度入围世界记忆目录的名单所言。
作为“‘慰安妇’的声音”申遗项目中方首席专家，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馆长苏智良教授义愤填膺，旋即发表声明：“我对博科娃女士及教科文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咨询委员会（IAC）会议的决定表示遗憾，对搅局者日本政府所持的不反省立场予以坚决谴责。”
残酷的战车之轮碾过薄脆的肉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从南京大屠杀人伦丧尽的淫虐蹂躏，到战时毫不避讳的“慰安妇”制度，再到战后“向大人进贡”式的美军特供“慰安所”，日本惯于利用女人的身体大做文章，性与暴力，在其“图皇国大计”的词典里，“源远流长”，“一脉传承”。
制度性的国家犯罪
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诱骗、逼迫等手段强征随军性奴隶，目的是“安抚士兵、鼓舞士气”。那些被冠以“慰安妇”之名的弱势女流，不过是日军发泄兽欲的无辜对象，不知“慰”从何来，又谈何而“安”？！大部分“慰安妇”来自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本土、日据台湾，也有许多来自琉球、东南亚、荷兰等地的女性，其中在日本本土召集的“慰安妇”又被称为“女子挺身队”。
苏智良教授在经过艰难、严密的调查后发现，中国竟是日军“慰安”制度的发源地。在人数上，中国20万妇女被迫充当“慰安妇”，是日军“慰安妇”最主要的来源；在时间上，日军在上海建立了世界第一家“慰安所”——位于今天东宝兴路125弄的“大一沙龙”，且上海“慰安所”的持续时段最长、数量最多。因此，中国妇女是日军“慰安”制度最严重的受害人群。
1931年11月，日方为给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提供性服务，在虹口选择一批日本妓院作为其海军的特别“慰安所”，其中就有“大一沙龙”。日本外务省的一则档案证实，“大一沙龙”尔后得到扩张。到1932年，在上海开业的日海军“慰安所”共达17家，以日本海军官兵为客人。当时执行“慰安婦”体检任务的日医麻生彻男摄下了《“慰安所”规定》，规定写明：本“慰安所”只限陆军军人、军方聘用人员入场，入场者须持有慰安所出入许可证；入场券的价格，下士、士官、军聘人员为2日元，军官为5日元。
苏智良介绍，日军在上海的“慰安所”经营者主要有3种：一种是日军直营，另一种是日侨、朝鲜侨民经营，还有一种是汉奸经营。上海有史料或证人证明的“慰安所”有149家。“上海可以说是日军‘慰安妇’制度最完善、‘慰安所’数量最多的城市。”
由于对“大一沙龙”的模式“很满意”，日海军“发明”的“慰安”制度在中国得到“复制、推广”。1938年1月13日，由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管理的位于上海东北角的“杨家宅娱乐所”开业。104名日本和朝鲜少女成为杨家宅“慰安所”的第一批”慰安妇”。自此，诸多外籍女子被迫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而南京大屠杀前后，日军变本加厉地在被玷污的神州大地上“大兴土木”。资料统计，日军的“慰安所”遍及中国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北京、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云南、贵州、海南、台湾和香港等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侵略南洋诸岛国，走到哪里，“慰安所”就建到哪里——“慰安妇”的无助呐喊处处可闻，各国不幸妇女被日军视为特殊的“战略物资”，生不如死、死不瞑目；今日看来，铁证如山。
苏智良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从上海到南京，日军杀伐不止，暴行不停。“宝山的罗店成了血肉磨坊，金山卫侵华日军登陆处，百姓惨遭屠戮。至于侵略者在南京的性犯罪，震惊中外，这是没有办法被掩盖、否认的。当时西方的外交官、传教士，都是目击证人。”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常州大学近现代史与红色文化研究院院长朱成山教授一语中的：“‘慰安妇’制度不是哪一支日本部队做的，它是整个日本国家的、军部做的制度安排，所以是制度性犯罪，是日本国家的犯罪，这是‘慰安妇’制度的本质。”
由苏智良担任学术顾问的5集文献纪录片《揭秘日军“慰安妇”制度暴行》近日献映，从“制度”的层面，深刻剖析“军国日本”之原罪。如日本历史学家吉见义明在日本防卫厅图书馆查到的《军慰安所从业妇等募集文件》，由日本陆军省兵务局兵务科于1938年3月4日起草，发送向日军北支方面军和中支派遣军参谋长，编号“陆支密第七四五号”。文件要求募集“慰安妇”时，“务必保证在（日军）派遣军的统制下进行，注意做到人员选择周到恰当。在实施期间，还要保证与周边地方的宪兵和警察当局的紧密联系，以此来确保军队威信和防止社会问题的发生。”
1942年3月12日，驻扎在台湾的日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给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发秘密电报。电文显示，日军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向日本陆军省提出派遣50名“慰安土人”（指从台湾强征的“慰安妇”）到婆罗洲。后安藤利吉依照东条英机指示，选定三名“慰安所”经营者前往婆罗洲营业。当第一批50名“慰安妇”到达婆罗洲三个月后，驻扎在台湾的日军参谋长樋口敬七郎给日本陆军省副官木村兵太郎发电报，称“人员不足，工作繁重，因而需要再增添20名‘慰安妇 ’”。
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关于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通牒）》，如今保存在吉林省档案馆里。1938年2月28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在这份调查报告里，描述了南京地区日军“慰安妇”最初设置状况：日军在南京驻扎25000人，有“慰安妇”141人，每一个“慰安妇”必须要面对日本军人17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