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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京奥运会期间骤然跃现公众视野的“吴京表情包”，通过母本拼贴与二度创作的生成方式，经由“舆论领袖”传播与群体的二次传播，瞬间成为爆火的公众景观。在当前新的互联网舆论语境下，舆论存在形态出现了“潜舆论显化为情绪传播”“显舆论演化为非理性传播”的新表征，同时在“吴京表情包”爆火这一个例背后还出现了“行为舆论趋主流化”这样的新趋势。本文以迷因理论为研究视域，探析东京奥运会期间“吴京表情包”爆火热潮背后舆论存在形态的新表征，并审视其中蕴藏的潜在风险。
关键词：迷因理论；舆论存在形态；风险审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7-0048-03
一、引言
網络表情包是人们在互联网上交流时传达面部表情或肢体形态的一种图像展现[1]。自法尔曼（Scott Fahlman）首次在公告板上以计算机字符组成表情图案传达情感伊始，字符表情已逐渐被真人表情和卡通形象取代。互联网社交语境下，表情包已不单能进行情感表达与情绪传播，还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对网络表情包的研究近几年逐渐走热，研究者从符号学、传播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多个理论视域，围绕网络表情包的创制、传播、接收和社会意义进行了探讨。视觉时代，语言文字传播的内容与属性在很大程度上让渡给了图片、视频等形式，表情包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相较于语言文字而言，表情包的传播还包含着情绪和舆论的属性与特征，在传播的过程中也蕴藏着相应的风险与危机。
二、迷因理论与舆论的存在形态
“迷因”音译自英语中“Meme”，亦可译作“模因”“米姆”等，意为“模仿的东西”。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于1976年发表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提出迷因理论。迷因作为一种基本文化单位，经历复制、变异后进入传播。它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生物的、文化的复制与模仿因子，亦可被理解为一种复制理念或模式。对迷因理论的阐释与研究扩展了网络表情包研究的视野。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及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出的信念、态度、意见及情绪的总和[2]。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曾提出并论证过舆论的三种形态——潜舆论、显舆论和行为舆论。后结合网络舆论语境，做了“潜舆论显化”“显舆论复杂化”“行为舆论虚拟化”的再论证。本文试图以迷因理论为研究视域，探析东京奥运会期间“吴京表情包”爆火引发的舆论热潮和其背后呈现出的舆论的三种存在形态所显示的新表征。
三、迷因理论下“吴京表情包”的生成与传播
（一）生成：母本拼贴与二度创作
拼贴不仅是一种图片创制手段，还是将各类图文元素从各自原本的语境中抽离，通过人为主观的拼合手段加工，继而赋予新意义的过程，这也是网民进行二度创作的过程。
东京奥运会期间爆火的“吴京表情包”，图片母本出自于谦监制的电影《老师·好》，吴京在其中客串一名体育老师，他身着绿色外套，胸前印着“中国”两个大字。“吴京表情包”的制作主要是利用这一图片母本进行拼贴与二创，赋予其网络社交传播中新的意义。有网友对吴京这件衣服进行了“考古”，发现其身着的国产品牌“梅花牌”运动服正是1984年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时的指定服装。这张图为网友提供了海量二创灵感，又正逢东京奥运比赛期间，情怀与热度值都瞬间点满。
（二）传播：“舆论领袖”与二次传播
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提出的“舆论领袖”（亦称作“意见领袖”），原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其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作用。
个人在私人场景中发布表情包的行为是网络迷因传播过程的初期。借由吴京这一图片创制出的表情包早已有之，那一阶段宿主是分散的网民用户，表情包传播力较弱。微博平台中，宿主变成作为“舆论领袖”的微博“大V”。吴京的妻子谢楠在7月24日发微博时，其微博的配图使用的是9张吴京身穿胸前印有“中国”汉字运动装的表情包，每张表情包上除了胸前印着“中国”的吴京外，均配了不同文字。“今年的金牌都属于中国”“今年的奥运冠军中国包了”“让中国国歌响彻东京奥运”等，造梗的表情包层出不穷，瞬间成为网络爆款。主流媒体南方日报在微博发文称吴京为“东京奥运会场外最忙的男人，东京奥运会中国非官方唯一指定啦啦队成员、中国最特殊运动员”，还特地@了吴京和谢楠。引发大量的网友关注、转发、点赞与评论。
“吴京表情包”正是经由其妻子谢楠和南方日报这些微博“舆论领袖”的诠释，进一步扩大了传播范围，引发大量网友转发互动。在这一过程中，群体对于网络舆论的二次传播现象再度出现。网民对当前已有的表情包进行加工创作或复制、转发，将表情包运用于各种网络社交行为与场合，最终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力和传播力的公共舆论景观。
四、“吴京表情包”热潮背后舆论三种存在形态的新表征
潜舆论、显舆论和行为舆论作为舆论的三种存在形态，陈力丹教授在网络舆论语境下，又论证了“潜舆论显化”“显舆论复杂化”“行为舆论虚拟化”的新表征。东京奥运会期间，“吴京表情包”爆火引发的舆论热潮现象背后，有基于迷因传播特质的非理性、精英解构、去中心化等影响，同时舆论的三种存在形态也再次显示出新的表征。
（一）潜舆论显化为情绪传播
潜舆论是一种含糊的、不易捕捉到的、零碎的情绪，是人们受生活现象激发而闪现的倾向。网民预设潜舆论走向的“度量衡”，是基于自身思维倾向和情绪中的相关信息与固有认知作出的判断，但自身思维倾向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同时这种倾向正确与否、这种情绪是否诉诸理性都难以确定。诚如陈力丹教授区分网络舆论和舆论的观点，这时的潜舆论更该被视为一种网络民众自身或群体网络意见的阐发，而非真正的网络舆论。然而，当公众意见在互联网舆论研究的理论视角下已经成为确切的、可讨论的对象时，当我们将本来并不显著的潜舆论以表情包、文字符等形式借助微博、公众号等互联网平台阐发出来时，这种显舆论的传播力和传播效果会在无形中得到放大和增强。雁过留痕，此时的潜舆论已完成显化。大数据、云存储与精准检索等新技术的应用使潜舆论这一舆论初级阶段的表达由模糊存在变为风过留声、雁过留痕的客观实在记录，以文字、图像等可存储、可检索、可统计、可分析的具象化实体表达留存下来，潜舆论的“显化”表征在互联网平台得以实现。同时亦诞生了如表情包、GIF动图等丰富了舆论表达需要的新兴表达方式。但只留于“言”层面显化的各类新兴表达方式与“意”层面显化的潜舆论意涵，显化程度都不及“象”层面显化的以表情包为代表的视觉呈现本身，其背后裹挟的情绪对用户造成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吴京表情包”成为爆款传播热潮的背后，不只是网友对其进行母本拼贴与二度创作，也不单是“舆论领袖”的助推作用与网民二次传播引发的规模效应，奥运会在日本举办期间，众多网民认为中国运动员遭到了裁判的不公正评判，再加上伊藤美诚、水谷隼等日本运动员的言行致使中国网民情绪激愤，表情包传播热潮的背后，是一种高昂的爱国情绪与民族自尊心遭受挑战时的激愤情绪。上文已阐述过，潜舆论的形成是基于个体或群体自身思维倾向和情绪中的相关信息与固有认知作出的判断，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与倾向性，当这种爱国与激愤情绪高涨时，生成的潜舆论一旦显化，便宛若山洪暴发般宣泄而出。甚至可以认为，“吴京表情包”的爆火，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这种潜舆论显化为情绪传播的情绪高涨与激愤程度。
（二）显舆论演化为非理性传播
陈力丹教授认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3]。网络舆论借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媒体传播时，当有情绪化的语言出现时，情绪逐渐发酵，公众被裹挟的偏激言论继续传播，干扰和破坏了其他用户的理性思考，多米诺骨牌效应持续，最后造成语言表达和情绪传达都脱离正确和理性的传播轨道。
显舆论演化的非理性传播超过一定界限时，还容易产生网络暴力，甚至形成媒介审判。在东京奥运会期间，日本乒乓球选手伊藤美诚输给中国选手孙颖莎后，网友在网络平台制作了各类以伊藤发球姿势和赛场状态为母版的表情包予以嘲讽，这便是一种非理性传播和网络暴力的展现。互联网是平等的发声平台，每个用户都有阐发和传播个人意见的能力与资格，众声喧哗是网络意见的固有特征。但要想开展一场理性的网络对话，就需要我们高度关注、重视和控制显舆论及其演变的这种非理性传播。
（三）行为舆论的趋主流化
行为舆论是指人们在一定合意的基础上采取的行动，可理解为舆论在精神领域层面实现改造社会的一种现实延伸。原本的互联网语境下，这种行动表现为“话语抗争”，即对于其他言语的抗争、对于主流话语的抗争，乃至对于主流文化的抗争。利益趋近的个人或群体在线上集合，通过网络传播信息并申明主张。而这次“吴京表情包”背后的群体传播逻辑，却反映出一种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趋同，反映出亚文化群体对主流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认同。同时也需要看到的是，二者相向而行的过程中，舆论话语开始了集群化传播。这种集群化传播若是诉诸理性的，会形成一種非常强的舆论话语力量，但这容易形成舆论压迫；若是非理性的，则可能引发网络暴力。
网络语言是手段，同时也是一种身份的体现。以往群体在主流话语上处于弱势地位，社会生活或也处于弱势地位，便借助网络戏谑化手段抗拒权威话语。除认知需要外，网民亦会用这种方式消解大众传媒和精英的权威，以达到自身拒绝自上而下价值观传递的目的。这次的“吴京表情包”传播热背后，亚文化群体主动向主流文化递出橄榄枝，甚至主动接受先前一直抗拒的主流价值观。二者并肩站在同一舆论阵地的情形几年前或许不可思议，但现在，这种群体行为舆论的趋主流化却必须引起我们重视。
五、舆论热潮后的风险审视
（一）“戏谑满足”心态下的非理性狂欢
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曾在狂欢理论中提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日常的生活，一种是狂欢的生活。在狂欢的生活中，平民获得了足够的话语权，不再受等级世界的束缚，在这样一种平等关系下去勇敢地发泄情感，这是狂欢的价值和意义所在。网络社交环境及平台带来的虚拟性、匿名性和互动性不仅消除了现实世界的等级秩序，还使网民能够自由地创制和发布表情包，借此获得一种“狂欢化”的快感。
美国社会学家伊莱休·卡茨（E·Katz）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提醒我们要更加关注受众，强调了受众自身的能动性。“吴京表情包”的创制中就包含着一种公众在使用和生产表情包时，在互联网非理性狂欢的戏谑语境下所达到的“戏谑满足”心态。基于陈力丹教授对舆论的定义，舆论具有相对一致性和持续性，同时混杂着理智与非理智的成分。这种狂欢具有情绪上高度的非理性特征，但又不仅于此，这种“戏谑满足”的快感会驱使公众展开二度创作或进行二次传播，将情绪的“狂欢”进一步演变为创作和传播的“狂欢”。
（二）“情感互动”情绪下的情绪极化
“情感互动”是利用公众的非理性心理寻求精神认同，以掠夺话语空间、权力资源的动员过程[4]。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中曾提到，现代化集体中起作用的不再是理性，而是人的情绪化本能。这种“情感互动”的互构模式并非单纯地慰藉与帮助公众，而是试图利用其非理性甚至负面的情绪，最终达成其解构现实、嘲讽权威的目的。
当非理性的“娱乐狂欢”成为公众寻求“戏谑满足”的情绪发泄手段时，公众的“负向情感”与理性的舆论和宣传报道已形成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描述的“对抗式解码”，表达内容上或许接近，但在行为方式上却激进得多。“吴京表情包”的使用最开始只是一种对我国运动员获得金牌的肯定与赞颂，但在被网友与伊藤美诚表情包等结合起来使用时，却已体现出了“对位”甚至“悖反”的情绪与态度。借助这种手法恶搞、戏谑舆论议题，再使用激进而夸张的文字与图片制造对立与冲突，刺激受众的情感发泄，导致群体非理性的情感偏向乃至情绪极化，加剧了负能量的传播，同时不断解构理性的主流话语表达体系。
（三）“网络民粹主义思想”下的立场对立
非理性狂欢的群体在情绪极化后极易形成“网络民粹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观点借助互联网拓展、延伸和异变，仍具有反精英、反权威、推崇民粹、非理性甚至暴力等基本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想”的实质是一种底层公众依附网络场域，以异质话语抢占舆论空间，与主流话语竞相博弈。它不单单是民众负面情感与非理性情绪的集中发泄，甚至想裹挟群体意见、网络民意，去影响官方观点的阐释。 “吴京表情包”的生成与传播初期，网友只想传达为我国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的赞赏观点与情绪，却逐渐在不同网民群体的加入过程中演变为一种非理性的情绪传播。群体“网络民粹主义思想”萌生后，发生了进一步的异变，他们将中国运动员与日本运动员之间的体育竞争关系，建构成了一种基于中日历史渊源的“立场对立”。其中纵然有裁判判罚有失偏颇、日本选手为了鼓舞士气采用的情绪挑衅手段等现实因素，但网民群体将其话语解构为一种对抗式甚至仇恨式的完全性立场对立。此时对方球员所有的行为在其眼中都已变得不正当，我方球员获胜便亮出“吴京表情包”和对方被丑化的表情包图片，甚至还去“考古”曾经与之相关的图片与视频素材，极尽讽刺、挖苦、吐槽之能事。这般基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想”下建构出的立场对立是此次舆论热潮背后最大的潜在风险。
六、结语
表情包的使用与传播虽历时不久，然其经由母本拼贴与二度创作的生产方式，经舆论领袖的传播与群体的二次传播，热度飞速攀升。汤姆·米歇尔（Tom Michell）提出的“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标志着“视觉文化”取代“语言文化”成为人们认知社会表征的新范式。但由于网络传播特征中情绪的传递往往会快于内容的传播，非理性的情绪渲染也时常淹没理性的内容分析。在高度关注潜舆论显化为情绪传播、显舆论易演化为非理性传播的舆论形态新表征的同时，行为舆论趋主流化的转势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和高度重视网络亚文化群体的行为与发声。在公众“戏谑满足”的情绪狂欢后，要防止其出现情绪极化，尤其要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想”保持高度警惕。
参考文献：
[1] 王瑶瑶.迷因理论视域下网络表情包的生成及传播研究——以网剧《庆余年》表情包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2）：65-66.
[2] 陈力丹，林羽丰.再论舆论的三种存在形态[J].社会科学战线，2015（11）：174-179.
[3] 陳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22.
[4] 汤天甜，温曼露.影像舆论的本体溯源、表征属性及风险审视[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52（1）：84-91.
作者简介：张佩豪（1996—），男，陕西西安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网络舆论、新媒体传播。
关键词：迷因理论；舆论存在形态；风险审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7-0048-03
一、引言
網络表情包是人们在互联网上交流时传达面部表情或肢体形态的一种图像展现[1]。自法尔曼（Scott Fahlman）首次在公告板上以计算机字符组成表情图案传达情感伊始，字符表情已逐渐被真人表情和卡通形象取代。互联网社交语境下，表情包已不单能进行情感表达与情绪传播，还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对网络表情包的研究近几年逐渐走热，研究者从符号学、传播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多个理论视域，围绕网络表情包的创制、传播、接收和社会意义进行了探讨。视觉时代，语言文字传播的内容与属性在很大程度上让渡给了图片、视频等形式，表情包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相较于语言文字而言，表情包的传播还包含着情绪和舆论的属性与特征，在传播的过程中也蕴藏着相应的风险与危机。
二、迷因理论与舆论的存在形态
“迷因”音译自英语中“Meme”，亦可译作“模因”“米姆”等，意为“模仿的东西”。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于1976年发表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提出迷因理论。迷因作为一种基本文化单位，经历复制、变异后进入传播。它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生物的、文化的复制与模仿因子，亦可被理解为一种复制理念或模式。对迷因理论的阐释与研究扩展了网络表情包研究的视野。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及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出的信念、态度、意见及情绪的总和[2]。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曾提出并论证过舆论的三种形态——潜舆论、显舆论和行为舆论。后结合网络舆论语境，做了“潜舆论显化”“显舆论复杂化”“行为舆论虚拟化”的再论证。本文试图以迷因理论为研究视域，探析东京奥运会期间“吴京表情包”爆火引发的舆论热潮和其背后呈现出的舆论的三种存在形态所显示的新表征。
三、迷因理论下“吴京表情包”的生成与传播
（一）生成：母本拼贴与二度创作
拼贴不仅是一种图片创制手段，还是将各类图文元素从各自原本的语境中抽离，通过人为主观的拼合手段加工，继而赋予新意义的过程，这也是网民进行二度创作的过程。
东京奥运会期间爆火的“吴京表情包”，图片母本出自于谦监制的电影《老师·好》，吴京在其中客串一名体育老师，他身着绿色外套，胸前印着“中国”两个大字。“吴京表情包”的制作主要是利用这一图片母本进行拼贴与二创，赋予其网络社交传播中新的意义。有网友对吴京这件衣服进行了“考古”，发现其身着的国产品牌“梅花牌”运动服正是1984年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时的指定服装。这张图为网友提供了海量二创灵感，又正逢东京奥运比赛期间，情怀与热度值都瞬间点满。
（二）传播：“舆论领袖”与二次传播
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提出的“舆论领袖”（亦称作“意见领袖”），原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其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作用。
个人在私人场景中发布表情包的行为是网络迷因传播过程的初期。借由吴京这一图片创制出的表情包早已有之，那一阶段宿主是分散的网民用户，表情包传播力较弱。微博平台中，宿主变成作为“舆论领袖”的微博“大V”。吴京的妻子谢楠在7月24日发微博时，其微博的配图使用的是9张吴京身穿胸前印有“中国”汉字运动装的表情包，每张表情包上除了胸前印着“中国”的吴京外，均配了不同文字。“今年的金牌都属于中国”“今年的奥运冠军中国包了”“让中国国歌响彻东京奥运”等，造梗的表情包层出不穷，瞬间成为网络爆款。主流媒体南方日报在微博发文称吴京为“东京奥运会场外最忙的男人，东京奥运会中国非官方唯一指定啦啦队成员、中国最特殊运动员”，还特地@了吴京和谢楠。引发大量的网友关注、转发、点赞与评论。
“吴京表情包”正是经由其妻子谢楠和南方日报这些微博“舆论领袖”的诠释，进一步扩大了传播范围，引发大量网友转发互动。在这一过程中，群体对于网络舆论的二次传播现象再度出现。网民对当前已有的表情包进行加工创作或复制、转发，将表情包运用于各种网络社交行为与场合，最终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力和传播力的公共舆论景观。
四、“吴京表情包”热潮背后舆论三种存在形态的新表征
潜舆论、显舆论和行为舆论作为舆论的三种存在形态，陈力丹教授在网络舆论语境下，又论证了“潜舆论显化”“显舆论复杂化”“行为舆论虚拟化”的新表征。东京奥运会期间，“吴京表情包”爆火引发的舆论热潮现象背后，有基于迷因传播特质的非理性、精英解构、去中心化等影响，同时舆论的三种存在形态也再次显示出新的表征。
（一）潜舆论显化为情绪传播
潜舆论是一种含糊的、不易捕捉到的、零碎的情绪，是人们受生活现象激发而闪现的倾向。网民预设潜舆论走向的“度量衡”，是基于自身思维倾向和情绪中的相关信息与固有认知作出的判断，但自身思维倾向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同时这种倾向正确与否、这种情绪是否诉诸理性都难以确定。诚如陈力丹教授区分网络舆论和舆论的观点，这时的潜舆论更该被视为一种网络民众自身或群体网络意见的阐发，而非真正的网络舆论。然而，当公众意见在互联网舆论研究的理论视角下已经成为确切的、可讨论的对象时，当我们将本来并不显著的潜舆论以表情包、文字符等形式借助微博、公众号等互联网平台阐发出来时，这种显舆论的传播力和传播效果会在无形中得到放大和增强。雁过留痕，此时的潜舆论已完成显化。大数据、云存储与精准检索等新技术的应用使潜舆论这一舆论初级阶段的表达由模糊存在变为风过留声、雁过留痕的客观实在记录，以文字、图像等可存储、可检索、可统计、可分析的具象化实体表达留存下来，潜舆论的“显化”表征在互联网平台得以实现。同时亦诞生了如表情包、GIF动图等丰富了舆论表达需要的新兴表达方式。但只留于“言”层面显化的各类新兴表达方式与“意”层面显化的潜舆论意涵，显化程度都不及“象”层面显化的以表情包为代表的视觉呈现本身，其背后裹挟的情绪对用户造成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吴京表情包”成为爆款传播热潮的背后，不只是网友对其进行母本拼贴与二度创作，也不单是“舆论领袖”的助推作用与网民二次传播引发的规模效应，奥运会在日本举办期间，众多网民认为中国运动员遭到了裁判的不公正评判，再加上伊藤美诚、水谷隼等日本运动员的言行致使中国网民情绪激愤，表情包传播热潮的背后，是一种高昂的爱国情绪与民族自尊心遭受挑战时的激愤情绪。上文已阐述过，潜舆论的形成是基于个体或群体自身思维倾向和情绪中的相关信息与固有认知作出的判断，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与倾向性，当这种爱国与激愤情绪高涨时，生成的潜舆论一旦显化，便宛若山洪暴发般宣泄而出。甚至可以认为，“吴京表情包”的爆火，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这种潜舆论显化为情绪传播的情绪高涨与激愤程度。
（二）显舆论演化为非理性传播
陈力丹教授认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3]。网络舆论借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媒体传播时，当有情绪化的语言出现时，情绪逐渐发酵，公众被裹挟的偏激言论继续传播，干扰和破坏了其他用户的理性思考，多米诺骨牌效应持续，最后造成语言表达和情绪传达都脱离正确和理性的传播轨道。
显舆论演化的非理性传播超过一定界限时，还容易产生网络暴力，甚至形成媒介审判。在东京奥运会期间，日本乒乓球选手伊藤美诚输给中国选手孙颖莎后，网友在网络平台制作了各类以伊藤发球姿势和赛场状态为母版的表情包予以嘲讽，这便是一种非理性传播和网络暴力的展现。互联网是平等的发声平台，每个用户都有阐发和传播个人意见的能力与资格，众声喧哗是网络意见的固有特征。但要想开展一场理性的网络对话，就需要我们高度关注、重视和控制显舆论及其演变的这种非理性传播。
（三）行为舆论的趋主流化
行为舆论是指人们在一定合意的基础上采取的行动，可理解为舆论在精神领域层面实现改造社会的一种现实延伸。原本的互联网语境下，这种行动表现为“话语抗争”，即对于其他言语的抗争、对于主流话语的抗争，乃至对于主流文化的抗争。利益趋近的个人或群体在线上集合，通过网络传播信息并申明主张。而这次“吴京表情包”背后的群体传播逻辑，却反映出一种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趋同，反映出亚文化群体对主流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认同。同时也需要看到的是，二者相向而行的过程中，舆论话语开始了集群化传播。这种集群化传播若是诉诸理性的，会形成一種非常强的舆论话语力量，但这容易形成舆论压迫；若是非理性的，则可能引发网络暴力。
网络语言是手段，同时也是一种身份的体现。以往群体在主流话语上处于弱势地位，社会生活或也处于弱势地位，便借助网络戏谑化手段抗拒权威话语。除认知需要外，网民亦会用这种方式消解大众传媒和精英的权威，以达到自身拒绝自上而下价值观传递的目的。这次的“吴京表情包”传播热背后，亚文化群体主动向主流文化递出橄榄枝，甚至主动接受先前一直抗拒的主流价值观。二者并肩站在同一舆论阵地的情形几年前或许不可思议，但现在，这种群体行为舆论的趋主流化却必须引起我们重视。
五、舆论热潮后的风险审视
（一）“戏谑满足”心态下的非理性狂欢
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曾在狂欢理论中提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日常的生活，一种是狂欢的生活。在狂欢的生活中，平民获得了足够的话语权，不再受等级世界的束缚，在这样一种平等关系下去勇敢地发泄情感，这是狂欢的价值和意义所在。网络社交环境及平台带来的虚拟性、匿名性和互动性不仅消除了现实世界的等级秩序，还使网民能够自由地创制和发布表情包，借此获得一种“狂欢化”的快感。
美国社会学家伊莱休·卡茨（E·Katz）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提醒我们要更加关注受众，强调了受众自身的能动性。“吴京表情包”的创制中就包含着一种公众在使用和生产表情包时，在互联网非理性狂欢的戏谑语境下所达到的“戏谑满足”心态。基于陈力丹教授对舆论的定义，舆论具有相对一致性和持续性，同时混杂着理智与非理智的成分。这种狂欢具有情绪上高度的非理性特征，但又不仅于此，这种“戏谑满足”的快感会驱使公众展开二度创作或进行二次传播，将情绪的“狂欢”进一步演变为创作和传播的“狂欢”。
（二）“情感互动”情绪下的情绪极化
“情感互动”是利用公众的非理性心理寻求精神认同，以掠夺话语空间、权力资源的动员过程[4]。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中曾提到，现代化集体中起作用的不再是理性，而是人的情绪化本能。这种“情感互动”的互构模式并非单纯地慰藉与帮助公众，而是试图利用其非理性甚至负面的情绪，最终达成其解构现实、嘲讽权威的目的。
当非理性的“娱乐狂欢”成为公众寻求“戏谑满足”的情绪发泄手段时，公众的“负向情感”与理性的舆论和宣传报道已形成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描述的“对抗式解码”，表达内容上或许接近，但在行为方式上却激进得多。“吴京表情包”的使用最开始只是一种对我国运动员获得金牌的肯定与赞颂，但在被网友与伊藤美诚表情包等结合起来使用时，却已体现出了“对位”甚至“悖反”的情绪与态度。借助这种手法恶搞、戏谑舆论议题，再使用激进而夸张的文字与图片制造对立与冲突，刺激受众的情感发泄，导致群体非理性的情感偏向乃至情绪极化，加剧了负能量的传播，同时不断解构理性的主流话语表达体系。
（三）“网络民粹主义思想”下的立场对立
非理性狂欢的群体在情绪极化后极易形成“网络民粹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观点借助互联网拓展、延伸和异变，仍具有反精英、反权威、推崇民粹、非理性甚至暴力等基本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想”的实质是一种底层公众依附网络场域，以异质话语抢占舆论空间，与主流话语竞相博弈。它不单单是民众负面情感与非理性情绪的集中发泄，甚至想裹挟群体意见、网络民意，去影响官方观点的阐释。 “吴京表情包”的生成与传播初期，网友只想传达为我国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的赞赏观点与情绪，却逐渐在不同网民群体的加入过程中演变为一种非理性的情绪传播。群体“网络民粹主义思想”萌生后，发生了进一步的异变，他们将中国运动员与日本运动员之间的体育竞争关系，建构成了一种基于中日历史渊源的“立场对立”。其中纵然有裁判判罚有失偏颇、日本选手为了鼓舞士气采用的情绪挑衅手段等现实因素，但网民群体将其话语解构为一种对抗式甚至仇恨式的完全性立场对立。此时对方球员所有的行为在其眼中都已变得不正当，我方球员获胜便亮出“吴京表情包”和对方被丑化的表情包图片，甚至还去“考古”曾经与之相关的图片与视频素材，极尽讽刺、挖苦、吐槽之能事。这般基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想”下建构出的立场对立是此次舆论热潮背后最大的潜在风险。
六、结语
表情包的使用与传播虽历时不久，然其经由母本拼贴与二度创作的生产方式，经舆论领袖的传播与群体的二次传播，热度飞速攀升。汤姆·米歇尔（Tom Michell）提出的“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标志着“视觉文化”取代“语言文化”成为人们认知社会表征的新范式。但由于网络传播特征中情绪的传递往往会快于内容的传播，非理性的情绪渲染也时常淹没理性的内容分析。在高度关注潜舆论显化为情绪传播、显舆论易演化为非理性传播的舆论形态新表征的同时，行为舆论趋主流化的转势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和高度重视网络亚文化群体的行为与发声。在公众“戏谑满足”的情绪狂欢后，要防止其出现情绪极化，尤其要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想”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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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佩豪（1996—），男，陕西西安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网络舆论、新媒体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