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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与卑在相遇之前就有了天然的划定。
位于北京海淀区知春路的国家人口计生委人民来访接待室，入口被树丛巧妙遮蔽。在这个路人一不留神就会错过的院落，100多个失去了家中唯一孩子的父母，几乎是以俯叩之姿，从树丫的缝隙间低眉顺眼钻入。
6月5日一早，他们通过网络商议，从各省市联合来京，向国家计生委申请补偿。
“在人生步入中老年的时候，孩子却不幸离开了我们……我们一天天地老去，谁为我们养老送终？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同时也失去了生命的传承，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失去了精神的寄托，失去了最基本的赡养保障。”申请书后，有一千多个失独者的签名。
“失独者”是外界对因各种原因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较多采用的统称。但在这个群体内部，他们多互称“同命人”。
接待室的金色牌匾清楚告知：接待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周六、周日休息。在这个周二上午，计生委没有回音。而可以想见的是，从下午到次日凌晨，上访行动也不会得到任何答复。
父母们在没看到结果前不打算离去。但他们入住的宾馆和所属各地方计生委已经得到通知：前者不得继续接待，后者火速来京领人。
深夜1点，接待室没有关灯，也没有关门。外面多了几辆警车值班。呜咽之声断断续续，飘入北京初夏的夜空。
过不去的坎
生不逢地，死不逢时。
在这个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特国度，已经有上亿的新生儿降临，他们从来没有兄弟姐妹，其中一部分又因天灾人祸，未尝尽人生百味，便先于父母离世。
在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灭顶之灾前，这些父母大多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的经济困难、60年代的“文革”浩劫、70年代的上山下乡、80年代的一胎限制、90年代的分流下岗。在遵照国家政策多年之后，唯一的孩子突然离开，他们发现自己的人生已然从主流中掉队，亦被国家政策所遗弃。
“我们对得起这个国家，你让我们做什么我就做了，结果最后还成了维稳对象。”在上访现场，一位失独妈妈对本刊记者说。
表面上看，没有孩子是失独家庭和普通家庭的唯一不同，但实际却是，没有孩子，两种家庭在任何生活细节上都迥然不同。一个三口之家，失去年纪最小的人口，从此不啻灭门。
独生子女意外伤亡导致计划生育无后家庭的产生。学者王广州等根据计划生育政策历史将无后家庭定义为：“年龄在49岁以上﹑只生育过一个子女﹑现无存活子女”的家庭。
由于没有孩子，计划生育无后家庭也可以称之为计划生育“空巢家庭”。
“孩子是中国父母的希望和保障，所以中国人把儿女看得比天还大。”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说，一旦独生子女家庭失去唯一的孩子，父母的养老送终便是无解之题。“失独甚至引发一种连锁反应，物质不能弥补。夫妻之间会互相埋怨，感情可能就破裂；悲恸摧毁父母身体，家庭可能就瓦解。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因为总有一个风险比例，让他们中的一部分将来成为失独家庭。”
2008年的汶川地震使中国集中出现了一批失独家庭。因为每年都去灾区慰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和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成了老朋友。那场地震让后者成了当地抗震救灾的模范典型，但也让他成了一个失去妻子的丈夫和失去儿子的父亲。
不管何时，于丹去办公室找刘亚春，都是看到他脸上嘻嘻哈哈，但却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有次，于丹无意中瞥见，报纸下搁着一本名叫《父爱》的书。她才发现，几年过去，刘亚春的内心一直没走出来。
“失去父母的孩子可以长大，但失去孩子的父母是怎么都过不去的。”于丹说。
穆光宗曾对辽宁省辽阳市自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的死亡人口数据进行过统计分析。在0-30岁的295名死亡人口中，0-10岁的死亡人口比重为16.27%，0-15岁的为26.44%，18-30岁的高达66.44%。当最后一种情形不幸发生，孩子的母亲通常也过了生育年龄，情非得已，多数人只能放弃再生育。
无论什么原因，一旦再生育失败，失独便成为中年父母们不可逆转的伤痛。他们要么不愿意出门，要么不愿意回家。
“你能想象么，我们除夕一起去洗浴中心过的年。”一位上访的妈妈说，“人家过节，我们躲劫，劫难的劫。哪里没有鞭炮声，我们就去哪里。”
“正常人永远理解不了我们。”不止一个父母表达了这个观点。听起来像是对计生委的无动于衷给出解释，也像是对素昧平生的来访者礼貌地告以非充分信任。
为了逃避有关孩子的一切邻里家常，一些失独父母成为流动人口，他们切断与亲朋的联络，找到一个陌生地方苟活。进养老院、上手术台，他们都找不到儿女为自己签字。部分失独的爸爸抛下失独的妈妈，另辟一段婚姻，只为不让自己无后。
生活没有按下停止键，但按下了静音键。不带商量，不带迂回，孩子就这样走了。所有的喧闹、忙碌、紧张、困顿、压抑、隐忍，连同它们所换回的那种叫天伦之乐的美好，一并消失了。
无果的诉求
上访人员呈秉国家计生委的这份《关于要求给予失独父母国家补偿的申请》共4000字。
他们的诉求是：希望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由政府给失独者提供集中的廉租社区；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失独者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
对于补偿金额，父母们给出了一个供决策部门考虑的计算公式：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年）×（全国平均寿命－孩子成活年龄）÷2。
“这就等于如果孩子还在的话，可以给这个家带来的收入。”一个妈妈对此作了解释。后面除以2，是因为父母要分开计算。因各地收入情况和孩子死亡时间的不同，这个算式的结果，少则30万，多则50万。
他们悉心记下新闻中的数据，在《申请》中进行了自己的演绎。2011年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表示，全国无户籍人员大约13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1%，大部分是因超生未上户口的人员。
“根据这一数据推算，”《申请》中写道，“即使按保守水平每名超生儿须缴2万元计，根据相关法规收取的超生罚款总数就高达2600亿元。将征收的社会抚养费用于补偿失独家庭……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但对这一设想，穆光宗直言可笑。向二胎以上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他首先就反对。“现在还征收社会抚养费本身是错的，有的家庭甚至被征收100多万。用错的事情弥补另一件错的事情，就错上加错。”
一切始于新华社在1980年发表的中国人口发展进程百年预报。按照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2000年中国的人口要过14亿，2050年将达到40亿。
当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达成“争取在20世纪末把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国家发展风险的降低，由家庭发展风险的提高作为代价。
计划生育32年，除了近年刚开始实施的每月100元“特别扶助金”项目，失独家庭得到的政策保护为零。尽管失独问题由来已久，理论上从实行计划生育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伴生，但对计生委而言，它似乎还过于崭新。
一名来自宜昌的母亲向记者出示了当地计生委在2009年《致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家庭朋友的一封信》，对信中措辞，她极为愤慨—您有幸成为首批享受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奖励政策的朋友，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她在“有幸”两个字下画了两条波浪线，在“衷心的祝贺”下打了五个圆点。“难道我只生一个孩子，是为了享受你这份奖励？”
她回忆说，发放扶助金当日，所有失独父母被安排在仪式现场披红挂彩，任人拍照。
多年接触国家计生委，穆光宗感觉官方对失独问题的态度仍“不太明朗”。“他们当下的工作重点还是生育控制，而不是生命关怀。”
两天一夜的等待，最终换来5名父母代表与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的一次不公开座谈。计生委承诺，三四个月内，研究出一个“制度框架”。随后，全部上访人员在6月6日夜晚被其户口所在地政府人员成功领返。
没有人从这里带走任何实质性政策答复，更没有人有机会递交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对国家计生委行政不作为事实进行处罚”的诉状。
父母们唯一能做的，是又一次弯着脊背，从院门外的树丫间钻出。
自救之困
眼下，媒体报道中广为流传的数据是“我国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者家庭，全国超过百万”。但在学界，从未有过一次对这一群体数量的科学计算。而国家计生委，在本文截稿前，亦未对我们包含这一问题在内的采访提纲给予答复。
“数据很难获得，大致的计算有上百万。”穆光宗说，“但这个数字很保守很保守，而且还在累加的过程中。除非老人去世，家庭解体，不然失独者会越来越多。”
23岁的白露是北京房山人，去年12月，她的母亲因病离世。为排解哀思，白露用自己的QQ专门建了个群，让素未谋面但都失去了一位或两位双亲的孩子互相慰藉。当看了失独者的相关报道，把自己加进了一个失独QQ群后，她的脑中出现了一个闪念：若把这两个群结合，按照地域就近重组新的家庭，让孩子有新的父母，父母有新的孩子，岂不善莫大焉？
设想很快在两个群中同时发出，但不料在失独者的群里，她遭遇了排斥。“小孩子的梦话。”有人回复说。
“可能还是怕受伤，怕被骗。”白露分析，“失独家庭已经再经不起任何波折。”
在发现白露不是失独者后，群里的父母要求她立即退群。
现任《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的杨晓升在10年前采访了多个失独家庭，写出长篇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里面第一个案例，便有类似的情节出现。
因为一场车祸，北京的张立军夫妇在1999年失去了17岁的独生女儿。两年后，他们在一家饭馆发现了一名和女儿外形酷似的女服务员。听二老含泪讲出悲伤，女孩说，要不，我给您俩当孩子？
像一切出现重大转机的故事那样，张家再尝人间甘霖。夫妇俩对女孩百般呵护，衣食住行的规格与女儿生前等量齐观。女孩也感受到了来京之后从未有过的温暖，爹前妈后叫得亲切。
不过，张立军的妻子完全将这个女孩看成了女儿的再生，其一举一动都要被她拿来与女儿对比。女孩毕竟生长在农村，书也只读到初中，妻子越比，越觉得女孩哪方面都不如女儿。
夫妻为此矛盾频生，女孩都看在眼里。终于有天，她出门前给夫妇俩留下一封信，然后再也没回到这个家。
11年前的这场真实的民间失独自救，最终以失败收场。对传统的、遭遇了精神重创的中国父母而言，通过领养等方法重组家庭时所面对的困境，可能并不亚于消极的固步自封。
至今，杨晓升这部报告文学的单行本也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发行。在国家计生委的干预下，已经印刷完毕的新书被迫封存。“计生委提出，这跟他们的宣传口径相左，但中宣部把这本书调来看过，没觉得有任何问题。”杨晓升说。
他在这本书的采访札记中感慨：“从力学原理上讲，三线三点所构成的几何结构由于三点的互相支撑成为一种最稳固最稳定的结构。但在我看来，这也是最脆弱最不牢固的结构，因为一旦失去其中一点，这个结构的稳定性便不复存在。”
如这场无疾而终的发行一样，两天的北京上访，就像一场被迅速抹平的意外。回到各自家乡，父母们又开始了空洞、失真、缺乏时间感的生活。
有父母坚持把孩子的骨灰放在家中，但同时，他们又须小心翼翼，避免睹物思人，让情绪被某个机关再次触动。
“残疾人、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有政策照顾，就是不照顾我们。其实我们才是真正的空巢老人啊。”一个父亲说完，脸上出现稍纵即逝的微笑。他们普遍不愿意公开姓名，微笑就如临场抓来的掩体，好盖住漫过他们心头的愤恨和尴尬。
穆光宗从这样的故事里看到了国家安全危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不是一个人口强国。”他说，“因为我们的人口结构非常脆弱，独生子女兵比例很高，国防人力资源后继无人。想一想，到2050年中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老年人口的话，那谁都敢欺负你。”
（应采访对象要求，白露为化名。）
位于北京海淀区知春路的国家人口计生委人民来访接待室，入口被树丛巧妙遮蔽。在这个路人一不留神就会错过的院落，100多个失去了家中唯一孩子的父母，几乎是以俯叩之姿，从树丫的缝隙间低眉顺眼钻入。
6月5日一早，他们通过网络商议，从各省市联合来京，向国家计生委申请补偿。
“在人生步入中老年的时候，孩子却不幸离开了我们……我们一天天地老去，谁为我们养老送终？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同时也失去了生命的传承，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失去了精神的寄托，失去了最基本的赡养保障。”申请书后，有一千多个失独者的签名。
“失独者”是外界对因各种原因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较多采用的统称。但在这个群体内部，他们多互称“同命人”。
接待室的金色牌匾清楚告知：接待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周六、周日休息。在这个周二上午，计生委没有回音。而可以想见的是，从下午到次日凌晨，上访行动也不会得到任何答复。
父母们在没看到结果前不打算离去。但他们入住的宾馆和所属各地方计生委已经得到通知：前者不得继续接待，后者火速来京领人。
深夜1点，接待室没有关灯，也没有关门。外面多了几辆警车值班。呜咽之声断断续续，飘入北京初夏的夜空。
过不去的坎
生不逢地，死不逢时。
在这个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特国度，已经有上亿的新生儿降临，他们从来没有兄弟姐妹，其中一部分又因天灾人祸，未尝尽人生百味，便先于父母离世。
在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灭顶之灾前，这些父母大多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的经济困难、60年代的“文革”浩劫、70年代的上山下乡、80年代的一胎限制、90年代的分流下岗。在遵照国家政策多年之后，唯一的孩子突然离开，他们发现自己的人生已然从主流中掉队，亦被国家政策所遗弃。
“我们对得起这个国家，你让我们做什么我就做了，结果最后还成了维稳对象。”在上访现场，一位失独妈妈对本刊记者说。
表面上看，没有孩子是失独家庭和普通家庭的唯一不同，但实际却是，没有孩子，两种家庭在任何生活细节上都迥然不同。一个三口之家，失去年纪最小的人口，从此不啻灭门。
独生子女意外伤亡导致计划生育无后家庭的产生。学者王广州等根据计划生育政策历史将无后家庭定义为：“年龄在49岁以上﹑只生育过一个子女﹑现无存活子女”的家庭。
由于没有孩子，计划生育无后家庭也可以称之为计划生育“空巢家庭”。
“孩子是中国父母的希望和保障，所以中国人把儿女看得比天还大。”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说，一旦独生子女家庭失去唯一的孩子，父母的养老送终便是无解之题。“失独甚至引发一种连锁反应，物质不能弥补。夫妻之间会互相埋怨，感情可能就破裂；悲恸摧毁父母身体，家庭可能就瓦解。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因为总有一个风险比例，让他们中的一部分将来成为失独家庭。”
2008年的汶川地震使中国集中出现了一批失独家庭。因为每年都去灾区慰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和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成了老朋友。那场地震让后者成了当地抗震救灾的模范典型，但也让他成了一个失去妻子的丈夫和失去儿子的父亲。
不管何时，于丹去办公室找刘亚春，都是看到他脸上嘻嘻哈哈，但却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有次，于丹无意中瞥见，报纸下搁着一本名叫《父爱》的书。她才发现，几年过去，刘亚春的内心一直没走出来。
“失去父母的孩子可以长大，但失去孩子的父母是怎么都过不去的。”于丹说。
穆光宗曾对辽宁省辽阳市自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的死亡人口数据进行过统计分析。在0-30岁的295名死亡人口中，0-10岁的死亡人口比重为16.27%，0-15岁的为26.44%，18-30岁的高达66.44%。当最后一种情形不幸发生，孩子的母亲通常也过了生育年龄，情非得已，多数人只能放弃再生育。
无论什么原因，一旦再生育失败，失独便成为中年父母们不可逆转的伤痛。他们要么不愿意出门，要么不愿意回家。
“你能想象么，我们除夕一起去洗浴中心过的年。”一位上访的妈妈说，“人家过节，我们躲劫，劫难的劫。哪里没有鞭炮声，我们就去哪里。”
“正常人永远理解不了我们。”不止一个父母表达了这个观点。听起来像是对计生委的无动于衷给出解释，也像是对素昧平生的来访者礼貌地告以非充分信任。
为了逃避有关孩子的一切邻里家常，一些失独父母成为流动人口，他们切断与亲朋的联络，找到一个陌生地方苟活。进养老院、上手术台，他们都找不到儿女为自己签字。部分失独的爸爸抛下失独的妈妈，另辟一段婚姻，只为不让自己无后。
生活没有按下停止键，但按下了静音键。不带商量，不带迂回，孩子就这样走了。所有的喧闹、忙碌、紧张、困顿、压抑、隐忍，连同它们所换回的那种叫天伦之乐的美好，一并消失了。
无果的诉求
上访人员呈秉国家计生委的这份《关于要求给予失独父母国家补偿的申请》共4000字。
他们的诉求是：希望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由政府给失独者提供集中的廉租社区；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失独者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
对于补偿金额，父母们给出了一个供决策部门考虑的计算公式：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年）×（全国平均寿命－孩子成活年龄）÷2。
“这就等于如果孩子还在的话，可以给这个家带来的收入。”一个妈妈对此作了解释。后面除以2，是因为父母要分开计算。因各地收入情况和孩子死亡时间的不同，这个算式的结果，少则30万，多则50万。
他们悉心记下新闻中的数据，在《申请》中进行了自己的演绎。2011年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表示，全国无户籍人员大约13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1%，大部分是因超生未上户口的人员。
“根据这一数据推算，”《申请》中写道，“即使按保守水平每名超生儿须缴2万元计，根据相关法规收取的超生罚款总数就高达2600亿元。将征收的社会抚养费用于补偿失独家庭……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但对这一设想，穆光宗直言可笑。向二胎以上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他首先就反对。“现在还征收社会抚养费本身是错的，有的家庭甚至被征收100多万。用错的事情弥补另一件错的事情，就错上加错。”
一切始于新华社在1980年发表的中国人口发展进程百年预报。按照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2000年中国的人口要过14亿，2050年将达到40亿。
当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达成“争取在20世纪末把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国家发展风险的降低，由家庭发展风险的提高作为代价。
计划生育32年，除了近年刚开始实施的每月100元“特别扶助金”项目，失独家庭得到的政策保护为零。尽管失独问题由来已久，理论上从实行计划生育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伴生，但对计生委而言，它似乎还过于崭新。
一名来自宜昌的母亲向记者出示了当地计生委在2009年《致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家庭朋友的一封信》，对信中措辞，她极为愤慨—您有幸成为首批享受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奖励政策的朋友，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她在“有幸”两个字下画了两条波浪线，在“衷心的祝贺”下打了五个圆点。“难道我只生一个孩子，是为了享受你这份奖励？”
她回忆说，发放扶助金当日，所有失独父母被安排在仪式现场披红挂彩，任人拍照。
多年接触国家计生委，穆光宗感觉官方对失独问题的态度仍“不太明朗”。“他们当下的工作重点还是生育控制，而不是生命关怀。”
两天一夜的等待，最终换来5名父母代表与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的一次不公开座谈。计生委承诺，三四个月内，研究出一个“制度框架”。随后，全部上访人员在6月6日夜晚被其户口所在地政府人员成功领返。
没有人从这里带走任何实质性政策答复，更没有人有机会递交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对国家计生委行政不作为事实进行处罚”的诉状。
父母们唯一能做的，是又一次弯着脊背，从院门外的树丫间钻出。
自救之困
眼下，媒体报道中广为流传的数据是“我国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者家庭，全国超过百万”。但在学界，从未有过一次对这一群体数量的科学计算。而国家计生委，在本文截稿前，亦未对我们包含这一问题在内的采访提纲给予答复。
“数据很难获得，大致的计算有上百万。”穆光宗说，“但这个数字很保守很保守，而且还在累加的过程中。除非老人去世，家庭解体，不然失独者会越来越多。”
23岁的白露是北京房山人，去年12月，她的母亲因病离世。为排解哀思，白露用自己的QQ专门建了个群，让素未谋面但都失去了一位或两位双亲的孩子互相慰藉。当看了失独者的相关报道，把自己加进了一个失独QQ群后，她的脑中出现了一个闪念：若把这两个群结合，按照地域就近重组新的家庭，让孩子有新的父母，父母有新的孩子，岂不善莫大焉？
设想很快在两个群中同时发出，但不料在失独者的群里，她遭遇了排斥。“小孩子的梦话。”有人回复说。
“可能还是怕受伤，怕被骗。”白露分析，“失独家庭已经再经不起任何波折。”
在发现白露不是失独者后，群里的父母要求她立即退群。
现任《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的杨晓升在10年前采访了多个失独家庭，写出长篇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里面第一个案例，便有类似的情节出现。
因为一场车祸，北京的张立军夫妇在1999年失去了17岁的独生女儿。两年后，他们在一家饭馆发现了一名和女儿外形酷似的女服务员。听二老含泪讲出悲伤，女孩说，要不，我给您俩当孩子？
像一切出现重大转机的故事那样，张家再尝人间甘霖。夫妇俩对女孩百般呵护，衣食住行的规格与女儿生前等量齐观。女孩也感受到了来京之后从未有过的温暖，爹前妈后叫得亲切。
不过，张立军的妻子完全将这个女孩看成了女儿的再生，其一举一动都要被她拿来与女儿对比。女孩毕竟生长在农村，书也只读到初中，妻子越比，越觉得女孩哪方面都不如女儿。
夫妻为此矛盾频生，女孩都看在眼里。终于有天，她出门前给夫妇俩留下一封信，然后再也没回到这个家。
11年前的这场真实的民间失独自救，最终以失败收场。对传统的、遭遇了精神重创的中国父母而言，通过领养等方法重组家庭时所面对的困境，可能并不亚于消极的固步自封。
至今，杨晓升这部报告文学的单行本也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发行。在国家计生委的干预下，已经印刷完毕的新书被迫封存。“计生委提出，这跟他们的宣传口径相左，但中宣部把这本书调来看过，没觉得有任何问题。”杨晓升说。
他在这本书的采访札记中感慨：“从力学原理上讲，三线三点所构成的几何结构由于三点的互相支撑成为一种最稳固最稳定的结构。但在我看来，这也是最脆弱最不牢固的结构，因为一旦失去其中一点，这个结构的稳定性便不复存在。”
如这场无疾而终的发行一样，两天的北京上访，就像一场被迅速抹平的意外。回到各自家乡，父母们又开始了空洞、失真、缺乏时间感的生活。
有父母坚持把孩子的骨灰放在家中，但同时，他们又须小心翼翼，避免睹物思人，让情绪被某个机关再次触动。
“残疾人、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有政策照顾，就是不照顾我们。其实我们才是真正的空巢老人啊。”一个父亲说完，脸上出现稍纵即逝的微笑。他们普遍不愿意公开姓名，微笑就如临场抓来的掩体，好盖住漫过他们心头的愤恨和尴尬。
穆光宗从这样的故事里看到了国家安全危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不是一个人口强国。”他说，“因为我们的人口结构非常脆弱，独生子女兵比例很高，国防人力资源后继无人。想一想，到2050年中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老年人口的话，那谁都敢欺负你。”
（应采访对象要求，白露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