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时候，母亲说过，家宅是父母结婚后，不到半年，从外族家买的。用了五块银元，另加一袋小米。当时宅院很是破败，院子空旷，花木皆无，已数年没人住居。时日，还有一段插曲：那是1948年的春天，房子成交时，房主突然变卦了。说是，约定五块大洋的价格有点低，需再加些钱。按照母亲的意思，索性就不买了。并生气地说：“办事不守信诺，活头的。日后，说不定还会生出啥事来。”
　　父亲不以为然：“房子要卖，主人不舍，有情可原。都是忠厚人家，不要胡乱猜忌。办事别顶牛，退一步，让三分，不就事成吗？”
　　那袋小米，是老宅成交时，父亲追加给的。
　　当时，宅子地处村庄的东北角，孤寂偏僻，独门独户。西墙外是蓖麻园，东面是庄稼地，屋后是埠岭，一片树林子。院子前面是个不大的湾塘，冬春时常干枯，夏秋有水，夜里蛙声不断。宅院外面没有邻舍，院里也没栽树。野鸡、野兔、黄鼠狼，还有獾，有时跑进院内，看见人乱窜。夜里，墙外树上的猫头鹰，时而“噜噜哈”似哭号，时而，“哈哈噜”似大笑，仿若鬼魂。吓得母亲，忙用被子蒙起头来，出一身大汗。母亲总是抱怨宅子四周太过荒凉。
　　“其实，这宅院也不错，很寂静，环境也好。院里荒芜，我整修几年就好了，将来，保你满意。”父亲时常安慰母亲。
　　堂屋先后整修过两次。先是更新了一下墙皮，把原来被烟火熏黑的泥墙面除掉，再用黄泥和白灰一先一后，用泥板薄薄地“泥”在墙上。黄泥里掺着麦穰，白灰里掺着麻刀。后来，草顶泥地，换成了瓦顶、砖铺地。瓦是红瓦，砖是青砖，一家人欢喜了一阵子。
　　然而，父亲最看重的，还是院落里栽树与养花。院内的银杏、杜仲、柿树，都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父亲栽植的，各自有着不同的来处。
　　一雄一雌的银杏树，是父亲托朋友从江苏盐城邮寄过来的。当时有方桌高，筷子粗，光路上就“走”了十多天，父亲视其珍宝。父亲常说，江苏的朋友姓陈，是当年参加淮河工程时认识的，是个文化人，很有才气，人品也好，能写文章，出过书。父亲和他有书信来往，我见过照片，眼大，很帅气，有点瘦弱，戴着眼镜。“文革”之后，失去了联系。虽说父亲几经打听，却一直没有下落。
　　杜仲树是父亲去青岛办事，在海边偶然发现的。路旁有棵腰粗的杜仲树，离树不远的石缝里，长着一棵一拃高的小苗。适值秋末，树苗头顶，仅剩下两片发黄的叶子。海风一吹，叶片摇摇欲坠，可怜巴巴的样子，幸亏过往行人脚下留情。父亲小心翼翼地用水果刀抠出来，用手托回宾馆，在刷牙的杯子里装上土，栽养着。回到家，又换成花盆，冬天放到屋里的窗台上。过了三两年，就从花盆定植到天井了。
　　柿树是50里外山里的一家亲戚给的，是父亲的老姑送来的，我应叫姑姥姥。她说，柿树不招虫，秋后，霜一打，柿黄叶红，很好看。既遮荫，又结果。做成柿饼吃，性甘柔软，健脾涩肠。送来时，大拇指粗细，一人高。
　　历经父亲二十年的经营，庭院已树冠相接，枝叶互衔，四季花香。母亲也不再为宅院数落父亲了。
　　盛夏，坐在树下的母亲，怀里揽着我。虽是手里拿着芭蕉蒲扇，却根本不用，脸上露出一片惬意。秋后，柿子渐黄，黑白相间的喜鹊，点头翘尾地“喳喳”叫着，也来啄食果肉。这时的母亲，牵着我的双手，看着我的脸，拉着长声，笑着说：“花喜鹊，尾巴长，去了他乡忘了娘……”
　　父亲小时候读过私塾，当过国民党兵，在团部做过两年秘书，打过鬼子，解放战争初期就弃武回乡务农了。不知为啥，他从来不提这段军旅历史。只是说，当兵养成了清晨早起的习惯。父亲起床后，总是在院里先锻炼一阵身体，再拿起扫帚扫天井，把家什摆整齐。有时，扫完后，还花花搭搭洒上脸盆清水。然后，再逐盆花浇水、施肥、修剪，继续摆弄着院内的花草。傍晚下地回来，先摘几朵干枯的桂花，再捏一把红茶，一同放入茶壶。偶尔，也放一勺红糖，在石桌旁喝起茶来。他告诉我，这种喝茶法温中散寒，暖胃止疼。有时，也给我讲个故事，其中“光棍祭灶”笑话，给我印象最深。
　　先前，乡里有个光棍，整日偷鸡摸狗好吃懒做，自然穷困潦倒。腊月二十三祭灶之时，面对家徒四壁的窘况，沮丧至致，站立灶堂，朝着灶台上的“灶王爷”口出狂言：“没有香，没有纸，也没糖瓜粘你嘴，你要上天胡咧咧，回来我就折断你的腿。”奇巧的是，光棍当晚又翻墙入院行窃，不料跌断了腿。
　　后来，我上初中，石桌旁，我和父亲还争论过这则笑话。我说：“光棍好吃懒做，不干正事，固然可恨，但他不迷信。邻里乡亲虽说可敬，但却封建迷信。”
　　父亲却说：“你误解笑话了，光棍所为，是一种无德无知者的无畏，是一种可怕的无法无天。天道酬善，为人一生，面对天地的神灵和自己的良心，要始终有一种‘敬畏’之心。‘祭灶’不是迷信，是先人教化后人‘从善弃恶’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是一种对过往日子的反省，是一种民俗文化，和儒家思想‘慎独’的用意是一样的。这个笑话，你要铭记，其中真谛慢慢体悟。”
　　有时，父亲似乎有些多情善感，甚至是“怪异”。花丛中，他仰望着银杏、杜仲、柿树发呆，良久，一言不发。脸上的表情像凝固似的。突然，脸上掠过一丝微笑，若有所思。心里想些什么，我也不知道。
　　院里的蛛网，从树上结网到花盆的枝叶，夏秋季节，东拉西扯的。有时走路碍事，他也不让抹掉。总是说：“蜘蛛是益虫，安个家不容易！低低头，绕开走就行。”
　　父亲喜欢喝茶时，放些桂花。却从不采鲜嫩的，而是摘干枯的。虽说，鲜花味浓。他的理由是：“小小桂花，花开至花谢，仅五六天的时间。早摘，戕杀生命，夭折花香，于心不忍！”
　　中秋刚过，秋分前后，正是庭院最美的时候，也是父亲最喜欢的季节。丹桂、金桂、银桂相继花开。米兰也不歇息，金黄一片。满院馨香浓郁，墙外路过的行人老远就能闻着。夜幕降临，鸟雀不再吵闹。树上挂起照明的“保险灯”，招来的飞蛾绕着灯转。风吹灯摆，橘黄、朦胧、晃动的灯影里，一家四口，围着石桌吃饭拉呱。 　　“前街张家的婆媳又吵架了。说是，兄弟俩分家没分平，就为一个铁锅。”
　　“哎！也不能把铁锅砸碎，一家一半啊！真是难为老人！”
　　“后街的油坊，让人看了一下风水。正要改门，墙倒，砸折了腿。”
　　“无事生非啊！可怜！可恨！”
　　在乡下，这样的故事满街飞，母亲和父亲一说一答。从街头巷尾的道听途说，评说着人世间的是非冷暖。我和哥哥，仔细地听着，辨识着为人处世的道理。月亮渐渐爬高，庭院里，月光如水，花香暗浮，秋虫戏鸣，闲净一片。宅前的塘湾里，不时传来青蛙的三两声鸣叫。
　　故事很多，庭院很美。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随着哥哥的婚事与侄女的降临，庭院的境况渐自改变了。
　　二
　　哥哥是自由恋爱的，嫂子是本村的，开始两家父母都很支持。就在准备登记结婚的时候，一天傍晚，哥哥低拉着头回到家，一脸愁相。第二天，我的父母才知道，嫂子的父亲有要求：先盖新房，再结婚。那个年代的农村，盖屋无疑是一辈子的大事。盖房结婚一起来，就更不容易了。一般人家要准备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行。这下，我的父母真犯难了。
　　就在全家纠结之时。一天，村干部突然领着两个陌生人来到我家，一人稍胖偏矮，一人稍瘦偏高，戴眼镜。说是，县里打听到，我家有几棵稀有树种。过来看看，协商一下价格。县里要建大型广场，等着栽。
　　“价格合适就卖，俺家正等钱使哪！”母亲是爽快人，看上去很高兴。
　　父亲瞪了母亲一眼，回头望着树没说话。
　　“这样吧！四棵树，县里都要，一共5000元。你们再合算一下，过一两天，我们再来。”
　　来人逐树审核了一下，最后说。
　　“保证能挪活。想树了，到广场看看就是。”
　　那个戴眼镜的县里人，自称是园林花卉的专家。他肯定是看出，父亲不舍的样子。
　　来人一走，村里就传开了：“桂花家发大财了，四棵树，5000元，盖屋结婚足够。”
　　母亲非常欢喜，笑着问父亲：“树怎么这么贵呢？真是老天帮忙啊！你咋不说话呢？”
　　父亲坐在石桌旁，一会看看树，一会低下头。突然，断断续续地说：“为了孩子，老伴啊，咱俩的老窝，怕是没景了。江苏老陈啊，我的老姑啊，对不起你们了……哎！”
　　母亲望着父亲，愈加不解：“卖树、盖屋、结婚都是喜事，你咋这样垂头丧气呢？”
　　第二天傍晚，村干部捎话来：明天县里准备来吊车挪树了。
　　这一夜，父亲独自呆在院里，一夜未进屋。晚饭也没吃，坐着板凳，背倚着杜仲树，两眼直勾勾地仰望着银杏和柿树，始终没说话。后半夜，起风了，天凉了，母亲给他披上了马褂子。月落枝头，犹如明晃晃的镰刀，在树梢间晃来晃去。东方破晓，父亲却出人意料地跑进屋里，对母亲说：“我想通了，权当把树当闺女嫁出去。广场也不远，多去看看就是。咱‘嫁’树、盖屋、娶媳妇，三喜临门。”
　　母亲惊喜不已，一个劲地点头，不住地说：“是啊！是啊！是啊！……”
　　这一夜，很难说，父亲到底想了些什么。也许，他想起，当年自己植树的经历，细数着院内树木的故事，睹树思人，感怀万千；也许，心头不断地重复着“卖树——盖屋——结婚”，企图破解眼下这一纠结，却又无法挣脱出去。心中喟叹：“哎！穷谱难打啊！”也许，他想着，没树的日子，院子到底是啥样？心情会如何糟糕？也许，挪到广场后的树，能枝繁叶茂，过来纳凉的人很多。兴许有人会问，这是谁家的树？真好啊！也许 ……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最后，父亲在树下顿悟了：树成了他的“闺女”，要出嫁了，虽不舍，也要高兴。要不，亲家笑话咱啊！思维真是奇妙，一个顿悟，使得看似山穷水尽的窘困，瞬时变得豁然开朗，柳暗花明。
　　第二天，院里的树，顺利地“嫁”走了。那个戴眼镜的县里人，临走时，拍着父亲的肩膀说：“老人家，保证能挪活，我一定替你管护好，常去看看树啊！”
　　父亲握着他的手，眼里噙着泪花，生硬地说了声：“谢谢！拜托—-你了。”
　　树没了，初夏的阳光，毫无遮拦地照射下来，很是耀眼。院子显得明亮、空阔了许多。
　　后来，哥哥盖屋、结婚，我就上高中了。父亲隔三差五去广场看树。有时，回来一脸的沮丧。再后来，听说，那四棵树都没挪活，全成了干柴。枯树沧然，广场直立，直插蓝天，好生心寒。初冬的季节，有人看见父亲，一连几天，来到广场，从早到晚，呆呆地坐在树下。
　　此后，好长时间，父亲变得少言寡语。偶尔，也坐在石桌旁，独自喝茶，一脸木然。
　　三
　　过了两年，父亲心境渐自平息下来，脸上也有了笑容，又回到了从前的状态。盘算着，再讨扯树苗，在原来的树坑处栽树。院落里，石桌旁，父亲继续喝茶、摆弄他的爱花。
　　就在这年秋天，侄女降生了。侄女的出生，全家人自然很是欢喜。自从侄女满月那天，村南头那个叫“老九家”的女人来过我家一趟。母亲的表情就不对劲了，好像有什么不祥之兆似的。整日和父亲“叽叽咕咕”。父亲却说：“鬼话，别胡折腾。”
　　这个叫“老九家”的女人，少年的我也知道些底细：她是苦命人，早年是被人贩子拐卖过来的。她自己说过，当时是民国年间，差不多两三岁吧，只记得被人哄着去看戏，有戏楼，有电梯，然后上了车，就回不到家了，不敢哭，哭挨打。所以，没有娘家，没有姓，没有名，没有岁数，也没有生日。听口音，村里人推测，她可能是上海一带的。人贩先是把她卖给邻村一家做羊皮生意的，做了童养媳，没生儿女，不幸男人中年夭折。后来，她又改嫁到我村瘸子老九，也没生儿育女，人们就习惯叫她“老九家”。老九做修鞋生意，她则说媒下神看风水，虽说没有多少人信她。但是，谁家要是有喜白公事之类，她总是不请自到，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不信者，给点小礼品，打发她走；半信半疑者，或笃信者，自然任由她摆布。
　　原来，侄女满月那天，“老九家”到我家，悄悄和母亲说：“花招女，树犯阴，养花人家多生闺女，树大犯阴，家族不旺”。 　　显然是说，嫂子养闺女与父亲养花有关，要想生个男孩，人丁兴旺，家中的花木都不能要了。爱花如爱子，视树如手足的父亲，自然不以为然。母亲却被“老九家”吓坏了，信奉“宁愿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古训，商量父亲如何处置这些花。
　　开始，父亲态度很坚决，不信这套谬论，俩人执拗了好长时间。春节过后，高考临近我就住校了，家里的一切我就知道的少了。那些不愉快的事，家人也不告诉我，怕我考试分心。高考结束回到家中，我惊呆了，满院子盆栽花木都不见了。窗下的腊梅，也不知去向。天井里，父亲苦笑着告诉我：“我妥协了，违心了，人比花重要，家庭和睦要紧，送人的送人，扔掉的扔掉，花的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我清晰记得，当时父亲的笑脸是惨淡的。可能，他怕我伤心生气，才勉强一笑的。母亲忙从屋里小跑出来，接过书包，拍着我的肩膀说：“闺女，这事都怪我，咱也是朝好处想啊！”
　　这是母亲第一次叫我闺女，没叫我桂花。父亲瞟了母亲一眼。我也没说什么，我知道，木已成舟，我一个闺女孩子能说啥呢？
　　时至今日，我实在不明白，“老九家”一句谎言，为啥有如此法力。我实在无法理解，在世俗变故的是非较量中，奈何退却落败的是真善美，性情好人却徒留惆怅。我实在无法接受，明辨是非爱花如命的父亲，是如何改变初衷，硬生生舍弃了那些，多年朝夕相处的爱花。或许，他把忍让和包容当作了大爱。
　　树没了，花也没了。花香没了，鸟鸣也没了。唯有院子中间的石桌，依然蹲守着，突兀其间，孤独落寂。
　　夏末秋初，就在我接到大学入学通知书的头天下午，天气异常阴沉。我从外边回家，眼前的一幕，让我流下了眼泪，至今心疼不已：父亲端坐在石桌边，没有茶壶，两眼微闭，正专注地拉着二胡，声音轻重有变，忽强忽弱，悲愤辛酸，凄切哀怨。细听便知，这是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走近一看，父亲的嘴角微微颤动，两行眼泪顺颊而下。我的心不禁一颤，泪水夺眶而出，双手向前擦拭父亲的泪水，忙说：“您怎么啦？爸爸！”
　　父亲如梦初醒，叹了声：“唉！”。
　　是啊，我不知道，父亲是沉浸在《二泉映月》的悲凉中？还是在叹息瞎子阿炳的苦难身世？还是在痛惜失去的树木花草？还是在感慨世事沧桑？还是在追悔自己——为了家庭的和睦，一味迁就家人，而徒生伤感，空叹无奈？还是……
　　也许都是，也许还有难言之处。
　　父亲是1995年离世的。随后，母亲就跟着哥嫂一起住，故居就成了空宅。院落里，荒草疯长，没过石桌。2000年农村改造，拆屋造楼，伴随着推土机和铲车焦躁的“轰鸣”声，房屋坍塌，砖瓦碾碎，尘土飞扬，故居没有了，宅院从此不见了。
　　现在，惟一残存的，是推土机下哥哥抢拾了一块铺就过道的大青砖。上面刻有棋盘，还有模糊的龙凤图案。究竟棋盘是谁刻的，是父亲，还是前人，还是别人，就不得而知了。前几年，有位“鉴宝”专家看过，说是古砖稀罕，实属宝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