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超八毫米摄影机找到自己

　　到了艺专后，我才真正面对另一种人生的开始。原来人生不是千篇一律地读书与升学，我从小到大所信守的方式并非唯一，其实每天可以不一样，我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很过瘾。

　　可是爸爸看了很伤心，因为环境实在很差，我又是他最宠爱的儿子。那时艺专的校舍很简陋，爸爸第一次送我到学校时，一看伙食及宿舍，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因为老鼠正沿着柱子跑上跑下，一间小房间里摆了七个床位、两张桌子……听说他回家后大哭了一场。现在那些宿舍都改建成宏伟的校舍了。
　　父子俩独处时，爸爸问我：“要不要重考？”
　　我说：“我觉得我是属于这方面的！”
　　爸爸决定支持我，他说：“不要再重考了，不过我有个条件，毕业后留学。”
　　当时大家心情都很矛盾，我不忍心看爸妈难过，他们也认为我很不甘心，觉得我应该考上更好的学校。
　　但是我在舞台上找到真正的自己，充满自信的喜悦，不再六神无主地过日子。
　　艺专时期，除了在舞台上找到自我归属感外，对电影也有了另一层的体会。
　　打从在娘胎起，我就和电影结缘。妈妈怀我时，最难抗拒的两个嗜好就是看电影及啃甘蔗。在我还不会走路时，她就推着婴儿车带我进电影院了。那个年代，电影是最佳娱乐。从童年到求学期间，我看了不少电影，每当心情低潮时，电影院就成了我的避风港。看电影时，每逢感人之处我便会掉泪，所以经常是两眼红肿地走出戏院，可能这也影响我日后拍电影的品位及要求，希望能拍出感动人心的电影。
　　记得有一次跟妈妈去看电影，我好奇地问道：“为什么我们老看西片？”
　　妈妈说：“西片好看啊，等你长大，看看能不能拍更好的华语片。”
　　不过小时候看电影仅只是娱乐，也没多想，更没想到电影还能启发其他的想象，直到进艺专之后，我对电影的想法才有所改观。
　　艺专时，看了本翻译的《超级巨星》，才知道电影导演是超级巨星，对作者论慢慢有了点认识。迈克·尼科尔斯执导的《毕业生》是我的启蒙电影，一年级时看了这部描写人生没有游戏规则的片子，第一次让我有了触电之感，影片里达斯汀·霍夫曼不按牌理出牌的调调，以及电影中冲撞社会制约的主题，与我当时的心境有所共鸣。
　　到美国后我又重看了几遍，对《毕业生》还是喜欢，不过是另一种对社会讽刺剧的喜欢了，因为我对这个社会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我永远记得它当初带给我那种触电的感觉。
　　那时在艺专，学校拍不起电影，只在毕业前让所有技术组的同用一下十六毫米摄影机，我不是技术组的，一直没碰过电影摄影机。二年级时，我看到有人在拍超八毫米影片，一个香港同学说可以帮我从香港带机器进来，我就跟父亲要了钱去买。这是除了书以外，父亲送给我唯一跟电影有关的礼物。我把它当宝贝，用这台摄影机拍了一部十八分钟的黑白短片《星期六下午的懒散》，灵感来自余光中的短篇小说《焚鹤人》，叙述一位画家写生时看到白鹭鸶在天空自在地飞翔，就想做一只如鹭鸶的风筝，结果风筝飞了几次，都飞不起来。在这部剧情默片里，我想表达艺术家面临理想与现实落差的挫折与挣扎，我当时也有这种心情，对电影既充满向往又不明所以。
　　为了拍摄该片，我和朋友赶工了几天，用竹枝和宣纸完成了戏中所需的鹤形风筝，没想到试飞时，不小心摔断了鹤脖子;隔年四月，我又重做道具，才完成片子。后来这部短片还帮我申请进入了纽约大学电影系。
　　拍片时我从摄影机的观景窗望出去，我就知道我应该有天分，因为那个世界跟我平常经验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我可以只选择有意思的东西，在那个世界里，我可以尽情挥洒，并让梦想显影，留下。不过那时候舞台做得多，我对两个都有兴趣。
　　在艺专，影响我最大的就是教授“电影导演”的王大川老师，我三年级时他去世了。我追随他，因为他学问好，阅历丰富，我很崇拜他。
　　王老师是位蒙古王子，以前很有钱有势，据他说，“光是统辖的国土，就比台湾大二十倍”。二十八岁当上将军，至俄国、美国求学，都有秘书、随从随行，又念軍校、理工大学，经历过辉煌的岁月。他喜欢票戏，在国内捧戏子，跟名角一起票戏;在国外捧电影明星，送林肯轿车。初到台湾时，还送了三百辆吉普车及军备给当局。不过他在教我的时候，可能受过很多委屈，十分抑郁。我追随王老师时，他身体已大不如前，住得很破旧潦倒。我有时陪他去国民党军队文艺活动中心看京戏，有时去给他买面包，他喜欢明星面包店的面包，质感像美国的口味。向他请教任何问题，不论东方、西方，一定有答案。
　　在艺专的艺术氛围下，除了戏剧、电影外，只要是好玩的，我都碰一下。我学过芭蕾，不过时间很短。因为那时编了出独幕芭蕾舞剧《阿奇》，换了五个男主角都不成，后来我就自己上场，先去学了一个多月，又演又跳。
　　当时还写过一篇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走了样的焚鹤人》，述说我拍摄《星期六下午的懒散》的经验，发表在《艺专青年》上，那是我第一次的写作经验。
　　同时，我还跟申学庸老师学声乐。记得高中时参加合唱团，每天下午人家扫地我们练唱的一个小时，是我的快乐时光。到了艺专，继续练声乐，先跟音乐系学生陈建华练发声，申老师听了我的声音，说我可以练得很好，就破格收我为徒。有时我也和好友余季画画素描。
　　我好像做艺术类都有点天分，不过除了拍电影外，没有一样持续下来。电影很适合我，因为它涉及了音乐、舞蹈、写作、戏剧、视效等因素，我可以在电影里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变为另一种独立的表达方式。
　　我学戏剧、美术，爸爸虽然答应支持，但内心一直很矛盾。 　　记得二年级升三年级暑假时我们环岛巡回公演，一到嘉义，我就开始紧张，在外面本来高高兴兴的，为什么一接近家就倍感压力。踏进家门，爸爸一看我因公演累成的黑瘦模样，就在饭桌上开训：“什么鬼样子！”我当时把筷子往桌上一放，走回房里，把自己锁在门内。这是我第一次胆敢有此犯上举动，已经是很革命了。当时父子俩都很不开心。因为在父亲的印象里，我的公演和小时候我们看的军中康乐队没两样，他很伤心，一心指望能光宗耀祖的我没考上大学，居然沦落为给人逗乐子的康乐队队员，所以他一直催促我留学，希望能拿到学位，成为戏剧系教授。
　　直到现在，我格局比较大了，这层心理障碍依旧存在。一临家门，紧张压力就迎面而来。对我来说，越接近生活，我的压力越大，越难以从事艺术处理，能力越低。如小时候离开妈妈到花师附小，我就不哭了。离家到艺专，我的能力就有所发挥。在英国、美国拍西片较易发挥，一拍华语片就心情沉重。在我电影里，这种心情表达得最明显的大概就是《喜宴》，以为在海外很自由，但亲情又把你抓回来。

他像生活里的一种味道

　　在好友张正良的眼里，李安是个很温和的人，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成绩中上，所以一般同学都很喜欢他，深交的就是他和唐国定：“但李安和一般同学也都保持很好的往来，他个性就这样，以前话不多，常常傻笑，很受怜爱。”
　　两人从初中起就建立起的交情，经过三十六年，依旧如昔。张正良说：“对我来说，李安就像生活里的一些味道。他是乖乖的升学小孩，我则像侯孝贤电影里的小孩。当我看侯孝贤的电影时，就像看到我小时候的感觉，那些行为有些偏差、书读不好的小孩。不过我和李安的家庭背景蛮相似的。李安对我，就是一个感觉。我今天看电视上他接受采访、拿奥斯卡，还是李安，他的动作、笑声、表情，都没有改变，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这样。”
　　“他跟我在一起没什么话讲，像一家人。就像一进家门，沙发就该在那个地方。我常常说，一般人的价值观不要用在李安和我身上。”
　　“譬如说，李安没有守时观念，我也没有。如果我今天跟他约七点在台北西站碰面，我先到，就等他，我曾等他等到九点，那时没有手机，没法联络，但他一定会来，我知道他一定是有什么事耽搁了。他也等过我，我知道我一定得去，他一定会在那边等我。我们迟到多久，彼此都不会埋怨，反正见了面就很高興。不过拍片后他很守时。”
　　“1982年我们夫妇第一次去纽约找他，那时李安还没结婚，和一个黑人雕塑家住在一间废置的仓库里，房子里乱七八糟，整个墙上都是分镜表。李安告诉我，那个雕塑家来自非洲，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所以包下整个仓库，李安向他分租，后来他因嗑药过量而身亡。”
　　“我那时正在密歇根念书，李安一通电话：‘来看我的作品！’我就带着太太孙青开车到纽约去了。李安带着我们到学校去看他的作品《荫凉湖畔》。他从未问过我对他电影的观感，但他觉得我参与他的作品或他的挫折，是很重要的。他没考上大学时，我只知道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也不见。李妈妈打电话给我，说他心情不好，叫我去安慰他。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人，只是在一旁坐着陪他，两人也没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