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的回忆录，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有相当的价值，简练流畅，能点到要紧之处，可是他的其他散文就无法作如是观了，总觉得他沾了民国时受教育人的一种通病，文辞不错，但立意太浅，急于落笔，一点点感觉，也当个事似地写出来。
　　所以，读今年出版的他所著的写作指导《文学种子》，感觉也都在意料之中。“许多作家设法扩大自己的生活经验，像旅行、换职业、登山、潜水、从军，跟各种性格的人做朋友。这些作家处处显得有勇气，有好奇心，热爱人生，对生活态度积极。扩大经验还有一个方法：帮助别人。助人，有机会进入别人的生活，并打开别人的心门。一般而言，退缩，闭关自守，对同类冷漠，往往使作家脱离生活，经验枯竭，体验能力退化，终于不能创作。”这类话，上过高中后再读，实在有点脚踩棉花的感觉，说不出该得意呢还是该慌张。（该不是买错书了吧？）
　　再有：“作家总是有那么多东西可写。他哪儿来的那么多材料？作家在捕捉题材时有过人的敏感与敏捷;因为专注——注意力集中，别人发现题材的机会跟他一样多，只是别人心不在焉，往往视而不见。通常，你需要什么就特别注意什么，经常注意什么就能多知道什么。作家的题材来自人生和自然。一个人，不论他是不是作家，他生活在世界上，人生和自然必定在他心里留下一些东西。”—我想此种级别的见解，最好是让有志写作者自己去悟，由他来明着点拨，没啥效果的。
　　人尊称他为“鼎公”，可是读他享誉台湾的书《开放的人生》，总觉得就水准而论，同那位写了一堆励志故事的刘墉差可相当。我想是这么回事，这类书，看起来浅，其实需要各个年龄层次的人分头来写，读着才有说服力。因为，既然他们讲的道理，一般来说彼此不会冲突，比如，这个讲兄弟之间要团结友爱，那个讲团结友爱才是好兄弟，那么，读者正好看过这本再看那本，正反两句话都读一下，这才牢记在脑子里头。
　　鼎公虽然浪迹一生，可我看他的作品，觉得他的写作没有太受他的涉世所牵连，这对他来说既幸也不幸。但凭这些著述能在华文文学领域立足，毕竟还是幸运的，而这幸运，说起来，本身就是个太励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