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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董松岩的外貌，很难让人预料到他是一位接近30岁的人，业已成家，育有一子。他的表情依然青涩，表达内敛，做派学院，青春、梦想、校园……是从他嘴里吐出最高频率的词汇。
和他交谈，很容易进入一个虚拟的故事环境。他把发问者的问题进行扩充，用倒叙的手法，剪成一辑一辑的片段，整理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他自己。这和拍电影很不同，电影里的故事大多都是别人的。
19岁时，他给人的招牌印象是“热血”，拿着一台简单的DV，可以出现在校园中的任何一个角落。还在武汉理工大学攻读影视的他，2004年拍摄了纪实影片《红印》，斩获了第28届东京录影节大赛佳作奖，全球共3000部作品参赛，100部获奖，中国仅4部。
初露峥嵘的他进入了人生最璀璨的光辉时刻，更加坚定当初放弃北京服装学院是正确的选择。
校园DV岁月
在整个大学时代，他拍摄了数目可观的电影，在那台简陋的DV里，总有互生情愫的少男少女，斜倚树边的老式单车，整洁的教室和明净的窗台……有关青春的一切。
他还记得拍第一部影片时的情景，那是老师布置的一次作业，演员自选，题材不限。故事的内容早已有了腹稿，为了找到合适的演员，他蹲在食堂门口挨个观察，一连几天，差点被当成了不良分子。
《虫儿飞》是一个半成品，除了基本上算是完整的故事外，其余一切显得粗糙而业余。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初啼，但在董松岩看来，却是一次绝妙的尝试。他一脸认真略带兴奋的说：“你知道吗，片子拍得真的很烂，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勇气重看第二遍，但是这种感觉很奇妙，用影像表达思想，带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这种兴奋的满足感持续了很久，并延续到了第二部影片里。《灯火阑珊》的拍摄成本仅有800块，用于购买拍摄器材和空白录像带，剧中的男主角是他的朋友涂毅，被硬拉来友情出演，在半年断断续续的课余时间里，他完成了这部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网络播出后，即被一家影视公司相中，他因此还赚到了3500元的版稅。
“青春是我电影里永恒的主旋律，我喜欢这种方式和表达，也擅长表达出这种感觉。”校园是天然的磁场，永不缺乏青春的正负极，天然的环境孕育出天然的演员，天然的演员演绎着自然而然的爱情故事，观众总是可以在这样的故事里找到似曾相识的影子。
毕业前后，是董松岩最矛盾的时期。“那时，大家都在找工作，我也去了，一家知名的杭州影视公司录取了我，在我真正去了之后，才发现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上前线拍摄的机会很少，学不到真正的技术。混了一个月，我便辞职了。”
离开杭州后，董松岩重归武汉。他还记得2002年刚来的时候，后脚一踏出火车站，扑面迎来的是和湖南完全不同的调子，“熙熙攘攘的人群，偌大的城市，不够大气，也不够漂亮。”短暂离开后，重新回到同样的位置，再看武汉，那是和初见截然不同的感受，城市在变，人也在变，4年来，他竟一点也没留意。
在武汉梦想初升
重回武汉后，董松岩决定自己组建团队，那些在大学里和他合作愉快的人纷纷响应，6人成组，团名叫“天堂映画”。
作为天堂映画推出的第一部影片，《初夏》的剧本是偶然间得到的，董松岩决定做一个大胆的尝试，以这部电影为蓝本，探寻影视行业商业模式的可行性。
影片前期的景况比以往要好很多，开拍前便获得了几万元的投资。演员遴选颇具规模，千中选一。“以前在学校没什么选择，只有拉朋友出演，现在有了这么多人，反而不好选。”
6个月的制作周期后，《初夏》成功在亚贸兴汇影城首映，故事内容是他擅长的青春题材，观众反响不错。《初夏》是青春的一种延续，是在他人迫不及待的长大成年，迫不及待的蜕变为社会人，迫不及待的为了生存盲目放弃梦想的时候，他仍然孤独的做着守梦人。但执着的人定会成功，这是真理。
2006年11月至今，董松岩和天堂映画总共拍摄了十几部故事电影和200多部商业广告，获奖不少。每部电影的拍摄犹如一段漫长的阵痛期，过程繁琐。“拍电影需要不断寻找新的兴奋点来进行自我调节；以前是单一的自我尝试，但有了公司和团队之后，需要考虑更多。”
武汉，是梦想的初升地，是青春永不衰败的沃土。在董松岩眼中，武汉是具象的：老汉口的中年男子，剃着平头，打着赤膊，脖子上挂着金项链，呆在巷子里，好面子，表面上看有气势，内心简单。正是简单铸就了这个城市的真实面貌，人的情绪写在脸上，不矫揉不造作，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武汉话。他喜欢武汉长江大桥，不华丽但很漂亮，不张扬却很实用。“当有朋友来武汉时，便会带着他们到大桥上走一走，在江滩逛一逛，坐一坐渡轮，轻松自然。”
从2002年初到武汉；到2012年成立自己的影视公司，董松岩在武汉的时间，前后一算，正好10年。10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改变最初的青涩，改变敢于尝试的勇敢，甚至改变个体本身的命运，然而，10年来，有些东西却从未改变，那是对电影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
《生活家》：从一个公民的角度出发，你觉得你够投入在武汉的生活吗？
董松岩：还可以。
《生活家》：从个人角度出发，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武汉应该有而现在还没有的？
董松岩：一部很好的关于武汉的电影。
《生活家》：在武汉生活，最难习惯的是什么？
董松岩：没什么不习惯的。
《生活家》：你觉得武汉对你最无法割舍之处在哪里？
董松岩：武汉的人。
《生活家》：用一句话描述武汉在你心中的意义？
董松岩：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
《生活家》：2012年，你对武汉有什么新的期望？
董松岩：希望武汉能认识到新媒体、微电影的前景。
《生活家》：武汉要建成全国中心城市，你觉得需要多长时间？
董松岩：5—10年。
《生活家》：梦想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董松岩：支撑我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现实的工作已经很累，没有梦想支撑的话更累。
《生活家》：2012如果是世界末日，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董松岩：带着老婆、孩子环游世界。
和他交谈，很容易进入一个虚拟的故事环境。他把发问者的问题进行扩充，用倒叙的手法，剪成一辑一辑的片段，整理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他自己。这和拍电影很不同，电影里的故事大多都是别人的。
19岁时，他给人的招牌印象是“热血”，拿着一台简单的DV，可以出现在校园中的任何一个角落。还在武汉理工大学攻读影视的他，2004年拍摄了纪实影片《红印》，斩获了第28届东京录影节大赛佳作奖，全球共3000部作品参赛，100部获奖，中国仅4部。
初露峥嵘的他进入了人生最璀璨的光辉时刻，更加坚定当初放弃北京服装学院是正确的选择。
校园DV岁月
在整个大学时代，他拍摄了数目可观的电影，在那台简陋的DV里，总有互生情愫的少男少女，斜倚树边的老式单车，整洁的教室和明净的窗台……有关青春的一切。
他还记得拍第一部影片时的情景，那是老师布置的一次作业，演员自选，题材不限。故事的内容早已有了腹稿，为了找到合适的演员，他蹲在食堂门口挨个观察，一连几天，差点被当成了不良分子。
《虫儿飞》是一个半成品，除了基本上算是完整的故事外，其余一切显得粗糙而业余。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初啼，但在董松岩看来，却是一次绝妙的尝试。他一脸认真略带兴奋的说：“你知道吗，片子拍得真的很烂，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勇气重看第二遍，但是这种感觉很奇妙，用影像表达思想，带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这种兴奋的满足感持续了很久，并延续到了第二部影片里。《灯火阑珊》的拍摄成本仅有800块，用于购买拍摄器材和空白录像带，剧中的男主角是他的朋友涂毅，被硬拉来友情出演，在半年断断续续的课余时间里，他完成了这部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网络播出后，即被一家影视公司相中，他因此还赚到了3500元的版稅。
“青春是我电影里永恒的主旋律，我喜欢这种方式和表达，也擅长表达出这种感觉。”校园是天然的磁场，永不缺乏青春的正负极，天然的环境孕育出天然的演员，天然的演员演绎着自然而然的爱情故事，观众总是可以在这样的故事里找到似曾相识的影子。
毕业前后，是董松岩最矛盾的时期。“那时，大家都在找工作，我也去了，一家知名的杭州影视公司录取了我，在我真正去了之后，才发现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上前线拍摄的机会很少，学不到真正的技术。混了一个月，我便辞职了。”
离开杭州后，董松岩重归武汉。他还记得2002年刚来的时候，后脚一踏出火车站，扑面迎来的是和湖南完全不同的调子，“熙熙攘攘的人群，偌大的城市，不够大气，也不够漂亮。”短暂离开后，重新回到同样的位置，再看武汉，那是和初见截然不同的感受，城市在变，人也在变，4年来，他竟一点也没留意。
在武汉梦想初升
重回武汉后，董松岩决定自己组建团队，那些在大学里和他合作愉快的人纷纷响应，6人成组，团名叫“天堂映画”。
作为天堂映画推出的第一部影片，《初夏》的剧本是偶然间得到的，董松岩决定做一个大胆的尝试，以这部电影为蓝本，探寻影视行业商业模式的可行性。
影片前期的景况比以往要好很多，开拍前便获得了几万元的投资。演员遴选颇具规模，千中选一。“以前在学校没什么选择，只有拉朋友出演，现在有了这么多人，反而不好选。”
6个月的制作周期后，《初夏》成功在亚贸兴汇影城首映，故事内容是他擅长的青春题材，观众反响不错。《初夏》是青春的一种延续，是在他人迫不及待的长大成年，迫不及待的蜕变为社会人，迫不及待的为了生存盲目放弃梦想的时候，他仍然孤独的做着守梦人。但执着的人定会成功，这是真理。
2006年11月至今，董松岩和天堂映画总共拍摄了十几部故事电影和200多部商业广告，获奖不少。每部电影的拍摄犹如一段漫长的阵痛期，过程繁琐。“拍电影需要不断寻找新的兴奋点来进行自我调节；以前是单一的自我尝试，但有了公司和团队之后，需要考虑更多。”
武汉，是梦想的初升地，是青春永不衰败的沃土。在董松岩眼中，武汉是具象的：老汉口的中年男子，剃着平头，打着赤膊，脖子上挂着金项链，呆在巷子里，好面子，表面上看有气势，内心简单。正是简单铸就了这个城市的真实面貌，人的情绪写在脸上，不矫揉不造作，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武汉话。他喜欢武汉长江大桥，不华丽但很漂亮，不张扬却很实用。“当有朋友来武汉时，便会带着他们到大桥上走一走，在江滩逛一逛，坐一坐渡轮，轻松自然。”
从2002年初到武汉；到2012年成立自己的影视公司，董松岩在武汉的时间，前后一算，正好10年。10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改变最初的青涩，改变敢于尝试的勇敢，甚至改变个体本身的命运，然而，10年来，有些东西却从未改变，那是对电影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
《生活家》：从一个公民的角度出发，你觉得你够投入在武汉的生活吗？
董松岩：还可以。
《生活家》：从个人角度出发，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武汉应该有而现在还没有的？
董松岩：一部很好的关于武汉的电影。
《生活家》：在武汉生活，最难习惯的是什么？
董松岩：没什么不习惯的。
《生活家》：你觉得武汉对你最无法割舍之处在哪里？
董松岩：武汉的人。
《生活家》：用一句话描述武汉在你心中的意义？
董松岩：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
《生活家》：2012年，你对武汉有什么新的期望？
董松岩：希望武汉能认识到新媒体、微电影的前景。
《生活家》：武汉要建成全国中心城市，你觉得需要多长时间？
董松岩：5—10年。
《生活家》：梦想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董松岩：支撑我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现实的工作已经很累，没有梦想支撑的话更累。
《生活家》：2012如果是世界末日，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董松岩：带着老婆、孩子环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