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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黑人中的部族矛盾是错综复杂的。除了像科萨人与祖鲁人这样两大族群之间有矛盾外，就是在科萨人之间，在特兰斯凯地区，各部落间也有许多历史积怨。伪善的白人曾利用这种敌对在两族之间设立了由他们自己占据的“缓冲地带”——曼德拉家乡附近的特兰斯凯首府乌姆塔塔最初就是作为一个缓冲据点出现的。非国大兴起后，特兰斯凯出身的非国大领袖们表现了博大的族际主义胸怀，两族间出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战友与伙伴。滕布人曼德拉与庞多人坦博之间那种共患难的亲密至交就是一例，而曼德拉与庞多姑娘温妮那传奇式的爱情则更为浪漫动人。据说这一温馨的佳话在两族人民之间传为美谈之余，竟使两族之间传统对立关系化解了许多，两族间的交友与通婚也成了一种潮流。然而可惜的是，正如南非部族关系经常有些波折一样，曼德拉与温妮也未能白头偕老。在曼德拉走向他政治生涯的巅峰之际，这一鸳梦难温、劳燕分飞的悲剧，给暮年成功的曼德拉留下了不少遗憾。
庞多姑娘
1934年，温妮·马蒂基泽拉出生在庞多兰的一个科萨族家庭。温妮的家庭在当时的环境下还是颇为“有教养”的，她的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历史教员。母亲是位笃信基督教的家政学教师。然而，她的知识分子父亲不得不与最穷苦的劳工一样，拿起最原始的农具到田间拼命劳动来养活9个孩子；温妮经常被母亲强迫着祷告，她的母亲总是祈祷自己能再生个男孩。年幼的温妮立誓要向全世界证明。女孩和男孩一样能干，甚至更强。1941年，温妮的一个妹妹死于一种不时吐血的急病，她的妈妈哭天抢地地祈求上帝救救这个可怜的孩子。温妮也哭了，同时，上帝的形象在她心中崩塌。
妹妹死后不久，温妮的妈妈也去世了。温妮的生活陡然变得艰难许多。几位姑姑动不动就对孩子们一顿呵斥，艰难的家庭生活使温妮不得不休学半年来干庄稼活。艰难的生活练就了温妮一身健美的肌肉和吃苦耐劳的性格。在繁重的家务负担下，她竟然能同时游刃有余地学习拉丁文、英文、化学、物理和数学等课程，还通过历史课了解了中国和美国，小学毕业时她成绩优秀。
虽然生活的重压逼得温妮的父亲也要从农田里刨饭，但他毕竟是有点文化的人。农闲的时候。他常把温妮叫到身边，给她讲科萨族黑人的历史，特别是为保卫领土而进行的9次战争。父亲跟温妮解释，历史课本是白人写的，“事实是白人侵犯了我们的国家，从我们的祖先手中抢走了我们的土地。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冲突起源于偷牲畜，白人偷走，黑人只是抢回来。”这位历史教师这样向自己的女儿解释历史。
后来，温妮进入特兰斯凯的萧伯利中学读书。渐渐明白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不平等。她后来回忆说：“我的父亲同白人教师在一起时，看上去是那么卑微，这极大伤害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我告诉自己。如果说科萨人在9次战争中失败了，而我又是他们的一员，我会重新开始这未竞的事业，夺回我们的土地。”显然，父亲的历史教育已经有了效果。
升入高中后，温妮逐渐接触到了现实政治问题。1952年，温妮刚满18岁，“蔑视运动”的冲击波影响到了这所偏僻的学校，曼德拉正是“蔑视运动”全国志愿者协会主席。
19岁时，温妮来到了约翰内斯堡的简·霍夫梅尔社会福利学校读书，曼德拉正是那所学校的赞助人之一。温妮时常去参加一些公共集会，她住的小旅馆里大多数是非国大成员，也有一些参加了各种工会组织的姑娘。她在小旅馆里对非国大有了初步了解。并常常听到姑娘们在讨论政治问题时提起曼德拉的名字。
1955年，温妮从福利学校毕业后，进入巴拉瓜纳医院，成为南非黑人第一位医生。她—工作就表现出了对工作和病^的强烈责任感，也表现出其性格中强硬的—面。她找到—个拒绝让生病的工人休息的工头，干脆地摆平了他。
温妮与坦博是老乡，所以温妮对坦博早有耳闻。有一天，温妮刚坐医院的班车下来，就看到坦博和女友（和温妮住同一间小旅馆）开车过来。于是，温妮搭上了他们的汽车并一起去吃饭。选好了一堆美味之后，坦博发现自己的口袋空空如也。正在尴尬间，坦博发现曼德拉也在这个店里。坦博大声喊道：“让他付钱。”曼德拉二话没说便为这位朋友付了账。随后碰面时，坦博指着温妮向曼德拉介绍：“这是来自比扎那村的温妮。”
曼德拉后来回忆说：“在我第一次遇到温妮的时候，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她……”可是温妮比他小18岁，她会接受这一份炽热的爱情吗？但曼德拉还是大胆迈出了第一步。
对温妮来说，自从第一次见面后，那个高大的形象便久久萦绕在她的脑海。在仰慕之余，她不敢相信曼德拉会如此坦率地表露真情，“他比我大许多，又是我们学校的赞助人。对我们学生来说，他根本是位不可能认识的重要人物。与这样的人物约会。我既惊又喜。为了准备赴约，我找出了全部服装。但没有一件看起来顺眼——我终于找到了一身庄重的服装。但那根本不是我的衣服。穿上以后，我是那么不自在。”几十年后，温妮对这件事记忆犹新。
后来，当温妮把她要和曼德拉结婚的消息告诉庞多兰的家人时，父亲的反应是震惊，但他同时又为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感到极为自豪和兴奋。不过，他们担心温妮没法和曼德拉的3个孩子相处。与曼德拉的结合还意味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对此，温妮回答说，当一个人爱上像曼德拉这样的人并且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时，她就会心甘情愿地与他风雨同舟，任何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
铁窗柔情
婚后，年轻的新娘并没能享受卿卿我我的甜蜜生活，因为曼德拉总是忙得团团转。但温妮理解他。在回忆这段生活时，她说：“你简直不可能把纳尔逊与人民和斗争分开。他全副身心奉献给斗争事业，但他仍然很爱我们的家，爱我们，而且爱得很深。他给我们理解、忠诚和信心，尽管这些都是民族共享的，但他总能让你感到，你在他心中有特殊的地位。与他结婚，我知道自己嫁给了人民的斗争和解放事业。”
对于生活曼德拉索取得很少，与温妮结婚后他们一直住在一间狭窄的小房子里，而他明明可以选择大房子，因为盖房子的工头是他的朋友。但曼德拉对朋友极为大方。每次从法庭回来，他总会对温妮说：“亲爱的，我的朋友要来这里品尝你烹调的美味佳肴。”随后。他便会带回十几人。温妮常常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他总是这样。从来没有银行存折，他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有银行存款。” “利沃尼亚”审判结束后。在被送往罗本岛监狱之前，温妮与曼德拉见了一面。这次见面充满了生离死别的气氛，显然，年轻的温妮对此还难以接受，她抱着曼德拉开始抽泣起来。曼德拉极力安慰和鼓励悲伤的温妮。让她勇敢面对未来的艰难险阻。他告诉温妮：“你还很年轻。没有丈夫的日子里你可能会面临各种欺侮。还可能受到诽谤和中伤。他们会告诉你要对狱中的我负责。希望你能够挺住。不要辜负我的期望！”曼德拉反复叮嘱温妮。她深深地点了点头。
尽管如此。曼德拉刚入狱的那段时间对温妮来说仍然度日如年，孤独和寂寞有时比恐惧更可怕。这时温妮才意识到，自己是那么依恋曼德拉，他是她的精神支柱。在这段极为艰难的日子里，曼德拉的狱中来信给了温妮莫大的安慰和鼓舞。
不久之后，温妮被白人政权关进监狱。如果温妮同意与政府合作。呼吁边境上的非国大武装力量停止游击战争，很可能她早就被释放出狱了。而且政府很可能会派一架直升机带着她直飞罗本岛，同她的丈夫会面，然后曼德拉也可能会搬出单人牢房。受到好一些的待遇。但政府打错了算盘，低估了温妮的觉悟。事实上。正在遭受他们折磨的这个女人心中在嘲笑他们这种小伎俩——无数仁人志士把他们一生中最美好、最珍贵的时光奉献给了正义事业，他们还在指望我能同他们做交易！
监狱的饮食令人作呕，铁窗生涯让温妮变得更强硬。在回忆狱中生活时。温妮说：“在监狱里我的精神比任何时候都更解放。我的心灵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多地得到了净化。我并不是说没有自由更好，但在目前这种环境下，对黑人同胞来说，整个国家都是监狱。问题只是哪种监狱更好。是监狱外还是监狱内——当你在监狱里面时，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那里，那些把你投入监狱的人也知道。”
由于曼德拉被捕，孩子们失去了父爱。她自己又常常被迫离家，这使得温妮更加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们。但温妮常常被捕或遭受禁令，孩子们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块阴影。她们总是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有一次，小女儿津姬冷不丁问温妮：“你真是我们的妈妈吗？你只是爸爸请来照顾我们的小姑娘吧？”孩子们见过照片上的曼德拉，觉得他像一个真正的父亲。
其实，在两个女儿的记忆中，温妮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当妈妈和她们在一起时。那种体贴入微的关怀让她们觉得自己都被“宠坏了”。
狱中的曼德拉得知温妮为了读书曾经独自一人晚上开车去图书馆时，嗔怪她说：“你真把我吓了一大跳，你怎么能冒这种风险呢？这十几年来，政府和一群卑鄙的人总想在夜间袭击你，你怎么能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你和孩子们的安全比教育和文凭更重要！”
狱中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从各种渠道听说的温妮在狱外受到的种种苦难使曼德拉的心情极为沉重。他总觉得自己本应该像真正的雄鹰一样展开双翅保护温妮。不让她受到伤害。但现在却将她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那里，而她要面对的生活是无尽的艰难和当局的迫害。在感谢温妮在危难之际所给予的大力支持的同时，他感到“良心使我有一种负罪感，这种感觉啃噬着我身体的每一部分”。他甚至怀疑事业是否是一个充分的理由，“让人把一位年轻、还不成熟的女人抛弃在无情的荒漠之中”。因为，“那实际上等于把一个处在危难之中、又没有任何支持的女人交到拦路的强盗手中。每当想到此处。爱情和幸福、信任和希望就变成了一种令人肝肠寸断的极度痛苦。”
1974年，由于政府指控她触犯禁令，温妮在克隆斯塔辛监狱度过了半年的监狱时光。很长时间以后，曼德拉回忆起那时他的感受：“尽管我总是努力做出勇敢的样子，但我从来没有习惯你坐牢。”
温妮不断被捕、受到指控、被判刑、上诉、缓刑和坐牢。温妮不顾种种限制，参加索韦托地区斗争。索韦托是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黑人聚居区，那里的斗争正进入新阶段，标志就是“黑人觉醒运动”的兴起。在温妮看来，它“使人民更充分地认识到自身价值，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培育了人民的自立精神”。黑人变得为自己的黑色而自豪。
出人意料的是。温妮的禁令到期后没有再延长。12年来她第一次可以自由离开约翰内斯堡去参加集会，并在集会上发表讲话。“我们知道自己要得到什么”，在一次公众抗议大会上，温妮说，“我们的追求对我们来说很亲切。我们不是在请求实现多数人统治，那是我们的权利，为了得到这些权利，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我们知道前面的路还很艰难，但我们将为正义战斗到底。”几周内，温妮再次被拘留，和许多成人、学生一起。他们被关了5个月。
1977年5月，20多名警察来到温妮在索韦托的家中，命令她收拾一下家中的东西。她将被放逐7年。政府害怕她影响学生们。警察开车带着温妮和17岁的津姬向西南行驶了300英里，把她们放在了政府所能找到的温妮最不熟悉的环境——布兰德福特村，当地语言温妮她们一窍不通。
如果政府认为，把温妮流放到那样的环境——白人都会对她充满敌意，黑人又没有文化——去，即使她不会消失也应该屈服了，那么政府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这位漂亮的黑人妇女大步迈进超市、邮局和银行时，布兰德福特像沸水般闹开了——那些地方是黑人从不敢涉足的禁区。
镇上的邻居们曾受到警告，不得与这个“危险的共产党”交往，但渐渐的他们鼓起了勇气，因为他们难以拒绝她的热情和慷慨。
1978年7月，曼德拉60岁生日之际。国际社会举行活动进行庆祝。《纽约时报》说这个人很可能将来会领导一个黑人南非政府。伦敦下议院举行集会为他祝寿。曼德拉后来写信给温妮：“如果没有你给我的信和爱，许多年前我就崩溃了。”
劳燕分飞
“女士们，先生们，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刚刚遭受的痛苦经历。”1992年4月13日，处于极度痛苦中的曼德拉以此结束了他的讲话，这一天他宣布与妻子温妮分居。
对曼德拉一家来说，对非国大来说，对全体黑人来说，这都是一个令人伤心欲绝的时刻。两位南非最著名的人物间的婚姻终于破裂了。
当初，坦博把温妮介绍给曼德拉。现在坦博以及曼德拉多年的老友。同时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西苏鲁都支持他作出这一决定。曼德拉的声音极少有颤抖的时候，但那一天，当他在约翰内斯堡城区的非国大总部宣读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声明时，他的声音的确在颤抖。约翰内斯堡各电视台纷纷出动，他们记录了这一期盼已久、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虽然大家早知会有这么一天，但一年多来它一直蒙着面纱。 众所周知。曼德拉和温妮从来没有好好享受过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斗争”总是第一位的。在宣读声明时。曼德拉提醒记者注意这一情况。他在声明中对温妮大加赞扬。在狱中的漫漫岁月中她始终对他忠贞不渝。在长达30年的岁月中她饱经风霜、历经磨难——该死的种族主义监狱、无休无止的禁令、警察不停地进行骚扰，这一切她都挺了过来。在斗争最黑暗的日子里，她使曼德拉的影响继续存在，使黑人民族主义事业发展下来。他说。“我对她的爱始终如初。”但不幸的是，由于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他说，他和温妮都认为分居对大家来说是最佳选择。尽管如此，在他所谓的“她生活中最严峻的考验时期”，他仍然会不遗余力地支持她。
两天后，温妮面对媒体时泪流满面。说话时声音常常颤抖。她说“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我的丈夫一直是我生活的中心，我爱他，今后仍然爱他。我忠于我的组织，我的丈夫和南非遭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任何事情都不能让我动摇。”与曼德拉分居立即影响了她的政治声望。温妮宣布她将辞去非国大社会福利部部长一职，她称自己已经成为一场“诽谤运动”的牺牲品。她说这番话指的是前一段涉嫌绑架4名索韦托青年，法庭判她有罪。她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国内外媒体指责她在政治上和私生活方面有不良行为，那是在冤枉她。
对于他们分居。很少人同情温妮。相反，所有人都为不幸的曼德拉流下泪水。非国大内部多数人及大部分黑人都持这样的观点：这位长期遭受种族隔离制度折磨的殉道者，现在又沦为他自己妻子政治和性丑闻的牺牲品。在监狱里他盼望着与她团聚，但这个女人一直在欺骗他。伟大领袖总是过着悲剧式的个人生活。因为他们已献身于更伟大的事业中，曼德拉和温妮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曼德拉似乎冷静地接受了这种命运安排。
1996年，已经正式分居4年多的曼德拉夫妇终于在法律上解除了婚姻关系。这时他们结婚38年，曼德拉已经78岁。温妮也60岁了。两位名人的正式离婚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因为他俩从政治到私人生活上全面的分手早已不是新闻。尽管如此，这次失败的婚姻仍然使他们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倒不是指道德上的。在婚姻文化观念与中国截然不同、甚至与白人传统也有区别的南非黑人中。并没有多少人指责曼德拉是陈世美式的负心丈夫，就像本来也不会有多少人视温妮为潘金莲式的不忠之妇一样。温妮另有情人。这在曼德拉出狱前人们就知道，但只是后来她在政治上遭人厌恶时这些私生活才被拿来大肆炒作。然而南非毕竟不是中国，私生活的问题虽然有损于、却不会完全毁掉一个人的声誉。而温妮的政治资源也不仅仅是曼德拉那圣雄头上的光环的映照，她毕竟为非国大事业奋斗了几十年。有自己的独立地位。与曼德拉分手之后，她也未从政坛上消失，作为非国大内部“下层呼声”的代表，她此后仍不断指责曼德拉领导的南非新政府保守，没有履行对黑人与穷人的诺言等等。
曼德拉与温妮婚姻失败的代价主要在政治方面。曼德拉与温妮分手，实际上是与她所代表的“激进”帮派决裂。这降低了他在穷人、尤其是贫穷黑人心中的地位。传媒的采访表明，对两位曼德拉分手最感失望的正是他们。失去他们的崇拜，肯定有损于以社会正义为号召的曼德拉的力量。1997年年底非国大“五十大”上，纳尔逊卸任非国大主席，而温妮竞选副主席失败，两位曼德拉将淡出南非政坛是当时公认的前景。
温妮当年在婚后有句名言：“嫁给他并不是真正嫁给了一个男人，我嫁给了这场斗争。”显然，他们俩38年前的结合与38年后的分手，都不完全是基于一般的男女相悦或相疏，评价这一结合与分手也就不能仅以一般的夫妻忠贞与不忠而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不曾有过真挚的感情。也不意味着离婚没给他们带来感情的创伤。
摘自《南非的启示》
庞多姑娘
1934年，温妮·马蒂基泽拉出生在庞多兰的一个科萨族家庭。温妮的家庭在当时的环境下还是颇为“有教养”的，她的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历史教员。母亲是位笃信基督教的家政学教师。然而，她的知识分子父亲不得不与最穷苦的劳工一样，拿起最原始的农具到田间拼命劳动来养活9个孩子；温妮经常被母亲强迫着祷告，她的母亲总是祈祷自己能再生个男孩。年幼的温妮立誓要向全世界证明。女孩和男孩一样能干，甚至更强。1941年，温妮的一个妹妹死于一种不时吐血的急病，她的妈妈哭天抢地地祈求上帝救救这个可怜的孩子。温妮也哭了，同时，上帝的形象在她心中崩塌。
妹妹死后不久，温妮的妈妈也去世了。温妮的生活陡然变得艰难许多。几位姑姑动不动就对孩子们一顿呵斥，艰难的家庭生活使温妮不得不休学半年来干庄稼活。艰难的生活练就了温妮一身健美的肌肉和吃苦耐劳的性格。在繁重的家务负担下，她竟然能同时游刃有余地学习拉丁文、英文、化学、物理和数学等课程，还通过历史课了解了中国和美国，小学毕业时她成绩优秀。
虽然生活的重压逼得温妮的父亲也要从农田里刨饭，但他毕竟是有点文化的人。农闲的时候。他常把温妮叫到身边，给她讲科萨族黑人的历史，特别是为保卫领土而进行的9次战争。父亲跟温妮解释，历史课本是白人写的，“事实是白人侵犯了我们的国家，从我们的祖先手中抢走了我们的土地。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冲突起源于偷牲畜，白人偷走，黑人只是抢回来。”这位历史教师这样向自己的女儿解释历史。
后来，温妮进入特兰斯凯的萧伯利中学读书。渐渐明白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不平等。她后来回忆说：“我的父亲同白人教师在一起时，看上去是那么卑微，这极大伤害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我告诉自己。如果说科萨人在9次战争中失败了，而我又是他们的一员，我会重新开始这未竞的事业，夺回我们的土地。”显然，父亲的历史教育已经有了效果。
升入高中后，温妮逐渐接触到了现实政治问题。1952年，温妮刚满18岁，“蔑视运动”的冲击波影响到了这所偏僻的学校，曼德拉正是“蔑视运动”全国志愿者协会主席。
19岁时，温妮来到了约翰内斯堡的简·霍夫梅尔社会福利学校读书，曼德拉正是那所学校的赞助人之一。温妮时常去参加一些公共集会，她住的小旅馆里大多数是非国大成员，也有一些参加了各种工会组织的姑娘。她在小旅馆里对非国大有了初步了解。并常常听到姑娘们在讨论政治问题时提起曼德拉的名字。
1955年，温妮从福利学校毕业后，进入巴拉瓜纳医院，成为南非黑人第一位医生。她—工作就表现出了对工作和病^的强烈责任感，也表现出其性格中强硬的—面。她找到—个拒绝让生病的工人休息的工头，干脆地摆平了他。
温妮与坦博是老乡，所以温妮对坦博早有耳闻。有一天，温妮刚坐医院的班车下来，就看到坦博和女友（和温妮住同一间小旅馆）开车过来。于是，温妮搭上了他们的汽车并一起去吃饭。选好了一堆美味之后，坦博发现自己的口袋空空如也。正在尴尬间，坦博发现曼德拉也在这个店里。坦博大声喊道：“让他付钱。”曼德拉二话没说便为这位朋友付了账。随后碰面时，坦博指着温妮向曼德拉介绍：“这是来自比扎那村的温妮。”
曼德拉后来回忆说：“在我第一次遇到温妮的时候，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她……”可是温妮比他小18岁，她会接受这一份炽热的爱情吗？但曼德拉还是大胆迈出了第一步。
对温妮来说，自从第一次见面后，那个高大的形象便久久萦绕在她的脑海。在仰慕之余，她不敢相信曼德拉会如此坦率地表露真情，“他比我大许多，又是我们学校的赞助人。对我们学生来说，他根本是位不可能认识的重要人物。与这样的人物约会。我既惊又喜。为了准备赴约，我找出了全部服装。但没有一件看起来顺眼——我终于找到了一身庄重的服装。但那根本不是我的衣服。穿上以后，我是那么不自在。”几十年后，温妮对这件事记忆犹新。
后来，当温妮把她要和曼德拉结婚的消息告诉庞多兰的家人时，父亲的反应是震惊，但他同时又为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感到极为自豪和兴奋。不过，他们担心温妮没法和曼德拉的3个孩子相处。与曼德拉的结合还意味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对此，温妮回答说，当一个人爱上像曼德拉这样的人并且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时，她就会心甘情愿地与他风雨同舟，任何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
铁窗柔情
婚后，年轻的新娘并没能享受卿卿我我的甜蜜生活，因为曼德拉总是忙得团团转。但温妮理解他。在回忆这段生活时，她说：“你简直不可能把纳尔逊与人民和斗争分开。他全副身心奉献给斗争事业，但他仍然很爱我们的家，爱我们，而且爱得很深。他给我们理解、忠诚和信心，尽管这些都是民族共享的，但他总能让你感到，你在他心中有特殊的地位。与他结婚，我知道自己嫁给了人民的斗争和解放事业。”
对于生活曼德拉索取得很少，与温妮结婚后他们一直住在一间狭窄的小房子里，而他明明可以选择大房子，因为盖房子的工头是他的朋友。但曼德拉对朋友极为大方。每次从法庭回来，他总会对温妮说：“亲爱的，我的朋友要来这里品尝你烹调的美味佳肴。”随后。他便会带回十几人。温妮常常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他总是这样。从来没有银行存折，他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有银行存款。” “利沃尼亚”审判结束后。在被送往罗本岛监狱之前，温妮与曼德拉见了一面。这次见面充满了生离死别的气氛，显然，年轻的温妮对此还难以接受，她抱着曼德拉开始抽泣起来。曼德拉极力安慰和鼓励悲伤的温妮。让她勇敢面对未来的艰难险阻。他告诉温妮：“你还很年轻。没有丈夫的日子里你可能会面临各种欺侮。还可能受到诽谤和中伤。他们会告诉你要对狱中的我负责。希望你能够挺住。不要辜负我的期望！”曼德拉反复叮嘱温妮。她深深地点了点头。
尽管如此。曼德拉刚入狱的那段时间对温妮来说仍然度日如年，孤独和寂寞有时比恐惧更可怕。这时温妮才意识到，自己是那么依恋曼德拉，他是她的精神支柱。在这段极为艰难的日子里，曼德拉的狱中来信给了温妮莫大的安慰和鼓舞。
不久之后，温妮被白人政权关进监狱。如果温妮同意与政府合作。呼吁边境上的非国大武装力量停止游击战争，很可能她早就被释放出狱了。而且政府很可能会派一架直升机带着她直飞罗本岛，同她的丈夫会面，然后曼德拉也可能会搬出单人牢房。受到好一些的待遇。但政府打错了算盘，低估了温妮的觉悟。事实上。正在遭受他们折磨的这个女人心中在嘲笑他们这种小伎俩——无数仁人志士把他们一生中最美好、最珍贵的时光奉献给了正义事业，他们还在指望我能同他们做交易！
监狱的饮食令人作呕，铁窗生涯让温妮变得更强硬。在回忆狱中生活时。温妮说：“在监狱里我的精神比任何时候都更解放。我的心灵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多地得到了净化。我并不是说没有自由更好，但在目前这种环境下，对黑人同胞来说，整个国家都是监狱。问题只是哪种监狱更好。是监狱外还是监狱内——当你在监狱里面时，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那里，那些把你投入监狱的人也知道。”
由于曼德拉被捕，孩子们失去了父爱。她自己又常常被迫离家，这使得温妮更加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们。但温妮常常被捕或遭受禁令，孩子们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块阴影。她们总是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有一次，小女儿津姬冷不丁问温妮：“你真是我们的妈妈吗？你只是爸爸请来照顾我们的小姑娘吧？”孩子们见过照片上的曼德拉，觉得他像一个真正的父亲。
其实，在两个女儿的记忆中，温妮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当妈妈和她们在一起时。那种体贴入微的关怀让她们觉得自己都被“宠坏了”。
狱中的曼德拉得知温妮为了读书曾经独自一人晚上开车去图书馆时，嗔怪她说：“你真把我吓了一大跳，你怎么能冒这种风险呢？这十几年来，政府和一群卑鄙的人总想在夜间袭击你，你怎么能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你和孩子们的安全比教育和文凭更重要！”
狱中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从各种渠道听说的温妮在狱外受到的种种苦难使曼德拉的心情极为沉重。他总觉得自己本应该像真正的雄鹰一样展开双翅保护温妮。不让她受到伤害。但现在却将她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那里，而她要面对的生活是无尽的艰难和当局的迫害。在感谢温妮在危难之际所给予的大力支持的同时，他感到“良心使我有一种负罪感，这种感觉啃噬着我身体的每一部分”。他甚至怀疑事业是否是一个充分的理由，“让人把一位年轻、还不成熟的女人抛弃在无情的荒漠之中”。因为，“那实际上等于把一个处在危难之中、又没有任何支持的女人交到拦路的强盗手中。每当想到此处。爱情和幸福、信任和希望就变成了一种令人肝肠寸断的极度痛苦。”
1974年，由于政府指控她触犯禁令，温妮在克隆斯塔辛监狱度过了半年的监狱时光。很长时间以后，曼德拉回忆起那时他的感受：“尽管我总是努力做出勇敢的样子，但我从来没有习惯你坐牢。”
温妮不断被捕、受到指控、被判刑、上诉、缓刑和坐牢。温妮不顾种种限制，参加索韦托地区斗争。索韦托是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黑人聚居区，那里的斗争正进入新阶段，标志就是“黑人觉醒运动”的兴起。在温妮看来，它“使人民更充分地认识到自身价值，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培育了人民的自立精神”。黑人变得为自己的黑色而自豪。
出人意料的是。温妮的禁令到期后没有再延长。12年来她第一次可以自由离开约翰内斯堡去参加集会，并在集会上发表讲话。“我们知道自己要得到什么”，在一次公众抗议大会上，温妮说，“我们的追求对我们来说很亲切。我们不是在请求实现多数人统治，那是我们的权利，为了得到这些权利，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我们知道前面的路还很艰难，但我们将为正义战斗到底。”几周内，温妮再次被拘留，和许多成人、学生一起。他们被关了5个月。
1977年5月，20多名警察来到温妮在索韦托的家中，命令她收拾一下家中的东西。她将被放逐7年。政府害怕她影响学生们。警察开车带着温妮和17岁的津姬向西南行驶了300英里，把她们放在了政府所能找到的温妮最不熟悉的环境——布兰德福特村，当地语言温妮她们一窍不通。
如果政府认为，把温妮流放到那样的环境——白人都会对她充满敌意，黑人又没有文化——去，即使她不会消失也应该屈服了，那么政府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这位漂亮的黑人妇女大步迈进超市、邮局和银行时，布兰德福特像沸水般闹开了——那些地方是黑人从不敢涉足的禁区。
镇上的邻居们曾受到警告，不得与这个“危险的共产党”交往，但渐渐的他们鼓起了勇气，因为他们难以拒绝她的热情和慷慨。
1978年7月，曼德拉60岁生日之际。国际社会举行活动进行庆祝。《纽约时报》说这个人很可能将来会领导一个黑人南非政府。伦敦下议院举行集会为他祝寿。曼德拉后来写信给温妮：“如果没有你给我的信和爱，许多年前我就崩溃了。”
劳燕分飞
“女士们，先生们，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刚刚遭受的痛苦经历。”1992年4月13日，处于极度痛苦中的曼德拉以此结束了他的讲话，这一天他宣布与妻子温妮分居。
对曼德拉一家来说，对非国大来说，对全体黑人来说，这都是一个令人伤心欲绝的时刻。两位南非最著名的人物间的婚姻终于破裂了。
当初，坦博把温妮介绍给曼德拉。现在坦博以及曼德拉多年的老友。同时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西苏鲁都支持他作出这一决定。曼德拉的声音极少有颤抖的时候，但那一天，当他在约翰内斯堡城区的非国大总部宣读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声明时，他的声音的确在颤抖。约翰内斯堡各电视台纷纷出动，他们记录了这一期盼已久、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虽然大家早知会有这么一天，但一年多来它一直蒙着面纱。 众所周知。曼德拉和温妮从来没有好好享受过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斗争”总是第一位的。在宣读声明时。曼德拉提醒记者注意这一情况。他在声明中对温妮大加赞扬。在狱中的漫漫岁月中她始终对他忠贞不渝。在长达30年的岁月中她饱经风霜、历经磨难——该死的种族主义监狱、无休无止的禁令、警察不停地进行骚扰，这一切她都挺了过来。在斗争最黑暗的日子里，她使曼德拉的影响继续存在，使黑人民族主义事业发展下来。他说。“我对她的爱始终如初。”但不幸的是，由于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他说，他和温妮都认为分居对大家来说是最佳选择。尽管如此，在他所谓的“她生活中最严峻的考验时期”，他仍然会不遗余力地支持她。
两天后，温妮面对媒体时泪流满面。说话时声音常常颤抖。她说“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我的丈夫一直是我生活的中心，我爱他，今后仍然爱他。我忠于我的组织，我的丈夫和南非遭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任何事情都不能让我动摇。”与曼德拉分居立即影响了她的政治声望。温妮宣布她将辞去非国大社会福利部部长一职，她称自己已经成为一场“诽谤运动”的牺牲品。她说这番话指的是前一段涉嫌绑架4名索韦托青年，法庭判她有罪。她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国内外媒体指责她在政治上和私生活方面有不良行为，那是在冤枉她。
对于他们分居。很少人同情温妮。相反，所有人都为不幸的曼德拉流下泪水。非国大内部多数人及大部分黑人都持这样的观点：这位长期遭受种族隔离制度折磨的殉道者，现在又沦为他自己妻子政治和性丑闻的牺牲品。在监狱里他盼望着与她团聚，但这个女人一直在欺骗他。伟大领袖总是过着悲剧式的个人生活。因为他们已献身于更伟大的事业中，曼德拉和温妮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曼德拉似乎冷静地接受了这种命运安排。
1996年，已经正式分居4年多的曼德拉夫妇终于在法律上解除了婚姻关系。这时他们结婚38年，曼德拉已经78岁。温妮也60岁了。两位名人的正式离婚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因为他俩从政治到私人生活上全面的分手早已不是新闻。尽管如此，这次失败的婚姻仍然使他们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倒不是指道德上的。在婚姻文化观念与中国截然不同、甚至与白人传统也有区别的南非黑人中。并没有多少人指责曼德拉是陈世美式的负心丈夫，就像本来也不会有多少人视温妮为潘金莲式的不忠之妇一样。温妮另有情人。这在曼德拉出狱前人们就知道，但只是后来她在政治上遭人厌恶时这些私生活才被拿来大肆炒作。然而南非毕竟不是中国，私生活的问题虽然有损于、却不会完全毁掉一个人的声誉。而温妮的政治资源也不仅仅是曼德拉那圣雄头上的光环的映照，她毕竟为非国大事业奋斗了几十年。有自己的独立地位。与曼德拉分手之后，她也未从政坛上消失，作为非国大内部“下层呼声”的代表，她此后仍不断指责曼德拉领导的南非新政府保守，没有履行对黑人与穷人的诺言等等。
曼德拉与温妮婚姻失败的代价主要在政治方面。曼德拉与温妮分手，实际上是与她所代表的“激进”帮派决裂。这降低了他在穷人、尤其是贫穷黑人心中的地位。传媒的采访表明，对两位曼德拉分手最感失望的正是他们。失去他们的崇拜，肯定有损于以社会正义为号召的曼德拉的力量。1997年年底非国大“五十大”上，纳尔逊卸任非国大主席，而温妮竞选副主席失败，两位曼德拉将淡出南非政坛是当时公认的前景。
温妮当年在婚后有句名言：“嫁给他并不是真正嫁给了一个男人，我嫁给了这场斗争。”显然，他们俩38年前的结合与38年后的分手，都不完全是基于一般的男女相悦或相疏，评价这一结合与分手也就不能仅以一般的夫妻忠贞与不忠而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不曾有过真挚的感情。也不意味着离婚没给他们带来感情的创伤。
摘自《南非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