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ety与“社会”的早期相遇:一项概念史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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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中的“社会”一词,主要指民间迎神赛会,往往与官方或儒家精英居高临下的轻蔑贬抑态度相连。来华传教士最早将society概念引入中国,使这个外来术语与“会”“社”等本土语汇之间建立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语中的“社会”(Shakai)这一近代新概念传入中国以后,又跟汉语中原有的旧式“社会”一词及其关联的经验和体验相混杂。由此生成的中国近代“社会”概念呈现了暧昧的特征,从理论上说指向时代变革的不二方向;但在经验和实践层面,又仍然带有官方或者精英视角之下的令人不屑、不满,甚至是不安的负面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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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妍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128元家庭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是世界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载体,在中国尤其长期受到特别的尊重。而在近代的中国,家庭却成为革命的对象,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一次大的颠覆,从长时间看,也是对人类基本社会制度和普遍伦理的挑战,是一个与人类大多数社会常理相悖的反常现象。与既往研究套用近代史的大框架革命和现代化来解释家庭革命不同,本书从家庭的视角出发,重新思考家庭革命在清末民初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它所裹挟的情感与关怀。
徐志民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65元近代中日关系史是中日关系史上最不正常的一段历史,也是中日学界分歧较多、争议较大、关注度较高的一段历史。中日学界往往因知识结构、史料选取、研究方法等不同,导致学术对话磕磕绊绊,很难顺畅。鉴于此,该书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尝试。
街头贴报、阅报社和讲报社是清末北京中下层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05年至1906年间,北京出现了创办阅报社的高潮,推动白话报和白话文走向街头、茶馆和寺庙,进入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作为一种新式公共文化载体,阅报社的选址附着在北京原有的城市体系之中,折射出清代北京特有的族群空间结构。阅报社既是北京中下层社会超越固有界域的联合,也体现了四民社会松动后新型社会力量的重组尝试。众多贴报人和讲报人的发言,尤其反映了满汉族群对启蒙事业的广泛参与和旗民之间的通力合作。
清末民初,苏州城用水方式开始发生变化。1926年地方人士首次提议创办现代城市供水系统——自来水,但因苏州城内市政管理力量分散,难以付诸实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苏州市政府尝试在城区设置统一的市政机关,进行城市规划和市政建设,包括创设自来水,却未能得到地方势力的支持。至1930年代,虽然苏城自来水计划屡被提出,但由于需引入大量外来资本,从而引发本地商人的抵触。同时,苏州传统势力为维护原本以河道为基础的城市格局,也对自来水持反对态度。最终,与商户关系紧密的救火会在苏城商业中心观前一带建立起区域性质的供水系统
由于甲午战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日本的特殊关系,其军械的购买、制造受到了日方的很大影响。湖北军队使用的武器装备原本以德式(含仿制)为主,而在张之洞大量购买日械的情况下变为德、日混杂。这些军火贸易皆由大仓组、三井物产会社等财阀经手,日本军工部门与在华军事教习对此亦有推动。张之洞先后为两江与湖北订造军舰时亦选择了川崎造船所,使得这家原先缺乏造舰经验的造船厂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在张之洞决定与日本合作之初,他曾计划向日本借款扩建湖北枪炮厂,并聘用日本军械专家为湖北制造小口径步枪,后一项内容尤被看重。在日方的建议下,张之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持续稳定地获取弹药至关重要。战斗缴获、军工生产、民间收集和购买以及向国民政府请领,是八路军获取弹药的四种主要途径。在不同阶段,这四种途径对于八路军弹药来源的贡献不同。大体而言,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弹药获取多于消耗,尚有结余;1941年至1943年,八路军弹药消耗多于获取,其弹药积存量逐渐减少;1943年后,通过多方努力,八路军获取弹药再次多于消耗。八路军获取弹药途径的复杂及其努力状况,既体现了抗战时期统一战线的大背景,更反映了中共超强的社会动员及执行能力和灵活多变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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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徐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55元随着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历史记忆与历史想象已经成为中外史学界关注的重点与热点。《察势观风:近代中国的记忆、舆论与社会》从记忆与舆论入手,截取晚清民国社会文化史上几个相异而重要的话题,以大学、舆论界、出版风潮、纪念会为场域,利用大量报刊、日记、书信、回忆录,从当时人的视角出发,注重各类文本的辨析与张力,试图呈现被忽略、压抑的低音,捕捉近代中国繁复多姿的流风,展现了强势历史叙述之外人物在历史场域中的内心世界与喜怒哀乐,描绘了个体经验与时代洪流交错之近代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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