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8月5日，在“粮校（即北京粮食学校）武斗”中，16岁的“联动”成员王冀豫打死了19岁的“四三派”成员王××。多年后，王冀豫一直在忏悔和反思。

浑小子

　　我1951年出生在武汉汉口的中南军区总医院。我们家兄弟姐妹实际上是六个，送给老战友家一个，还有五个，我是老大。
　　1951年，中央军委组建空26师，就把我父亲调到了空军。过了不久，空军和防空军合并，我爸就成了空军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
　　我是三年级搬到空军大院的。小学四年级时，我的老师是个部队家属，在学校收拾我，我就恨她。那时，我打弹弓特准，能打下麻雀来。我知道那个老师住在空军大院的11号楼，但不知道她具体是哪一户，只知道一楼住的是警卫连，二层是图书馆，我就拿一个弹弓，把11号楼这两层之外的每扇窗户都打碎了一块玻璃。
　　小时候，我和院里的小孩打架，也是混不吝。有个小孩叫土豆，我们俩打过一架。他比我大，我打不过他，我挨打的时候就一口咬住人家的耳朵，连撕带咬的，把人家耳朵咬掉一块。
　　我天生体能好，胆子大。在育鹏小学玩单杠，做引体向上，有的说我能来10个，有的说我能来15个，我说，这还要数数啊？我玩这个，没数！上去就“咔咔咔”地大概做了一百多个引体向上。玉渊潭那儿有个水电站，那坝挺高的，有七八米吧。那帮高年级的学生激我：你敢从那上边跳下来吗？我说：有什么不敢的？就从上面“嗖”地跳下去了。他们又说：你敢头朝下跳吗？我说：敢！我就头朝下，“嗖”地又跳下去了，水拍得我够呛。
　　当年，除了那种扒女厕所、耍流氓的坏事绝不干以外，其他那些显示“英雄主义”、招人嫌的坏事儿我老干。我整天异想天开，从来不想着好事儿应该从点滴做起，老想石破天惊。

潘多拉的盒子

　　我小学毕业后，就上了玉渊潭中学，后来转校去了铁三中，文革中又转到了翠微中学。
　　从1962年林彪开始主持军委工作之后，1964年部队里开始出现了《毛主席语錄》。毛主席的话越来越成为大家追捧的东西，比如跟王海容、毛远新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这些谈话一旦进入大院以后，马上就成为纷纷效仿的标准。比如王海容说她班上一个同学，学习不好，老考三分，但是看《红楼梦》看得掉泪。毛主席称赞说好，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所以当时连我这样的都捧起《红楼梦》看，但我实在看不下去，我还纳闷呢，我怎么不掉眼泪啊？我们这帮人那时鼓吹誓死效忠毛泽东，能盲从到这种程度。
　　文革前，在学校里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政治教育加强了。毛主席说了，青年人要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要到大江大河里去锻炼。
　　自小受的教育，我们就是革命的种子，天生就是为了革命而存在的。不只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是要处处革命，要走向各种各样的战场。那时对我们的培养方向就是斗士，像雷锋说的：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包括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这都是当时教育中贯穿的主题。这种教育对干部子弟影响很深，不光是部队大院，地方也一样。
　　北京是个四合院儿的城市，所以那些“院儿”就成了北京的符号。所谓的大院儿，不管你是政府的还是军队的，都是一样的，因为共产党的地方政府也是军队建的。因此，部队干部、地方干部如出一辙，同种同源，这种传递方式和这种思想的一致性，就导致最后形成了对修正主义的义愤，形成对毛泽东的超级迷信。所以我觉得红卫兵运动跟这个有关系。
　　过去的集体主义教育、崇尚“英雄主义”的意识、寄宿制学校培养的团队精神、家庭背景的清一色，尤其是其后“血统论”的出现，都让我们形成了一种同一的心理结构。以至于到今天，这种思想意识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打不烂的。

　　这也是我们打架不要命的一种原动力。这些人为什么凑在一起就厉害？要单独相对，那就是一种力量的较量了，是对方比你强大还是比你弱小的问题。可是作为一个群体，就不是个人的力量了。十个人加在一起，可能就是五十个人的力量，这就是区别。
　　很快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这些人就都凑在一块儿了，甚至四海之内皆兄弟。串联的时候，一听说话，就知道你是不是干部子弟，心里特别明白。这是当年红卫兵兴起的基础，也是后来我们这帮人打架的基础。
　　文革前，我们很多人都受过小流氓的欺负。比如我刚上中学的时候，有次去踢足球，刚一去，有些比我们大的孩子就用足球踢我们。我们都是从寄宿学校出来的，当时都很规矩，我说：唉，别欺负人啊！结果不行，人家过来就揍我。我就特别愤怒，他们一打我，当然我就还手了。我逐渐对我的爆发力和拳头的力量更有自信了。我的“浑”和体能结合起来，就比较可怕了，导致我走向一条不归之路。
　　文革初期的打流氓，又被赋予了政治上的意义：革命。打流氓是革命，流氓是革命的敌人。红卫兵和流氓成为了文革中的一对冤家，打架几乎贯穿了文革的全过程。
　　文革中，空军的干部受冲击的很多，特别是管干部、管组织的干部得罪人多，就更倒霉。所以我父亲在文革中老挨整，时不时地被挨斗。今天叫你喂猪去了，明天叫你回来工作两天，后天又叫你喂猪去了，都不知道为什么。文革时候干部挨斗很正常，干部们也都皮了。
　　人们有种误解，认为部队干部受冲击少，实际上不然，挨斗挨得更狠。像斗彭德怀，斗罗瑞卿、贺龙等等，在军队里一斗就是一条线下来，走资派多得很。军队整人，跟地方不一样的是，你要挨整了，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文革初期，是按照林彪的那条线来划分的，部队的干部进行了一次次的权力洗牌。
　　比如，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叫所谓“双一”，这是一条线，是毛的嫡系，也是林彪的那条线；四方面军，“招降纳叛”的就比较多；贺龙那边又是一条线……都是按山头论。其实我觉得文革整个是一次权力洗牌。所有的群众运动，就是运动群众。而且，要把每一件事情都赋予一个革命的内容。 　　没多久，院里好多人家里都没大人了，大多被隔离审查不让回家了，有的出去“三支两军”了。家家是留守家庭，就剩下一帮孩子。文化大革命对于我这样的孩子来说，那无疑是把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我们感觉是非常的幸福，解放了，无限自由，好像是1949年啊！

文革中的恶少

　　我们那时候没人管啊，就去偷嘛。我当时甚至觉得偷东西是件很光荣的事情，我都能偷东西了！其实那是一种“打砸抢”行为，跟偷盗不一样。
　　一般像小偷偷东西，主要是偷钱。我们不是，钱不敢偷，我们偷东西去卖。像铜制品、金属制品啊，我们就卖给废品收购站；像生活用品，比如说什么毛毯啊，就卖给委托商店，相当于现在的典当行那种。印象中，毛毯偷得最多，因为价格还算公道，那种花花的纯毛毯，挺高级的，新的卖四五十块，委托商店一条给我们十块钱。气枪，我记得特别清楚，20块钱一支；偷一副冰鞋，加上黑龙牌的跑刀，是8块钱。记得全聚德的一只烤鸭那时候才4块钱。
　　我們卖这些东西，用的户口本是从各家收来的。这些走资派家的户口本，我们把它集中起来，都交给一个人管理，这样他可以知道哪个户口本用过几次了，是在哪家委托商店或废品收购站用过，谁去用的。如果老在一个地方用一个户口本就麻烦了，容易引人注意，收购站、委托商店那帮人的阶级斗争觉悟很高的。卖破烂儿的时候也一定要换着人去卖，不能老是一张嘴脸，老是一个人，也容易引起人家警觉。
　　我印象最深的是，翠微中学外面有一片桃园，那是罗道庄队里的果园。那时候，有人半夜到人家果园里偷桃子去，偷桃子吃不说，可恶的是还摇人家的树，弄得满地都是桃子，吃不了几个，糟蹋一大片。后来老百姓集体跪在学校门口说：少爷们，我们还指着那桃园活呢，你们吃点就吃点吧，别糟蹋呀！人家集体跪在那儿，那是对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敢偷桃了。而且大家互相监督，谁要再想去偷桃，马上有人站出来阻止：别去！人家老百姓指着这个活呢！所以，那时的坏，还不是良知殆尽。

乱时“共产主义”

　　那时候我们出去“刷夜”，今天住他家，明天住我家。我觉得那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刷夜，那是一种“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家家都敞开大门，甚至于你一进自己家的大门，你会发现一屋子的人你一个都不认识！都反客为主了，能到这种程度。
　　那时候，比如说解放军政治学院，大人们夺权，那帮孩子就夺了游泳池、灯光球场的权。夏天，不是热吗，晚上每每在半夜里，就招呼一帮人，骑着自行车，到政治学院去，到游泳池里头泡着，睡觉就在游泳池的边儿上。池边铺满了草席，一人一张，大家都躺在那睡，感觉可幸福了。

　　在游泳池住的那段时间，我们四处偷东西。空军大院里几乎每个食堂都被我们偷过。大院里好多食堂，有司令部的、政治部的、工程部的、雷达兵部的，偷呗。尤其是空勤灶的仓库，那里边最棒了，有各种各样高级的鱼虾，但我们都不会做，经常都是糟蹋了。
　　有次，我们从食堂和仓库里把人家的半片猪都拿出来了。通讯兵的一个孩子，他爹是个少将，被打成什么反党集团的了。他爹妈一完蛋，把我们美死了，用反党分子家的煤气灶给我们做大丸子吃吧！大概是1964年还是1965年的时候，军队开始有液化煤气了，将军家里都有煤气灶。院里有个煤气站，那煤气就凭本儿换。那时，觉得用煤气灶来做饭太方便了。我们就把那肉切了，做成大丸子。其实我们的那段真实生活，比王朔小说中描写的那些好玩多了。
　　我们还从食堂里整袋地偷面。我记得部队的面口袋都是100斤一袋的，不是外边卖的那种45斤的小面袋子。还从食堂偷挂面，一偷就偷那么一捆，10斤呀。还有偷汽水，那时北京就是北冰洋汽水。一箱24瓶，喝完了以后拿汽水瓶子打架就是最好的武器。

武斗中杀人

　　那时人们把翠微路中学、育英中学和太平路中学统称“三校”。它的成员大部分是周边几个部队大院的孩子。在这三个学校里，大部分是“老兵”这一派的，就是社会上称之为“联动”的成员。也有一些“四三派”的成员。
　　在我们三校中，那时候并没有实际上的头儿，反正我没觉出来谁是头儿，但可以说有那么一个核心团队。像翠微中学，核心团队有王小盛、朱平楠、王小点、江晓路、杨育生等。
　　有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四三派特别嚣张，在我们院儿里也这样。后来有一天，就出现了“粮校武斗”这个事儿了。
　　武斗刚刚结束，就听说四三派的王××死了，而且是被我打死的，我如五雷轰顶，浑身发抖。我从心里想往外喊：我不是故意的！但是事实却永远不能改变——我杀人了。

反思的起点

　　打死人后，我坐过牢，走后门当过兵，当过工人。那年代，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大干苦干，也不注意对工人的安全防护。结果，我干活的时候，溅起来一个碎铁屑，把我的眼球击穿，我的一只眼睛就瞎了。我经常想，这也是苍天对我所干坏事的一点惩罚吧。
　　我是1975年去河南下乡的。因为听说河南新蔡搞了个劳动大学，我就联系去了那里。当时一批精英人物，如金观涛、邓英淘等人都在河南。我插队所在的是新蔡县涧头公社徐营大队徐营小队。我觉得我的人生观的转折，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大概是收麦子前后，有天老乡请我们喝酒。他们说：今天村里有人家生孩子，从此这个村又是144口人了，要庆贺呀！原来，这个村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时共有144口人，到1959年底1960年初，饿死了73口人，当时才又恢复。我说：错了吧，饿死人那应该是旧社会的事吧？可老乡们说：没错，就是1959年！村里家家户户没有不死人的！后来，我又了解到，就我住的那户农民，叫杨乐仁，当年一家8口就剩下了他一个，其他都是饿死的！这给我的感觉和冲击是颠覆性的。我一个无法无天的人，被徐营这血淋淋的现实给震住了。 　　徐营饿死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我确切地感到，这个社会出大问题了。从我进入社会之后，特别在一只眼睛瞎了之后，我对我杀人这件事，已经有了一定深度的反省。我感觉我在人性方面是有缺陷的，那推而论之，那些对饿死几千万负有责任的人呢？
　　其实，一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胡适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争一个人的权利，就是争国家和民族的权利；争一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大众和国家的自由。少一点不自信，多一点独立思考，是我们通过那段悲惨的历史应当领悟的。

信仰真实

　　我是1979年回北京的，分配在北京特殊钢厂当了工人。后来我就下了海，到深圳混了几年。最后，觉得那些事都不适合我干，又回到北京，在稻香湖的马场做牧马人。
　　回顾我的历史，我觉得个人命运总是跟时代搅在一起的，剪不断理还乱。以前我只知道我是作恶的，人有恶缘，基督教叫原罪，如果要说到今天，我有什么觉悟的话，那就是学会思考了。人如果学会思考了，才会有独立的人格，才会真正有灵魂，就不会出乱七八糟的事儿了。否则，这个人的人格就是不健全的。
　　“性相近、习相远”的人世间，为什么盛产这么多的仇恨？从文革之初，从我打死王××的一刹那，我灵魂的“异化”就开始了。伴随其间，有金观涛、邓英淘等人不断地对我的塑造。点点滴滴的积累，直至在徐营时，我的思想发生了突变。这个异化让我认识到什么才是自由、民主和理性。
　　中国前30年，斗私批修，甚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改革开放后，人的拜金主义又越来越厉害。我们经历了两个时代，从极其没有自我走向极端自我，但是没有改变的仍是人性的坍塌。
　　今天我们奔六、奔七了，常有聚首，当年的哪派都有，哪种出身都有。坐在一起，竟有一种莫名的沧桑。想起过去，大家只有感慨的自嘲和悲哀。
　　前些日子，我們空军大院的孩子们聚会。他们讲，其实我们的父母不愿意改革。或者说，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那就会丧失目前的一切。我就觉得，其实错了，我们的父母当初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如果仅仅是想着要维护一己私利，这场革命当时就是毫无意义的。这点应该反复强调，让我们这些红二代——就是干部子弟——都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只有一个使命，就是为了使这个国家好起来。确实，今天做到这点很不容易，因为人们一旦尝到了权力和利益的滋味，想让他放弃，确实有难度。但是，我们应该有种舍弃。难，也得放弃。
　　另外，对历史要有一个客观的、真实的认识。
　　我们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是有一种使命感，也有一种优越感的，甚至有一种无聊，觉着自己挺牛，这个国家就是我们的。对工农真的有一种轻视，或者是蔑视。我们在文革中有没有这种所谓的权贵情绪呢，我觉得有，而且很强烈，尤其是老红卫兵，始终抱有这样一种很强烈的、很强势的优越心理。经过了10年文革，经过了30年的改革，现在还有不少人依然如旧，我觉得这个特悲哀，应该放弃了！其实放弃了，我觉得得到的会更多，得到的是父母或祖辈们当年所真正追求的东西。
　　李三友（当年“联动”的成员）生前曾对我讲：咱们都是红卫兵，应该用一个忏悔的态度来对待过去，这样才能释怀。不然，很多事情解不开。不过，我不认同“忏悔”这个词，忏悔有用吗？忏悔是不够的，我们经历的问题和我们面临的问题，也许这一切需要几代人的反省。
　　正视历史，必须从我做起。当人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有什么比真实更值得追求？我有信仰，我信仰真实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