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6点16分下班以后，吕彪从位于中关村的理想国际大厦出发，搭乘地铁4号线经过14站到达北京南站。出地铁站上一楼之后，他会拐进隐藏在狭窄楼道之间的一个升降梯到达候车厅，然后在一个珠宝店的门口领取一瓶免费的矿泉水，接着穿过珠宝店来到京津城际列车的检票区候车—这是他摸索出来的最快路线—从出站到检票只需3分钟。
　　10月他从新浪天津站调到北京总部工作，于是开始了每日往返京津的上班模式。他曾经尝试着在中关村附近找房子，发现一间像样的单间每月的房租已经飙到3000块钱，他算了一下，这比他每月往返京津的交通费还要贵上822元。
　　如果按时下班，他一般会在晚上7点10分左右达到北京南站，然后掏出一张“京津城际铁路快通卡”，刷卡取票，刚好可以赶上7点28分的这班列车，否则他需要再等19分钟才能坐上下一趟列车。吕彪会把这些情况拍好照片，然后上传到微博上，这是他每天必须要写的“京津通勤日记”—他的一个同事开玩笑似地把吕彪每天坐火车上班的事放到了网上，结果他的粉丝涨了一千多个。
　　从北京南开往天津的京津城际列车自2008年8月1日开通以来，每天共有86对车次往返，周末则会增加到90车次，每班列车的间隔最短只差了3.5分钟，最长也不会超过20分钟。但如果遇上诸如五一国庆之类的人流高峰，即便增加到96对车次，依然无法满足汹涌的旅客。不过这对于手持快通卡每日往返京津两地的人来说，并不构成困扰—铁路局会给刷快通卡的乘客预留超过60个位于6号车厢的座位。
　　吕彪乘坐的城际C2239次列车于晚上7点28分开始发车，平常这个时候他已经坐在6号车厢的某个座位上阅读随身携带的书，这是他多年乘坐火车的习惯。去年，他辞掉了在铁道局下属的一个杂志担任摄影记者的工作，原因是编制问题解决不了。
　　回想2008年，在京津城际开通前10天他就跑去车站买了一张首发车票，并且骄傲地成为第7位拿到票的乘客。他热衷于体验不同火车路线的首发仪式，曾经在京沪高铁开通的首发仪式上，他因为给温家宝总理让座，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
　　他对铁路的热爱是从大二开始的。那年他参加了一个天津工业历史的课题，而他负责的部分则是天津铁路历史，于是他花了一个暑假和一个寒假跑遍了天津几乎所有的火车站，从此成为一名铁路爱好者。他的iPad里现在还存储有各种不同型号的火车照片，他最爱的火车型号是CRH380A，整个火车头像一个银白色的导弹向外伸展，相较之下京津城际的3C车型只能算中等姿色。
　　现在，他每天上班需要经过两个火车站，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感。火车站钢制的架构，明亮的灯光，让他感受到工业制造的美感和现代人类文明的宏伟。他也喜欢坐在候车厅的蓝色座椅上，看着人来人往，他总觉得火车站的熙攘和街上的不一样，“所有路过火车站的人都在经历一段长途的旅程。”
　　京津城际的开通终结了很多人噩梦般的动车时代。在此前，京津动车每天只发不到30车次，由于不能超载，北京去天津的检票口常常堵得人都走不动。再加上路上所耗费的时间只比火车少了10来分钟，更让动车成为鸡肋。很多天津人为了回家不得不四五个人包一辆黑车，夜里在高速上，他们常常可以看见被大货车撞瘪的小汽车歪斜在路边，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开得心惊肉跳。
　　从1999年开始坐火车往返于京津两地的马先生记得，几年前坐火车回天津需要在铁路上耗费一个半小时，火车开到半个小时的时候他就有点困了，然后眯一会儿。2008年他第一次坐上城际列车，刚刚想睡觉，列车员提醒下车的喇叭就响起来了，那种差别给他的印象“非常非常深”。

　　时空距离的缩小让很多原本在天津工作的年轻人不再顾及房租和生活的压力，前往北京寻梦。只要出勤时间卡得不那么严，从北京四五环外的小区到三环以内单位的时间和从天津往单位赶的时间其实差不了多少。
　　张承宣特意计算过，从天津家里出发到北京的公司最快的一次只花了100分钟，而即便遇上公交堵车或者赶上城际间隔较长的时间段，单程时间也不会超过120分钟。
　　去年7月，有人跟张承宣说北京这边有机会，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天津，他在一家建筑公司给一个工程师当助理，总感觉师父压着他，“干不了大活”，而来北京这一年他“彻彻底底地干爽了”。
　　他觉得这是北京特别神奇的地方，莫名其妙自己没什么本事然后就有人给你一个大活，“在建筑设计院给各个酒店、住宅、商场画建筑图纸。”而在天津，他就是一个“不知名的东西”。
　　干建筑这行，每一次在图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都意味着资历的增加，为此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连着三个月，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给客户设计住宅图纸，出图日期卡在哪儿了，出不来就完了”，然后他出了200张设计图。
　　他曾经连续熬了三天，困了就在公司会议室的大沙发上躺一会儿，到第三天凌晨3点的时候，终于把案子熬了出来。睡了两个小时以后，突然就醒了，一个人跑到景山看北京的日出去了，看完日出到火车站坐城际回天津，在城际上他又睡着了，然后下车的时候“整个人感觉要死了”。 　　他和从前的朋友们呆在一起的时候，“聊不上来”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他试着谈论北京城市规划格局，天津和北京城市差异这种有点高度的话题。天津这几年变化太大了，海河那边新开了香格里拉，天津站对面的津湾广场要建汤臣一品了，环亚马球将举办APEC的一个产业论坛，他想聊聊这些，没人理他。他只好配合着别人吐槽最近停车费怎么又涨了，APEC限号耽误出行了，以及家里老婆孩子又怎么让人操心了。他在天津的朋友都觉得他每天跑北京“脑子有病，瞎折腾”。
　　前段时间史诗级歌剧《战争与和平》在天津大剧院首演，被列入天津市政府高端演出补助项目，天津市民买票能够享受半价优惠。他挺激动地买了票，然后又觉得该洗个澡换身西服，就翘了班提前回天津了，结果他到剧院以后发现一半的观众都是从北京过来的，而他问天津的同学，“根本不知道这档子事儿”。
　　“天津太闭塞了，他们总觉得外面发生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张承宣觉得自己有些格格不入。只有在北京的时候，他才觉得自己能够被包容进去，甚至公司的扫地大妈、看大门的大爷在他看来都具有别具一格的魅力。他想聊聊APEC，看门的大爷会告诉他APEC是从1989年开始的；他想聊聊历史，大爷就和他狂侃某位国民党将领的生平事迹。
　　他时常感到积郁，但也因此迸发出比周围人强烈得多的斗志。这和他耳濡目染的家庭环境相关。他自视为花旗买办的后裔—外公的父亲是宁波的买办，1860年天津开辟为通商口岸成为九国租界之后举家迁往天津。他从小和外公外婆一起长大，常听大人说起家族昔日的荣辉，并因此感觉到自己不同于周围的朋友。
　　他的外公是一名手风琴师，而外婆从北师大女子附中毕业后专门跑去天津学西医。“文革”时被红卫兵抄家，他们家一台罗宾汉钢琴被拆得只剩骨架，钢板琴弦全没了。“文革”结束后，外公耐心地做琴键，然后把琴弦一根一根挂在钢板上。他就站在钢琴旁边帮着调弦，然后惊奇地看着一个骨架变成了一台可以完整弹奏的钢琴。那一年，他11岁。
　　他还能隐约感受到家族曾经的繁盛，家里至今保留了西式的用餐习惯：十多年前超市里没有沙拉酱卖，家人会用鸡蛋做成沙拉酱，“味道有点腥”；外公会做一种特别的牛排，用刀背把牛肉剁烂，然后用蛋清液和面包渣把牛排裹起来放锅里炸，再调上糖醋汁和黑胡椒，他没有在其他西餐厅吃过比这更美味的牛排了。
　　他像天津这座古城一样，或多或少背负着复兴往昔的雄愿。他下班后喜欢看一部讲述天津辉煌历史的纪录片，他看着会突然哭起来。
　　北京从来不缺少满怀热情的年轻人在此奋斗，外来人士以每年新增44万的数量涌入北京。过去十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从2003年的300万攀升到800万人，但平均每年只有18万左右外地户籍人口能够拿到落户指标，成为北京人。那些曾经在北京漂泊的年轻人面孔开始衰老，他们需要解决结婚生子、购房上学等从前无需考虑的问题。
　　4年前和张承宣一样为了事业发展前往北京工作的天津人徐斌，今年“十一”在天津的郊区武清买了一套房，开始了京津通勤生活。
　　徐斌在天津和北京都呆过一阵，然后总结出北京和天津的不同：“在天津生活得非常舒服，工作起来反而会不舒服；反过来的话在北京工作得很舒服，下了班之后会很空虚。”
　　他曾经受不了北京的节奏，辞职去天津做广告。每次和一些全国性的广告公司合作，他都觉得像经受了一场屈辱，“你会发现客户在买你的服务，但反而是他在教你怎么做，价值感特别低。”他在天津呆了三年，“男人事业比较重要”，于是又回北京工作。
　　和在天津工作比起来，现在徐斌周围的同事每个人看起来都很“苦逼“，每个人下班之后“都倍儿迷茫不知道自己去哪”，“最后就成了男男女女一块儿吃个饭，喝个酒。”他觉得北京的上班族丧失了家庭、孩子、美食这些原本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于是他又想搬回天津生活，“在天津生活美好的东西不需要任何成本就能获得，而在北京你得有一定资本之后才能享受生活，而且这个门槛很高。”
　　事实上，成本并不是没有，比如他不能和其他同事一样下班约着去别致的饭馆和酒吧，因为武清最后一班回家的公交晚上8点就停运了。
　　但是北京的夜生活不能再对这位33岁的中年男人构成吸引力了，“好像肉似的，吃多了会腻。什么东西吃不腻的，可能就是腌白菜吃点稀饭，这东西怎么吃你也不会腻。”去年他组建了自己的家庭，现在他回家以后可以陪媳妇聊天说话，然后两个人悠闲地看电视，他以前会问自己为什么而工作，“其实就是为了这种生活”，他找到了答案。
　　金建军或许比徐斌的感受更强烈。这天下班之后他在单位的食堂匆匆吃了一份红烧排骨、一份清炒白菜和一两白饭，就往地铁站赶。在进入地铁站过安检的时候，保安要求他把包里的保温杯打开，他眉头微微皱起，感到不耐烦。他步子迈得很大—他想快点回家，他在天津的媳妇最近要生了。
　　他每天固定会买一注彩票，这是他每个月除了车费以外唯一花钱的地方。他知道自己没财运，“十赌九输”。最早的时候买七星彩，赢最多的一次是花了50块钱中了90多，然后开始买双色球，他曾经追一个号追了6年，基本没中过，最多的一次中了30块钱。每次买完彩票他心情就变得特别好，“憧憬着明天中了500万我怎么花。”
　　金建军觉得自己到了人生最理想的状态，很多想法这两年慢慢改变了。他在地铁里听到兴奋而又躁动的年轻人大声交谈的时候，觉得这些年轻人的想法好奇怪，如同他看待自己20多岁时候的样子。
　　他曾经喜欢个高漂亮的女孩子，带出去有面子，现在他觉得只要找个差不多的“愿意和你结婚跟你生活又能过日子的就行了”。他以前理解的幸福就是发大财，因此做过销售，后来发现适应不了，他性格上就不是拼的人，“人家一定要拿下那个单我不一定啊，我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他本来是准备在北京买房的，还想买大的，“一百多平的”，后来想想为了一套房子每个月背着六七千房贷，把大半辈子搭进去划不来，现在他可以“想失业就失业”。 　　于是他和媳妇在天津买了房，每天往返京津上班。刚开始觉得来回折腾太麻烦，后来有一次他加班，嫌坐火车麻烦就在公司对面的布丁酒店住了一晚，一百多块，只有十来平的房间，墙壁上开一个窗户通风。他感到很不舒服，他想家里的大床，甚至家里的空气都比酒店的要新鲜。后来不管多晚，他都宁可回家，他说自己“上了年纪了”。
　　像徐斌和金建军一样在北京工作然后在天津买房，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北漂们所接受。天津双井桥东一个1000多户的三期楼盘，从北京前来置业的人数超过500人。徐斌在武清住的小区，超过一半的业主在北京工作，“本来是天津的一个区，现在成了北京的卫星城了。”
　　来自山东某个农村的翟乐是前往天津置业的北漂大军中的一员。2006年师范毕业后她在烟台开了一个家教公司，结果开业的那个冬天大雪，路面封阻，没有学生去公司上课，她穷得“几乎揭不开锅”，就跑到北京寻梦去了。
　　在北京打拼8年以后，翟乐在北京几个重点中学的家长圈子里收获了极好的口碑，曾经有一年她带了10个初三学生，其中8个孩子中考成绩接近满分。同时，她的课程收费也从每小时150元涨到了500元。
　　尽管翟乐在北京苹果园附近买了一套40多平的房子，这并没有让她对这个城市有任何的归属感。尤其在怀孕以后，她开始担忧孩子的上学问题，她没有北京户口，意味着无法让自己的孩子进入西城区的重点中学读书，她多年的家教经验告诉她，西城区的小学和中学是保证孩子踏进名校校门最重要的一步。她曾经亲眼见到某个山西来的煤老板为了让孩子在西城区读书，眼睛不眨一下刷了1700万买了一套学区房。她开始考虑在其他城市落户，她每天刷各个城市的落户政策，考虑过杭州、苏州甚至云南，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天津市政府人才引进政策，她用了半年时间往返京津20多次，花了1万2千元，把户口落在了天津。
　　她还在天津火车站附近买了一套90多平的房子，100万还带一个30多平的露台，唯一的缺陷是没有电梯，她每天需要爬7层楼梯，但当她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还是开心地觉得自己赚翻了。
　　在京津城际列车的六号车厢内，如果不去询问，就像这节异常安静的车厢一样，大部分天津人的努力是不为人所知的。翟乐每次从北京南站下车，坐上四号线的时候脑子“嗡”地一下，神经不自觉地收紧，“人特别多，一下子都满了似的。”两年前她为了还掉买房欠下的20万，每天给5个学生补课，上课时长超过10个小时。一个地方补完以后她又赶往另一个小区，常常得等到夜里12点才吃上晚饭。张承宣曾经对城际往返怀有恐惧，列车发动时候座椅的震动和疾驶中的呼啸声，都明确地提示他天津距离北京难以逾越的116公里。他花了很久才从心理上克服这段时空障碍，有人曾经告诉他高铁上方的受电弓会散发一种奇怪的辐射，“高铁司机生的都是女孩。”
　　晚上8点06分，列车达到天津火车站。翟乐刚刚看完一个学生在网上发表的的诗歌。这是她带过最头疼的学生，她读她写的诗：“我要的不是单纯的旅行，几个小时后到达一片梦里的高山汪洋；我要的是一座浸在拘束里，却待着我时时归根的心房。”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坐在她对面每次上课嘻皮笑脸没大没小的让自己充满挫败感的孩子写的。
　　列车停靠21站台，车速从292km/h减速至 56km/h，直至完全停止。吕彪把书合上放进去年参加天津东亚会发给新浪员工的长条背包里，然后从包里抽出一顶浅灰色渔夫帽戴上。外出戴帽子的习惯也是拍火车那几年养成的，这种帽子的帽檐宽度刚好能够遮住太阳同时又不会阻碍镜头，“现在出门不带帽子就很别扭，觉得缺了点什么似的。”
　　他快速穿过站台，往地铁站走，从天津站坐地铁5站路，然后穿越一条小巷，他就到“家”了，“天津这边才是家，北京是工作的地方”。整整2个小时20分钟的行程，让他感到有些疲惫。自从调往北京工作，他不能再随心所欲地熬夜了—为了赶上第二天早晨8点之前的城际列车，他六点半就得起床。
　　“以后还是想回铁路媒体工作。”吕彪这样想着，除了拍火车以外他也不知道自己擅长做什么。“难道去给人操办白事儿去？”他冷不丁地会冒出这个念头，这是他高中时候的职业梦想，并且已经给四五位逝者操办过葬礼。他觉得天津的传统民俗只有葬礼仪式保存得相对完整，考大学的时候他甚至为此专门挑了最冷门的历史专业。
　　他倒是觉得自己办不办葬礼挺无所谓的，唯一的愿望大概就是别人帮着把他的骨灰撒到中国位于东南西北四个极点的火车站上，还有中国几个重要的铁路沿线—其中每天装载了无数天津人的梦想和欲望的京津城际是最重要的那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