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读英国《金融时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国模式”风光不再》。文章作者俨然一副中国问题专家的姿态，断言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威权资本主义”；中国的崛起，是因为实行了市场资本主义；尽管市场资本主义目前处于低潮，但它依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最佳的、且是惟一的选择，云云。
　　实事求是地讲，作者的确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模式进行了一番深刻的个人思考，其观点在西方主流社会甚至在中国国内也颇具一定的代表性，其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也很值得我们思考和警醒。
　　笔者曾长期在西方生活，耳闻目睹间，对西方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其发展模式的核心——民主模式，有过一些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思考。上文所提那篇文章的作者口口声声称中国若想转型为一个更公平、更自由、更稳定的社会，别无选择，只能实行市场资本主义。同时却对眼下市场资本主义为何处于低潮轻描淡写。笔者不妨以“小人”之心来度一下“君子”之腹：眼下市场资本主义所处的低潮，正是该制度一些结构性痼疾导致的结果。所以，这位“君子”对此闭口不谈，颇有些讳疾忌医的味道。
　　两年之前，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核心大国之一，德国率先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困扰，经济迅速止跌回升。德国政府自是洋洋得意，但许多政界和经济界人士却为之泼了冷水：德国的经济奇迹一是靠中国，二是靠施罗德。前者不难理解，正是许多西方人口中的“威权主义”的中国凭借其强劲的进口，在美、日、德等世界主要经济体陷入金融危机难以自拔之际，成为世界经济恢复的主要拉动力。也因为中国市场的强大需求，德国的主要经济支柱汽车业才能一直维持对华的强劲出口增长，赚得盆满钵满。
　　至于后者，许多人认为，如果没有前总理施罗德对德国社会福利体制等问题进行一系列改革，从而降低了经济和社会运行成本，德国也难以从容地应对日后的金融危机。正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可惜，人们在赞颂施罗德的同时，似乎忘记了，正是他们当初用手中的选票无情地将这位勇于改革、富于远见的政治家赶下了台。
　　现在再回到所谓的中国威权问题上。《“中国模式”风光不再》一文的作者也承认所谓“中国威权”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比如：打造国家冠军企业、兴建基础设施、在自然灾害和经济下滑时作出迅速的反应。除了上述优势之外，这位先生还忽视了“中国威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保持中共领导地位的长期稳定，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可持续性，这是中华民族崛起和复兴的最重要保证。而反观德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则形成鲜明对比。近年来，一些学者感叹，西方政坛缺乏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笔者认为，这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功利性决定的。仍以施罗德为例，他的锐意改革，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无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其改革措施却在短期内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因此这些选民毫不犹豫地投了他的否决票。眼下西方一些政治家的心理，与我们的一些地方官员类似，只顾眼前的所谓政绩，而罔顾国家和民众的长远利益。
　　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弊端，在笔者看来是其结构性痼疾。但在西方人眼里，这种制度是其核心价值观的基石。与中国传统价值不同，中国民众希望执政者是清官、是能人，而西方则看重选举的过程。再以德国为例。根据德国选举制度，德国选民选出的并非是具体的某个领导人，而是某个党派。至于最终谁将领导德国，将由胜出的党派经过党内的利益折冲决定。如此一来，往往出现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某个政治家颇受选民欣赏，但由于他所在的党派相对较弱，因此选民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心仪的政治家落选。
　　而在中国，从表面上看，中共是一党执政，但实际上，其内部却聚集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团体的代表。曾经读过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的一篇文章，颇有同感。郑教授在谈及新加坡官员的“高薪养廉”问题时说到，“养廉”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以高薪将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政府里，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最优秀的人才都跑到金融等行业去了。
　　笔者以为，中国的“威权”该威时还是要威，但要向西方民主制度学习其严厉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以杜绝权力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