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体制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不再是个人与国家浑然一体，不再把行政力量涉及到社会的每一角落。但结合现实，它仍是一种“后全能型政治”。具体而言，政府不再管理一切，但在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中，国家处于绝对优势。它通过法律、规则、文件、指示规范着民众的生活，而且这些规范更多的时候，是由地方政府作为制定和实施的主体。在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我们更能感受到的是地方政府的力量，在与政府有关的决策中，我们更多的时候看到的是地方政府的身影。
　　后全能型政治的特点之一就是中央往往缺乏充分有效、畅通的渠道来了解地方的信息，加上地方政府对不利于自身利益的消息的封锁，关于地方非常态的信息就很难为中央所知晓。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的分权改革是这一趋势的最初根源。中央政府的初衷是激发地方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必须承认的是这项改革在当时取得了预期的成效，但其负面影响却随着时间推移愈加显现，使地方政府加剧了地方主义倾向。
　　
　　首先，是体制的不成熟。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概念更多的是抽象的意识，而对地方政府的存在却有着强烈的感知。
　　中央政府目前对地方控制的最主要方式就是人事制度，如干部任免、调动、地方官员进京任职、中央派官员到地方任职。在此基础上，中央形成的对这一路径的过度依赖正是中央处理与地方关系的困境，也是二者产生矛盾冲突的根源。单纯依靠人事制度控制地方，其有效性非常值得怀疑。没有地方的政策法规，要实现中央政府对全国的控制是不可能的。
　　中央政府通过任命地方官员贯彻中央的政策，实现中央的意志。但地方利益却不因此有任何改变或消失。这就要求中央政府有着足够的政治智慧和战略思维，以全新的思路处理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的改革具有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先易后难。上世纪８０年代启动的改革开放，一直在巧妙地回避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与矛盾。其结果是近３０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大大解放了生产力，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也使诸多矛盾被表面的大好经济形势所掩盖。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高速增长并没有推动结构性调整和变迁。在转型时期被认为是困难的改革项目，如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地方本位主义，现在仍是高难度课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高增长情况下的改革不是越改越容易，而是越改越艰难。纵观世界历史，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很少有超过３０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持续了多年，这一状态能持续多长时间还是个未知数。因此，中央政府必须对制度的创新有一考量，使中国的改革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自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分权运动后，地方权力越来越大，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有下降的迹象。如任其发展，后果值得领导层深思。
　　在中国，地方政府往往与“软政权”相互结合，彼此强化。因此，首先，必须强化中央权威，在市场机制和契约性社会纽带发育尚不成熟的历史条件下，国家保持充分的权威合法性资源，并运用这种资源来强化指令贯彻的机制，这是克服地方政府自利性的基本途径。其次，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用市场的规范力量逐步取代原先单纯由权威政治衍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调控功能。再次，培育公民社会，搭建一个有序的、广泛的政治参与机制，阻止任何地方政府凌驾于国家、社会之上。
　　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政治变革是制约其他领域现代化进程的“瓶颈”因素，能否实现政治的转型，关系到整个现代化目标的达成。而政治现代化的首要条件，就是建立有效的中央集权。作为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今天的中国又处于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变革中的很多矛盾都可以在政治领域找到根源之所在。其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改革的难点所在。
　　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系统失去稳定再次获得稳定的进程，维护和建立政治稳定的根本秘诀就是适应变化了的内外环境，而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并没有固定的答案，更没有唯一的答案。有人认为，继续改革意味着打破政治系统的稳定，但笔者认为，应以动态稳定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动态稳定的实质，是不断打破现状，用新的平衡代替旧的平衡。政治领域的改革可能会破坏现状，但破坏现状并不就意味着社会的不安定。相反，设计良好且条件成熟的改革更可能意味着新的平衡状态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