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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患癌症离开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一家军队医院。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先后动过六次大手术，八次小手术。他的亲密战友毛泽东不顾自己年老多病，亲自为他布置、审批治疗方案；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也从世界各地寄来一副副药方，一包包药物。然而，这一切都未能挽回他宝贵的生命。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一颗伟大的心脏悄然停止了跳动。
16年后，我在北京朝阳门外一座居民楼里找到了当年为周总理整理遗容的整容大师。他在久久地沉默之后，从书柜里捧出一个精巧的小木盒，在我眼前轻轻打开。
里面是一缕花白的须发。
“这是周总理的胡须，我在为他整容时特意留下的。”整容师的思绪沿着这一丝丝银须痛苦地追溯着往事，晶莹的泪光在眼里隐隐闪烁……那个寒冷的冬天，他正在北京昌平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先是接到一个电话让他原地待命，接着就来了一辆黑色轿车载着他向北京疾驶，他不敢多问什么，只是心中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在北京医院，院长沉痛地告诉了他周恩来总理病逝的消息，他的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愣愣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直到走进太平间做准备工作时，泪水才夺眶而出，重重跌落在工作台上。
淡白色的灯光下，周恩来静静地躺在那里，极度的病痛折磨，使他显得异常清瘦、苍老，脸上布满了老年斑，下颏处长满了蓬乱的胡须，极容易使人联想起长征路上军委副主席的大胡子……整容师怎么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就是生前以风度和气质赢得举世赞誉的周恩来吗?如果人们在与周总理诀别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副老而充满病态的遗容，会是怎样的心情呢？这么想着的时候，他便隐隐感觉到了压在肩头的那份责任的份量。
“一定要恢复总理生前的光辉形象。”他强抑悲愤，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他井然有序地从工作箱中拿出剪子、推子、刮脸刀、酒精、药棉等物品，按照邓颖超一定要设法保持总理生前仪态的要求，开始了整容工作。清洗、穿衣、剃须、梳头、化妆……每一道工序他都干得那么认真、专注、熟练。在他充满灵性的双手下，敬爱的周恩来渐渐地回复了昔日的风采，老年斑隐去了，清癯的面庞显得异常慈样而宁静；双眼若睁若闭，像是在紧张而疲惫的工作之后，刚刚走入香甜的梦境；环绕遗体周围的马蹄莲和君子兰悄然开放，暗香浮动。
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了，港澳台同胞来了，国际友人、平民百姓来了。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在低回的哀乐声中，一双双含悲的眼睛透过泪水，凝望着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或垂泪默哀，或失声痛哭。
整容师的功绩，在于他以高超的技艺，把一位伟人的光辉形象深深烙进人们永恒的记忆之中。
二
他叫马燕龙。现为北京医院病理科副主任技师。在遗理整容这个鲜为人知的岗位上，他默默奋斗了四十多年。从元首巨擘到黎民百姓，他以自己的劳动使数不清的死者含笑九泉。
在我们这个不堪拥挤的球体上，有谁愿意一生工作在太平间里？有谁愿意终日同形态各异的遗体打交道?我想几乎所有的回答都会是否定的。然而，马燕龙异常平静地告诉我，他愿意。他说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祖母就去世了，身为基督徒的母亲拿来自己的化妆品，为祖母清洗身体，换上色调素雅的新衣服，然后认真地为祖母描眉、施粉、整容。他说母亲在那里俯身忙碌的时候，他静静地站在一边看得新奇而入神。化妆整容后的祖母躺在那里，看上去慈祥而安然。那时，他突然觉得母亲所做的这一切非常崇高而富有意义。他幼小的心灵被隐隐触动了。
他能够坦然地站在生与死的边缘地带，给死者最后一份美丽，是与母亲最早的启蒙分不开的。
1949年，16岁的马燕龙穿起一身肥大的军装，走进了军委卫生干校，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医院病理科工作，职责是为患者检查癌细胞的出现和扩散情况。他做的第一例遗体整容，是为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察哈尔主席杨耕田整容，聂荣臻元帅提出来要向遗体告别，医院领导让他试着为杨耕田做些整容、化妆。接受任务后，他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为杨司令整好遗容，又找来石鼓，设置在遗体周围，摆上鲜花和绿草。
做完这一切后，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找来毛巾擦一擦脸上的汗水，对自己的创造感到非常满意。
聂荣臻和杨司令的家属看完遗体，也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和赞誉。谁也没有想到我国由此竟开创了向遗体告别这种庄严而隆重的吊唁模式，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是1952年的事情，当时马燕龙只有19岁。
三
厚厚的几十本像册摞在那里，足有一米多高。马燕龙说：“我平时极少翻阅，每看一次，心里几天都难以平静下来。”
许许多多伟大的名字都工整地书写在像册的目录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胡耀邦、谢觉哉、郭沫若、李先念、邓颖超、周扬、叶圣陶、马寅初、李苦禅……
至于他究竟为多少普通百姓的尸体整过遗容，就没有人能数得清了。
1992年年初，他为新中国最后一位帅星聂荣臻做完遗体整容后，含泪告诉在场的人们，先后去世的十大元帅，只有两位不是他整的遗容，一位是在外地被迫害致死的彭德怀，一位是坠机身亡的林彪。
靠实干精神，从山西的大寨一步步走到国务院副总理职位的陈永贵，因病住进北京医院。马燕龙在为他做病理检查时，从痰液里发现了癌细胞。至此，陈永贵同志的病症才被确诊为肺癌。陈永贵病逝后，马燕龙主动要求为这位庄稼人出身的副总理化妆整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陈永贵的形象极其熟悉，黑色的对襟棉袄、白羊肚头巾是他一贯的穿着打扮，即便是出席中央会议，会见国际友人也没有改变过。马燕龙因此想按死者生前的爱好为其着装，他对陈永贵的女儿、女婿谈了自己的意见，他们表示完全赞同。
陈永贵死时穿着对襟棉袄，却没有扎白羊肚头巾。马燕龙跑了几个病房才为他借来一条。这位大寨人的杰出代表，还是以从山沟沟来京城时的形象，又悄然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大山的怀抱。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颖超同志因病在北京医院悄然病逝。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乔石、宋平等前往医院为这位伟大的中国女性送行。国务院总理李鹏含泪俯下身去同邓妈妈吻别。 这天上午，马燕龙早早来到太平间门前，等候邓大姐的遗体送来。遗体在经过精心保护后，需放入清洁的冰柜中保存。邓大姐的秘书送来两张照片，供他在为大姐整容时参考。7月16日晚，他被接到中央机关一家招待所下榻。夜深人静，马燕龙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十六年前他为周恩来总理整容时，邓大姐就含泪站在他的身边，一切都还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而如今……第二天凌晨3点，马燕龙被接到北京医院太平间，同崔振兴同志一起将邓大姐的遗体从冷柜中请出，由秘书赵炜和高振普为邓大姐换衣服。这是一套黑色西服，已经三十多年了。邓大姐生前非常喜欢，每逢重大节日或活动，都要穿这套衣服。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她就不舍得穿了，并多次叮嘱秘书留作她死后的寿衣。
马燕龙和两位秘书忠实地遵从了邓大姐的遗愿，为她换上这套黑色的华达呢西服。里面是她去年住院时，秘书到北京羊毛衫厂为她买的一件红毛衣，脖子上围着一条花纱巾。
换好衣服后，马燕龙开始工作。他先是蘸着水给邓大姐清洗面部，那动作那神态，仿佛邓大姐刚刚进入香甜的梦境，不忍将她惊醒。之后，他又拿出一把小梳子，为邓大姐梳理银发。最后一道工序是面部化妆，这是整容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要将死者的病态、倦容隐去，使之显得安详而宁静，又不能使用油彩，以免在灯光下反光，无法照像、录像。做完这一切后，马燕龙又不顾劳累，同工作人员一道，把邓大姐的遗体安放在菊花、天冬草、君子兰和结满果实的金桔丛中。
上午8点30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来了，国际友人和邓大姐的生前友好来了，社会各界素昧平生的群众来了……尽管邓大姐在遗嘱中要求不搞遗体告别，但人们还是执著地来到这里．同她作最后的诀别。透过晶莹的泪光，凝望着邓大姐那亲切熟悉、消瘦清癯的面容，哀乐叩击着每一个人的心扉。大姐走了，但这最后的遗容将永远被人们铭记和怀念。
北京的一位老工人去世后，马燕龙用了整整四个小时的时间，精心为他整容化妆。在向遗体告别时，老工人的女儿扑到父亲的遗体上失声痛哭，任凭人们怎么劝说也不起来。
“我父亲的容貌，即使在他生前，也没有这样端庄，这样好。我怎么也舍不得他离我而去。”许多年后，她依然无限眷恋地对别人这样说。
马燕龙在几十年的整容工作中，始终把死者当做自己的兄弟姐妹。他的那颗博大的爱心，那份常人无法拥有的奉献精神赢得了人们数不清的赞誉。周建人的儿子周瑾在来信中这样写道：“……在向遗体告别那天，我母亲看到我父亲的遗容，感到十分满意(父亲去世，一直没让她去看)。为此，我们要感谢您。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我找到了两本《鲁迅诗稿》，现寄给您，请您留作纪念。”
茅盾的儿子韦韬写道：“家父的遗体，由于您的精心整容和保护，在悼念时看来安宁慈祥，如同熟睡，使人们感到慰藉，请接受我们深深的感谢。”
他为李鹏总理的母亲做完遗体整容后，李总理将一张母亲的生前照片送他留作纪念。百岁老人马寅初的女儿将马老平反后照下的第一张照片送给他表示谢意……
生命只是一个或短或长的过程，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终有一天会悄然死去。马燕龙，这位人生最后的美容师，将一颗火热的爱心，奉献给了数不清的死者。
四
马燕龙在整整四十年的遗体整容工作中勤于动脑，刻苦钻研，创造出了注射法、缝合法、粘附法等整容技术。他能够使紧闭的双眼微微睁开，也可以使毫无知觉的面孔满含笑意，还可以通过灯光的调节，使躺在灵床上的遗体如同熟睡。当年，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因患皮肤癌病逝，面部皮肤溃烂严重，整容难度非常大，马燕龙经过反复琢磨，配制了一种与肤色相同的物质涂在陈嘉庚面部，使遗体面部复原，还隐约透射着皮肤的质感和光洁。马燕龙发现陈嘉庚的眉毛全部脱落，就剪下自己的头发为陈先生做了两道眉毛。周恩来总理看完遗体后，对马燕龙说：“这个形象很好嘛!整容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一定要做好。”
整容工作既苦又累，还易传染疾病，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又不吉利，但马燕龙说：“任何一项工作，总得有人去做。”尽管这样，他还是怕别人忌讳他那双接触过无数死者的手，从不主动与人握手。
我们没有权利不把最真挚的爱献给他，因为他把最真挚的爱献给了死去的人们，而我们终有一天也将悄然死去。
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患癌症离开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一家军队医院。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先后动过六次大手术，八次小手术。他的亲密战友毛泽东不顾自己年老多病，亲自为他布置、审批治疗方案；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也从世界各地寄来一副副药方，一包包药物。然而，这一切都未能挽回他宝贵的生命。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一颗伟大的心脏悄然停止了跳动。
16年后，我在北京朝阳门外一座居民楼里找到了当年为周总理整理遗容的整容大师。他在久久地沉默之后，从书柜里捧出一个精巧的小木盒，在我眼前轻轻打开。
里面是一缕花白的须发。
“这是周总理的胡须，我在为他整容时特意留下的。”整容师的思绪沿着这一丝丝银须痛苦地追溯着往事，晶莹的泪光在眼里隐隐闪烁……那个寒冷的冬天，他正在北京昌平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先是接到一个电话让他原地待命，接着就来了一辆黑色轿车载着他向北京疾驶，他不敢多问什么，只是心中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在北京医院，院长沉痛地告诉了他周恩来总理病逝的消息，他的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愣愣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直到走进太平间做准备工作时，泪水才夺眶而出，重重跌落在工作台上。
淡白色的灯光下，周恩来静静地躺在那里，极度的病痛折磨，使他显得异常清瘦、苍老，脸上布满了老年斑，下颏处长满了蓬乱的胡须，极容易使人联想起长征路上军委副主席的大胡子……整容师怎么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就是生前以风度和气质赢得举世赞誉的周恩来吗?如果人们在与周总理诀别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副老而充满病态的遗容，会是怎样的心情呢？这么想着的时候，他便隐隐感觉到了压在肩头的那份责任的份量。
“一定要恢复总理生前的光辉形象。”他强抑悲愤，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他井然有序地从工作箱中拿出剪子、推子、刮脸刀、酒精、药棉等物品，按照邓颖超一定要设法保持总理生前仪态的要求，开始了整容工作。清洗、穿衣、剃须、梳头、化妆……每一道工序他都干得那么认真、专注、熟练。在他充满灵性的双手下，敬爱的周恩来渐渐地回复了昔日的风采，老年斑隐去了，清癯的面庞显得异常慈样而宁静；双眼若睁若闭，像是在紧张而疲惫的工作之后，刚刚走入香甜的梦境；环绕遗体周围的马蹄莲和君子兰悄然开放，暗香浮动。
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了，港澳台同胞来了，国际友人、平民百姓来了。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在低回的哀乐声中，一双双含悲的眼睛透过泪水，凝望着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或垂泪默哀，或失声痛哭。
整容师的功绩，在于他以高超的技艺，把一位伟人的光辉形象深深烙进人们永恒的记忆之中。
二
他叫马燕龙。现为北京医院病理科副主任技师。在遗理整容这个鲜为人知的岗位上，他默默奋斗了四十多年。从元首巨擘到黎民百姓，他以自己的劳动使数不清的死者含笑九泉。
在我们这个不堪拥挤的球体上，有谁愿意一生工作在太平间里？有谁愿意终日同形态各异的遗体打交道?我想几乎所有的回答都会是否定的。然而，马燕龙异常平静地告诉我，他愿意。他说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祖母就去世了，身为基督徒的母亲拿来自己的化妆品，为祖母清洗身体，换上色调素雅的新衣服，然后认真地为祖母描眉、施粉、整容。他说母亲在那里俯身忙碌的时候，他静静地站在一边看得新奇而入神。化妆整容后的祖母躺在那里，看上去慈祥而安然。那时，他突然觉得母亲所做的这一切非常崇高而富有意义。他幼小的心灵被隐隐触动了。
他能够坦然地站在生与死的边缘地带，给死者最后一份美丽，是与母亲最早的启蒙分不开的。
1949年，16岁的马燕龙穿起一身肥大的军装，走进了军委卫生干校，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医院病理科工作，职责是为患者检查癌细胞的出现和扩散情况。他做的第一例遗体整容，是为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察哈尔主席杨耕田整容，聂荣臻元帅提出来要向遗体告别，医院领导让他试着为杨耕田做些整容、化妆。接受任务后，他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为杨司令整好遗容，又找来石鼓，设置在遗体周围，摆上鲜花和绿草。
做完这一切后，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找来毛巾擦一擦脸上的汗水，对自己的创造感到非常满意。
聂荣臻和杨司令的家属看完遗体，也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和赞誉。谁也没有想到我国由此竟开创了向遗体告别这种庄严而隆重的吊唁模式，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是1952年的事情，当时马燕龙只有19岁。
三
厚厚的几十本像册摞在那里，足有一米多高。马燕龙说：“我平时极少翻阅，每看一次，心里几天都难以平静下来。”
许许多多伟大的名字都工整地书写在像册的目录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胡耀邦、谢觉哉、郭沫若、李先念、邓颖超、周扬、叶圣陶、马寅初、李苦禅……
至于他究竟为多少普通百姓的尸体整过遗容，就没有人能数得清了。
1992年年初，他为新中国最后一位帅星聂荣臻做完遗体整容后，含泪告诉在场的人们，先后去世的十大元帅，只有两位不是他整的遗容，一位是在外地被迫害致死的彭德怀，一位是坠机身亡的林彪。
靠实干精神，从山西的大寨一步步走到国务院副总理职位的陈永贵，因病住进北京医院。马燕龙在为他做病理检查时，从痰液里发现了癌细胞。至此，陈永贵同志的病症才被确诊为肺癌。陈永贵病逝后，马燕龙主动要求为这位庄稼人出身的副总理化妆整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陈永贵的形象极其熟悉，黑色的对襟棉袄、白羊肚头巾是他一贯的穿着打扮，即便是出席中央会议，会见国际友人也没有改变过。马燕龙因此想按死者生前的爱好为其着装，他对陈永贵的女儿、女婿谈了自己的意见，他们表示完全赞同。
陈永贵死时穿着对襟棉袄，却没有扎白羊肚头巾。马燕龙跑了几个病房才为他借来一条。这位大寨人的杰出代表，还是以从山沟沟来京城时的形象，又悄然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大山的怀抱。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颖超同志因病在北京医院悄然病逝。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乔石、宋平等前往医院为这位伟大的中国女性送行。国务院总理李鹏含泪俯下身去同邓妈妈吻别。 这天上午，马燕龙早早来到太平间门前，等候邓大姐的遗体送来。遗体在经过精心保护后，需放入清洁的冰柜中保存。邓大姐的秘书送来两张照片，供他在为大姐整容时参考。7月16日晚，他被接到中央机关一家招待所下榻。夜深人静，马燕龙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十六年前他为周恩来总理整容时，邓大姐就含泪站在他的身边，一切都还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而如今……第二天凌晨3点，马燕龙被接到北京医院太平间，同崔振兴同志一起将邓大姐的遗体从冷柜中请出，由秘书赵炜和高振普为邓大姐换衣服。这是一套黑色西服，已经三十多年了。邓大姐生前非常喜欢，每逢重大节日或活动，都要穿这套衣服。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她就不舍得穿了，并多次叮嘱秘书留作她死后的寿衣。
马燕龙和两位秘书忠实地遵从了邓大姐的遗愿，为她换上这套黑色的华达呢西服。里面是她去年住院时，秘书到北京羊毛衫厂为她买的一件红毛衣，脖子上围着一条花纱巾。
换好衣服后，马燕龙开始工作。他先是蘸着水给邓大姐清洗面部，那动作那神态，仿佛邓大姐刚刚进入香甜的梦境，不忍将她惊醒。之后，他又拿出一把小梳子，为邓大姐梳理银发。最后一道工序是面部化妆，这是整容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要将死者的病态、倦容隐去，使之显得安详而宁静，又不能使用油彩，以免在灯光下反光，无法照像、录像。做完这一切后，马燕龙又不顾劳累，同工作人员一道，把邓大姐的遗体安放在菊花、天冬草、君子兰和结满果实的金桔丛中。
上午8点30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来了，国际友人和邓大姐的生前友好来了，社会各界素昧平生的群众来了……尽管邓大姐在遗嘱中要求不搞遗体告别，但人们还是执著地来到这里．同她作最后的诀别。透过晶莹的泪光，凝望着邓大姐那亲切熟悉、消瘦清癯的面容，哀乐叩击着每一个人的心扉。大姐走了，但这最后的遗容将永远被人们铭记和怀念。
北京的一位老工人去世后，马燕龙用了整整四个小时的时间，精心为他整容化妆。在向遗体告别时，老工人的女儿扑到父亲的遗体上失声痛哭，任凭人们怎么劝说也不起来。
“我父亲的容貌，即使在他生前，也没有这样端庄，这样好。我怎么也舍不得他离我而去。”许多年后，她依然无限眷恋地对别人这样说。
马燕龙在几十年的整容工作中，始终把死者当做自己的兄弟姐妹。他的那颗博大的爱心，那份常人无法拥有的奉献精神赢得了人们数不清的赞誉。周建人的儿子周瑾在来信中这样写道：“……在向遗体告别那天，我母亲看到我父亲的遗容，感到十分满意(父亲去世，一直没让她去看)。为此，我们要感谢您。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我找到了两本《鲁迅诗稿》，现寄给您，请您留作纪念。”
茅盾的儿子韦韬写道：“家父的遗体，由于您的精心整容和保护，在悼念时看来安宁慈祥，如同熟睡，使人们感到慰藉，请接受我们深深的感谢。”
他为李鹏总理的母亲做完遗体整容后，李总理将一张母亲的生前照片送他留作纪念。百岁老人马寅初的女儿将马老平反后照下的第一张照片送给他表示谢意……
生命只是一个或短或长的过程，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终有一天会悄然死去。马燕龙，这位人生最后的美容师，将一颗火热的爱心，奉献给了数不清的死者。
四
马燕龙在整整四十年的遗体整容工作中勤于动脑，刻苦钻研，创造出了注射法、缝合法、粘附法等整容技术。他能够使紧闭的双眼微微睁开，也可以使毫无知觉的面孔满含笑意，还可以通过灯光的调节，使躺在灵床上的遗体如同熟睡。当年，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因患皮肤癌病逝，面部皮肤溃烂严重，整容难度非常大，马燕龙经过反复琢磨，配制了一种与肤色相同的物质涂在陈嘉庚面部，使遗体面部复原，还隐约透射着皮肤的质感和光洁。马燕龙发现陈嘉庚的眉毛全部脱落，就剪下自己的头发为陈先生做了两道眉毛。周恩来总理看完遗体后，对马燕龙说：“这个形象很好嘛!整容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一定要做好。”
整容工作既苦又累，还易传染疾病，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又不吉利，但马燕龙说：“任何一项工作，总得有人去做。”尽管这样，他还是怕别人忌讳他那双接触过无数死者的手，从不主动与人握手。
我们没有权利不把最真挚的爱献给他，因为他把最真挚的爱献给了死去的人们，而我们终有一天也将悄然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