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普辛斯基的写作具有一种罕见的品质:他能通过少许细枝末节,解读出历史转折的微妙信息
　　
　　读小学时,不时要去天安门迎宾。成千上万穿白衬衫蓝裤子的小孩,抹着红脸蛋,挥舞花束、彩旗,扯着嗓子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一次,来访贵宾是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叫起来有点拗口。要是把他的头衔完整抄录下来,得有一个自然段的长度,难免蒙骗稿费之嫌。很多人干脆简称其为“拉稀皇帝”。那是一位注重风仪的老先生,衣着笔挺。他还带来一对十分可爱的小狮子,作为送给中国人民的礼物。可惜没过多久,这位皇帝陛下就被政变军人推翻了。
　　
　　十几年后,有个一起共事的纽约女孩送我一本书,作者是波兰记者卡普辛斯基。这个名字也挺难记。好些美国人以为那是某种东欧版卡普奇诺咖啡。那本书叫《皇帝》,讲的正是推翻海尔·塞拉西那场革命。除作者本人的叙述,这也是一部“口述历史”;卡普辛斯基采访了一系列前帝国宫廷中的臣仆,通过他们的回忆,折射出一个不合时宜的独裁者形象。道听途说的感觉自然难免。毕竟一个记者要多用眼睛,少用耳朵。
　　
　　“陛下每天第一件事,是听取各路密探的线报。他知道阴谋总在夜间策划,所以必须弄清前一天晚上有人干了什么。”书中一个知情者说。海尔·塞拉西尤其看重口头汇报,因为任何书面证据都是指鹿为马的障碍。这个亲小人而远君子的独夫明白一条真理,即臣下越是腐败无能,就越不敢对主上心存异志,危险的想法往往属于能人。于是出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个大臣用多年收受的贿金盖了几座学校,结果龙颜不悦。“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教育对他们有害无益。
　　
　　改善贫民的生活条件也是多此一举。20世纪70年代初,埃塞俄比亚北方各省发生饥荒,数万人饿死。皇帝说了,饥民没力气造反,喊口号;挨饿最大的好处,是让人不问政治,而政治上的不可靠,多半也是从经济上略有盈余开始。果然见解深远,对于当时的我,还真有些振聋发聩。如他所料,1974年,一伙填饱了肚子却贪心不足、要求加饷的军人发动哗变,推翻了他的王朝。一起造反的,自然还有那些知书识字的学生。
　　
　　作为波新社记者,卡普辛斯基的足迹遍及亚、非、拉美几十个国家,声名远播,有人认为他是惟一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记者。他自称目睹过27次革命和政变,经历过40次监禁,还有四次未执行的死刑。这也许是夸大其词。真实性的问题,是他为人诟病的地方。很多人认为他的写作不是报道,而是小说。他的崇拜者多为前往第三世界的背包游客,而不是他描写过的人民。但是,他的写作具有一种罕见的品质:他能通过少许细枝末节,解读出历史转折的微妙信息。
　　
　　或许卡普辛斯基更像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史家(不是史学家)。他在很多书中描写的事件,是在它们冷却为历史之后。读者看到的,不是热点新闻的即时现场,而是更高意义上的文学。他说他的写作不是职业,而是使命;他不会无谓涉险,除非那些事件可能成为重要的历史时刻。在世界中心的台风眼之外,战争、革命、政变此起彼伏。所谓“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那个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时代的主旋律。大大小小的格瓦拉们生生灭灭,他们左右众生,自己也被更大的历史逻辑左右。卡普辛斯基笔下的这类枭雄身上,总有一种希腊式的命运感。
　　
　　在晚年的一部自传中,卡普辛斯基虽未明言,但颇有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再世的矜矜自诩。早年投身新闻界不久,领导决定派他出国。他申请去捷克(那是当时他能想到的最富异国情调的地方),结果却被发往印度。上路之前,同事送给他一本伴随他走遍世界的书,希罗多德的《历史》。这是欧洲最早的史书,《三百壮士》里的“温泉关之战”,就因这部书留名青史。在这位西方“历史之父”身上,他恍惚看到自己的前世。但有一件事情希罗多德绝对陌生,却在卡氏笔下不时出现,那就是特务政治,以及由此导致的告密。在他报道伊朗革命的《众王之王》中有这样一段:德黑兰有个老头,因为抱怨天气压抑,被特务以影射时政的罪名带走;围观者无动于衷,他们怀疑这又是个圈套,好引出更多不满分子。看来都是内行。
　　
　　去年年初,就在卡氏去世几个月后,波兰当局出于政治需要,公布了一批前政权秘密警察的线人资料,其中就有卡普辛斯基。一个多年驻外的记者能有多少歹心?最多就是保住护照。因所供情报价值不高,卡氏在秘密档案中有个十分无害的代号——“诗人”。■
　　
　　李大卫:作家,评论家,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