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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出生于江西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爷爷领导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先后担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红十一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1934年11月底，爷爷奉命率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追堵截，不幸被俘。1935年8月6日，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
爷爷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信念坚定、做事务实、清廉干净的崇高品质光耀中华，并成为我们家的传家宝，深深地影响了我。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爷爷诞辰120周年，中宣部重点扶持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可爱的中国》正在紧张拍摄之中，这部献礼剧以“理想与信念”为主题，讲述革命历史故事，反映了以爷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激励我们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我应邀多次到拍摄现场探班，每到现场一次都会受到一次关于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教育。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和政治灵魂，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总开关”。爷爷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传家宝就是信念坚定。“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这是爷爷在就义之前的慷慨陈词，其中流露出的坚定信念我们至今还能深切感受得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重温了我爷爷的这句誓言，并强调：“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
爷爷对党的忠诚信仰，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并日益坚定的。爷爷8岁启蒙，就读于弋阳叠山书院。书院以“叠山”命名是为了纪念南宋著名爱国英雄谢叠山，谢叠山变卖家产组织义军抗击元兵侵略，兵败被俘后，拒绝高官厚禄诱惑，最后绝食殉国。谢叠山的英勇事迹对爷爷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受之熏陶，爷爷从小就敬仰岳飞的“精忠报国”，崇尚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推崇于谦的“要留清白在人间”。
1916年秋，爷爷进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学习，在校组织进步团体“九区青年社”。1920年，爷爷考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应用机械科学习，为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在校期间，爷爷因领导学生反对腐败教育，要求教育改革而被开除。
1922年7月，爷爷来到上海，梦想找个半工半读的事情来做，可事实并不遂人愿。一天，爷爷应朋友之邀去法租界的公园散心，一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牌子。爷爷说：“这几个字射入我眼中时，全身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让我感觉到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这给他留下的深刻感触是“半殖民地民众悲惨的命运，中华民族悲惨的命运啊！”为此，爷爷在求学求真理的过程中潜心求索救国救民之道。他深切体会到，“欲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绝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1924年3月，爷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爷爷被捕后，国民党反动派将他视为政治要犯，妄图通过“怀柔”手段改变其共产主义信仰。面对敌人的百般诱降和严刑逼供，爷爷正气凛然，坚贞不屈。当得知我的奶奶和父亲也不幸被捕时，爷爷说：“我已失去自由，妻子和儿女如何顾得了？只能舍弃他们。”我们全家祖孙三代共30余人，在爷爷思想和行动感召下，大多参加了革命。爷爷的胞弟方志慧、堂兄弟方志纯、方远辉、方远杰等都成为革命先锋，方远杰、方志慧、方远辉后来相继献出了年轻生命。无产阶级革命者不是无情无义的人，但为了革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却只能“舍小家顾大家”，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这是1935年方志敏同志在南昌赴刑场前留影。
爷爷战斗的岁月，是革命斗争形势最困难、最艰苦的年代。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爷爷毫不气馁，毅然回到赣东北根据地，在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
1928年至1933年，爷爷从赣东北地区环境较为封闭的实际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如，创造了勤勤恳恳为苏维埃事业的赣东北党组织;创造了以“农民革命团”为组织形态的武装力量和红色政权;创造了作风过硬的红十军以及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创造了富有成效的土地革命的方式方略等。爷爷曾撰文回忆：“想出许多有效的新方法来解决困难。如解决被敌人严密封锁的经济问题……还解决其他许多重大问题，都不是照抄前例的，而是用前所未有特创的新方法去解决的。”
根据地建立后，如何解决财政问题，是各个根据地面临的共同难题。一开始普遍采取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但这只是权宜之计，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之计还是毛泽东1934年1月所指出的“要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财政问题”。1930年冬，爷爷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土豪打光了，财政问题非常严峻。1931年初，爷爷开始转变经济政策，比中央苏区早了两年。鉴于敌人对苏区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爷爷就向群众广泛征求建议，听取群众意见，广开财源，打破敌人封锁。当时县区乡都设有财经机构，从革命群众中挑选政治可靠并“有点本事”的人为工作人员，其中不乏“智多星”型的人物，提出了许多对策。如，立足本地资源开办造纸、纺织、被服、织袜工厂等;发展香菇、茶叶、皮毛、红莲子等土特产的生产;创建消费合作社、合作商店、工农药店;设立物资检查处、对外贸易处、船舶检查处征税;开放集市贸易、疏通物资交流，等等。爷爷率先在苏区和白区交界的村镇设立了19个贸易处，用农副土特产品从白区商人那里换取苏区需要的各种物资，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胆识的。这项举措1931年当年即见成效，下半年赣东北苏区的财政就比较充裕了。国库保管银元最多时达七八十萬元，除供给军需和地方行政外，还供应闽北，支援中央苏区。1933年春，爷爷创建的赣东北苏区主力部队红十军奉命调到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从赣东北给中央苏区带来了2000两黄金、100余万元银元和40余箱药品。周恩来、朱德非常高兴，称赞不已：“方志敏同志不简单，你们为中央解决了大问题！” 1928年11月，爷爷领导制定了《临时土地分配法》，将豪绅地主和祠堂庙宇的土地全部没收，以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进行分配且归农民所有。这一务实举措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贫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苏区内农副产品产量迅速提高，物价下降，“四块钱一担米，一块钱八斤肉”。群众兴高采烈地唱道：“谈谈苏区景呀，同志们听一听呀，苏区的幸福说不尽呀，工人天天有工做，穷苦农民有田分，生活好得很嘞！”
爷爷曾数次出任军职，带兵打仗时间虽短，但成绩很大。究其原因，在于他做事务实，方法得当。爷爷经常深入队伍，不厌其烦地去检查、指导、督促，解决指战员的实际困难。由于他的出色工作，第一次任军职时，红军实力发展了三倍以上，在三个月内连续取得作战的大胜利，苏区扩大到纵横500余里，人口100多万。第二次任军职时，指挥红十军不但在贵溪、余江三仗皆捷，巩固了老苏区，而且进军闽北，打了十多仗，仗仗皆胜，树立了红十军在闽北的军威，奠定了闽北苏区和红军向前发展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地说：“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清廉干净，是爷爷一生最鲜明的品格风范。
爷爷16岁时，就写下“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园栽四物，青松翠竹洁梅兰”的楹联，以高洁的松竹梅兰自励。在他从事革命的十几年中，从不奢侈浪费，虽身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但与普通工作人员一样，过着极为朴素的生活。
赣东北八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有人对我曾祖母说：“方志敏当苏维埃主席啦，好大的官哩！你家里有难处，他顾不过来，钱总是有的，怎么不去要一点儿？”曾祖母一听，觉得有道理，“儿子的饷银当妈的理当用得。”于是，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找爷爷要饷银来了。爷爷何尝不知道家里的困难？仅他的学费，从小学到大学，连本带利，家里就欠债达700多银元之巨。爷爷参加革命后，家里又被敌人烧劫了20多次。曾祖母是迫于无奈，才来向他要钱。可革命的钱不能私用啊！爷爷内疚而诚恳地对曾祖母说：“妈，我是当了苏维埃主席，可我当的是穷人的主席，哪里是官？饷银嘛，现在没有，将来会发的。信江苏维埃刚建立，革命才开了个头，我们每天的饭钱才七分呢，实在没钱给您。”纯朴善良而通情达理的曾祖母听了，说：“晓得了，妈这一趟没有白来，明白了你是当穷人的主席，我虽然生活苦点儿但心里舒坦。”
一些亲戚也曾向爷爷开口要钱买盐，爷爷说：“我身上要是有钱，你们都搜去。”那些亲戚们还真搜了，可翻过爷爷的衣袋一看，一文钱都没有。爷爷解释说：“我管的钱是不少，几十万几百万也有。不过，那都是革命的经费，一个铜板也动不得。若是我将革命的经费拿来给婶婶们买盐，这穷人的主席我还能当吗？”
南方的冬天阴冷难熬。在寒冬腊月的一天，爷爷穿着一件薄薄的破棉袄，出席贵溪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会场上冻得瑟瑟发抖，穿着新棉袄的代表们于心不忍，要给他换件新的，但他执意不肯，再三推辞。一旁的警卫员实在看不过去了，说：“苏维埃主席穿透风的破棉袄，人家都看不过，收下了又有什么了不得？”爷爷语重心长地说：“当苏维埃主席，更得事事在意。一不留意，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了。”警卫员反问：“这有什么好留意的？你怕上歪一寸下歪一丈，可你一分一厘也没歪。为救人丢了旧棉袄，换件新的难道不应该？”爷爷解释：“应该是应该，但不换更好。”警卫员不言声了，一边帮着找针线去补那件破棉袄，一边思索其中的道理。道理想通了，眼淚却流了出来：“方主席，你是只顾革命不顾自己啊！”
爷爷从1924年入党到1935年就义，在参加革命的十多年中，他在闽浙赣苏区担任了许多重要的领导职务，但他从来都不搞特权。他与干部、战士吃一样的大灶，丝毫没有一点特殊。早期投身革命染上重病，加上恶劣的生活环境，经常病倒在床榻上。然而，爷爷一心想到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唯独没有想到过自己，始终过着简朴、清贫的生活。爷爷被捕时，两个国民党士兵想从这位共产党大官身上搜出大洋和金条，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像他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只有几件旧衣服和几双缝上底的线袜，“从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
“清贫，不是贫穷，而是一种境界。”爷爷清贫、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是爷爷的座右铭，也是他留给家人、留给共产党人最宝贵的传家宝。
（责任编辑：郭庆）
爷爷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信念坚定、做事务实、清廉干净的崇高品质光耀中华，并成为我们家的传家宝，深深地影响了我。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爷爷诞辰120周年，中宣部重点扶持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可爱的中国》正在紧张拍摄之中，这部献礼剧以“理想与信念”为主题，讲述革命历史故事，反映了以爷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激励我们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我应邀多次到拍摄现场探班，每到现场一次都会受到一次关于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教育。
爷爷是有崇高信仰的人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和政治灵魂，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总开关”。爷爷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传家宝就是信念坚定。“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这是爷爷在就义之前的慷慨陈词，其中流露出的坚定信念我们至今还能深切感受得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重温了我爷爷的这句誓言，并强调：“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
爷爷对党的忠诚信仰，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并日益坚定的。爷爷8岁启蒙，就读于弋阳叠山书院。书院以“叠山”命名是为了纪念南宋著名爱国英雄谢叠山，谢叠山变卖家产组织义军抗击元兵侵略，兵败被俘后，拒绝高官厚禄诱惑，最后绝食殉国。谢叠山的英勇事迹对爷爷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受之熏陶，爷爷从小就敬仰岳飞的“精忠报国”，崇尚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推崇于谦的“要留清白在人间”。
1916年秋，爷爷进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学习，在校组织进步团体“九区青年社”。1920年，爷爷考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应用机械科学习，为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在校期间，爷爷因领导学生反对腐败教育，要求教育改革而被开除。
1922年7月，爷爷来到上海，梦想找个半工半读的事情来做，可事实并不遂人愿。一天，爷爷应朋友之邀去法租界的公园散心，一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牌子。爷爷说：“这几个字射入我眼中时，全身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让我感觉到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这给他留下的深刻感触是“半殖民地民众悲惨的命运，中华民族悲惨的命运啊！”为此，爷爷在求学求真理的过程中潜心求索救国救民之道。他深切体会到，“欲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绝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1924年3月，爷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爷爷被捕后，国民党反动派将他视为政治要犯，妄图通过“怀柔”手段改变其共产主义信仰。面对敌人的百般诱降和严刑逼供，爷爷正气凛然，坚贞不屈。当得知我的奶奶和父亲也不幸被捕时，爷爷说：“我已失去自由，妻子和儿女如何顾得了？只能舍弃他们。”我们全家祖孙三代共30余人，在爷爷思想和行动感召下，大多参加了革命。爷爷的胞弟方志慧、堂兄弟方志纯、方远辉、方远杰等都成为革命先锋，方远杰、方志慧、方远辉后来相继献出了年轻生命。无产阶级革命者不是无情无义的人，但为了革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却只能“舍小家顾大家”，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爷爷是有开拓精神的人
爷爷战斗的岁月，是革命斗争形势最困难、最艰苦的年代。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爷爷毫不气馁，毅然回到赣东北根据地，在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
1928年至1933年，爷爷从赣东北地区环境较为封闭的实际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如，创造了勤勤恳恳为苏维埃事业的赣东北党组织;创造了以“农民革命团”为组织形态的武装力量和红色政权;创造了作风过硬的红十军以及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创造了富有成效的土地革命的方式方略等。爷爷曾撰文回忆：“想出许多有效的新方法来解决困难。如解决被敌人严密封锁的经济问题……还解决其他许多重大问题，都不是照抄前例的，而是用前所未有特创的新方法去解决的。”
根据地建立后，如何解决财政问题，是各个根据地面临的共同难题。一开始普遍采取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但这只是权宜之计，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之计还是毛泽东1934年1月所指出的“要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财政问题”。1930年冬，爷爷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土豪打光了，财政问题非常严峻。1931年初，爷爷开始转变经济政策，比中央苏区早了两年。鉴于敌人对苏区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爷爷就向群众广泛征求建议，听取群众意见，广开财源，打破敌人封锁。当时县区乡都设有财经机构，从革命群众中挑选政治可靠并“有点本事”的人为工作人员，其中不乏“智多星”型的人物，提出了许多对策。如，立足本地资源开办造纸、纺织、被服、织袜工厂等;发展香菇、茶叶、皮毛、红莲子等土特产的生产;创建消费合作社、合作商店、工农药店;设立物资检查处、对外贸易处、船舶检查处征税;开放集市贸易、疏通物资交流，等等。爷爷率先在苏区和白区交界的村镇设立了19个贸易处，用农副土特产品从白区商人那里换取苏区需要的各种物资，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胆识的。这项举措1931年当年即见成效，下半年赣东北苏区的财政就比较充裕了。国库保管银元最多时达七八十萬元，除供给军需和地方行政外，还供应闽北，支援中央苏区。1933年春，爷爷创建的赣东北苏区主力部队红十军奉命调到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从赣东北给中央苏区带来了2000两黄金、100余万元银元和40余箱药品。周恩来、朱德非常高兴，称赞不已：“方志敏同志不简单，你们为中央解决了大问题！” 1928年11月，爷爷领导制定了《临时土地分配法》，将豪绅地主和祠堂庙宇的土地全部没收，以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进行分配且归农民所有。这一务实举措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贫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苏区内农副产品产量迅速提高，物价下降，“四块钱一担米，一块钱八斤肉”。群众兴高采烈地唱道：“谈谈苏区景呀，同志们听一听呀，苏区的幸福说不尽呀，工人天天有工做，穷苦农民有田分，生活好得很嘞！”
爷爷曾数次出任军职，带兵打仗时间虽短，但成绩很大。究其原因，在于他做事务实，方法得当。爷爷经常深入队伍，不厌其烦地去检查、指导、督促，解决指战员的实际困难。由于他的出色工作，第一次任军职时，红军实力发展了三倍以上，在三个月内连续取得作战的大胜利，苏区扩大到纵横500余里，人口100多万。第二次任军职时，指挥红十军不但在贵溪、余江三仗皆捷，巩固了老苏区，而且进军闽北，打了十多仗，仗仗皆胜，树立了红十军在闽北的军威，奠定了闽北苏区和红军向前发展的基础。
爷爷是特别清廉干净的人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地说：“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清廉干净，是爷爷一生最鲜明的品格风范。
爷爷16岁时，就写下“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园栽四物，青松翠竹洁梅兰”的楹联，以高洁的松竹梅兰自励。在他从事革命的十几年中，从不奢侈浪费，虽身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但与普通工作人员一样，过着极为朴素的生活。
赣东北八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有人对我曾祖母说：“方志敏当苏维埃主席啦，好大的官哩！你家里有难处，他顾不过来，钱总是有的，怎么不去要一点儿？”曾祖母一听，觉得有道理，“儿子的饷银当妈的理当用得。”于是，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找爷爷要饷银来了。爷爷何尝不知道家里的困难？仅他的学费，从小学到大学，连本带利，家里就欠债达700多银元之巨。爷爷参加革命后，家里又被敌人烧劫了20多次。曾祖母是迫于无奈，才来向他要钱。可革命的钱不能私用啊！爷爷内疚而诚恳地对曾祖母说：“妈，我是当了苏维埃主席，可我当的是穷人的主席，哪里是官？饷银嘛，现在没有，将来会发的。信江苏维埃刚建立，革命才开了个头，我们每天的饭钱才七分呢，实在没钱给您。”纯朴善良而通情达理的曾祖母听了，说：“晓得了，妈这一趟没有白来，明白了你是当穷人的主席，我虽然生活苦点儿但心里舒坦。”
一些亲戚也曾向爷爷开口要钱买盐，爷爷说：“我身上要是有钱，你们都搜去。”那些亲戚们还真搜了，可翻过爷爷的衣袋一看，一文钱都没有。爷爷解释说：“我管的钱是不少，几十万几百万也有。不过，那都是革命的经费，一个铜板也动不得。若是我将革命的经费拿来给婶婶们买盐，这穷人的主席我还能当吗？”
南方的冬天阴冷难熬。在寒冬腊月的一天，爷爷穿着一件薄薄的破棉袄，出席贵溪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会场上冻得瑟瑟发抖，穿着新棉袄的代表们于心不忍，要给他换件新的，但他执意不肯，再三推辞。一旁的警卫员实在看不过去了，说：“苏维埃主席穿透风的破棉袄，人家都看不过，收下了又有什么了不得？”爷爷语重心长地说：“当苏维埃主席，更得事事在意。一不留意，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了。”警卫员反问：“这有什么好留意的？你怕上歪一寸下歪一丈，可你一分一厘也没歪。为救人丢了旧棉袄，换件新的难道不应该？”爷爷解释：“应该是应该，但不换更好。”警卫员不言声了，一边帮着找针线去补那件破棉袄，一边思索其中的道理。道理想通了，眼淚却流了出来：“方主席，你是只顾革命不顾自己啊！”
爷爷从1924年入党到1935年就义，在参加革命的十多年中，他在闽浙赣苏区担任了许多重要的领导职务，但他从来都不搞特权。他与干部、战士吃一样的大灶，丝毫没有一点特殊。早期投身革命染上重病，加上恶劣的生活环境，经常病倒在床榻上。然而，爷爷一心想到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唯独没有想到过自己，始终过着简朴、清贫的生活。爷爷被捕时，两个国民党士兵想从这位共产党大官身上搜出大洋和金条，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像他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只有几件旧衣服和几双缝上底的线袜，“从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
“清贫，不是贫穷，而是一种境界。”爷爷清贫、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是爷爷的座右铭，也是他留给家人、留给共产党人最宝贵的传家宝。
（责任编辑：郭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