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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纵观汉魏六朝遗令，作为一种非文学的创作，其本身具有浓厚的可读性和不灭的生命力，究其根源在于文中浓重而毫不掩饰的真情和理趣之美。文学创作应该“以情纬文”在此得到了更深的印证。
[关键词]汉魏六朝；遗令；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I26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0)04-0081-04
据清人严可均所编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统计，现存汉魏六朝临终文约有166篇。西汉有11篇，其中帝王遗诏1篇，臣子奏议5篇，士人遗令5篇；东汉有38篇，其中遗诏5篇，奏议9篇，遗令24篇；三国有22篇，其中遗诏3篇，奏议7篇，遗令12篇；晋代有28篇，其中遗诏3篇，奏议10篇，遗令15篇；南朝有39篇，其中遗诏8篇，奏议9篇，遗令22篇；北朝有28篇，其中遗诏6篇，奏议7篇，遗令15篇。
对于临终写作这种现象，古人早已有所关注，《昭明文选》中“诗丙”之“咏怀”就录有西晋欧阳建的《临终诗》。有关史书也或详尽或简略地记录了一些古人临终为文的现象，如《汉书》、《后汉书》中就有大量汉代王侯临终前自为歌诗的记载，赵王刘友临终作《歌》，广陵王刘胥亦作《歌》，后汉少帝刘辩临终作《悲歌》。其他如孔融、苻朗、谢灵运、范晔、顾欢、吴迈远等临终各作有《临终诗》，谢世基、谢晦临终自为连句诗，在相应史书的本传中均有较具体的记载。据历代文献记载，古代临终撰文的现象比较普遍，历史上所留临终文的数量也较为可观。本文主要针对汉魏六朝遗令的艺术特点进行论述。所谓遗令是指普通士人在临终时写给亲人朋友的文字，其中尤以写给子孙后代的为多。
一、行文具有散体化和口语化的特点
南北朝以前这种口语化的特点尤为明显：
吾奉使不称，微功不立，身死惭恨，义不可以受赏赐。汝等赉兵马诣边，乞效死前行，以副吾心。(东汉祭彤《临终敕子逢参等》)吾为将，知将不可为也。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汝必敛以时服。且人生有处所，死复何在耶?今去本墓远，东西南北，在汝而已。(三国魏赫昭《遗令诚子凯》)吾、汝相称，读罢仿佛其人在对你耳提面命，让人不觉其为书面创作，仿佛只是将临终者的话语直录下来的语录而已。
如果说魏晋以前文学创作还处于不自觉的阶段，那么伴随着魏晋以来人的自觉，至南朝时，在文章领域里先前或以气势为美、或以思想取胜的散体文的独霸局面逐渐被一种讲究对偶精工、用典恰切、辞采华丽、声韵和谐、注意形式美的骈体文所代替，这时，除了在历史和其他少数学术著作中，散体文字还保有一块地盘以外，骈文几乎占有了一切文字领域。在这种形势下，遗令依然不受感染而保持着自己散体行文的特点，就不能不说散体化是它的特点了。那些最适宜也只能用散体展开的对死后葬礼的安排、祭祀的设置姑且不说，就是那些忆往事、抒胸怀之作也大抵不出散体一路。如：吾释褐从仕，不期富贵，但官序不失等伦，衣食粗知荣辱，以此阖棺，无惭乡里。往忝吴兴，属在昏明之际，既暗于前觉，无识于圣朝，不知天命，甘贻显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门户。自念负罪私门，阶荣望绝，保存性命，以为幸甚，不谓叨窃宠灵，一至于此。常欲竭诚酬报，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兴师北伐，吾辄启求行，誓之丹诚，实非矫言。(南朝梁袁昂《临终敕诸子》)
虽然较之南朝以前的作品要文雅工整得多，但依然以散体的灵活自由取胜而不以形式的讲究为贵。以“通脱”闻名的曹操临终做《遗令》一文，其中以散体的形式不厌其烦地讲到了遗下的衣服和妓妾怎样处置，每逢节日如何祭祀，儿孙们如何谋生等问题，引得后来的陆机对他的做法很不理解。
细究起来，遗令的散体行文实在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临终者的无暇也无意藻饰是其一，而骈、散文在气质、功用、性质上的差异则是其二。“散文主文气旺盛，则言无不达；骈文主气韵曼妙，则情致婉转。”散文以明道为目的，骈文以本身形式美为价值。骈文属于美文，而“散文在文章上的功用，是了解而切于实用的，严格地比较起来，散文有着下列几种美点：(1)不用文饰，容易把自己的意见尽情发挥。(2)可以不拘牵于形式。(3)不在声律上考究，文章的气势可盛”。因此用散文来叙事、抒情和说理更易臻于灵活的境域。再加上临终者本身的文学素养问题，弃骈求散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偶有骈丝俪语也只是天作之合的结果罢了。
二、突出“情”字，以情纬文
散文适宜于自我意见的表白，以气势取胜；骈文讲求形式美，以情韵为贵，但这并不意味着散文就不是以情动人，只是它往往直抒胸怀，或激切或沉郁，不似骈文那样回环婉曲，当然这也是就整体而言。遗令作为一种散体文章，既然不能以形式技巧取胜，其所以能产生浓郁的艺术感染力，奥秘就在于写作者从心间流到笔尖的浓浓情意，可以说遗令是“以情纬文”的产物。
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才能的人，其痛苦莫过于功名未就时生命的夭折，无论是天意抑或人为，都不能不使人倍感伤怀，激愤而呼。东汉著名经学家赵岐，中年时重病几死，虽有满腔抱负，却面临着生命终结的命运，因此在其《遗命敕兄子》中大呼苍天：“大丈夫生世，遁无箕山之操，仕无伊、吕之勋，天不我与，复何言哉!可立一陨石于吾墓前，刻之曰：‘汉有逸人，姓赵名嘉(赵岐初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赵岐认为自己作为一介大丈夫，自然要建立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绩，可是上苍不成全自己，本以为“大丈夫”却成为“逸人”，可悲可叹，一片遗憾。其遗令以紧凑的句式、短促的语气表现出自己对天公不公的怨怒，其人其面其情咫尺可见。
南齐崔觉的《临终与妹书》则抒发了不得全终留名的遗憾：舍逆旅，归其家，以为大乐；况得从先君游太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锥之叹，以此言死，亦复何伤!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既不得附骥尾，安得实名于后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
开篇很有《庄子·大宗师》中“大块载我以行，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痔溃痈”的意味，生为劳役、死为休息的信念足以自慰和慰人。更何况这样得以与渴慕已久的先君们同游，岂不乐哉!似乎对生命的消逝很看得开。何况古人力能扛鼎，反有“立锥之叹”，相较而言，又有何悲!而其大声地呼喊背后往往是为了掩盖内心与之相反的思绪，说不悲，正是悲情至深的折射。崔觉之悲何以如此之深皆在于其“平生素心”的无从实现，也正因为其生的眷恋如此之大，其死的恐惧也就更其深沉，以至于他不得不从方方面面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道家的、神学的、先贤的，无所不用。“今皆亡矣”，叹息深重，无可奈何之情尽出。全篇不足百字，却一波三折，既想安慰其妹不需过分伤心，又按捺不住素志未偿的怨怅，亲情与怨情交织错杂，读罢让人百感交集，久之不去。赵岐和崔觉的文字，一个短促、直接，一个悠长、婉转。然而其 情其意千载而下仍然让人感同身受，“为情造文”的魅力十足在这里得到了印证。
其实，汉魏六朝遗令的写作并不以自我的抒怀为主要目的，它是为临终时未了的心愿而作的，因为它的写作对象主要是子孙后代，所以大都或隐或显地流露出那份血浓于水的深情。尤其是面对子孙的幼弱、孤贫以及未尽的人子责任时，更不能不使临终者感叹久之。东汉郦炎，少聪慧，有才学，识音律，当时名流如蔡邕等多与之交往，后来却不幸中风，于妻子始产时发作，妻子受惊而死，妻家讼之，收系狱死，年仅28岁。临终作《遗令书》分别写给已逝的祖先、老母、元昆兄弟和自己未满月的儿子。其中尤以“白老母”、诫儿子为感人至深。白老母：无怀忧，怀忧何为?无增悲，增悲何施?寒必厚衣，无炎，谁为母厚衣；暑必轻服，无炎，谁为母轻服?弃炎无念，此常厚衣，不忧不怨，此常轻服矣。(诫儿子)：人之孤也，龀齿其少矣。汝之孤也，曾未满两旬。汝无自以为微弱，物有微弱于汝者，乃其长而繁焉。后稷弃之寒冰、隘巷矣，汝比之犹逸焉。於菟之在虎乳极矣，汝比之犹易焉。
郦炎劝慰母亲不要“怀忧”，也不要“增悲”，因为那样绝然于事无补，而要坚强地活下去。他劝导母亲寒冷的时候要注意添加衣服，炎热的时候要注意减掉衣服，可忽然想到没有“我”，谁来做这一切?无须再唱感怀母亲的长歌，只在这“厚衣”、“轻服”的细微处，郦炎对母亲的那份深情厚意尽袒而出。面对高龄的老母，郦炎已情不能禁，想到幼弱的儿子情又何以堪。他首先想到自己的儿子是如此的孤弱，一岁的孤儿算是够小的了，而自己的儿子未曾满月便失去了双亲，其不忍之情自不待言，然而于此他忽然一转，说你不要自以为微弱，世上之物有比你更微弱的。看似是无情的斩断千般牵挂万般疼爱，其实那断裂处正淋淋流着血泪。在这种“是也”(厚衣；轻服；汝之孤也，曾未满两旬)，“非也”(无炎；物有微弱于汝者)的矛盾情绪之中，人们感受到的是郦炎对母亲和儿子牵连不尽的情意和千回百转的柔肠。
汉魏六朝遗令处处涌动着真情，或平静而深沉，或激切而热烈，总脱不去情的“束缚”。李固《临终与胡广赵戒书》以为“固身已矣，于义得矣”，深有党人之风。周磐临终《令二子》交代：“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颇有经学之气。王祥《训子孙遗令》展彬彬长者的从容：“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启手何恨，不有遗言，使尔等无述。”张融《遗令》现狂傲自负者的长笑：“吾生平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以吾平生风调，何至使妇人行哭失声。”明岌《将死诫其子》深有故国之思：“葬可埋圆石于吾墓前，首引之云：‘晋有微臣明岌之冢’，以遂吾本志也。”元熙《将死与知故书》尽显生之畅想：“今欲对秋月，临春风，藉芳草，荫花树，广召名胜，赋诗洛滨，其可得乎?”等等，无不令千载而下的我们想见其风采，感受其情怀。就连一些以交代葬事为目的的遗令，有时也让人感受到其中情感的流溢。吾前后仕进，十要银艾，不能和光同尘，为谗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终，常也。但地底冥冥，长无晓期，而复缠以纩绵，牢以钉密，为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殒夕下，措尸灵床，幅巾而已。奢非晋文，俭非王孙，推情从意，庶无咎吝。(东汉张奂《遗命诸子》)吾生于昏暗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济时，死何忍自同于世。气绝便敛，敛以时服，衣足蔽行，棺足周身，敛毕便穿，穿毕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饭寒水，饮食之物，勿有所下。坟封高下，令足自隐。知我心者，李子坚、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尔，勿令乡人宗亲有所加也。(东汉范冉《遗令敕子》)
张奂与范冉同处于东汉末桓灵之世，两人均有才能。张奂曾多次平定南匈奴、东羌、鲜卑、先零等叛乱，后为中常侍曹节等利用，致使窦武、陈蕃见害，知情后十分懊悔，张奂深病为曹节所卖，不受封赏。后又因为不举荐宦官出身的王寓而遭党禁，归田里。至死闭门不出。范冉师从马融，博通五经，朝廷屡次征召皆不就，好违时绝俗，为激诡之行，是一个特立独行之士，常慕梁伯鸾、闵仲叔之为人，被《后汉书》归入“独行列传”。因此，张奂文章所流露的那种无奈之情是历经坎坷之后的沧桑，他把一切的悲伤推给了不可抗拒的命运；范冉文章所激荡的那种短促的忿争之情是把世事看透的高远和有志不得实现的愤怒。虽然都是对那个善恶倒置、贤愚不分时代的诅咒，一个似沧桑老人的喟叹，一个似少壮之人的呐喊，却同样地感人至深。的确，“有的时候，艺术的感染力并非是通过形象实现的，它可以由作家依靠自身所具备的旨趣、气韵决定。旨趣出于作家的灵性；气韵则往往是由作家依靠语言的长短、急徐、快慢的控制所形成的独特情感氛围编织而成的”。正是依靠对语言的熟练驾驭，许多临终终制的嘱托也可以拨动人们的心弦，奏出动人的乐音。
三、令人体味不尽的理趣之美
无论是平庸还是卓绝，毕竟经历了很多，因此，在临终时总结一生，警示后人，便给此期遗令增添了一种哲理的意蕴，一种理趣的美，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对死亡当前的达观之美。据现代心理学研究，在人的生命即将结束时，对死亡的紧张焦虑到了极点，人体内固有的平衡机制就要起作用了。在痛定思痛中，临终者反倒能够平静下来，表现出对生命结束的达观。汉人赵咨在《遗书敕子胤》中说：“夫含气之伦，有生必终，盖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数。”北魏魏子建《疾笃敕子收祚》以为：“死生大分，含气所同。”北朝李行之《临终自为墓志铭》：“以为气变则生，生化日死。”既然气可以化生万物，此而为我，彼而为物，物我之间只是外在形式的不同，生与死就无本质区别，那么死有何惧?《庄子·知北游》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大宗师》日：“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條然而往，條然而来而已矣。”此种理趣大有庄周思想的精髓。
其二，对人生体悟的警诫之美。“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加之受文者又都是临终者最亲密的人，因此，这些体现着临终者终生感悟的思想更值得我们深思。三国时蜀人向朗《遗言戒子》：“贫非人患，惟和为贵。”南齐豫章王嶷《遗令》：“吾亡后，当共相勉厉，笃睦为先。才有优劣，位有通塞，运有贫富，此自然理，无足以相陵侮。勤学行，守基业，治闺庭，尚闲素。”北朝时崔休死后，留在枕中的遗书《诫诸子》只有一句话：“汝等宜皆一体，勿作同堂意，若不用吾言，鬼神不享汝祭祀。”这些都体现出临终者对家族发展的重要认识——“和”：“和谐”、“和睦”、“和平”，与今天提倡的“和谐社会”、“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如出一辙。除了对“和”的强调，临终者还有意识地把自己一生的人生经验传授给后代。上古时的尹逸《遗言》：“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汉代儒者欧阳地馀临终《诫子》：“以廉洁著，可以自成。”由魏入晋的著名孝子王祥在《训子孙遗令》中有：“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恰，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北魏源贺《遗令敕其子》：“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思问，言思审，行思恭，服思度；遏恶扬善，亲贤远佞；目观必真，耳属必正；诚勤以事君，清约以行己。”北齐崔同《临终诫二子》：“夫恭俭福之舆，傲侈祸之机。乘福舆者浸以康休，蹈祸机者忽而倾覆。”其中深刻地体现出临终者对家族的关注，对子孙的不舍，他们语重心长地告诫后人：做人要稳重节俭，谦虚礼让，爱人责己，诚信好学，等等，这些在今天仍然是值得大力倡导的社会美德。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斯言美哉!
细读汉魏六朝遗令，常以格言警句的形式出现，极似座右铭，语约意丰，令人易记易诵，令人信之仰之。以上举例大多体现了这一点，再如：事君莫如忠，事亲莫如孝，朋友莫如信，修身莫如礼。(东汉郦炎《遗令书》)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奉圣朝以忠贞，事太妃以孝敬。(三国中山王衮《令世子》)
应该承认，遗令并不是艺术创作，但细读来，却让人感悟很深，体会颇多，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应该归功于其内在的“真情涌动”，因为真实所以感人，因为感人所以拥有了出自天然的艺术魅力，汉魏六朝遗令获得成功的原因即在于此。当然，这并不是说为文写作不要技巧、章法，在情深意浓的情况下适当讲究形式是可以而且完全必要的，这是一个本与末、干与枝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汉魏六朝；遗令；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I26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0)04-0081-04
据清人严可均所编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统计，现存汉魏六朝临终文约有166篇。西汉有11篇，其中帝王遗诏1篇，臣子奏议5篇，士人遗令5篇；东汉有38篇，其中遗诏5篇，奏议9篇，遗令24篇；三国有22篇，其中遗诏3篇，奏议7篇，遗令12篇；晋代有28篇，其中遗诏3篇，奏议10篇，遗令15篇；南朝有39篇，其中遗诏8篇，奏议9篇，遗令22篇；北朝有28篇，其中遗诏6篇，奏议7篇，遗令15篇。
对于临终写作这种现象，古人早已有所关注，《昭明文选》中“诗丙”之“咏怀”就录有西晋欧阳建的《临终诗》。有关史书也或详尽或简略地记录了一些古人临终为文的现象，如《汉书》、《后汉书》中就有大量汉代王侯临终前自为歌诗的记载，赵王刘友临终作《歌》，广陵王刘胥亦作《歌》，后汉少帝刘辩临终作《悲歌》。其他如孔融、苻朗、谢灵运、范晔、顾欢、吴迈远等临终各作有《临终诗》，谢世基、谢晦临终自为连句诗，在相应史书的本传中均有较具体的记载。据历代文献记载，古代临终撰文的现象比较普遍，历史上所留临终文的数量也较为可观。本文主要针对汉魏六朝遗令的艺术特点进行论述。所谓遗令是指普通士人在临终时写给亲人朋友的文字，其中尤以写给子孙后代的为多。
一、行文具有散体化和口语化的特点
南北朝以前这种口语化的特点尤为明显：
吾奉使不称，微功不立，身死惭恨，义不可以受赏赐。汝等赉兵马诣边，乞效死前行，以副吾心。(东汉祭彤《临终敕子逢参等》)吾为将，知将不可为也。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汝必敛以时服。且人生有处所，死复何在耶?今去本墓远，东西南北，在汝而已。(三国魏赫昭《遗令诚子凯》)吾、汝相称，读罢仿佛其人在对你耳提面命，让人不觉其为书面创作，仿佛只是将临终者的话语直录下来的语录而已。
如果说魏晋以前文学创作还处于不自觉的阶段，那么伴随着魏晋以来人的自觉，至南朝时，在文章领域里先前或以气势为美、或以思想取胜的散体文的独霸局面逐渐被一种讲究对偶精工、用典恰切、辞采华丽、声韵和谐、注意形式美的骈体文所代替，这时，除了在历史和其他少数学术著作中，散体文字还保有一块地盘以外，骈文几乎占有了一切文字领域。在这种形势下，遗令依然不受感染而保持着自己散体行文的特点，就不能不说散体化是它的特点了。那些最适宜也只能用散体展开的对死后葬礼的安排、祭祀的设置姑且不说，就是那些忆往事、抒胸怀之作也大抵不出散体一路。如：吾释褐从仕，不期富贵，但官序不失等伦，衣食粗知荣辱，以此阖棺，无惭乡里。往忝吴兴，属在昏明之际，既暗于前觉，无识于圣朝，不知天命，甘贻显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门户。自念负罪私门，阶荣望绝，保存性命，以为幸甚，不谓叨窃宠灵，一至于此。常欲竭诚酬报，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兴师北伐，吾辄启求行，誓之丹诚，实非矫言。(南朝梁袁昂《临终敕诸子》)
虽然较之南朝以前的作品要文雅工整得多，但依然以散体的灵活自由取胜而不以形式的讲究为贵。以“通脱”闻名的曹操临终做《遗令》一文，其中以散体的形式不厌其烦地讲到了遗下的衣服和妓妾怎样处置，每逢节日如何祭祀，儿孙们如何谋生等问题，引得后来的陆机对他的做法很不理解。
细究起来，遗令的散体行文实在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临终者的无暇也无意藻饰是其一，而骈、散文在气质、功用、性质上的差异则是其二。“散文主文气旺盛，则言无不达；骈文主气韵曼妙，则情致婉转。”散文以明道为目的，骈文以本身形式美为价值。骈文属于美文，而“散文在文章上的功用，是了解而切于实用的，严格地比较起来，散文有着下列几种美点：(1)不用文饰，容易把自己的意见尽情发挥。(2)可以不拘牵于形式。(3)不在声律上考究，文章的气势可盛”。因此用散文来叙事、抒情和说理更易臻于灵活的境域。再加上临终者本身的文学素养问题，弃骈求散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偶有骈丝俪语也只是天作之合的结果罢了。
二、突出“情”字，以情纬文
散文适宜于自我意见的表白，以气势取胜；骈文讲求形式美，以情韵为贵，但这并不意味着散文就不是以情动人，只是它往往直抒胸怀，或激切或沉郁，不似骈文那样回环婉曲，当然这也是就整体而言。遗令作为一种散体文章，既然不能以形式技巧取胜，其所以能产生浓郁的艺术感染力，奥秘就在于写作者从心间流到笔尖的浓浓情意，可以说遗令是“以情纬文”的产物。
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才能的人，其痛苦莫过于功名未就时生命的夭折，无论是天意抑或人为，都不能不使人倍感伤怀，激愤而呼。东汉著名经学家赵岐，中年时重病几死，虽有满腔抱负，却面临着生命终结的命运，因此在其《遗命敕兄子》中大呼苍天：“大丈夫生世，遁无箕山之操，仕无伊、吕之勋，天不我与，复何言哉!可立一陨石于吾墓前，刻之曰：‘汉有逸人，姓赵名嘉(赵岐初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赵岐认为自己作为一介大丈夫，自然要建立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绩，可是上苍不成全自己，本以为“大丈夫”却成为“逸人”，可悲可叹，一片遗憾。其遗令以紧凑的句式、短促的语气表现出自己对天公不公的怨怒，其人其面其情咫尺可见。
南齐崔觉的《临终与妹书》则抒发了不得全终留名的遗憾：舍逆旅，归其家，以为大乐；况得从先君游太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锥之叹，以此言死，亦复何伤!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既不得附骥尾，安得实名于后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
开篇很有《庄子·大宗师》中“大块载我以行，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痔溃痈”的意味，生为劳役、死为休息的信念足以自慰和慰人。更何况这样得以与渴慕已久的先君们同游，岂不乐哉!似乎对生命的消逝很看得开。何况古人力能扛鼎，反有“立锥之叹”，相较而言，又有何悲!而其大声地呼喊背后往往是为了掩盖内心与之相反的思绪，说不悲，正是悲情至深的折射。崔觉之悲何以如此之深皆在于其“平生素心”的无从实现，也正因为其生的眷恋如此之大，其死的恐惧也就更其深沉，以至于他不得不从方方面面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道家的、神学的、先贤的，无所不用。“今皆亡矣”，叹息深重，无可奈何之情尽出。全篇不足百字，却一波三折，既想安慰其妹不需过分伤心，又按捺不住素志未偿的怨怅，亲情与怨情交织错杂，读罢让人百感交集，久之不去。赵岐和崔觉的文字，一个短促、直接，一个悠长、婉转。然而其 情其意千载而下仍然让人感同身受，“为情造文”的魅力十足在这里得到了印证。
其实，汉魏六朝遗令的写作并不以自我的抒怀为主要目的，它是为临终时未了的心愿而作的，因为它的写作对象主要是子孙后代，所以大都或隐或显地流露出那份血浓于水的深情。尤其是面对子孙的幼弱、孤贫以及未尽的人子责任时，更不能不使临终者感叹久之。东汉郦炎，少聪慧，有才学，识音律，当时名流如蔡邕等多与之交往，后来却不幸中风，于妻子始产时发作，妻子受惊而死，妻家讼之，收系狱死，年仅28岁。临终作《遗令书》分别写给已逝的祖先、老母、元昆兄弟和自己未满月的儿子。其中尤以“白老母”、诫儿子为感人至深。白老母：无怀忧，怀忧何为?无增悲，增悲何施?寒必厚衣，无炎，谁为母厚衣；暑必轻服，无炎，谁为母轻服?弃炎无念，此常厚衣，不忧不怨，此常轻服矣。(诫儿子)：人之孤也，龀齿其少矣。汝之孤也，曾未满两旬。汝无自以为微弱，物有微弱于汝者，乃其长而繁焉。后稷弃之寒冰、隘巷矣，汝比之犹逸焉。於菟之在虎乳极矣，汝比之犹易焉。
郦炎劝慰母亲不要“怀忧”，也不要“增悲”，因为那样绝然于事无补，而要坚强地活下去。他劝导母亲寒冷的时候要注意添加衣服，炎热的时候要注意减掉衣服，可忽然想到没有“我”，谁来做这一切?无须再唱感怀母亲的长歌，只在这“厚衣”、“轻服”的细微处，郦炎对母亲的那份深情厚意尽袒而出。面对高龄的老母，郦炎已情不能禁，想到幼弱的儿子情又何以堪。他首先想到自己的儿子是如此的孤弱，一岁的孤儿算是够小的了，而自己的儿子未曾满月便失去了双亲，其不忍之情自不待言，然而于此他忽然一转，说你不要自以为微弱，世上之物有比你更微弱的。看似是无情的斩断千般牵挂万般疼爱，其实那断裂处正淋淋流着血泪。在这种“是也”(厚衣；轻服；汝之孤也，曾未满两旬)，“非也”(无炎；物有微弱于汝者)的矛盾情绪之中，人们感受到的是郦炎对母亲和儿子牵连不尽的情意和千回百转的柔肠。
汉魏六朝遗令处处涌动着真情，或平静而深沉，或激切而热烈，总脱不去情的“束缚”。李固《临终与胡广赵戒书》以为“固身已矣，于义得矣”，深有党人之风。周磐临终《令二子》交代：“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颇有经学之气。王祥《训子孙遗令》展彬彬长者的从容：“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启手何恨，不有遗言，使尔等无述。”张融《遗令》现狂傲自负者的长笑：“吾生平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以吾平生风调，何至使妇人行哭失声。”明岌《将死诫其子》深有故国之思：“葬可埋圆石于吾墓前，首引之云：‘晋有微臣明岌之冢’，以遂吾本志也。”元熙《将死与知故书》尽显生之畅想：“今欲对秋月，临春风，藉芳草，荫花树，广召名胜，赋诗洛滨，其可得乎?”等等，无不令千载而下的我们想见其风采，感受其情怀。就连一些以交代葬事为目的的遗令，有时也让人感受到其中情感的流溢。吾前后仕进，十要银艾，不能和光同尘，为谗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终，常也。但地底冥冥，长无晓期，而复缠以纩绵，牢以钉密，为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殒夕下，措尸灵床，幅巾而已。奢非晋文，俭非王孙，推情从意，庶无咎吝。(东汉张奂《遗命诸子》)吾生于昏暗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济时，死何忍自同于世。气绝便敛，敛以时服，衣足蔽行，棺足周身，敛毕便穿，穿毕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饭寒水，饮食之物，勿有所下。坟封高下，令足自隐。知我心者，李子坚、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尔，勿令乡人宗亲有所加也。(东汉范冉《遗令敕子》)
张奂与范冉同处于东汉末桓灵之世，两人均有才能。张奂曾多次平定南匈奴、东羌、鲜卑、先零等叛乱，后为中常侍曹节等利用，致使窦武、陈蕃见害，知情后十分懊悔，张奂深病为曹节所卖，不受封赏。后又因为不举荐宦官出身的王寓而遭党禁，归田里。至死闭门不出。范冉师从马融，博通五经，朝廷屡次征召皆不就，好违时绝俗，为激诡之行，是一个特立独行之士，常慕梁伯鸾、闵仲叔之为人，被《后汉书》归入“独行列传”。因此，张奂文章所流露的那种无奈之情是历经坎坷之后的沧桑，他把一切的悲伤推给了不可抗拒的命运；范冉文章所激荡的那种短促的忿争之情是把世事看透的高远和有志不得实现的愤怒。虽然都是对那个善恶倒置、贤愚不分时代的诅咒，一个似沧桑老人的喟叹，一个似少壮之人的呐喊，却同样地感人至深。的确，“有的时候，艺术的感染力并非是通过形象实现的，它可以由作家依靠自身所具备的旨趣、气韵决定。旨趣出于作家的灵性；气韵则往往是由作家依靠语言的长短、急徐、快慢的控制所形成的独特情感氛围编织而成的”。正是依靠对语言的熟练驾驭，许多临终终制的嘱托也可以拨动人们的心弦，奏出动人的乐音。
三、令人体味不尽的理趣之美
无论是平庸还是卓绝，毕竟经历了很多，因此，在临终时总结一生，警示后人，便给此期遗令增添了一种哲理的意蕴，一种理趣的美，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对死亡当前的达观之美。据现代心理学研究，在人的生命即将结束时，对死亡的紧张焦虑到了极点，人体内固有的平衡机制就要起作用了。在痛定思痛中，临终者反倒能够平静下来，表现出对生命结束的达观。汉人赵咨在《遗书敕子胤》中说：“夫含气之伦，有生必终，盖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数。”北魏魏子建《疾笃敕子收祚》以为：“死生大分，含气所同。”北朝李行之《临终自为墓志铭》：“以为气变则生，生化日死。”既然气可以化生万物，此而为我，彼而为物，物我之间只是外在形式的不同，生与死就无本质区别，那么死有何惧?《庄子·知北游》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大宗师》日：“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條然而往，條然而来而已矣。”此种理趣大有庄周思想的精髓。
其二，对人生体悟的警诫之美。“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加之受文者又都是临终者最亲密的人，因此，这些体现着临终者终生感悟的思想更值得我们深思。三国时蜀人向朗《遗言戒子》：“贫非人患，惟和为贵。”南齐豫章王嶷《遗令》：“吾亡后，当共相勉厉，笃睦为先。才有优劣，位有通塞，运有贫富，此自然理，无足以相陵侮。勤学行，守基业，治闺庭，尚闲素。”北朝时崔休死后，留在枕中的遗书《诫诸子》只有一句话：“汝等宜皆一体，勿作同堂意，若不用吾言，鬼神不享汝祭祀。”这些都体现出临终者对家族发展的重要认识——“和”：“和谐”、“和睦”、“和平”，与今天提倡的“和谐社会”、“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如出一辙。除了对“和”的强调，临终者还有意识地把自己一生的人生经验传授给后代。上古时的尹逸《遗言》：“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汉代儒者欧阳地馀临终《诫子》：“以廉洁著，可以自成。”由魏入晋的著名孝子王祥在《训子孙遗令》中有：“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恰，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北魏源贺《遗令敕其子》：“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思问，言思审，行思恭，服思度；遏恶扬善，亲贤远佞；目观必真，耳属必正；诚勤以事君，清约以行己。”北齐崔同《临终诫二子》：“夫恭俭福之舆，傲侈祸之机。乘福舆者浸以康休，蹈祸机者忽而倾覆。”其中深刻地体现出临终者对家族的关注，对子孙的不舍，他们语重心长地告诫后人：做人要稳重节俭，谦虚礼让，爱人责己，诚信好学，等等，这些在今天仍然是值得大力倡导的社会美德。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斯言美哉!
细读汉魏六朝遗令，常以格言警句的形式出现，极似座右铭，语约意丰，令人易记易诵，令人信之仰之。以上举例大多体现了这一点，再如：事君莫如忠，事亲莫如孝，朋友莫如信，修身莫如礼。(东汉郦炎《遗令书》)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奉圣朝以忠贞，事太妃以孝敬。(三国中山王衮《令世子》)
应该承认，遗令并不是艺术创作，但细读来，却让人感悟很深，体会颇多，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应该归功于其内在的“真情涌动”，因为真实所以感人，因为感人所以拥有了出自天然的艺术魅力，汉魏六朝遗令获得成功的原因即在于此。当然，这并不是说为文写作不要技巧、章法，在情深意浓的情况下适当讲究形式是可以而且完全必要的，这是一个本与末、干与枝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