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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期课改”之后,普遍加长的课文,让老师和学生们疲于应付。有23年语文教龄的王老师感叹,课堂延伸阅读和学生自主思考的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
上个月,20位教育一线的语文教师共同发起和成立了“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和母爱专题研究小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发布新书《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小学语文教材的问题又一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跟课堂教育较劲
二年级学生Sunny的妈妈,曾在一篇《我怎么想就怎么说》的课后练习里,和课堂教育暗暗较劲。
课文讲述了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小时候,在客人前提反对意见,因为“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思考题设问:你敢于向客人指出不是吗?“难道就不能尊重客人,一定要表现你的诚实吗?”Sunny的妈妈针锋相对,默许女儿违逆标准答案,写上,“不会,因为妈妈会骂我!”
在事后与老师的交流中,Sunny妈妈坦陈,“因为感觉课本里有太多刻意拔高的说教,有意挑战一下。”
绍兴稷山中学的语文老师蔡朝阳,与“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的其他成员,对北师大版、苏教版和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母亲”概念加以分析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拔高也是一种伤害,就像‘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都爱祖国妈妈’这样的句子,包袱抖得太突兀,太有‘海拔’!”
送孩子去国际学校
上海江湾中心小学,有23年语文教龄的王老师感叹,课堂延伸阅读和学生自主思考的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王老师的一对女儿,“尽管语感不错,但文章不太会写。”一道世博会的命题作文,姐妹俩的笔墨泼洒在观礼世博烟花,争辩烟火的形状上。“但会写文章的同学,就能从世博烟花联想到世界和平。”
这道同题作文,在作家叶开的家里,则引发了一场教育伦理的讨论。女儿乔乔因为没去过世博会,为写作文发愁,老师传授,“实在写不出可以编”。专程为写作文去了世博,女儿又为“要不要写厕所”发愁,因为“写作文要写那些漂亮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即使不好的东西,也要写好的方面。”
徒生出这样的无奈,父女间甚至达成了如此暗号,“语文考过九十分就是一桩丑闻”。三年前,叶开就注意到小学语文教材的严重问题,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应《语文教学与研究》主编晓苏之约,写了十二期“语文之痛”专栏。
“我们这一代已经被牺牲掉了”,为了让女儿能够多少挣脱这种教育思想,叶开把乔乔送进了协和双语尚音学校(小学部)。这所建有国际部的学校,“至少能同时奉行两套价值观的教育”。
就像绝大多数就读于国际学校的孩子一样,乔乔偏爱原版英文课本胜过语文课本,每每看到一个人偷笑。上海中心学校五年级学生Ian比较中英文教材,认为“英文课本突出知识点,而在语文书里总有一段是最重要的,要告诉你一个课文背后的什么道理。”
最近,他被英文课本里的“餐厅”一课,调动起了研究菜谱的兴趣,甚至自己在家里要求配菜、做菜。“而语文课本也可以讲烧菜,只是最后要加一个感悟‘我这才体会到妈妈的辛苦’。”Sunny妈妈的话已有了杯弓蛇影的意味。
幸好还有课外书
Ian一结束考试,向妈妈提出的要求是“我可以看课外书了吗?”
乔乔在学习时,会偷偷夹塞一本《波西杰克逊》瞄上几眼。这让爸爸叶开感叹好书的诱惑,但仍难释怀“抄词、归纳段意”那一套,“一是浪费小孩子的时间,二是让小孩子在语文作业这个问题上学会了阳奉阴违。”
虽然,从2001年语文教材放开以来,领袖的故事有所减少,但是王老师还是对叙述陈毅年少时的《神童》等课文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其实这是‘主题先行’观念作怪”,叶开如是说。
而另一方面,语文课本中的经典缺失到了贫瘠的地步。蔡朝阳历数三个版本,也就是泰戈尔的《新月集选》、托尔斯泰的《穷人》和罗大里的《不肯长大的小姑娘》等四五篇。在上教版小学课本里,长年沿用着几篇朱自清、老舍、巴金的旧文,经典几乎被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垄断”。
但在课外又是另一番景象:乔乔读过全套七本近千万字的《哈利·波特》,Ian和Sunny“遗传”着“男读《三国》,女读《红楼》”的传统。Ian唯一一篇可称喜欢的课文,是由阿凡提的故事改编而来,但《一千零一夜》几乎在教材中处于完全空白状态。王老师揣测道:“因为那样考点只能出一个阿凡提的智慧,深度不够。”
上个月,20位教育一线的语文教师共同发起和成立了“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和母爱专题研究小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发布新书《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小学语文教材的问题又一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跟课堂教育较劲
二年级学生Sunny的妈妈,曾在一篇《我怎么想就怎么说》的课后练习里,和课堂教育暗暗较劲。
课文讲述了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小时候,在客人前提反对意见,因为“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思考题设问:你敢于向客人指出不是吗?“难道就不能尊重客人,一定要表现你的诚实吗?”Sunny的妈妈针锋相对,默许女儿违逆标准答案,写上,“不会,因为妈妈会骂我!”
在事后与老师的交流中,Sunny妈妈坦陈,“因为感觉课本里有太多刻意拔高的说教,有意挑战一下。”
绍兴稷山中学的语文老师蔡朝阳,与“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的其他成员,对北师大版、苏教版和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母亲”概念加以分析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拔高也是一种伤害,就像‘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都爱祖国妈妈’这样的句子,包袱抖得太突兀,太有‘海拔’!”
送孩子去国际学校
上海江湾中心小学,有23年语文教龄的王老师感叹,课堂延伸阅读和学生自主思考的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王老师的一对女儿,“尽管语感不错,但文章不太会写。”一道世博会的命题作文,姐妹俩的笔墨泼洒在观礼世博烟花,争辩烟火的形状上。“但会写文章的同学,就能从世博烟花联想到世界和平。”
这道同题作文,在作家叶开的家里,则引发了一场教育伦理的讨论。女儿乔乔因为没去过世博会,为写作文发愁,老师传授,“实在写不出可以编”。专程为写作文去了世博,女儿又为“要不要写厕所”发愁,因为“写作文要写那些漂亮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即使不好的东西,也要写好的方面。”
徒生出这样的无奈,父女间甚至达成了如此暗号,“语文考过九十分就是一桩丑闻”。三年前,叶开就注意到小学语文教材的严重问题,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应《语文教学与研究》主编晓苏之约,写了十二期“语文之痛”专栏。
“我们这一代已经被牺牲掉了”,为了让女儿能够多少挣脱这种教育思想,叶开把乔乔送进了协和双语尚音学校(小学部)。这所建有国际部的学校,“至少能同时奉行两套价值观的教育”。
就像绝大多数就读于国际学校的孩子一样,乔乔偏爱原版英文课本胜过语文课本,每每看到一个人偷笑。上海中心学校五年级学生Ian比较中英文教材,认为“英文课本突出知识点,而在语文书里总有一段是最重要的,要告诉你一个课文背后的什么道理。”
最近,他被英文课本里的“餐厅”一课,调动起了研究菜谱的兴趣,甚至自己在家里要求配菜、做菜。“而语文课本也可以讲烧菜,只是最后要加一个感悟‘我这才体会到妈妈的辛苦’。”Sunny妈妈的话已有了杯弓蛇影的意味。
幸好还有课外书
Ian一结束考试,向妈妈提出的要求是“我可以看课外书了吗?”
乔乔在学习时,会偷偷夹塞一本《波西杰克逊》瞄上几眼。这让爸爸叶开感叹好书的诱惑,但仍难释怀“抄词、归纳段意”那一套,“一是浪费小孩子的时间,二是让小孩子在语文作业这个问题上学会了阳奉阴违。”
虽然,从2001年语文教材放开以来,领袖的故事有所减少,但是王老师还是对叙述陈毅年少时的《神童》等课文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其实这是‘主题先行’观念作怪”,叶开如是说。
而另一方面,语文课本中的经典缺失到了贫瘠的地步。蔡朝阳历数三个版本,也就是泰戈尔的《新月集选》、托尔斯泰的《穷人》和罗大里的《不肯长大的小姑娘》等四五篇。在上教版小学课本里,长年沿用着几篇朱自清、老舍、巴金的旧文,经典几乎被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垄断”。
但在课外又是另一番景象:乔乔读过全套七本近千万字的《哈利·波特》,Ian和Sunny“遗传”着“男读《三国》,女读《红楼》”的传统。Ian唯一一篇可称喜欢的课文,是由阿凡提的故事改编而来,但《一千零一夜》几乎在教材中处于完全空白状态。王老师揣测道:“因为那样考点只能出一个阿凡提的智慧,深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