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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这个排名的特别之处在于同时关注小而美的学校，利用独家衡量标准，让各大学在比拼时不会因为体量而吃亏。
去年，《泰晤士高等教育》首次公布了亚洲大学前百强排行榜，位列第58位的是中国的武汉理工大学。这个好名次激起了当时中国教育界的诧异和讨论，连当事者武汉理工都感觉不可思议。但在《泰晤士高等教育》的排行榜上，这种黑马学院居高不下的事不少见，比如连续三年稳坐第一把交椅的加州理工学院。喜欢看美剧《生活大爆炸》的读者一定不陌生，这就是所有故事的大本营。但对于其他人来说，恐怕第一次知道这个学校的存在。
不管是加州理工学院还是武汉理工大学，它们如何冲出专业排行榜，在综合大学排行榜上获得高位，这只有Phil Baty说得清了。他向《留学》记者解释：“这就是我们排名的特别之处，我们关注这些‘小而美’的学校，利用独家的衡量标准，让各大学在比拼的时候，不会因为体量而吃亏。所以在我们的排行榜上，不会看到满眼的超级大学。”
两次脱离母体的阵痛
我们现在看到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已经是两次脱离母体的产物了。第一次是从泰晤士报业中独立出来。没错，这个排名既不是英国泰晤士报的产品，也不是英国泰晤士报冠名，它完全属于《泰晤士高等教育》出品，而《泰晤士高等教育》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品牌了。
Phil向《留学》杂志解释了它的前世今生：“近几年来，我们越来越独立了。《泰晤士教育增刊》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也有42岁了。现在我们是由美国投资者持股的一家独立的教育公司，TSL教育集团，除了名字中依旧带着‘泰晤士’的烙印，我们只专注于自己在教育领域的业务。我们还有便于老师们进行学术交流的社交网络，所以，我们是一个覆盖从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产业机构。”
Phil Baty从1996年起就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做教育领域的记者，直到2008年底、2009年初的时候才参与到排名的工作中。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在2009年彻底改革了《泰晤士排名》。在此之前，这个排名的全称是《泰晤士-QS世界大学排名》，使用的参数与标准均来源于QS。
但Phil显然更有雄心，他不仅要独立，还要做第一。那一年，他主导了泰晤士排名与QS分家，转而在数据方面与汤森路透社合作，而对方有着极为强大的数据资源。他这样描述与汤森路透社之间的分工：“汤森路透社负责大部分的数据工作（定量分析），他们在全球有4～5个专门负责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工作站，分布在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地。《泰晤士高等教育》负责定性，幸运的是，我们有上万的贡献者一起完成这项庞大的工作。”
国际教育部长？
教育王国的国务卿？
4年前，《泰晤士高等教育》又与IDP教育集团合作。根据Phil Baty和IDP北亚区负责人蒋海华的介绍，IDP在合作中的身份是商业赞助人，除了赞助外，这个在世界多地拥有教育顾问的集团也扮演协助推广的角色，他们为前来咨询的学生们推荐泰晤士的世界大学排名，并提供深度解读。
20年前Phil考入了伦敦国王学院，那时还没有世界大学排名的概念，好在Phil没有考虑排名，对于学校的判断更依赖于口碑，“说得好听是众口相传的口碑，“说得好听是众口相传的口碑，说得没那么好听就是道听途说。我要感谢我当年的老师，在我的选校过程中，她的经验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但是在这个信息爆炸、全球就学的年代，我们需要更完善的排行参考。”
如今这个没用过排行榜的人，领导了一个世界著名的排行榜。“在我们自己看来，《泰晤士排名》的重要意义还在于，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选择出国留学，他们在择校时就已然要面对文化差异带来的信息不对等；而建立在科学考评参数上的世界范围的大学排名，则可以帮助数千万的学生们在择校的过程中获得更加全面、科学的参考。”
“前些天我会见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他说，我们的排名受到各国政府和高校的如此重视，可以说，我们机构在世界高等教育界的地位和号召力，已经超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还开玩笑称我为‘国际教育部部长’。”Phil用这个小故事表达了排行的影响力，显然，他已经成为了各个大学争相邀请的座上宾。在本月13日举行的首届世界大学排名的会场上，就有来自美国的大学校方代表邀请他“去学校看看”。
在谈到，为什么要从一个记者转而做排行榜编辑，Phil提到了另一个原因：“我一直都非常看重高等教育，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在Phil Baty的定义中，这也是世界大学排名的另一个重大意义，这个意义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关注高等教育机构的现状和发展，这为有志于提高自己的机构，以及规划建设世界级优秀大学的政府提供了有利的参考。第二个层面则更加高大上，在政府层面上—高校排名能够成为政府在知识经济和经济竞争力的层面上做战略布局时的重要参考。
从这个角度看，Phil Baty似乎不止是“教育部长”。看看他的工作日程：“上周我在东京，这周我来到了北京，下周，我将奔赴首尔。回到英国做短暂停留后，我将去巴黎，接着又会飞到美国的迈阿密、密歇根等城市，11月份又会再次到访北京。”在空中飞人的职业生涯中，他的落脚点不是数据站和专家站，而是各国、各地的政府及高校。这像足了一国国务卿的工作状态。
泰晤士排名需要这些政府和高校的接受和信任，“由于我们的排名受到了各国政府和学校的高度信任，我们已经成为了学生择校时的首要参考标准。”相应的，这份信任也会反哺到Phil的工作中—作为使用量第一的排行榜的负责人，他已然成为教育界的“权势人物”，这让他在与政府和机构的交流中更有话语权。
排名是一门生意
Phil Baty向《留学》杂志自豪地宣称，“我们的所有产品资料都是公开、免费的。” 同时他也不避讳，排名是一门生意，但他会让这门生意公开、透明、没有猫腻。除了商业投资伙伴，Phil解释：“我们靠发行和广告挣钱。因为受到学生们的广泛关注和信任，很多学校愿意在我们的平台上做广告、宣传自己。另外，我们可不是只有这么一个排行榜，还有很多很多周边产品，比如地区性大学排名、专业排名、口碑排名、新兴大学排名等细分排行榜。”
在Phil带来的2014世界大学排行榜的专刊上，我们确实看到了数量不亚于时尚杂志广告数量的、世界知名大学的形象广告。对了，《泰晤士高等教育》已经不仅是一本杂志，他们也是一个覆盖甚广的教育集团。
去年，《泰晤士高等教育》首次公布了亚洲大学前百强排行榜，位列第58位的是中国的武汉理工大学。这个好名次激起了当时中国教育界的诧异和讨论，连当事者武汉理工都感觉不可思议。但在《泰晤士高等教育》的排行榜上，这种黑马学院居高不下的事不少见，比如连续三年稳坐第一把交椅的加州理工学院。喜欢看美剧《生活大爆炸》的读者一定不陌生，这就是所有故事的大本营。但对于其他人来说，恐怕第一次知道这个学校的存在。
不管是加州理工学院还是武汉理工大学，它们如何冲出专业排行榜，在综合大学排行榜上获得高位，这只有Phil Baty说得清了。他向《留学》记者解释：“这就是我们排名的特别之处，我们关注这些‘小而美’的学校，利用独家的衡量标准，让各大学在比拼的时候，不会因为体量而吃亏。所以在我们的排行榜上，不会看到满眼的超级大学。”
两次脱离母体的阵痛
我们现在看到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已经是两次脱离母体的产物了。第一次是从泰晤士报业中独立出来。没错，这个排名既不是英国泰晤士报的产品，也不是英国泰晤士报冠名，它完全属于《泰晤士高等教育》出品，而《泰晤士高等教育》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品牌了。
Phil向《留学》杂志解释了它的前世今生：“近几年来，我们越来越独立了。《泰晤士教育增刊》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也有42岁了。现在我们是由美国投资者持股的一家独立的教育公司，TSL教育集团，除了名字中依旧带着‘泰晤士’的烙印，我们只专注于自己在教育领域的业务。我们还有便于老师们进行学术交流的社交网络，所以，我们是一个覆盖从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产业机构。”
Phil Baty从1996年起就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做教育领域的记者，直到2008年底、2009年初的时候才参与到排名的工作中。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在2009年彻底改革了《泰晤士排名》。在此之前，这个排名的全称是《泰晤士-QS世界大学排名》，使用的参数与标准均来源于QS。
但Phil显然更有雄心，他不仅要独立，还要做第一。那一年，他主导了泰晤士排名与QS分家，转而在数据方面与汤森路透社合作，而对方有着极为强大的数据资源。他这样描述与汤森路透社之间的分工：“汤森路透社负责大部分的数据工作（定量分析），他们在全球有4～5个专门负责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工作站，分布在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地。《泰晤士高等教育》负责定性，幸运的是，我们有上万的贡献者一起完成这项庞大的工作。”
国际教育部长？
教育王国的国务卿？
4年前，《泰晤士高等教育》又与IDP教育集团合作。根据Phil Baty和IDP北亚区负责人蒋海华的介绍，IDP在合作中的身份是商业赞助人，除了赞助外，这个在世界多地拥有教育顾问的集团也扮演协助推广的角色，他们为前来咨询的学生们推荐泰晤士的世界大学排名，并提供深度解读。
20年前Phil考入了伦敦国王学院，那时还没有世界大学排名的概念，好在Phil没有考虑排名，对于学校的判断更依赖于口碑，“说得好听是众口相传的口碑，“说得好听是众口相传的口碑，说得没那么好听就是道听途说。我要感谢我当年的老师，在我的选校过程中，她的经验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但是在这个信息爆炸、全球就学的年代，我们需要更完善的排行参考。”
如今这个没用过排行榜的人，领导了一个世界著名的排行榜。“在我们自己看来，《泰晤士排名》的重要意义还在于，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选择出国留学，他们在择校时就已然要面对文化差异带来的信息不对等；而建立在科学考评参数上的世界范围的大学排名，则可以帮助数千万的学生们在择校的过程中获得更加全面、科学的参考。”
“前些天我会见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他说，我们的排名受到各国政府和高校的如此重视，可以说，我们机构在世界高等教育界的地位和号召力，已经超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还开玩笑称我为‘国际教育部部长’。”Phil用这个小故事表达了排行的影响力，显然，他已经成为了各个大学争相邀请的座上宾。在本月13日举行的首届世界大学排名的会场上，就有来自美国的大学校方代表邀请他“去学校看看”。
在谈到，为什么要从一个记者转而做排行榜编辑，Phil提到了另一个原因：“我一直都非常看重高等教育，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在Phil Baty的定义中，这也是世界大学排名的另一个重大意义，这个意义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关注高等教育机构的现状和发展，这为有志于提高自己的机构，以及规划建设世界级优秀大学的政府提供了有利的参考。第二个层面则更加高大上，在政府层面上—高校排名能够成为政府在知识经济和经济竞争力的层面上做战略布局时的重要参考。
从这个角度看，Phil Baty似乎不止是“教育部长”。看看他的工作日程：“上周我在东京，这周我来到了北京，下周，我将奔赴首尔。回到英国做短暂停留后，我将去巴黎，接着又会飞到美国的迈阿密、密歇根等城市，11月份又会再次到访北京。”在空中飞人的职业生涯中，他的落脚点不是数据站和专家站，而是各国、各地的政府及高校。这像足了一国国务卿的工作状态。
泰晤士排名需要这些政府和高校的接受和信任，“由于我们的排名受到了各国政府和学校的高度信任，我们已经成为了学生择校时的首要参考标准。”相应的，这份信任也会反哺到Phil的工作中—作为使用量第一的排行榜的负责人，他已然成为教育界的“权势人物”，这让他在与政府和机构的交流中更有话语权。
排名是一门生意
Phil Baty向《留学》杂志自豪地宣称，“我们的所有产品资料都是公开、免费的。” 同时他也不避讳，排名是一门生意，但他会让这门生意公开、透明、没有猫腻。除了商业投资伙伴，Phil解释：“我们靠发行和广告挣钱。因为受到学生们的广泛关注和信任，很多学校愿意在我们的平台上做广告、宣传自己。另外，我们可不是只有这么一个排行榜，还有很多很多周边产品，比如地区性大学排名、专业排名、口碑排名、新兴大学排名等细分排行榜。”
在Phil带来的2014世界大学排行榜的专刊上，我们确实看到了数量不亚于时尚杂志广告数量的、世界知名大学的形象广告。对了，《泰晤士高等教育》已经不仅是一本杂志，他们也是一个覆盖甚广的教育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