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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生育权是否应当成为一项法律权利，首先应当回答其是否具有存在的价值基础。生育行为的价值基础体现为三个维度，即人、国家和社会。正是这三个价值维度的驱动与博弈，促成了生育权的发展和精神内蕴的形成。
关键词：生育权；价值；维度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4-0262-02
密尔在《功利主义》中指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即是获得对人来说是“善”的事物——“任何事物凡能被证明是善的，必定是因为我们能够说明，它可以用作一种手段，使人获得某种无需证明就被认可为善的事物。”[1] 所谓的善即是对人的价值。具体到生育权上，其包含的价值基础应体现为三个维度，即人、国家和社会。
一、生育与人
生育对人的价值在不同的时空中是变化不居的。在当代中国，个人权利本位已经成为生育对人的主流价值基础，但这种个人权利本位受家族权利本位的影响至深，带有浓郁的中华乡土文化气息。但家族权利本位的作用方式已经从直接控制转化为间接影响，即内化为个人的物质动机和精神动机。现在生育的价值基础所处阶段究竟是个人本位易家族本位还是已经转变为纯粹的个人权利本位，或许无法准确定位，但这不妨碍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见，即生育的个人权利本位将成为个人解放浪潮的先锋。提炼出生育对个人的专属价值更能彰显生育的权利特性。
首先，想象和期待的满足。想象和期待往往是驱动人类行为的动机的源泉，对未来生活的勾勒和将其实现的冲动，会转化为人类发挥自身能量的动力。对尚未生育的人来说，会在想象中完成新生命形象的勾画，产生孕育新生命以增添生命色彩的愿望，进而开始对自己的生育行为产生期待。已经受孕尚未分娩的人，对即将降生的新生命充满好奇，会在对新生命的想象和期待中获得幸福感。所以，一旦丧失生育能力或已经受孕而意外流产，或者由于自我意识被限制而无法行使生育的权利，将对生育权主体的想象和期待的满足产生打击。
其次，尊严感的满足。德沃金曾说：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享有一种作为同类而受到其他人最低限度尊重的权利。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生育能力的有无强弱是与人的道德水准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人一旦作恶往往会受到无后的诅咒。一个人一旦失去了生育能力，就会被称为“绝户”，会受到社会的贬低和歧视，成为群体中的“异类”，其名誉将受到负面影响，导致自卑的心理，丧失本应与群体中其他成员相同的尊严感。
再次，使命感的满足。在流行祖先崇拜的中华民族中，传宗接代是人的基本使命，如果不能生儿育女，那就无法完成“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任务，作为人的一生将是不完整的。罗曼·罗兰曾写道：唯有创造才是快乐。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生育行为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一种创造行为，它的结果是创造了新生命。一旦顺利地完成了生育行为，那么生育权主体将会由此种创造产生如释重负的轻松，没有辜负家族、社会和国家的期待会使其产生满足的快乐。
然后，爱心的满足。人类的爱心具有多个层次，亲子感情是其中的重要方面，这种感情直接来自人的本能，是不学而会的。洛克感叹：当幼儿需要保护的时候，我们看到怯懦者变得勇敢，强暴和野蛮者变得仁慈，贪婪者变得温柔和宽大。培根亦写道：子女使父母的劳苦也变得甜美，但也会使他们的不幸变得更加痛苦。子女增加了他们的生活负担，但却减轻了他们对于死亡的恐惧。足见生育行为对个人的潜能具有多大的激发作用，正是对生育行为的感受促发了人类亲子之爱的萌发，正是生育行为本身提供了人类对亲子之爱的满足。
最后，安全感的满足。人都有老无所依的恐惧，拥有子女会消解这种恐惧，从而带来晚年生活的安全感。与上文提到的物质动机不同，由于社会进步和观念更新，人们已经不会像农业文明时期那样将子女视为生产资本，这从生育率的渐趋下降可窥一斑。而且物质动机所带来的效用在法制层面有其他部门法来规制，如养老保险制度和老年人权益保障制度。所以，从个人权利角度观察生育行为的作用方式，更多的是通过其物质效用所引起的心理上的满足，快乐并非来源直接的物质效用，财富数字的增加不可能带来安全感的满足。
二、生育与国家
依据国家三要素理论，构成一个国家应当具有三个基本要素，即政治权力、领土与人。人产生于生育活动之中，所以生育行为承担了为国家提供基本构成要素的使命，为国家所关注自不待言。
生育与国家的关系首要的表现在生育对国防的影响上。组织国家政权的首要任务是组织军队，捍卫国防。国防取决于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包括两方面，兵源和供给。人口与国防的关系，正如管子所言：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即使在科技发达到电子战、信息战成为战争主要方式，军队数量已经不再是战斗力的决定因素的当代，由于战争毕竟无法离开人的操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军队数量仍能在战斗中起着相当作用，兵源问题依旧无法被各国所忽视。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索维对此问题有过经典表述：无论武器如何完善，甚至在一场假象的“按电钮”战争的情况下，经济上的人口过剩仍然是构成军事实力的一个因素 [2]。具体到中国，受到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的制约，未来中国的军事人口数量将不断下降，这将成为中国国防安全面临的难题。据统计和测算，2009年中国18～22歲年龄人口达1.17亿左右，但至2020年将减少到0.89亿人，至2050年将减少到0.74亿人[3]。生育率的下降带来军事人口的减少，军事人口的减少带来兵源紧张，足见生育对国防的影响之深。
生育与国家的关系还表现在生育对领土的影响上。人的生存需要一定的生活资料，生活资料的生产需要相当数量的领土面积来保证[4]。人口学先驱马尔萨斯提出的两力平衡理论首次以系统的方式对人口与领土的问题进行了论述，马尔萨斯指出：“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极其慷慨大方地到处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大自然在给予养育生命种子所必需的空间和营养方面，却一直较为吝啬。”[5] 由此提出了人口过剩的危险，并得出了生存空间有限性的结论。“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种子，若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空间，经过几千年的繁殖，会挤满几百万个地球。” [6] 虽然马尔萨斯的理论直至今天还是充满了争议，但其提出的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的两力平衡理论却直接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将马尔萨斯的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结合，首创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变异出的拉采尔的生存空间论和戈平瑙的种族优越论成为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思想渊源。正是秉着“只有这个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 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的理念，希特勒开始了让劣等民族为雅利安人腾出生存空间的战争，造成了人类百年历史上最大的灾难。 以上两个原因往往是国家调整生育制度的直接原因，虽然国防、领土背后还交织着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因素，但无论如何国家对生育行为的干涉的动因是客观存在的。所以，生育制度变化的动力之一来自国家。
三、生育与社会
社会是较国家更为永久的存在，人类的历史与社会的历史几乎是呈镜像的对应。如孟德斯鸠所言：公民可以不复存在，人却应该永远存在。社会作为人的集合体，也将永远存在。所以，生育与社会有着与国家不同的价值内涵。
生育与社会的关系通过“适度人口”概念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包括两方面，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两种生产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人既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但人首先是生产者，其次才是消费者，因为社会财富基金和后备基金的积累来自于人所提供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同时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人的生产，而人的生产的结果是将人转化为劳动者进而影响物质资料的生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的再生产需要与物质的再生产相适应，劳动人口过剩或不足都将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7]。
从生育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方面来看，生育人口的增加将带来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将为社会分工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前提，生育人口不足将导致劳动力成本上涨，社会生产发展受到阻滞。同时，生育人口的增加将刺激需求，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从生育对社会的消极作用方面来看，生育人口过剩将导致就业岗位不足，社会福利负担加重，劳动力供给过剩造成工资水平下降，社会产品分配不足，引发贫困和社会动荡。
对生育与社会的关系自古至今的思想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针对不同论域提出了丰富多彩的理论观点，大致可依对马尔萨斯理论的赞成和批判为界划分为两个阵营。但无论何种观点都指向一个结论，即生育与社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的良性发展将始终伴随着对生育制度的调整进而影响个人生育行为，这就为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生育行为调控开启了大门。所以，生育制度的变化的另一动力来自社会。
四、结论
生育行为有三个价值维度，对个人包括想象和期待的满足、尊严感的满足、使命感的滿足、爱心的满足和安全感的满足；对国家是国防和领土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的良性运转需要保持适度人口。个人期望国家和社会形成的生育制度有利于生育行为的自由开展，国家和社会将集体目标寄托于生育制度中以调控个人生育行为。所以，生育权既要考虑个人权利本位一面，也要考虑国家和社会的集体目标的达成，这就为对生育权的限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民事法律将承担如何将作为自然权利的生育权加工成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法律权利的生育权的任务。
参考文献：
[1] [英]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5.
[3] [法]阿尔弗雷·索维.人口通论：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54-55.
[4] 江帆.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提高国防建设水平[J].人口与计划生育，2011，（3）：4.
[5] 杨中新.西方人口思想史[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24-25.
[6]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8.
[7] 樊明，等.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32.
[责任编辑 王晓燕]
关键词：生育权；价值；维度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4-0262-02
密尔在《功利主义》中指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即是获得对人来说是“善”的事物——“任何事物凡能被证明是善的，必定是因为我们能够说明，它可以用作一种手段，使人获得某种无需证明就被认可为善的事物。”[1] 所谓的善即是对人的价值。具体到生育权上，其包含的价值基础应体现为三个维度，即人、国家和社会。
一、生育与人
生育对人的价值在不同的时空中是变化不居的。在当代中国，个人权利本位已经成为生育对人的主流价值基础，但这种个人权利本位受家族权利本位的影响至深，带有浓郁的中华乡土文化气息。但家族权利本位的作用方式已经从直接控制转化为间接影响，即内化为个人的物质动机和精神动机。现在生育的价值基础所处阶段究竟是个人本位易家族本位还是已经转变为纯粹的个人权利本位，或许无法准确定位，但这不妨碍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见，即生育的个人权利本位将成为个人解放浪潮的先锋。提炼出生育对个人的专属价值更能彰显生育的权利特性。
首先，想象和期待的满足。想象和期待往往是驱动人类行为的动机的源泉，对未来生活的勾勒和将其实现的冲动，会转化为人类发挥自身能量的动力。对尚未生育的人来说，会在想象中完成新生命形象的勾画，产生孕育新生命以增添生命色彩的愿望，进而开始对自己的生育行为产生期待。已经受孕尚未分娩的人，对即将降生的新生命充满好奇，会在对新生命的想象和期待中获得幸福感。所以，一旦丧失生育能力或已经受孕而意外流产，或者由于自我意识被限制而无法行使生育的权利，将对生育权主体的想象和期待的满足产生打击。
其次，尊严感的满足。德沃金曾说：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享有一种作为同类而受到其他人最低限度尊重的权利。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生育能力的有无强弱是与人的道德水准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人一旦作恶往往会受到无后的诅咒。一个人一旦失去了生育能力，就会被称为“绝户”，会受到社会的贬低和歧视，成为群体中的“异类”，其名誉将受到负面影响，导致自卑的心理，丧失本应与群体中其他成员相同的尊严感。
再次，使命感的满足。在流行祖先崇拜的中华民族中，传宗接代是人的基本使命，如果不能生儿育女，那就无法完成“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任务，作为人的一生将是不完整的。罗曼·罗兰曾写道：唯有创造才是快乐。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生育行为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一种创造行为，它的结果是创造了新生命。一旦顺利地完成了生育行为，那么生育权主体将会由此种创造产生如释重负的轻松，没有辜负家族、社会和国家的期待会使其产生满足的快乐。
然后，爱心的满足。人类的爱心具有多个层次，亲子感情是其中的重要方面，这种感情直接来自人的本能，是不学而会的。洛克感叹：当幼儿需要保护的时候，我们看到怯懦者变得勇敢，强暴和野蛮者变得仁慈，贪婪者变得温柔和宽大。培根亦写道：子女使父母的劳苦也变得甜美，但也会使他们的不幸变得更加痛苦。子女增加了他们的生活负担，但却减轻了他们对于死亡的恐惧。足见生育行为对个人的潜能具有多大的激发作用，正是对生育行为的感受促发了人类亲子之爱的萌发，正是生育行为本身提供了人类对亲子之爱的满足。
最后，安全感的满足。人都有老无所依的恐惧，拥有子女会消解这种恐惧，从而带来晚年生活的安全感。与上文提到的物质动机不同，由于社会进步和观念更新，人们已经不会像农业文明时期那样将子女视为生产资本，这从生育率的渐趋下降可窥一斑。而且物质动机所带来的效用在法制层面有其他部门法来规制，如养老保险制度和老年人权益保障制度。所以，从个人权利角度观察生育行为的作用方式，更多的是通过其物质效用所引起的心理上的满足，快乐并非来源直接的物质效用，财富数字的增加不可能带来安全感的满足。
二、生育与国家
依据国家三要素理论，构成一个国家应当具有三个基本要素，即政治权力、领土与人。人产生于生育活动之中，所以生育行为承担了为国家提供基本构成要素的使命，为国家所关注自不待言。
生育与国家的关系首要的表现在生育对国防的影响上。组织国家政权的首要任务是组织军队，捍卫国防。国防取决于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包括两方面，兵源和供给。人口与国防的关系，正如管子所言：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即使在科技发达到电子战、信息战成为战争主要方式，军队数量已经不再是战斗力的决定因素的当代，由于战争毕竟无法离开人的操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军队数量仍能在战斗中起着相当作用，兵源问题依旧无法被各国所忽视。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索维对此问题有过经典表述：无论武器如何完善，甚至在一场假象的“按电钮”战争的情况下，经济上的人口过剩仍然是构成军事实力的一个因素 [2]。具体到中国，受到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的制约，未来中国的军事人口数量将不断下降，这将成为中国国防安全面临的难题。据统计和测算，2009年中国18～22歲年龄人口达1.17亿左右，但至2020年将减少到0.89亿人，至2050年将减少到0.74亿人[3]。生育率的下降带来军事人口的减少，军事人口的减少带来兵源紧张，足见生育对国防的影响之深。
生育与国家的关系还表现在生育对领土的影响上。人的生存需要一定的生活资料，生活资料的生产需要相当数量的领土面积来保证[4]。人口学先驱马尔萨斯提出的两力平衡理论首次以系统的方式对人口与领土的问题进行了论述，马尔萨斯指出：“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极其慷慨大方地到处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大自然在给予养育生命种子所必需的空间和营养方面，却一直较为吝啬。”[5] 由此提出了人口过剩的危险，并得出了生存空间有限性的结论。“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种子，若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空间，经过几千年的繁殖，会挤满几百万个地球。” [6] 虽然马尔萨斯的理论直至今天还是充满了争议，但其提出的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的两力平衡理论却直接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将马尔萨斯的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结合，首创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变异出的拉采尔的生存空间论和戈平瑙的种族优越论成为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思想渊源。正是秉着“只有这个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 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的理念，希特勒开始了让劣等民族为雅利安人腾出生存空间的战争，造成了人类百年历史上最大的灾难。 以上两个原因往往是国家调整生育制度的直接原因，虽然国防、领土背后还交织着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因素，但无论如何国家对生育行为的干涉的动因是客观存在的。所以，生育制度变化的动力之一来自国家。
三、生育与社会
社会是较国家更为永久的存在，人类的历史与社会的历史几乎是呈镜像的对应。如孟德斯鸠所言：公民可以不复存在，人却应该永远存在。社会作为人的集合体，也将永远存在。所以，生育与社会有着与国家不同的价值内涵。
生育与社会的关系通过“适度人口”概念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包括两方面，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两种生产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人既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但人首先是生产者，其次才是消费者，因为社会财富基金和后备基金的积累来自于人所提供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同时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人的生产，而人的生产的结果是将人转化为劳动者进而影响物质资料的生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的再生产需要与物质的再生产相适应，劳动人口过剩或不足都将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7]。
从生育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方面来看，生育人口的增加将带来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将为社会分工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前提，生育人口不足将导致劳动力成本上涨，社会生产发展受到阻滞。同时，生育人口的增加将刺激需求，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从生育对社会的消极作用方面来看，生育人口过剩将导致就业岗位不足，社会福利负担加重，劳动力供给过剩造成工资水平下降，社会产品分配不足，引发贫困和社会动荡。
对生育与社会的关系自古至今的思想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针对不同论域提出了丰富多彩的理论观点，大致可依对马尔萨斯理论的赞成和批判为界划分为两个阵营。但无论何种观点都指向一个结论，即生育与社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的良性发展将始终伴随着对生育制度的调整进而影响个人生育行为，这就为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生育行为调控开启了大门。所以，生育制度的变化的另一动力来自社会。
四、结论
生育行为有三个价值维度，对个人包括想象和期待的满足、尊严感的满足、使命感的滿足、爱心的满足和安全感的满足；对国家是国防和领土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的良性运转需要保持适度人口。个人期望国家和社会形成的生育制度有利于生育行为的自由开展，国家和社会将集体目标寄托于生育制度中以调控个人生育行为。所以，生育权既要考虑个人权利本位一面，也要考虑国家和社会的集体目标的达成，这就为对生育权的限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民事法律将承担如何将作为自然权利的生育权加工成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法律权利的生育权的任务。
参考文献：
[1] [英]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5.
[3] [法]阿尔弗雷·索维.人口通论：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54-55.
[4] 江帆.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提高国防建设水平[J].人口与计划生育，2011，（3）：4.
[5] 杨中新.西方人口思想史[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24-25.
[6]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8.
[7] 樊明，等.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32.
[责任编辑 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