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采访片段，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第一个片段是关于一个12岁的孩子。我在一个纪录片里认识了他，他出生时母亲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他也未能幸免。母亲去世后，他和奶奶、父亲、继母一起生活。
　　吃饭时，他吃的菜都由爸爸夹到碗里。吃火锅时，他吃了一会儿，凑过来朝锅里看了一眼，又坐下了。爸爸说：“你想吃什么?”他端着碗，怯生生地说：“粉条。”
　　爸爸意识到摄影师在，犹豫了一下，说：“你自己夹着吃。”他立刻说：“不，你给我夹。”爸爸说：“夹吧。”他坚持：“你给我夹。”继母在边上说了一句：“夹吧。”爸爸接着说：“你就夹吧。”他迟疑地站起身，看了一眼锅，没伸进筷子，小心翼翼地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匆匆夹了一片菜叶。谁也没说话，他解释了一句：“粉条没了。”过了一会儿，爸爸捞了一筷子粉条放到他碗里。
　　采访时，坐在他对面，我就感觉到他的那种敏感，他承受的东西已经超过了他这个年纪能承受的限度。他说这个纪录片公映的时候他哭了。我问：“是不是吃饭那一段?”
　　“你怎么猜得这么准?”他意外地看着我。我没想到他会问这个，就照实说：“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会很难受的。”他没说话，眼圈红了。如果在以往，我可能会停下来，或者问下去，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了他一会儿，说：“我怕你心里委屈……”就低下了头，我不知道为什么掉眼泪的不是他，而是我。
　　后来我让编导把这句话剪掉了，这不是我应有的反应—不要在采访中妄加议论，更不应该流露太多的情绪。但奇怪的是，这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我根本没想过要说，它只是从心里浮出来了。
　　第二个片段发生在采访药家鑫案的时候。当时，张妙母亲在房间里痛哭，她父亲跟我们说着话。过了一会儿，我坐不住了，回头对摄像说：“我去看看。”我进屋抚摸着张妙母亲的胳膊，她已经有些精神恍惚，只是哭喊，没办法说话。张妙两岁的孩子过来，把他的塑料玩具递给我，说：“给你，摩托。”我摸着他的脸，说：“宝贝，这不是摩托，是奥特曼。”
　　事后，我想，我为什么会去那个房间，为什么会说那些话一那是一种非新闻记者式的语态和动作，而我平常也不是一个很外露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
　　与药家鑫父亲交谈时，他说到临刑前见最后一面时，药家鑫说要捐献眼角膜，他拒绝了并且说：“把你的罪恶全都带走，不要将来出了事别人再来怪我。”我低着头，用笔敲着手：“你这么说他会难受的。”说完后，我怔住了，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也不知道。
　　晚上的工作笔记里，我写道：“以往在采访中都随时控制内容和节奏，但这次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对张妙的家人有这样的感觉，也没有想到会对施害者的‘难受’有这样的感受……这种采访像在竹尖上走，我把自己的心也放在密密的芒刺上了。”
　　一对让大家羡慕不已的“花甲背包客”环游世界后说，他们年轻时被教育要解放2／3的人类。现在出了国，在澳大利亚看到土著人的生活，有了另一种反思。当地政府提供住房和充足的物质条件，但那些土著居民却不高兴，他们就是喜欢睡在野地里。这对夫妇很感慨：“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是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一…这句话很简单，但你没有感受的时候，就体会不到。”
　　单一就会狭隘，即使是善，如果强加于人、偏执一端，也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