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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采访片段,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第一个片段是关于一个12岁的孩子。我在一个纪录片里认识了他,他出生时母亲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他也未能幸免。母亲去世后,他和奶奶、父亲、继母一起生活。
吃饭时,他吃的菜都由爸爸夹到碗里。吃火锅时,他吃了一会儿,凑过来朝锅里看了一眼,又坐下了。爸爸说:“你想吃什么?”他端着碗,怯生生地说:“粉条。”
爸爸意识到摄影师在,犹豫了一下,说:“你自己夹着吃。”他立刻说:“不,你给我夹。”爸爸说:“夹吧。”他坚持:“你给我夹。”继母在边上说了一句:“夹吧。”爸爸接着说:“你就夹吧。”他迟疑地站起身,看了一眼锅,没伸进筷子,小心翼翼地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匆匆夹了一片菜叶。谁也没说话,他解释了一句:“粉条没了。”过了一会儿,爸爸捞了一筷子粉条放到他碗里。
采访时,坐在他对面,我就感觉到他的那种敏感,他承受的东西已经超过了他这个年纪能承受的限度。他说这个纪录片公映的时候他哭了。我问:“是不是吃饭那一段?”
“你怎么猜得这么准?”他意外地看着我。我没想到他会问这个,就照实说:“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会很难受的。”他没说话,眼圈红了。如果在以往,我可能会停下来,或者问下去,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了他一会儿,说:“我怕你心里委屈……”就低下了头,我不知道为什么掉眼泪的不是他,而是我。
后来我让编导把这句话剪掉了,这不是我应有的反应—不要在采访中妄加议论,更不应该流露太多的情绪。但奇怪的是,这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我根本没想过要说,它只是从心里浮出来了。
第二个片段发生在采访药家鑫案的时候。当时,张妙母亲在房间里痛哭,她父亲跟我们说着话。过了一会儿,我坐不住了,回头对摄像说:“我去看看。”我进屋抚摸着张妙母亲的胳膊,她已经有些精神恍惚,只是哭喊,没办法说话。张妙两岁的孩子过来,把他的塑料玩具递给我,说:“给你,摩托。”我摸着他的脸,说:“宝贝,这不是摩托,是奥特曼。”
事后,我想,我为什么会去那个房间,为什么会说那些话一那是一种非新闻记者式的语态和动作,而我平常也不是一个很外露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
与药家鑫父亲交谈时,他说到临刑前见最后一面时,药家鑫说要捐献眼角膜,他拒绝了并且说:“把你的罪恶全都带走,不要将来出了事别人再来怪我。”我低着头,用笔敲着手:“你这么说他会难受的。”说完后,我怔住了,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也不知道。
晚上的工作笔记里,我写道:“以往在采访中都随时控制内容和节奏,但这次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对张妙的家人有这样的感觉,也没有想到会对施害者的‘难受’有这样的感受……这种采访像在竹尖上走,我把自己的心也放在密密的芒刺上了。”
一对让大家羡慕不已的“花甲背包客”环游世界后说,他们年轻时被教育要解放2/3的人类。现在出了国,在澳大利亚看到土著人的生活,有了另一种反思。当地政府提供住房和充足的物质条件,但那些土著居民却不高兴,他们就是喜欢睡在野地里。这对夫妇很感慨:“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是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一…这句话很简单,但你没有感受的时候,就体会不到。”
单一就会狭隘,即使是善,如果强加于人、偏执一端,也会如此。
第一个片段是关于一个12岁的孩子。我在一个纪录片里认识了他,他出生时母亲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他也未能幸免。母亲去世后,他和奶奶、父亲、继母一起生活。
吃饭时,他吃的菜都由爸爸夹到碗里。吃火锅时,他吃了一会儿,凑过来朝锅里看了一眼,又坐下了。爸爸说:“你想吃什么?”他端着碗,怯生生地说:“粉条。”
爸爸意识到摄影师在,犹豫了一下,说:“你自己夹着吃。”他立刻说:“不,你给我夹。”爸爸说:“夹吧。”他坚持:“你给我夹。”继母在边上说了一句:“夹吧。”爸爸接着说:“你就夹吧。”他迟疑地站起身,看了一眼锅,没伸进筷子,小心翼翼地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匆匆夹了一片菜叶。谁也没说话,他解释了一句:“粉条没了。”过了一会儿,爸爸捞了一筷子粉条放到他碗里。
采访时,坐在他对面,我就感觉到他的那种敏感,他承受的东西已经超过了他这个年纪能承受的限度。他说这个纪录片公映的时候他哭了。我问:“是不是吃饭那一段?”
“你怎么猜得这么准?”他意外地看着我。我没想到他会问这个,就照实说:“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会很难受的。”他没说话,眼圈红了。如果在以往,我可能会停下来,或者问下去,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了他一会儿,说:“我怕你心里委屈……”就低下了头,我不知道为什么掉眼泪的不是他,而是我。
后来我让编导把这句话剪掉了,这不是我应有的反应—不要在采访中妄加议论,更不应该流露太多的情绪。但奇怪的是,这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我根本没想过要说,它只是从心里浮出来了。
第二个片段发生在采访药家鑫案的时候。当时,张妙母亲在房间里痛哭,她父亲跟我们说着话。过了一会儿,我坐不住了,回头对摄像说:“我去看看。”我进屋抚摸着张妙母亲的胳膊,她已经有些精神恍惚,只是哭喊,没办法说话。张妙两岁的孩子过来,把他的塑料玩具递给我,说:“给你,摩托。”我摸着他的脸,说:“宝贝,这不是摩托,是奥特曼。”
事后,我想,我为什么会去那个房间,为什么会说那些话一那是一种非新闻记者式的语态和动作,而我平常也不是一个很外露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
与药家鑫父亲交谈时,他说到临刑前见最后一面时,药家鑫说要捐献眼角膜,他拒绝了并且说:“把你的罪恶全都带走,不要将来出了事别人再来怪我。”我低着头,用笔敲着手:“你这么说他会难受的。”说完后,我怔住了,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也不知道。
晚上的工作笔记里,我写道:“以往在采访中都随时控制内容和节奏,但这次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对张妙的家人有这样的感觉,也没有想到会对施害者的‘难受’有这样的感受……这种采访像在竹尖上走,我把自己的心也放在密密的芒刺上了。”
一对让大家羡慕不已的“花甲背包客”环游世界后说,他们年轻时被教育要解放2/3的人类。现在出了国,在澳大利亚看到土著人的生活,有了另一种反思。当地政府提供住房和充足的物质条件,但那些土著居民却不高兴,他们就是喜欢睡在野地里。这对夫妇很感慨:“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是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一…这句话很简单,但你没有感受的时候,就体会不到。”
单一就会狭隘,即使是善,如果强加于人、偏执一端,也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