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罗伟章的中篇新作《我们的路》最早发表在《长城》2005年第3期，发表后被多家杂志转载，好评如潮。冯敏在《小说选刊》2006年第1期中认为：罗伟章在小说中反映的农村，恰恰是当下真实的农村，至少是西部地区真实的农村；而罗伟章笔下的农民，并不是被充分意义化和类型化的农民，而是有血有肉有着真实情感的现实中人。冯敏还指出这么一种感觉：在罗伟章的小说中看不到作家的优越感，而是感觉到作家胸膛贴近大地时所散发的体温。应该说，冯敏的评价和感受是准确的。用底层叙事来关注民生苦难，用自己的真诚来写出时代的真实，并通过这种真实的展示来刺痛我们麻木的神经并唤醒我们的思考和行动，这就是罗伟章这篇小说最大的伦理价值和艺术价值。
《我们的路》其实是讲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在外打工五年的郑大宝即“我”，本来准备年前赶回家乡与妻子和还没见过面的女儿一同过年，但他又生发恻隐之心，将买到手的最后一张车票让给了春妹。因为他认为春妹更需要家的温暖和安慰——一个刚满十六岁就被迫堕入风尘并陷于被老板玩弄境遇而在生下孩子后又被老板一脚踢开的小姑娘，怎能不对家有更热切的向往和渴盼呢？但送走春妹后，思家心切的他宁愿损失像“命根子”一样重要的两个月的工钱，也义无返顾地踏上了返乡之路。但在回到家的短短几天内，现实生活的窘迫又无形而又残酷地消融了他在家乡与妻女一同生活的美梦。是走还是留，这尖锐的人生抉择让他既困惑又痛苦。正如作品中写道：“以没出过厅的时候，总以为外面的钱容易挣，真的走出去，又想家，觉得家乡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最让人踏实的地方，觉得金窝银窝都比不上自己的狗窝，可是一回到家里，马上又感到不是这么回事了。你在城市找不到尊严和自由，家乡就能够给予你吗？连耕牛也买不上，连付孩子读小学的费用也感到吃力，还有什么尊严和自由可言？”因此，大宝最终还是违背自己对女儿许下的诺言，在女儿近于绝望的哭声中又开始了新的明知卑微但又不敢放弃的走向城市的“我们的路”。
这是一部简单的小说。但这简单中包涵的社会的、美学的意义却并不简单。其简单中有真实的展示，简单中有深刻的发现，简单中有情感的迷人的力量。这是一部有力量的佳作。
这种力量首先来自真实的展示。艺术，当然需要虚构和想象，但这种虚构和想象的方向和强度，都不能不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真实的生活，既是我们作为一种特质存在的前提，也是我们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一种依托。舍此，我们无法客观地认识这个世界，也无法展开富有创造性的想象的翅膀。在罗伟章的这部作品中，“真实地展示”不仅是一种写作方式，而且成了一种叙事伦理，是作者作为一个艺术家在社会上保持自身特性的一种人生姿态。其实，只要是对农村生活有所了解的人，都能在这部作品中感受到那种真实的力量。这种真实，既通过郑大宝、春妹等乡下人在城市的痛苦而又辛酸的经历而得以呈现，也通过家乡破败忧戚的景象而得以加强。同时，通过在走与留问题上徘徊、矛盾、犹豫的心理过程而得到深化。
例如大宝在广州城郊一家磨石厂被迫给老板下跪的情节，因为如果不下跪，“就别想领那四个月的工资”。大宝当时的心态是“我出来要是挣不到钱，不要说下跪，死了也活该”。既然为了钱死了也活该，那下跪又算得了什么？揪心的比较中，卑微无助的“我”的形象就凸显了出来。又如春妹的经历。一个没知识、没文化的小姑娘，除了单纯、幼稚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外，她有什么生活的本领？凭什么在城市生活？从美容店到卖淫，从卖淫到当二奶，从当二奶到被无情抛弃，春妹的经历几乎是许许多多农村姐妹共同走过的悲惨之路。还有大宝眼中五年未见的故乡。五年了，故乡几乎没有任何积极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变得更衰败了，更破落了，更萧条了：妻子“她变得苍老了，与我记忆中的差距很大”；牛圈“还是空的，跟我离家时一模一样”；猪圈是“一条需戴上眼镜才能看到的小猪”；为了生活，家乡人都远走异乡，“要是村里不幸过世一个老人，找遍邻近几个村子，也凑不齐能够抬丧的年轻男人”；松树弯“这片地就抛了荒，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学校“木板全都腐烂了，很多地方出现了裂缝，格子窗再也没有一根木条，白亮亮地大开着”。所有这一切近似于原生态的真实的展示，对每一个读者都有一种无言的却又是巨大的心灵震撼力。这种真实是一种力量，这力量让我们痛苦，让我们心酸，也让我们思考。这力量为唤醒在物欲世界中挣扎得近似于麻木的心灵的觉醒提供了可能。
这力量还来自于作者对生活深刻地剖析。“底层叙事”与“苦难叙事”目前还是风头正劲。比着写苦难的程度和经历的惊险也日渐让人们警惕。罗伟章没有走这一条路。他最可贵的是在一种真实的展示中敏锐地发现了其中容易被人忽视的但对生活又至关重要的地方并进行了深入地思考。这种思考是一种涩涩的酸楚，也是一种改变现实的动力。罗伟章这篇小说看起来是在城乡巨大反差中来刻划农民的生活及命运。但我仍固执地以为，最有价值的部分并不在此，而在于作者把城乡差异仅仅作为一种背景，其揭示的重点落在了对乡村沉重的文化习染的弊端上。物质生活的贫穷与精神生活的匮乏往往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姐妹。从物质生活的贫困中，我们可以隐约发现似乎很远很远的精神匮乏的源头；而精神生活的匮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物质生活贫困的一种逻辑性的发展轨迹。这一点，罗伟章的解剖是很深刻的。
例如春妹。毫无疑问，她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在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中，她的悲惨遭遇如果不能获得足够的同情和真诚的帮助，至少也不应陷于被村民嘲讽和消谴无聊时成为谈资的待遇。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作者发现了传统文化对村民无形而有力的影响。乡亲们对怀着一个孩子的春妹进行了大胆的猜测，任何一点生活的细节也不放过。从羡慕开始，然后是“诡秘”的怀疑，怀疑中“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这么一笑，空气里便弥漫着沉闷的欢乐”。接上来，又是大胆的猜测，什么强奸啦，乱搞啦，“最终他们不想给春妹留面子”。此时，作者写道：“自从提到春妹的名字，我的嗓子眼就堵得慌。在场的，包括金花在内，谁也不知道春妹心里的痛苦。别的不说，她将如何安置那个孩子，如何度过往后的人生，就足以把她逼到绝路上去。而她只有十六岁，她不应该承受这样的压力。春妹需要的不是猜疑，而是帮助。然而，没有人愿意帮助她，包括她的父母。”而我在此时却希望尽快结束这个话题，但“这样的话题无疑是死气沉沉的新年里最盛大的礼物，怎么舍得轻易终止呢”？作者的这种观察是敏锐的，这种客观的展示其实也包含了作者深刻的剖析。中国的“三农问题”要解决，农民要脱贫，要致富，千万别忽视这种精神的贫穷。这种精神的贫穷，鲁迅早就通过对“看客心理”的深刻剖析而为国人所警醒。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贫困却依旧蔓延。这种贫穷的现状，既形象地诠释了传统文化对国人的习染熏陶的顽固，也从更深刻的角度预示了“我们的路”的无比沉重和艰难。
又例如春妹父亲老奎叔的重男轻女的思想及做法，文秀与成明的奸情的无奈与伤感，“我”与金花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吵大闹的尴尬现实，乡村教育的衰败与窝囊。这些，都包含了令人不得不反思的深刻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会更加理解为什么“我”和许多人一样仍然要“都无一例外又无可挽回地被抛进了这对峙和交融的浪潮之中”。
这力量也还包括情感的温度与魅力。冯敏认为从作品中可以感觉到作者胸膛贴近大地时所散发的体温。这种“体温”首先就表现在作者的写作姿态上，作者对笔下人物情感的书写中。作者满怀真诚书写农村兄弟姐妹的生活，这种生活充满屈辱和近乎于绝望的困惑，但即便在这样的“路上”的生活中，作者笔下的人物都散发着感人的光芒。作者曾在一篇《小人物身上的骨》的创作中说到《大嫂谣》的写作意图，他要试图通过写作表现出这样一种主题：农民工并没有因为苦难而丧失了从古到今人类普遍倡导的真情实感，更没有丧失灵魂，他们在社会的底层，以自己的肩膀、韧性、勤苦和德行，硬生生地把生活扛着走。《大嫂谣》这样，《我们的路》同样如此。艰难的生活并没有磨灭农民兄弟姐妹身上所应有的纯朴、真诚、友善及生活的勇气。
如“我”主动让出了唯一一张可以在年前赶回家乡的火车票给春妹，其无私精神令人动容。而当送走春妹后，又担心春妹路上钱不够，因为“我”递票时为了拒绝她的推辞把她手中的票钱“一把”全抓了过来。即使在如此艰苦困难的窘迫中，相互帮助、同情弱者的美德仍然闪烁出温暖的光辉。如“我”在妻子面前刻意地隐瞒自己在外面经历过的诸多艰难波折，以及在这种隐瞒中的心理活动，因为“我”不想让妻子知道我的另一种生活，那种生活对当事人而言，因为别无选择而必须熬过去，但对牵挂你的人，都是一种折磨。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美好的情愫，“我”几乎对所有的乡亲都隐瞒了自己在外面的非人遭遇。这种独自承担痛苦的悲悯、高贵的情感令人赞美。还有春妹对“我”的倾诉，她说即使能打赢官司，她也不会去告那位先是骗她后又抛弃她的男人的状，因为她觉得他的确对她好过。春妹的情感中，虽然也包含了足以被人诟病的人格因素，但也还是在这种复杂的心态中，每一位读者都会真切地感受到春妹身上所洋溢的那种令人心痛的纯朴和善良情感的美！
唐志伟，男，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我们的路》其实是讲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在外打工五年的郑大宝即“我”，本来准备年前赶回家乡与妻子和还没见过面的女儿一同过年，但他又生发恻隐之心，将买到手的最后一张车票让给了春妹。因为他认为春妹更需要家的温暖和安慰——一个刚满十六岁就被迫堕入风尘并陷于被老板玩弄境遇而在生下孩子后又被老板一脚踢开的小姑娘，怎能不对家有更热切的向往和渴盼呢？但送走春妹后，思家心切的他宁愿损失像“命根子”一样重要的两个月的工钱，也义无返顾地踏上了返乡之路。但在回到家的短短几天内，现实生活的窘迫又无形而又残酷地消融了他在家乡与妻女一同生活的美梦。是走还是留，这尖锐的人生抉择让他既困惑又痛苦。正如作品中写道：“以没出过厅的时候，总以为外面的钱容易挣，真的走出去，又想家，觉得家乡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最让人踏实的地方，觉得金窝银窝都比不上自己的狗窝，可是一回到家里，马上又感到不是这么回事了。你在城市找不到尊严和自由，家乡就能够给予你吗？连耕牛也买不上，连付孩子读小学的费用也感到吃力，还有什么尊严和自由可言？”因此，大宝最终还是违背自己对女儿许下的诺言，在女儿近于绝望的哭声中又开始了新的明知卑微但又不敢放弃的走向城市的“我们的路”。
这是一部简单的小说。但这简单中包涵的社会的、美学的意义却并不简单。其简单中有真实的展示，简单中有深刻的发现，简单中有情感的迷人的力量。这是一部有力量的佳作。
这种力量首先来自真实的展示。艺术，当然需要虚构和想象，但这种虚构和想象的方向和强度，都不能不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真实的生活，既是我们作为一种特质存在的前提，也是我们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一种依托。舍此，我们无法客观地认识这个世界，也无法展开富有创造性的想象的翅膀。在罗伟章的这部作品中，“真实地展示”不仅是一种写作方式，而且成了一种叙事伦理，是作者作为一个艺术家在社会上保持自身特性的一种人生姿态。其实，只要是对农村生活有所了解的人，都能在这部作品中感受到那种真实的力量。这种真实，既通过郑大宝、春妹等乡下人在城市的痛苦而又辛酸的经历而得以呈现，也通过家乡破败忧戚的景象而得以加强。同时，通过在走与留问题上徘徊、矛盾、犹豫的心理过程而得到深化。
例如大宝在广州城郊一家磨石厂被迫给老板下跪的情节，因为如果不下跪，“就别想领那四个月的工资”。大宝当时的心态是“我出来要是挣不到钱，不要说下跪，死了也活该”。既然为了钱死了也活该，那下跪又算得了什么？揪心的比较中，卑微无助的“我”的形象就凸显了出来。又如春妹的经历。一个没知识、没文化的小姑娘，除了单纯、幼稚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外，她有什么生活的本领？凭什么在城市生活？从美容店到卖淫，从卖淫到当二奶，从当二奶到被无情抛弃，春妹的经历几乎是许许多多农村姐妹共同走过的悲惨之路。还有大宝眼中五年未见的故乡。五年了，故乡几乎没有任何积极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变得更衰败了，更破落了，更萧条了：妻子“她变得苍老了，与我记忆中的差距很大”；牛圈“还是空的，跟我离家时一模一样”；猪圈是“一条需戴上眼镜才能看到的小猪”；为了生活，家乡人都远走异乡，“要是村里不幸过世一个老人，找遍邻近几个村子，也凑不齐能够抬丧的年轻男人”；松树弯“这片地就抛了荒，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学校“木板全都腐烂了，很多地方出现了裂缝，格子窗再也没有一根木条，白亮亮地大开着”。所有这一切近似于原生态的真实的展示，对每一个读者都有一种无言的却又是巨大的心灵震撼力。这种真实是一种力量，这力量让我们痛苦，让我们心酸，也让我们思考。这力量为唤醒在物欲世界中挣扎得近似于麻木的心灵的觉醒提供了可能。
这力量还来自于作者对生活深刻地剖析。“底层叙事”与“苦难叙事”目前还是风头正劲。比着写苦难的程度和经历的惊险也日渐让人们警惕。罗伟章没有走这一条路。他最可贵的是在一种真实的展示中敏锐地发现了其中容易被人忽视的但对生活又至关重要的地方并进行了深入地思考。这种思考是一种涩涩的酸楚，也是一种改变现实的动力。罗伟章这篇小说看起来是在城乡巨大反差中来刻划农民的生活及命运。但我仍固执地以为，最有价值的部分并不在此，而在于作者把城乡差异仅仅作为一种背景，其揭示的重点落在了对乡村沉重的文化习染的弊端上。物质生活的贫穷与精神生活的匮乏往往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姐妹。从物质生活的贫困中，我们可以隐约发现似乎很远很远的精神匮乏的源头；而精神生活的匮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物质生活贫困的一种逻辑性的发展轨迹。这一点，罗伟章的解剖是很深刻的。
例如春妹。毫无疑问，她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在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中，她的悲惨遭遇如果不能获得足够的同情和真诚的帮助，至少也不应陷于被村民嘲讽和消谴无聊时成为谈资的待遇。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作者发现了传统文化对村民无形而有力的影响。乡亲们对怀着一个孩子的春妹进行了大胆的猜测，任何一点生活的细节也不放过。从羡慕开始，然后是“诡秘”的怀疑，怀疑中“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这么一笑，空气里便弥漫着沉闷的欢乐”。接上来，又是大胆的猜测，什么强奸啦，乱搞啦，“最终他们不想给春妹留面子”。此时，作者写道：“自从提到春妹的名字，我的嗓子眼就堵得慌。在场的，包括金花在内，谁也不知道春妹心里的痛苦。别的不说，她将如何安置那个孩子，如何度过往后的人生，就足以把她逼到绝路上去。而她只有十六岁，她不应该承受这样的压力。春妹需要的不是猜疑，而是帮助。然而，没有人愿意帮助她，包括她的父母。”而我在此时却希望尽快结束这个话题，但“这样的话题无疑是死气沉沉的新年里最盛大的礼物，怎么舍得轻易终止呢”？作者的这种观察是敏锐的，这种客观的展示其实也包含了作者深刻的剖析。中国的“三农问题”要解决，农民要脱贫，要致富，千万别忽视这种精神的贫穷。这种精神的贫穷，鲁迅早就通过对“看客心理”的深刻剖析而为国人所警醒。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贫困却依旧蔓延。这种贫穷的现状，既形象地诠释了传统文化对国人的习染熏陶的顽固，也从更深刻的角度预示了“我们的路”的无比沉重和艰难。
又例如春妹父亲老奎叔的重男轻女的思想及做法，文秀与成明的奸情的无奈与伤感，“我”与金花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吵大闹的尴尬现实，乡村教育的衰败与窝囊。这些，都包含了令人不得不反思的深刻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会更加理解为什么“我”和许多人一样仍然要“都无一例外又无可挽回地被抛进了这对峙和交融的浪潮之中”。
这力量也还包括情感的温度与魅力。冯敏认为从作品中可以感觉到作者胸膛贴近大地时所散发的体温。这种“体温”首先就表现在作者的写作姿态上，作者对笔下人物情感的书写中。作者满怀真诚书写农村兄弟姐妹的生活，这种生活充满屈辱和近乎于绝望的困惑，但即便在这样的“路上”的生活中，作者笔下的人物都散发着感人的光芒。作者曾在一篇《小人物身上的骨》的创作中说到《大嫂谣》的写作意图，他要试图通过写作表现出这样一种主题：农民工并没有因为苦难而丧失了从古到今人类普遍倡导的真情实感，更没有丧失灵魂，他们在社会的底层，以自己的肩膀、韧性、勤苦和德行，硬生生地把生活扛着走。《大嫂谣》这样，《我们的路》同样如此。艰难的生活并没有磨灭农民兄弟姐妹身上所应有的纯朴、真诚、友善及生活的勇气。
如“我”主动让出了唯一一张可以在年前赶回家乡的火车票给春妹，其无私精神令人动容。而当送走春妹后，又担心春妹路上钱不够，因为“我”递票时为了拒绝她的推辞把她手中的票钱“一把”全抓了过来。即使在如此艰苦困难的窘迫中，相互帮助、同情弱者的美德仍然闪烁出温暖的光辉。如“我”在妻子面前刻意地隐瞒自己在外面经历过的诸多艰难波折，以及在这种隐瞒中的心理活动，因为“我”不想让妻子知道我的另一种生活，那种生活对当事人而言，因为别无选择而必须熬过去，但对牵挂你的人，都是一种折磨。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美好的情愫，“我”几乎对所有的乡亲都隐瞒了自己在外面的非人遭遇。这种独自承担痛苦的悲悯、高贵的情感令人赞美。还有春妹对“我”的倾诉，她说即使能打赢官司，她也不会去告那位先是骗她后又抛弃她的男人的状，因为她觉得他的确对她好过。春妹的情感中，虽然也包含了足以被人诟病的人格因素，但也还是在这种复杂的心态中，每一位读者都会真切地感受到春妹身上所洋溢的那种令人心痛的纯朴和善良情感的美！
唐志伟，男，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