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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我社与外文社携手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成功推出了《抗美援朝战争史》(英文版),开创了国内军事图书版权输出的空白。在我社历史上尚属首次。回顾这次书展的前期准备、海外参展以及归来总结整个过程,特别是结合自己责编并负责《抗美援朝战争史》(英文版)版权输出工作,对出版社的外文书出版工作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和认识。
一、军事图书版权输出:精准定位、经验先行
首先,好的选题是图书输出的关键。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一直是中外史学界关注的领域。战争结束至今,中国、美国、韩国等主要参战国先后出版了大量有关这场战争的研究著作。这次,我社组织力量把《抗美援朝战争史》译成英文,并成功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隆重推出,可以说,没有好的选题,输出也就无从谈起。纵观国内外版权交易市场,凡是能够成功输出版权的图书,无不是在题材和内容上均获得了海外读者的青睐。对于军事科学出版社的版权输出工作,我体会到必须充分发挥我社出版军事理论图书的长处,着力在军事和历史题材上做深做透,才可能继续在版权输出工作上有新的斩获。比如,抗日题材的图书可以作为我社未来“走出去”图书的一个着眼点。1939年中日长沙会战,双方死亡军人约8万,这个数字是1944年盟军一次并不太出名的“市场花园行动”伤亡人数的两倍多。但讲述那次行动的书在西方有几百上千部,而关于长沙会战的书却几乎没有。再比如,在西方,巴顿将军传记不胜枚举,但没一本书是讲出色的中国指挥官的。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实践使我感到,只有挖掘到大家广泛关注的好题材,才有可能推进更多的图书“走出去”。
其次,精细的协调准备是图书版权输出的必要环节。《抗美援朝战争史》英文版的版权输出是我社响应文化“走出去”战略重点推出的一项出版工程,在我社尚属首次,作为这个项目的直接责任人,在版权输出没有经验可循的情况下,我边摸索边推进。首先要联系国外的出版社,首先锁定英美的一些学术出版社,尤其是关注一些学校开设有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课程的大学出版社。在互联网查询信息过程中发现,国外出版社对投稿要求标准很严,一篇好的书稿计划书对投搞成功非常关键。于是,在发送给这些出版社的邮件中,每一封都附上详细介绍《抗美援朝战争史》(英文版)的特色、优势、作者群、主要内容、目标读者群、出版发行计划等内容的“新书出版计划书”。在给20余家出版社发出邮件后,得到的回复有喜有忧,喜的是很多的出版社赞赏我社图书质量和学术水准,忧的是愿意买下版权出版本书的却不多。如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建议我们把目前的三卷本缩写为一卷本,而且其观点要符合“大众视野”,适合“国际读者”阅读……且不说这样的建议我们不可能遵照执行,而且即使执行了,就我们所掌握的国外抗美援朝相关研究观点和导向,代表中国官方立场和观点的书恐怕也很难通过国外出版社的“同行评议”。除了发邮件,我们还联系了国外驻京使馆的友好人士,邀请他们牵线搭桥。所有这些前期准备,都为我们最终与国内的外宣图书权威出版机构——外文出版社合作,打下了基石。
再次,好的经验是版权输出的助推石。在与外文社的合作中,我们学到了不少经验,一是好的项目应在立项之初就积极争取相关出版资助。二是要有和国外落地出版社或友好人士的关系积累。《抗美援朝战争史》之所以能够成功取得“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的资助,除了选题本身的价值不言自明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借助了与外文出版社的国外落地机构英国长青出版社的版权协议。对于中国外宣主题图书的海外出版,没有这样的落地出版社,任我们的观点由外国同行随意修改,那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三是还要借助一些国外出版社的中国友好人士或者“中国通”,如果能在长期的合作交往中建立联系,对于主题图书的输出也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说,无论是在前期准备环节,还是后期版权输出过程,早作准备都是必需要做的功课。
二、外文图书引进:活借外援、补齐短板
第一,借助多种平台和研究人员推荐,拓展引进有价值图书的渠道。一是要充分利用国外图书推介平台。国外书展是其中最直接、最有效率的一种。不仅图书的资讯量大、内容新,也最有效率,可以找到目标后直接签订版权合同,实现版权引进。如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图书博览会,每年有来自数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千上万个展商参展。二是要联系一些专门的版权代理机构。他们和国外的出版商有着长期直接的版权合作,国外书商甚至会把一些还未出版的图书通过这些机构介绍到中国寻找合作者。由于国外的版权机构非常发达,他们的版权贸易多数是通过版权代理机构达成的,所以,我们在这类平台上找寻图书,就能省去多方联系图书的版权所有者和商务洽谈的过程,可以非常顺利地实现版权引进合作。三是要关注国外一些知名图书排行榜,如英国《书商》,美国的《出版者周刊》《纽约时报》等的图书资讯,也可以为版权引进工作提供借鉴。虽然,这样的热门图书,往往在未登上排行榜之前就已经被国内有实力的大公司捷足先登了,但至少通过它们,可以了解更多的业内资讯,为版权引进工作找准方向。四是要借助军事科学院研究人员的力量。军事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也是帮助版权引进工作顺利展开可以开发的一方富矿,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一直跟踪国外的最新成果,或者在研究过程中有很多想要借鉴却囿于各种条件制约无法取得的国外图书,可以通过我社的版权引进与这些需求对接,实现出版与研究的双赢。虽然我院已有“军事科学院译著”系列作品,但其中没有一本是具有版权可以公开出售的。且不说这种出版模式的可持续性,单就出版的效果和影响力来说也不够,如果将其中确有影响力和潜在经济前景的图书引进版权公开出版,那么取得的综合价值是现在军内发行图书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我负责编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它是由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英语系的教员翻译、专家把关的,翻译水平很高,同期中信出版社公开出版了这本书,且得到李克强总理的亲自推荐,横扫国内图书销售和热搜榜很长时间。其实,翻开历年的图书销售榜单,翻译图书一直都占据半壁江山,引进图书版权,是值得引起重视的一个出版方向。
第二,积累版权引进经验,促进版权工作正规化和制度化。做过版权引进的编辑应知道,版权引进是一门专业学问。凡是翻译过国外版权合同的人,都会为其条文的严谨性和用词的准确性所折服。合同的每一个词都是不能够轻易忽视和放过的,因为一旦忽略,就有可能导致违约。如对履行合同各个事项的时间截点问题,合同封面、书籍、版权页的权利标注问题,对权利内容的细致分类和申请同意问题,以及图书发行后每半年的财务报表问题,等等。可以说,对一项内容的落实不到位,都会导致版权的收回或作废。你也许会觉得这项工作不过是发几个邮件、联系相关部门协商解决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要保证在整个运作过程不出差错,却不仅需要经验的积累,更需要责任心的养成和相关工作制度的建立。因为,一本、两本书或许还可以按照时间表逐项由编辑来落实,但如果成了一定的规模,要保证本本落实到位,就非得有制度来维护和保障才行。
第三,提高翻译质量,加大引进数量,扩大图书销量。语言是图书的媒介,无论对于外译还是引进版图书,懂目标国语言文化和精通目标国的语言都是对译者最极致的要求。在西方,翻译家是被当做专业作家来对待的。莫言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的翻译家们功不可没。没有符合阅读习惯的语言表达,奢望读者透过晦涩难懂的文字去深入体会图书的内涵和价值所在,可以说是一种妄想。同时,在引进图书方面做得好的出版机构往往都有专门的版权部门或人员从事这项工作,并在长年工作中形成独立的外文书系。如国内中信出版社、译林出版社、新华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等,他们的译著已经成为出版社立身和发展的一块品牌,形成广泛的影响力,于是也就有了稳定的读者群。不得不提的是,图书销售是促进引进版图书良性发展的重要助推剂,图书引进的效果最终只能经由发行的成功实施才能释放出来,而有效的发行则需要编辑、图书排版、装帧设计以及发行和市场推广人员的通力合作,共同施行。
应该说,负责版权引进和输出工作以来,获得的锻炼和收获是多方面的,继续对这项工作投入精力、活借外援、补齐短板,是做好版权工作的题中之义。
(作者单位系军事科学出版社)
一、军事图书版权输出:精准定位、经验先行
首先,好的选题是图书输出的关键。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一直是中外史学界关注的领域。战争结束至今,中国、美国、韩国等主要参战国先后出版了大量有关这场战争的研究著作。这次,我社组织力量把《抗美援朝战争史》译成英文,并成功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隆重推出,可以说,没有好的选题,输出也就无从谈起。纵观国内外版权交易市场,凡是能够成功输出版权的图书,无不是在题材和内容上均获得了海外读者的青睐。对于军事科学出版社的版权输出工作,我体会到必须充分发挥我社出版军事理论图书的长处,着力在军事和历史题材上做深做透,才可能继续在版权输出工作上有新的斩获。比如,抗日题材的图书可以作为我社未来“走出去”图书的一个着眼点。1939年中日长沙会战,双方死亡军人约8万,这个数字是1944年盟军一次并不太出名的“市场花园行动”伤亡人数的两倍多。但讲述那次行动的书在西方有几百上千部,而关于长沙会战的书却几乎没有。再比如,在西方,巴顿将军传记不胜枚举,但没一本书是讲出色的中国指挥官的。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实践使我感到,只有挖掘到大家广泛关注的好题材,才有可能推进更多的图书“走出去”。
其次,精细的协调准备是图书版权输出的必要环节。《抗美援朝战争史》英文版的版权输出是我社响应文化“走出去”战略重点推出的一项出版工程,在我社尚属首次,作为这个项目的直接责任人,在版权输出没有经验可循的情况下,我边摸索边推进。首先要联系国外的出版社,首先锁定英美的一些学术出版社,尤其是关注一些学校开设有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课程的大学出版社。在互联网查询信息过程中发现,国外出版社对投稿要求标准很严,一篇好的书稿计划书对投搞成功非常关键。于是,在发送给这些出版社的邮件中,每一封都附上详细介绍《抗美援朝战争史》(英文版)的特色、优势、作者群、主要内容、目标读者群、出版发行计划等内容的“新书出版计划书”。在给20余家出版社发出邮件后,得到的回复有喜有忧,喜的是很多的出版社赞赏我社图书质量和学术水准,忧的是愿意买下版权出版本书的却不多。如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建议我们把目前的三卷本缩写为一卷本,而且其观点要符合“大众视野”,适合“国际读者”阅读……且不说这样的建议我们不可能遵照执行,而且即使执行了,就我们所掌握的国外抗美援朝相关研究观点和导向,代表中国官方立场和观点的书恐怕也很难通过国外出版社的“同行评议”。除了发邮件,我们还联系了国外驻京使馆的友好人士,邀请他们牵线搭桥。所有这些前期准备,都为我们最终与国内的外宣图书权威出版机构——外文出版社合作,打下了基石。
再次,好的经验是版权输出的助推石。在与外文社的合作中,我们学到了不少经验,一是好的项目应在立项之初就积极争取相关出版资助。二是要有和国外落地出版社或友好人士的关系积累。《抗美援朝战争史》之所以能够成功取得“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的资助,除了选题本身的价值不言自明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借助了与外文出版社的国外落地机构英国长青出版社的版权协议。对于中国外宣主题图书的海外出版,没有这样的落地出版社,任我们的观点由外国同行随意修改,那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三是还要借助一些国外出版社的中国友好人士或者“中国通”,如果能在长期的合作交往中建立联系,对于主题图书的输出也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说,无论是在前期准备环节,还是后期版权输出过程,早作准备都是必需要做的功课。
二、外文图书引进:活借外援、补齐短板
第一,借助多种平台和研究人员推荐,拓展引进有价值图书的渠道。一是要充分利用国外图书推介平台。国外书展是其中最直接、最有效率的一种。不仅图书的资讯量大、内容新,也最有效率,可以找到目标后直接签订版权合同,实现版权引进。如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图书博览会,每年有来自数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千上万个展商参展。二是要联系一些专门的版权代理机构。他们和国外的出版商有着长期直接的版权合作,国外书商甚至会把一些还未出版的图书通过这些机构介绍到中国寻找合作者。由于国外的版权机构非常发达,他们的版权贸易多数是通过版权代理机构达成的,所以,我们在这类平台上找寻图书,就能省去多方联系图书的版权所有者和商务洽谈的过程,可以非常顺利地实现版权引进合作。三是要关注国外一些知名图书排行榜,如英国《书商》,美国的《出版者周刊》《纽约时报》等的图书资讯,也可以为版权引进工作提供借鉴。虽然,这样的热门图书,往往在未登上排行榜之前就已经被国内有实力的大公司捷足先登了,但至少通过它们,可以了解更多的业内资讯,为版权引进工作找准方向。四是要借助军事科学院研究人员的力量。军事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也是帮助版权引进工作顺利展开可以开发的一方富矿,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一直跟踪国外的最新成果,或者在研究过程中有很多想要借鉴却囿于各种条件制约无法取得的国外图书,可以通过我社的版权引进与这些需求对接,实现出版与研究的双赢。虽然我院已有“军事科学院译著”系列作品,但其中没有一本是具有版权可以公开出售的。且不说这种出版模式的可持续性,单就出版的效果和影响力来说也不够,如果将其中确有影响力和潜在经济前景的图书引进版权公开出版,那么取得的综合价值是现在军内发行图书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我负责编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它是由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英语系的教员翻译、专家把关的,翻译水平很高,同期中信出版社公开出版了这本书,且得到李克强总理的亲自推荐,横扫国内图书销售和热搜榜很长时间。其实,翻开历年的图书销售榜单,翻译图书一直都占据半壁江山,引进图书版权,是值得引起重视的一个出版方向。
第二,积累版权引进经验,促进版权工作正规化和制度化。做过版权引进的编辑应知道,版权引进是一门专业学问。凡是翻译过国外版权合同的人,都会为其条文的严谨性和用词的准确性所折服。合同的每一个词都是不能够轻易忽视和放过的,因为一旦忽略,就有可能导致违约。如对履行合同各个事项的时间截点问题,合同封面、书籍、版权页的权利标注问题,对权利内容的细致分类和申请同意问题,以及图书发行后每半年的财务报表问题,等等。可以说,对一项内容的落实不到位,都会导致版权的收回或作废。你也许会觉得这项工作不过是发几个邮件、联系相关部门协商解决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要保证在整个运作过程不出差错,却不仅需要经验的积累,更需要责任心的养成和相关工作制度的建立。因为,一本、两本书或许还可以按照时间表逐项由编辑来落实,但如果成了一定的规模,要保证本本落实到位,就非得有制度来维护和保障才行。
第三,提高翻译质量,加大引进数量,扩大图书销量。语言是图书的媒介,无论对于外译还是引进版图书,懂目标国语言文化和精通目标国的语言都是对译者最极致的要求。在西方,翻译家是被当做专业作家来对待的。莫言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的翻译家们功不可没。没有符合阅读习惯的语言表达,奢望读者透过晦涩难懂的文字去深入体会图书的内涵和价值所在,可以说是一种妄想。同时,在引进图书方面做得好的出版机构往往都有专门的版权部门或人员从事这项工作,并在长年工作中形成独立的外文书系。如国内中信出版社、译林出版社、新华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等,他们的译著已经成为出版社立身和发展的一块品牌,形成广泛的影响力,于是也就有了稳定的读者群。不得不提的是,图书销售是促进引进版图书良性发展的重要助推剂,图书引进的效果最终只能经由发行的成功实施才能释放出来,而有效的发行则需要编辑、图书排版、装帧设计以及发行和市场推广人员的通力合作,共同施行。
应该说,负责版权引进和输出工作以来,获得的锻炼和收获是多方面的,继续对这项工作投入精力、活借外援、补齐短板,是做好版权工作的题中之义。
(作者单位系军事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