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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告诉日本人,这世上有很多国家,有各式各样的政治、经济制度……有美术馆、动物园、学校、医院,它告诉大家,报纸怎么印刷,信件如何投递……普通人不仅生活水准高,而且每个人都会参与政治与社会变革。对于日本人,这本书非常新鲜。”都仓翻阅着手上的《西洋事情》,如是说。
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封面插图。图中央的地球被电线包围,一个人在电线上奔跑,地球下方则有火车、蒸汽船,以及欧洲建筑的图画,最上方则是“蒸汽济人 电气传言”的字样。
或许,这素描比书中的千言万语,更生动地捕捉到了新世界的到来。电报、铁路、蒸汽机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日本正在卷入这个新时代。不仅这些新技术,议会、报馆、政党、大学这些机构,以及一股雄心勃勃、对外扩张的新精神,皆是新时代的象征。
福泽谕吉想把这一切,一股脑地告诉日本人。《西洋事情》初、中、下三编,分别于1866、1867、1870年出版时,它激起了全民的阅读狂热,正版以及盗版的印量有25万部之多。倘若考虑当时日本的人口三千万左右的数量,考虑到每本书的传阅率,这实在是个惊人的数字,几乎每一个稍能识字的日本人,皆读过,至少听闻过它。
与此同时,福泽谕吉还出版了《西洋导游》《条约十一国记》《西洋衣食住》一系列小册子。他还创造了一个小型知识产业,包揽翻译、写作、出版、发行,还创办学校,把这些知识教授给年轻人。倘若你想了解西洋,他是最佳、甚至唯一的入口。
这是一种异常独特的存在。幕末维新的时刻,是如此混乱,在攘夷的口号下,一切與西洋知识有关的人都陷入危险,洋学者遇刺的消息不断传来,江户城内的商店因贩卖外国货,都会遭人压迫。福泽谕吉知道如何自保,“晚上绝不外出,不得已必须旅行时,则编个假名,行李上也不写福泽两字,以避人耳目。”
在知识世界里,他却创造了一种日益稳健的节奏,白天在庆应义塾教书,夜晚不停地阅读写作。他深知,不管浪人们怎样宣扬攘夷,西洋的影响不可阻挡地到来,朝日本未来的方向。新政权采纳了他的主张,15岁的明治天皇宣布的五条誓文中的最后一条即是: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这个新政权将建立于一套新知识系统上。
福泽谕吉的激情、努力与独特的个人经历,正是为这个新时代而准备。他在大阪学习兰学,去过美国、欧洲,编纂过日语、荷兰语、英语词典,废寝忘食地阅读每一本能得到的外文书,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如何将这些新知识,以最有效的方式传达给日本公众。
“他是个非常实用的人,做什么事皆目标明确,”都仓说,“他用通俗的日语写作,让每个人看懂,印刷得也很简单,读完扔掉也没关系。”
在都仓眼中,福泽谕吉的写作带有鲜明的意图,引介什么,摧毁什么,建设什么,皆有其章法。《西洋事情》之后,福泽于1872年至1876年间,陆续发表了17篇文章,并以《劝学篇》为名出版。
“这本书是为地位比较低的读者所写,他们对学问不感兴趣,福泽先生劝他们走上求学路。”都仓说。这本书也重新定义了学问。古文、和歌、作诗,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学问,不切实际,理应被舍弃;人们要关注那些实用的知识,“练习写信记账、学会打算盘和实用天平……地理学介绍日本国内及世界万国的风土情况;物理学考察天地万物的性质并探究其作用;历史是详记年代研究古今万国情况的典籍;经济学是从一身一家的生计讨论到国家世界的生计的学问……”
在福泽看来,这些实用性的学问,才值得追求。他也相信,知识系统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紧密相关。幕府时代的儒家学问,不仅腐朽,更是对等级森严、僵化无能的幕府统治的确认,这些新学问,也意味着一个更平等、更自由时代的到来——“如果大家不分贵贱上下,都爱好这些学问,并有所体会,而后士农工商各尽其份,各自经营家业,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
《劝学篇》仍在连载的1875年,亦是三田的演说馆开幕这一年,福泽谕吉出版了《文明论概略》,这是他最复杂、影响力最大的作品。
“文明论是探讨人类精神发展的理论,其目的不在于讨论个人的精神发展,而是讨论广大群众的总体精神发展”,福泽先生开篇写道。在他的定义里,世上的国家分文明、半开化、野蛮三种。欧洲、美国是文明国家,在这些国家,“社会上的一切事物纳于一定规范之内,人们能在规范内充分发挥自己的词,朝气蓬勃而不囿于旧习,自己掌握命运而不必仰赖他人恩威……求学问尚实用,以奠定发明的基础,工商业日益发达,开辟幸福的源泉,人的智慧似乎不仅能满足当时的需要,且有余力为将来打算”。
野蛮国家则“或有一定居处从事农渔业,虽然衣食尚足但不知改进工具,虽然也有蚊子但无文学,只知恐惧自然的威力,仰赖他人的恩威,坐待偶然的祸福,而不知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发明创造”。
至于日本、中国所出的半开化国家,则是“农业大有进步,衣食无忧,也能营造房屋建设城市,在形式上俨然成为一个国家,但察其内部则缺欠太多,文学虽盛而研究实用之学的人却很少;人与人的交往中,猜忌嫉妒之心甚深,但在讨论事物的道理上,却没有质疑困难的勇气,模仿性工艺虽巧,但缺乏革新创造之精神……人与人相处虽有一定规矩,但由于习惯的力量特大还不成体统”。
我记得初读福泽谕吉时的困惑,除去引人入胜的自传,其他作品似乎皆无法激起阅读兴趣,《西洋事情》《劝学篇》,或是《文明论概略》,你会觉得,这不过是常识性的描述,有何阅读的价值?且这些知识来路不明,你不知它们从哪本西方著作翻译而来。在这背后,也有我对后发国家——亚洲、中东、拉美——启蒙思想者的偏见,他们不过是在复述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托克维尔的理念。
这三种文明划分亦非福泽谕吉首创,他也坦白,这受到法国思想家基佐的影响。“是否存在人类物种的普遍文明、一种人类整体的命运,民族是否世世代代传承着一些从未消失的事物,这些事物日积月累,越聚越多,从而延续到时间的尽头?”他曾这样问,并随即作答:“我相信在现实中人类存在某种普遍的命运、某种整体文明的传播,因此可以撰写一部文明通史。” 基佐的判断,来自当时欧洲的流行思潮。这股思潮则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苏格兰的启蒙者们,从亚当·斯密到亚当·弗格森,即以文明程度来描述历史发展进程、划分不同区域。这也象征了启蒙思想中的核心,历史是进步的、线性的、有明确方向的,它从低向高。
这种思想四处传播,进入教科书,成为普遍的社会思想。福泽受到这些教科书的影响,这亦是思想的一个曼妙特性,往往并非经典作品,得到广泛传播,一个平庸的作家,意外地在另一种文化中扮演了非凡的角色。
福泽谕吉,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家,正是被英语世界的教科书作者,而非哪些经典思想家影响。这也是迟来的启蒙者们——不管是日本、中国、印度,还是埃及、伊朗的知识分子——遇到的普遍困境,世界被突然打开,陌生知识一股脑涌来,你没有时间与能力来辨清它们,只能从现实困境出发,依靠直觉与想象力,来理解它们。
这也是对一个思想者的绝佳考验,你可以在此困境中,重新想象、重组这些思想与知识,并在其中展现自己的原创性。福泽谕吉就是这样的绝佳案例。
随着对日本理解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这些著作的魅力。我这一代,是在对“文明”的向往与怀疑中成长的。你觉得存在某种文明,从社会、政治制度到文化、科技的创造力,它值得追寻,它的标准来自西方,但同时,你也感覺它的压迫感,它将可能更多彩的你,塞入一个单一轨道,“文明”恰恰变成了“野蛮”。
带着这种后现代观念来看待福泽谕吉,必然偏颇。只有将其置于具体的时空中,它们的力量方能充分展现,同时,你也意外地发现,福泽先生有着现代的追求,亦有后现代的清醒。福泽谕吉将日本放于当时世界的版图,令日本人知晓自己的位置,努力的方向。同时,他也要日本人抱有信心,历史总在变动,今日的文明,亦是从昔日的野蛮演进而来,此刻代表文明的西洋,若干年后或许沦为野蛮,日本可能变得更为文明。他认同线性的进步论,也同时拥护一种多元的价值。这一切的基础,是他对个人的独立与丰沛的信念,只有每个日本人独立自尊、理性敏感,日本才可能跻身于文明的行列。
福泽先生扎根于自己的时代,亦超越自己的时代。一位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将之置于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托克维尔的行列,在世界范围内,也从未有一位思想者如福泽谕吉,对一个国家产生如此深而广的影响。
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封面插图。图中央的地球被电线包围,一个人在电线上奔跑,地球下方则有火车、蒸汽船,以及欧洲建筑的图画,最上方则是“蒸汽济人 电气传言”的字样。
或许,这素描比书中的千言万语,更生动地捕捉到了新世界的到来。电报、铁路、蒸汽机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日本正在卷入这个新时代。不仅这些新技术,议会、报馆、政党、大学这些机构,以及一股雄心勃勃、对外扩张的新精神,皆是新时代的象征。
福泽谕吉想把这一切,一股脑地告诉日本人。《西洋事情》初、中、下三编,分别于1866、1867、1870年出版时,它激起了全民的阅读狂热,正版以及盗版的印量有25万部之多。倘若考虑当时日本的人口三千万左右的数量,考虑到每本书的传阅率,这实在是个惊人的数字,几乎每一个稍能识字的日本人,皆读过,至少听闻过它。
与此同时,福泽谕吉还出版了《西洋导游》《条约十一国记》《西洋衣食住》一系列小册子。他还创造了一个小型知识产业,包揽翻译、写作、出版、发行,还创办学校,把这些知识教授给年轻人。倘若你想了解西洋,他是最佳、甚至唯一的入口。
这是一种异常独特的存在。幕末维新的时刻,是如此混乱,在攘夷的口号下,一切與西洋知识有关的人都陷入危险,洋学者遇刺的消息不断传来,江户城内的商店因贩卖外国货,都会遭人压迫。福泽谕吉知道如何自保,“晚上绝不外出,不得已必须旅行时,则编个假名,行李上也不写福泽两字,以避人耳目。”
在知识世界里,他却创造了一种日益稳健的节奏,白天在庆应义塾教书,夜晚不停地阅读写作。他深知,不管浪人们怎样宣扬攘夷,西洋的影响不可阻挡地到来,朝日本未来的方向。新政权采纳了他的主张,15岁的明治天皇宣布的五条誓文中的最后一条即是: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这个新政权将建立于一套新知识系统上。
福泽谕吉的激情、努力与独特的个人经历,正是为这个新时代而准备。他在大阪学习兰学,去过美国、欧洲,编纂过日语、荷兰语、英语词典,废寝忘食地阅读每一本能得到的外文书,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如何将这些新知识,以最有效的方式传达给日本公众。
“他是个非常实用的人,做什么事皆目标明确,”都仓说,“他用通俗的日语写作,让每个人看懂,印刷得也很简单,读完扔掉也没关系。”
在都仓眼中,福泽谕吉的写作带有鲜明的意图,引介什么,摧毁什么,建设什么,皆有其章法。《西洋事情》之后,福泽于1872年至1876年间,陆续发表了17篇文章,并以《劝学篇》为名出版。
“这本书是为地位比较低的读者所写,他们对学问不感兴趣,福泽先生劝他们走上求学路。”都仓说。这本书也重新定义了学问。古文、和歌、作诗,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学问,不切实际,理应被舍弃;人们要关注那些实用的知识,“练习写信记账、学会打算盘和实用天平……地理学介绍日本国内及世界万国的风土情况;物理学考察天地万物的性质并探究其作用;历史是详记年代研究古今万国情况的典籍;经济学是从一身一家的生计讨论到国家世界的生计的学问……”
在福泽看来,这些实用性的学问,才值得追求。他也相信,知识系统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紧密相关。幕府时代的儒家学问,不仅腐朽,更是对等级森严、僵化无能的幕府统治的确认,这些新学问,也意味着一个更平等、更自由时代的到来——“如果大家不分贵贱上下,都爱好这些学问,并有所体会,而后士农工商各尽其份,各自经营家业,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
《劝学篇》仍在连载的1875年,亦是三田的演说馆开幕这一年,福泽谕吉出版了《文明论概略》,这是他最复杂、影响力最大的作品。
“文明论是探讨人类精神发展的理论,其目的不在于讨论个人的精神发展,而是讨论广大群众的总体精神发展”,福泽先生开篇写道。在他的定义里,世上的国家分文明、半开化、野蛮三种。欧洲、美国是文明国家,在这些国家,“社会上的一切事物纳于一定规范之内,人们能在规范内充分发挥自己的词,朝气蓬勃而不囿于旧习,自己掌握命运而不必仰赖他人恩威……求学问尚实用,以奠定发明的基础,工商业日益发达,开辟幸福的源泉,人的智慧似乎不仅能满足当时的需要,且有余力为将来打算”。
野蛮国家则“或有一定居处从事农渔业,虽然衣食尚足但不知改进工具,虽然也有蚊子但无文学,只知恐惧自然的威力,仰赖他人的恩威,坐待偶然的祸福,而不知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发明创造”。
至于日本、中国所出的半开化国家,则是“农业大有进步,衣食无忧,也能营造房屋建设城市,在形式上俨然成为一个国家,但察其内部则缺欠太多,文学虽盛而研究实用之学的人却很少;人与人的交往中,猜忌嫉妒之心甚深,但在讨论事物的道理上,却没有质疑困难的勇气,模仿性工艺虽巧,但缺乏革新创造之精神……人与人相处虽有一定规矩,但由于习惯的力量特大还不成体统”。
我记得初读福泽谕吉时的困惑,除去引人入胜的自传,其他作品似乎皆无法激起阅读兴趣,《西洋事情》《劝学篇》,或是《文明论概略》,你会觉得,这不过是常识性的描述,有何阅读的价值?且这些知识来路不明,你不知它们从哪本西方著作翻译而来。在这背后,也有我对后发国家——亚洲、中东、拉美——启蒙思想者的偏见,他们不过是在复述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托克维尔的理念。
这三种文明划分亦非福泽谕吉首创,他也坦白,这受到法国思想家基佐的影响。“是否存在人类物种的普遍文明、一种人类整体的命运,民族是否世世代代传承着一些从未消失的事物,这些事物日积月累,越聚越多,从而延续到时间的尽头?”他曾这样问,并随即作答:“我相信在现实中人类存在某种普遍的命运、某种整体文明的传播,因此可以撰写一部文明通史。” 基佐的判断,来自当时欧洲的流行思潮。这股思潮则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苏格兰的启蒙者们,从亚当·斯密到亚当·弗格森,即以文明程度来描述历史发展进程、划分不同区域。这也象征了启蒙思想中的核心,历史是进步的、线性的、有明确方向的,它从低向高。
你觉得存在某种文明,从社会、政治制度到文化、科技的创造力,它值得追寻,它的标准来自西方,但同时,你也感觉它的压迫感,它将可能更多彩的你,塞入一个单一轨道,“文明”恰恰变成了“野蛮”。
这种思想四处传播,进入教科书,成为普遍的社会思想。福泽受到这些教科书的影响,这亦是思想的一个曼妙特性,往往并非经典作品,得到广泛传播,一个平庸的作家,意外地在另一种文化中扮演了非凡的角色。
福泽谕吉,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家,正是被英语世界的教科书作者,而非哪些经典思想家影响。这也是迟来的启蒙者们——不管是日本、中国、印度,还是埃及、伊朗的知识分子——遇到的普遍困境,世界被突然打开,陌生知识一股脑涌来,你没有时间与能力来辨清它们,只能从现实困境出发,依靠直觉与想象力,来理解它们。
这也是对一个思想者的绝佳考验,你可以在此困境中,重新想象、重组这些思想与知识,并在其中展现自己的原创性。福泽谕吉就是这样的绝佳案例。
随着对日本理解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这些著作的魅力。我这一代,是在对“文明”的向往与怀疑中成长的。你觉得存在某种文明,从社会、政治制度到文化、科技的创造力,它值得追寻,它的标准来自西方,但同时,你也感覺它的压迫感,它将可能更多彩的你,塞入一个单一轨道,“文明”恰恰变成了“野蛮”。
带着这种后现代观念来看待福泽谕吉,必然偏颇。只有将其置于具体的时空中,它们的力量方能充分展现,同时,你也意外地发现,福泽先生有着现代的追求,亦有后现代的清醒。福泽谕吉将日本放于当时世界的版图,令日本人知晓自己的位置,努力的方向。同时,他也要日本人抱有信心,历史总在变动,今日的文明,亦是从昔日的野蛮演进而来,此刻代表文明的西洋,若干年后或许沦为野蛮,日本可能变得更为文明。他认同线性的进步论,也同时拥护一种多元的价值。这一切的基础,是他对个人的独立与丰沛的信念,只有每个日本人独立自尊、理性敏感,日本才可能跻身于文明的行列。
福泽先生扎根于自己的时代,亦超越自己的时代。一位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将之置于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托克维尔的行列,在世界范围内,也从未有一位思想者如福泽谕吉,对一个国家产生如此深而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