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告诉日本人，这世上有很多国家，有各式各样的政治、经济制度……有美术馆、动物园、学校、医院，它告诉大家，报纸怎么印刷，信件如何投递……普通人不仅生活水准高，而且每个人都会参与政治与社会变革。对于日本人，这本书非常新鲜。”都仓翻阅着手上的《西洋事情》，如是说。
　　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封面插图。图中央的地球被电线包围，一个人在电线上奔跑，地球下方则有火车、蒸汽船，以及欧洲建筑的图画，最上方则是“蒸汽济人 电气传言”的字样。
　　或许，这素描比书中的千言万语，更生动地捕捉到了新世界的到来。电报、铁路、蒸汽机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日本正在卷入这个新时代。不仅这些新技术，议会、报馆、政党、大学这些机构，以及一股雄心勃勃、对外扩张的新精神，皆是新时代的象征。
　　福泽谕吉想把这一切，一股脑地告诉日本人。《西洋事情》初、中、下三编，分别于1866、1867、1870年出版时，它激起了全民的阅读狂热，正版以及盗版的印量有25万部之多。倘若考虑当时日本的人口三千万左右的数量，考虑到每本书的传阅率，这实在是个惊人的数字，几乎每一个稍能识字的日本人，皆读过，至少听闻过它。
　　与此同时，福泽谕吉还出版了《西洋导游》《条约十一国记》《西洋衣食住》一系列小册子。他还创造了一个小型知识产业，包揽翻译、写作、出版、发行，还创办学校，把这些知识教授给年轻人。倘若你想了解西洋，他是最佳、甚至唯一的入口。
　　这是一种异常独特的存在。幕末维新的时刻，是如此混乱，在攘夷的口号下，一切與西洋知识有关的人都陷入危险，洋学者遇刺的消息不断传来，江户城内的商店因贩卖外国货，都会遭人压迫。福泽谕吉知道如何自保，“晚上绝不外出，不得已必须旅行时，则编个假名，行李上也不写福泽两字，以避人耳目。”
　　在知识世界里，他却创造了一种日益稳健的节奏，白天在庆应义塾教书，夜晚不停地阅读写作。他深知，不管浪人们怎样宣扬攘夷，西洋的影响不可阻挡地到来，朝日本未来的方向。新政权采纳了他的主张，15岁的明治天皇宣布的五条誓文中的最后一条即是：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这个新政权将建立于一套新知识系统上。
　　福泽谕吉的激情、努力与独特的个人经历，正是为这个新时代而准备。他在大阪学习兰学，去过美国、欧洲，编纂过日语、荷兰语、英语词典，废寝忘食地阅读每一本能得到的外文书，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如何将这些新知识，以最有效的方式传达给日本公众。
　　“他是个非常实用的人，做什么事皆目标明确，”都仓说，“他用通俗的日语写作，让每个人看懂，印刷得也很简单，读完扔掉也没关系。”
　　在都仓眼中，福泽谕吉的写作带有鲜明的意图，引介什么，摧毁什么，建设什么，皆有其章法。《西洋事情》之后，福泽于1872年至1876年间，陆续发表了17篇文章，并以《劝学篇》为名出版。
　　“这本书是为地位比较低的读者所写，他们对学问不感兴趣，福泽先生劝他们走上求学路。”都仓说。这本书也重新定义了学问。古文、和歌、作诗，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学问，不切实际，理应被舍弃;人们要关注那些实用的知识，“练习写信记账、学会打算盘和实用天平……地理学介绍日本国内及世界万国的风土情况;物理学考察天地万物的性质并探究其作用;历史是详记年代研究古今万国情况的典籍;经济学是从一身一家的生计讨论到国家世界的生计的学问……”
　　在福泽看来，这些实用性的学问，才值得追求。他也相信，知识系统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紧密相关。幕府时代的儒家学问，不仅腐朽，更是对等级森严、僵化无能的幕府统治的确认，这些新学问，也意味着一个更平等、更自由时代的到来——“如果大家不分贵贱上下，都爱好这些学问，并有所体会，而后士农工商各尽其份，各自经营家业，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
　　《劝学篇》仍在连载的1875年，亦是三田的演说馆开幕这一年，福泽谕吉出版了《文明论概略》，这是他最复杂、影响力最大的作品。
　　“文明论是探讨人类精神发展的理论，其目的不在于讨论个人的精神发展，而是讨论广大群众的总体精神发展”，福泽先生开篇写道。在他的定义里，世上的国家分文明、半开化、野蛮三种。欧洲、美国是文明国家，在这些国家，“社会上的一切事物纳于一定规范之内，人们能在规范内充分发挥自己的词，朝气蓬勃而不囿于旧习，自己掌握命运而不必仰赖他人恩威……求学问尚实用，以奠定发明的基础，工商业日益发达，开辟幸福的源泉，人的智慧似乎不仅能满足当时的需要，且有余力为将来打算”。
　　野蛮国家则“或有一定居处从事农渔业，虽然衣食尚足但不知改进工具，虽然也有蚊子但无文学，只知恐惧自然的威力，仰赖他人的恩威，坐待偶然的祸福，而不知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发明创造”。
　　至于日本、中国所出的半开化国家，则是“农业大有进步，衣食无忧，也能营造房屋建设城市，在形式上俨然成为一个国家，但察其内部则缺欠太多，文学虽盛而研究实用之学的人却很少;人与人的交往中，猜忌嫉妒之心甚深，但在讨论事物的道理上，却没有质疑困难的勇气，模仿性工艺虽巧，但缺乏革新创造之精神……人与人相处虽有一定规矩，但由于习惯的力量特大还不成体统”。
　　我记得初读福泽谕吉时的困惑，除去引人入胜的自传，其他作品似乎皆无法激起阅读兴趣，《西洋事情》《劝学篇》，或是《文明论概略》，你会觉得，这不过是常识性的描述，有何阅读的价值？且这些知识来路不明，你不知它们从哪本西方著作翻译而来。在这背后，也有我对后发国家——亚洲、中东、拉美——启蒙思想者的偏见，他们不过是在复述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托克维尔的理念。
　　这三种文明划分亦非福泽谕吉首创，他也坦白，这受到法国思想家基佐的影响。“是否存在人类物种的普遍文明、一种人类整体的命运，民族是否世世代代传承着一些从未消失的事物，这些事物日积月累，越聚越多，从而延续到时间的尽头？”他曾这样问，并随即作答：“我相信在现实中人类存在某种普遍的命运、某种整体文明的传播，因此可以撰写一部文明通史。” 　　基佐的判断，来自当时欧洲的流行思潮。这股思潮则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苏格兰的启蒙者们，从亚当·斯密到亚当·弗格森，即以文明程度来描述历史发展进程、划分不同区域。这也象征了启蒙思想中的核心，历史是进步的、线性的、有明确方向的，它从低向高。

　　你觉得存在某种文明，从社会、政治制度到文化、科技的创造力，它值得追寻，它的标准来自西方，但同时，你也感觉它的压迫感，它将可能更多彩的你，塞入一个单一轨道，“文明”恰恰变成了“野蛮”。

　　这种思想四处传播，进入教科书，成为普遍的社会思想。福泽受到这些教科书的影响，这亦是思想的一个曼妙特性，往往并非经典作品，得到广泛传播，一个平庸的作家，意外地在另一种文化中扮演了非凡的角色。
　　福泽谕吉，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家，正是被英语世界的教科书作者，而非哪些经典思想家影响。这也是迟来的启蒙者们——不管是日本、中国、印度，还是埃及、伊朗的知识分子——遇到的普遍困境，世界被突然打开，陌生知识一股脑涌来，你没有时间与能力来辨清它们，只能从现实困境出发，依靠直觉与想象力，来理解它们。
　　这也是对一个思想者的绝佳考验，你可以在此困境中，重新想象、重组这些思想与知识，并在其中展现自己的原创性。福泽谕吉就是这样的绝佳案例。
　　随着对日本理解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这些著作的魅力。我这一代，是在对“文明”的向往与怀疑中成长的。你觉得存在某种文明，从社会、政治制度到文化、科技的创造力，它值得追寻，它的标准来自西方，但同时，你也感覺它的压迫感，它将可能更多彩的你，塞入一个单一轨道，“文明”恰恰变成了“野蛮”。
　　带着这种后现代观念来看待福泽谕吉，必然偏颇。只有将其置于具体的时空中，它们的力量方能充分展现，同时，你也意外地发现，福泽先生有着现代的追求，亦有后现代的清醒。福泽谕吉将日本放于当时世界的版图，令日本人知晓自己的位置，努力的方向。同时，他也要日本人抱有信心，历史总在变动，今日的文明，亦是从昔日的野蛮演进而来，此刻代表文明的西洋，若干年后或许沦为野蛮，日本可能变得更为文明。他认同线性的进步论，也同时拥护一种多元的价值。这一切的基础，是他对个人的独立与丰沛的信念，只有每个日本人独立自尊、理性敏感，日本才可能跻身于文明的行列。
　　福泽先生扎根于自己的时代，亦超越自己的时代。一位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将之置于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托克维尔的行列，在世界范围内，也从未有一位思想者如福泽谕吉，对一个国家产生如此深而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