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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的灵魂
俄罗斯诗人古米廖夫曾经说过：“词语就是上帝”，对于写作者来说，这无异于一道神谕：因为，任何文学作品，无一不是通过词语的不断杂交、混合、嫁接而形成语言的魔力。诗歌更是通过词语神奇的穿梭、变形、组合，让虚无的时代和焦虑的灵魂可感可触，让世界和人都变得立体起来。
因此，在诗歌创作中，词语和“人”（即写作者）是一致的，甚至被视作为“人”的标志。词语只有在带有与“人”同样的体温和脉搏、对外界具有同样的触觉和感知时，写作才有可能变成贴近灵魂的写作。在这样的诗歌里，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词语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身边的空气、读者的情感，甚至屋外的时代和世界紧密相连。这样的诗歌与组成诗歌的词语，才是具有灵魂的。
对一部作品来讲，词语就是组成作品的细胞、“肉和面包”（曼德尔施塔姆《词与文化》），写作者的精神和思想即为血液，词语与细胞、肉或面包一样，有着相同的命运：被吞噬、病变、流放、毁弃……诗歌作为词语的承担者，是直接的牺牲品。
词语只有在精神和思想里流动，找到它自己的伴侣，形成它自己的组合，在写作者的思想内部受孕、充电、发光，才会有它自己的生命，有它独特的蕴意及风格，典型的例子有海子的《夜色》：
在夜色中/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
在这样的诗歌中，词语与世界、与时代、与个体既是对立抗争的，又是和谐统一的。诗人眼里的世界，在思想里经过蒸馏、遴选、洗涤，其生命的自发性和文化的自觉性融合在一起，组成令人惊异的语言，带来灵魂震撼的感受。所以，在词语和世界之间，正如希尼与贝岭在对话时所说的：“诗人的主题并不是世界的本身，而是世界怎么触发他的本性，他的诗歌是他对世界独特感受的一系列隐喻。不管有无和平，世界总是在那儿，等待着变成词语”（贝岭《面对面的注视——与谢默斯·希尼对话》）。
每一个具有灵魂的词语，都有它们独特的生命气场，也只有在这种生命气场里，我们才能感受到，自然界的每一种生物或每一个物体都带有命运的轨迹：当我们说起河流，我们感受到了悲悯、岁月、苍茫：当我们说起小草，我们感受到了卑微、倔强、不屈不挠……在这样的形象中，词语通过了人，将人的体温、感受和活力注入物的存在中，到了这时，词语不仅仅是面包和肉，也不仅仅是小麦、大米、高梁……——它不仅是填饱肚皮的食物，更是精神的食粮。
无可否认，词语的灵魂是由使用他的人所赋予的。具有了灵魂的词语，它包含了大自然的灵性，生活的真谛。这就要求诗人有过硬过高的思想的精髓、精神的内核、生命的觉悟。词语若没有了人心、人情、人性以及文化、历史、自然等等的关联，词语便不会具有灵魂的可能，也不会被我们发现、感受、领悟。我们不难发现，那些枯燥的说教，依样画葫芦的观念照搬，无论多么情怀壮烈或者温柔婉约，依旧不能使我们感受到它的生命质感。
因此，每一个诗歌写作者，唯有当他感受到了词语与词语之间天使般的组合，历经语言的诱惑及对意义的恐惧和迷恋之后，方能成为一名诗人。
我们一天天衰老、健忘，但词语永远不会随着时光河流的枯竭而消逝，它们从来就不曾老去。它们悄然隐藏于作品中，却固执地散发着凛冽、清亮的光芒，它们流经我们的思想，贴近我们的血液，知道我们的生存。
词语的光芒
砖头在没有成为砖头之前，只是一堆泥土，砖头在砌成墙壁之后，有了它自己的命运。即遮风挡雨的同时，还要承受风吹雨打，电闪雷鸣。众多的砖头组成一栋房子之后，便有了自己的价值：是金碧辉煌的皇宫，还是草民的陋室？同样，语言在没有成为语言之前，只是一堆散乱的字词，字词通过作者的排列组合，形成文章，体裁也有了多种形式：散文、诗歌、小说、随笔等等。字词的排列组合遵从了作者的意愿，而作者的灵魂格局、思想境界、眼界高远等决定了作品的价值：是流传的经典，还是三流或不入流的文字垃圾？因此，文字变成语言，语言形成作品，无不与作者的灵魂、肉体紧密相连。
语言由词语构成，对语言来说，词语便成为语言的生产基地、母体、繁殖场……每一篇文章、每一句话语、每一个句子，无不是词语在受孕、碰撞、发光，在它们自由的组合之下，才让一个人的思想和灵魂都可感可触，让美好得以传唱、温暖得以蔓延。关于词语，诗人贾岛的“推敲”故事，足以说明了字词在组成语言之前，无不是操作者（诗人或写作者）深思熟虑的结果。
“每个优秀的诗人对词语、句子、语气，甚至在何处断句、何处歇息、何处跨行，都非常考究……”（敬文东《词语紧追思绪——或一个隐蔽的诗学问题》）当词语的组合企图呈现作者的意图，表达作者的思绪，必定有他们自己的原则、底线和可遵循的规律。作为语言的最高表现形式——诗歌，对词语的操作也将更为苛刻，或者说残忍：“谁能像牧师高举圣餐那样把词语高高举向时间，谁就会成为第二个约书亚·嫩的儿子”（曼德尔施塔姆）。
每一个写作者都是词语的收集者和穿串者，词语就是细胞，思维就是血液，词语的组合与排列是否得体漂亮，就得依赖于词语操纵者的思维、境界，并且最终将以此取胜：“诗歌中对话的达成和实现，最终的任务要落实到语词上。它需要一种特殊的构词法”（敬文东）。而这种特殊的构词法，诗人们在使用的时候也深有体会：
一个词正尝试出发，像一片晓风从他唇边飘起/另一个词保持聆听，她克制的模样宛若花园/……/一个词敞开了，另一个在起劲地婉转/一个词点亮了，另一个颜色稍暗
（杨政：《芥末坊之夜》）
因此，词语在进入诗歌之前，就已有了它自己的指代和光芒，比如描写自然四季的词语、描写女子貌美的词语等等。而怎样将一个个简单的词语，组合成一个爆炸的宇宙，向时间、读者释放它的光芒，这就有赖于作者的技艺，它必须要求作者从汉字的音乐、音律、音色……从一首诗歌或一篇文章的组成、结构、节奏等，从听觉、触觉、视觉的有机结合，建构完美的创作方式，使天地宇宙、心灵情感以完美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自古以来所有写作者苦苦追求的目标。
曼德尔施塔姆说过：“一个英雄时代在词的生命中开始，词是肉或面包，词与面包和肉有着同样的命运：受难。”但现实的残酷在于，世界千变万化，“肉和面包”如果短缺，造成語言的“饥荒”，使人面临“无语”或“失语”的状态，“词语跟不上思绪”，写下来的语言往往苍白无力，是许多作者面临的重大难题。
词语的组合方式，预示着语句内在的张力，也反映出作者的思想深度，反过来，作者的思维、意识、思考在制约着语言的生成，写作者该怎样来黏合这一切？在我最初写作之时，面对读到的精彩诗句，震撼之余常常深感怅惘：我要怎样才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歌？或许是想得太多太深，有时，在漆黑的夜幕中，在我所居住的小小斗室之中，似乎能看到眼前飞舞的词语，像蝴蝶、像蜜蜂、像漫天飞舞的粉尘，等待着我去组合、排列，让它们在空中跳出优美的舞蹈。那一刻，我真切地感觉到了语言的召唤和等待。为了更好地组合它们，我把自己关起来，读各种书，找寻各种途径，我需要在我的内心和灵魂中有一条串连和维系它们的纽带，与它们达成一种契合关系，一种灵魂上的共识：我将以最大的努力为它们组合最优美的舞蹈，而它们将忠实地传达我的所思所想。这样的写作过程，是一场灵魂的挣扎，一场词语的斗争，这是极其痛苦又是极其快乐的，像水与火的交织，雷雨与闪电的交织，那种灵魂与思想的寻找与捕捉、撕扯与融合，痛苦而又迷人。
让词语融入我们的血液和呼吸，让写作更具力量，让心灵更为宽阔，让活着更具价值。在千变万化的词语的园林，写作者就是睿智的园丁，他必须有娴熟的技艺，有崇高的心灵，有深邃的思想，把我们带入现实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俄罗斯诗人古米廖夫曾经说过：“词语就是上帝”，对于写作者来说，这无异于一道神谕：因为，任何文学作品，无一不是通过词语的不断杂交、混合、嫁接而形成语言的魔力。诗歌更是通过词语神奇的穿梭、变形、组合，让虚无的时代和焦虑的灵魂可感可触，让世界和人都变得立体起来。
因此，在诗歌创作中，词语和“人”（即写作者）是一致的，甚至被视作为“人”的标志。词语只有在带有与“人”同样的体温和脉搏、对外界具有同样的触觉和感知时，写作才有可能变成贴近灵魂的写作。在这样的诗歌里，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词语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身边的空气、读者的情感，甚至屋外的时代和世界紧密相连。这样的诗歌与组成诗歌的词语，才是具有灵魂的。
对一部作品来讲，词语就是组成作品的细胞、“肉和面包”（曼德尔施塔姆《词与文化》），写作者的精神和思想即为血液，词语与细胞、肉或面包一样，有着相同的命运：被吞噬、病变、流放、毁弃……诗歌作为词语的承担者，是直接的牺牲品。
词语只有在精神和思想里流动，找到它自己的伴侣，形成它自己的组合，在写作者的思想内部受孕、充电、发光，才会有它自己的生命，有它独特的蕴意及风格，典型的例子有海子的《夜色》：
在夜色中/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
在这样的诗歌中，词语与世界、与时代、与个体既是对立抗争的，又是和谐统一的。诗人眼里的世界，在思想里经过蒸馏、遴选、洗涤，其生命的自发性和文化的自觉性融合在一起，组成令人惊异的语言，带来灵魂震撼的感受。所以，在词语和世界之间，正如希尼与贝岭在对话时所说的：“诗人的主题并不是世界的本身，而是世界怎么触发他的本性，他的诗歌是他对世界独特感受的一系列隐喻。不管有无和平，世界总是在那儿，等待着变成词语”（贝岭《面对面的注视——与谢默斯·希尼对话》）。
每一个具有灵魂的词语，都有它们独特的生命气场，也只有在这种生命气场里，我们才能感受到，自然界的每一种生物或每一个物体都带有命运的轨迹：当我们说起河流，我们感受到了悲悯、岁月、苍茫：当我们说起小草，我们感受到了卑微、倔强、不屈不挠……在这样的形象中，词语通过了人，将人的体温、感受和活力注入物的存在中，到了这时，词语不仅仅是面包和肉，也不仅仅是小麦、大米、高梁……——它不仅是填饱肚皮的食物，更是精神的食粮。
无可否认，词语的灵魂是由使用他的人所赋予的。具有了灵魂的词语，它包含了大自然的灵性，生活的真谛。这就要求诗人有过硬过高的思想的精髓、精神的内核、生命的觉悟。词语若没有了人心、人情、人性以及文化、历史、自然等等的关联，词语便不会具有灵魂的可能，也不会被我们发现、感受、领悟。我们不难发现，那些枯燥的说教，依样画葫芦的观念照搬，无论多么情怀壮烈或者温柔婉约，依旧不能使我们感受到它的生命质感。
因此，每一个诗歌写作者，唯有当他感受到了词语与词语之间天使般的组合，历经语言的诱惑及对意义的恐惧和迷恋之后，方能成为一名诗人。
我们一天天衰老、健忘，但词语永远不会随着时光河流的枯竭而消逝，它们从来就不曾老去。它们悄然隐藏于作品中，却固执地散发着凛冽、清亮的光芒，它们流经我们的思想，贴近我们的血液，知道我们的生存。
词语的光芒
砖头在没有成为砖头之前，只是一堆泥土，砖头在砌成墙壁之后，有了它自己的命运。即遮风挡雨的同时，还要承受风吹雨打，电闪雷鸣。众多的砖头组成一栋房子之后，便有了自己的价值：是金碧辉煌的皇宫，还是草民的陋室？同样，语言在没有成为语言之前，只是一堆散乱的字词，字词通过作者的排列组合，形成文章，体裁也有了多种形式：散文、诗歌、小说、随笔等等。字词的排列组合遵从了作者的意愿，而作者的灵魂格局、思想境界、眼界高远等决定了作品的价值：是流传的经典，还是三流或不入流的文字垃圾？因此，文字变成语言，语言形成作品，无不与作者的灵魂、肉体紧密相连。
语言由词语构成，对语言来说，词语便成为语言的生产基地、母体、繁殖场……每一篇文章、每一句话语、每一个句子，无不是词语在受孕、碰撞、发光，在它们自由的组合之下，才让一个人的思想和灵魂都可感可触，让美好得以传唱、温暖得以蔓延。关于词语，诗人贾岛的“推敲”故事，足以说明了字词在组成语言之前，无不是操作者（诗人或写作者）深思熟虑的结果。
“每个优秀的诗人对词语、句子、语气，甚至在何处断句、何处歇息、何处跨行，都非常考究……”（敬文东《词语紧追思绪——或一个隐蔽的诗学问题》）当词语的组合企图呈现作者的意图，表达作者的思绪，必定有他们自己的原则、底线和可遵循的规律。作为语言的最高表现形式——诗歌，对词语的操作也将更为苛刻，或者说残忍：“谁能像牧师高举圣餐那样把词语高高举向时间，谁就会成为第二个约书亚·嫩的儿子”（曼德尔施塔姆）。
每一个写作者都是词语的收集者和穿串者，词语就是细胞，思维就是血液，词语的组合与排列是否得体漂亮，就得依赖于词语操纵者的思维、境界，并且最终将以此取胜：“诗歌中对话的达成和实现，最终的任务要落实到语词上。它需要一种特殊的构词法”（敬文东）。而这种特殊的构词法，诗人们在使用的时候也深有体会：
一个词正尝试出发，像一片晓风从他唇边飘起/另一个词保持聆听，她克制的模样宛若花园/……/一个词敞开了，另一个在起劲地婉转/一个词点亮了，另一个颜色稍暗
（杨政：《芥末坊之夜》）
因此，词语在进入诗歌之前，就已有了它自己的指代和光芒，比如描写自然四季的词语、描写女子貌美的词语等等。而怎样将一个个简单的词语，组合成一个爆炸的宇宙，向时间、读者释放它的光芒，这就有赖于作者的技艺，它必须要求作者从汉字的音乐、音律、音色……从一首诗歌或一篇文章的组成、结构、节奏等，从听觉、触觉、视觉的有机结合，建构完美的创作方式，使天地宇宙、心灵情感以完美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自古以来所有写作者苦苦追求的目标。
曼德尔施塔姆说过：“一个英雄时代在词的生命中开始，词是肉或面包，词与面包和肉有着同样的命运：受难。”但现实的残酷在于，世界千变万化，“肉和面包”如果短缺，造成語言的“饥荒”，使人面临“无语”或“失语”的状态，“词语跟不上思绪”，写下来的语言往往苍白无力，是许多作者面临的重大难题。
词语的组合方式，预示着语句内在的张力，也反映出作者的思想深度，反过来，作者的思维、意识、思考在制约着语言的生成，写作者该怎样来黏合这一切？在我最初写作之时，面对读到的精彩诗句，震撼之余常常深感怅惘：我要怎样才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歌？或许是想得太多太深，有时，在漆黑的夜幕中，在我所居住的小小斗室之中，似乎能看到眼前飞舞的词语，像蝴蝶、像蜜蜂、像漫天飞舞的粉尘，等待着我去组合、排列，让它们在空中跳出优美的舞蹈。那一刻，我真切地感觉到了语言的召唤和等待。为了更好地组合它们，我把自己关起来，读各种书，找寻各种途径，我需要在我的内心和灵魂中有一条串连和维系它们的纽带，与它们达成一种契合关系，一种灵魂上的共识：我将以最大的努力为它们组合最优美的舞蹈，而它们将忠实地传达我的所思所想。这样的写作过程，是一场灵魂的挣扎，一场词语的斗争，这是极其痛苦又是极其快乐的，像水与火的交织，雷雨与闪电的交织，那种灵魂与思想的寻找与捕捉、撕扯与融合，痛苦而又迷人。
让词语融入我们的血液和呼吸，让写作更具力量，让心灵更为宽阔，让活着更具价值。在千变万化的词语的园林，写作者就是睿智的园丁，他必须有娴熟的技艺，有崇高的心灵，有深邃的思想，把我们带入现实之外的另一个世界。